揭开世界上真正社会主义国家--古巴真实一面

- 平均工资相当于二百四十元人民币。 - 房子是国家分配的，电冰箱、电视机、电风扇也都是。 - 古巴执政党对社会主义的信仰坚定不移，历史上从没有一个运动是折腾知识分子的。 - 卡斯特罗的 9 个子女，没一个在做生意，也没一个当官。 - 公交车、冷饮店、外汇券商店总排着长队。 哈瓦那已经在雨季的末尾了。雪茄色的阴云下，加勒比的海水几乎是黑色，间或的，有 阳光从云层中钻出来，洒出圣洁的几缕。 在与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的直接对峙中， 古巴， 这个西半球独树一帜的社会主义国 家，坚持了将近 50 年。 2 月 25 日， 劳尔·卡斯特罗当选古巴国务委员会主席， 古巴完成了最高领导人的交接班。 82 岁的菲德尔·卡斯特罗退休了，美国国务卿赖斯期待的“巨大的变化”并没有发生。 劳尔·卡斯特罗说， 满足“人民的基本需要”是古巴当前的“要务”， 同时也强调“务必以全面、 连贯的方式”实现这一目标。 而当全世界都在试图从古巴新领袖的言行中寻找“改革”的暗示时，哈瓦那人还在继续、 重复着自己的生活。傍晚，灯塔下，西班牙式小楼透出了晕黄的灯光，三三两两的钓鱼人正 在收线，三四尾的鱼获将会是一家人的晚餐。有名卖艺的青年，吹着长号，曲子是披头士乐 队的“Hey，Jude”。 最重要的小本子 米莉安一家住在“美洲棒球场”附近。米莉安的父亲是国营企业的副总经理，全家月收入 800 古巴比索(约 240 元人民币)。这在古巴已算高收入，古巴的平均工资大约只相当于 100 元人民币，即便卡斯特罗，月薪也只相当于人民币 300 元。 房子是国家分配的，电冰箱、电视机、电风扇也都是。和大多数古巴家庭一样，缝纫机 加上蓝色塑料布用作电视柜，冰箱的门关不上了，就焊上一个插销。 而国家配发的最重要的东西，是一个绿纸皮的小本子。 本子的第一页，登记了全家的人数和年龄，第二页登记着每人每月可以分得的物资，包 括：3.5 公斤米，0.7 公斤黑豆或红豆，2.5 公斤糖，1 块肥皂，10 个鸡蛋，0.25 公斤菜油， 1 包咖啡，1 公斤鸡肉。 每个月头几天，米莉安和妈妈一起拿着小本子到附近的“国营供应点”，只要有这些物资 到货，他们就以国家统一规定的便宜的价钱购买。比如，前 5 个鸡蛋每个约人民币 5 分钱，

后 5 个 3 毛，再想多买，就要更贵。 发黄的日光灯管、几个趴在柜台上聊闲天的工作人员、墙角边的十几袋大米、装菜油的 大木桶，这几乎就是哈瓦那一些“国营供应点”的标准配置。 “前两天菜油还没有到货，不知道这两天来了没有。”米莉安的母亲摇摇头，说，“本子上 的东西，基本上够全家

吃一个星期，其他的就要去‘黑市’买了。” 国外的亲戚寄的，企业在计划外生产的，甚至是从工厂“顺”出来的——哈瓦那人总有自 己的办法，拿货到“黑市”上卖，并且找到自己需要的东西。“黑市”价格高于国家定价，但基 本能满足古巴民众生活所需。 就在这个社区的“国营供应点”隔壁，一扇窗户开了，开始出售自制的朗姆酒，大约 5 块 钱人民币可以买到 0.5 公斤。附近的居民正在排队，争相购买，但一看到记者举起的相机， 马上就散了开去。 而米莉安家的冰箱里，也有一个生日蛋糕，还有那么一瓶“雪碧”。 米莉安家最新的电器，是一台中国生产的电饭煲。2006 年古巴从中国进口了上百万台 电饭煲和电冰箱，从古巴最穷的乡村开始，平均分发给全国的民众。“冰箱大概也快了。”母 亲说。 “国营供应点”门前张贴着配发给各户冰箱的领取情况。这是古巴和中国海尔公司谈判进 口的，据说多达数十万台。它们被优先供应农村和偏远地区，直到 2006 年底才刚开始在首 都配发。中国前驻古巴大使陈久长告诉我们，这体现了卡斯特罗的一贯思路，“优先照顾穷 人和最不发达的地区”。 “这就是古巴的革命，卡斯特罗的革命” 米莉安的父亲刚刚得了一次感冒。在 Zemo 医生的诊所，米莉安的父亲花了大约 3 块 5 毛钱人民币，这是 3 针青霉素的钱，在古巴各级医院，所有的检查、诊断都是免费的。 Zemo 是这片社区 120 户家庭、600 多人的“家庭医生”，他负责这里的疾病预防、诊疗 以及社区防疫等。 病人只有经过家庭医生诊断之后， 才可以进入上一级综合诊所或医院医治。 他要为管区内每一位居民建立“健康卡”，得过重病的居民，他还要定期探视和回访。诊 所配备有基本的医疗设备和药品，就诊室、候诊室、检查室，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这个独具古巴特色的“家庭医生制度”，产生于上世纪 70 年代，并一直延续至今。 米莉安的父亲对国家的医疗制度也有微词。“住院是不收费，不过要想有好一点的康复 条件、 好一点的伙食， 也需要付费。 ”“医院、 医生也总是有好坏之分， 而且想早点得到治疗， 或者去好一点的医院，就需要关系和送礼。”他说。

不过，菲德尔·卡斯特罗依然认为：“在最近几年卫生领域采纳的众多建议中，也许没有 一项像家庭医生这种制度更能得到这样大的社会成就和医疗界的反响了。” “很多古巴人和外国人，看见我们的医生、教授为他们服务，分文不取， 他们就明白了， 这就是古巴的革命，卡斯特罗的革命。”古巴律师 Rodolfo Davalos Fernandez 说。 18 岁的米莉安在技校学电脑。她父母并

不担心学费，古巴各级教育都免费。古巴驻华 大使埃尔南德斯介绍，“即便在经济最困难的上世纪 90 年代，也没有停办任何一所学校，没 有一间学校的校舍是危房”。 Medardo Montez Cadiz 教授在哈瓦那大学西班牙语系担任教务长，他说，哈瓦那大学 的任务就是“培养有质量的学生为国家服务”。 古巴也有全国统一的“高考”，其中所有专业必考的科目是历史。在 Cadiz 教授看来，“清 楚古巴的历史与现状，对大学生的意识形态和思想培养，都很重要。” 米莉安技校毕业后，也可参加“高考”；如果考不上，她还可选修“社区大学课程”。“社区 大学课程不需要考试，是为了普及高等教育。”Cadiz 教授说。 哈瓦那大学曾经培养了菲德尔·卡斯特罗，现在则集中了古巴最好的青年。其中的佼佼 者， 被誉以“社会工作者”、 “卡斯特罗的儿女”， 他们在学校和其他国家机构中担任重要工作， 是古巴未来的干部储备。 而哈瓦那大学的各级党委， 并不直接参与行政， 主要的工作是替上级监督学校行政教学 机构的工作。 年轻人常有自己的想法。 哈瓦那大学本科三年级的中国留学生赵威尔， 曾参加过一次令 他印象深刻的班会。一次反美游行，班里有 4 个古巴同学没参加，出勤率全校最低，校学 生会特地召集全班同学，讨论“是否应该参加游行”。 “那 4 个同学坚持说，不参加游行是‘基本的人权’，然后背起包就走，教室里居然有零星 的掌声。不过后来他们还是被‘社会工作者’找去分别谈话了。” “到处都是社会主义！” 哈瓦那的“涉外出租车”上，总会有张简单的表格和一支笔，司机要记录下每一单生意旅 客的人数以及出发地和目的地等等，以应对随时可能遇到的检查。中国留学生沈青山介绍， 这是为了“防止挖社会主义墙脚”，因为出租车公司是国有的。 用外汇券 CUC 的商店，只接待外国人的酒店，只准外国人就餐的酒吧，分割出了一个 不完全属于古巴民众的世界。 就连街上的出租车都明确区别： 有空调标志的轿车， 是用 CUC 支付的，“古巴人一般决不至于拿半个月的工资打一趟车”，沈青山说。而大多数古巴人所谓 “打的”，是“突突”冒着黑烟的前苏联大轿车。更准确地说，这是轿车模样的公交车。

因为石油短缺，卡斯特罗一声号召，古巴所有的公车私车，都招手即停，只要顺路，谁 都可以搭车。 每天下午 1 点钟和晚上 8 点钟，4 家国有电视台统一播放国家新闻；古巴惟一的中文报 纸《光华报》的编辑蒋祖康向本报记者介绍，他们的报纸上关于古巴的新闻，就直接从《格 拉玛报》《劳动报》《古巴青年报》等

官方报纸上面翻译，“没有自己采写的报道”。 、 、 公交车站总是排着长队，因为很久才有一趟车；冷饮店前总排着长队，约 3 毛钱人民 币的冰激凌总是稀缺；兑换外汇券 CUC 的地方也总排着长队，因为只有外汇券商店才能买 到洗涤剂、家电甚至好一些的卫生纸。“这是一个排队的国家。”哈瓦那大学光学专业的博士 生胡里奥说。 回顾古巴历史，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吴洪英认为，“从某种程度上说，是美 国逼卡斯特罗走上社会主义道路。 美国封锁根本上限制了古巴发展， 只能由国家统一协调有 限的资源，向苏联一边倒。” 1960 年 8 月 6 日，古巴的美国炼油厂拒绝加工苏联石油，菲德尔·卡斯特罗宣布对美国 在古巴的炼油厂、糖厂、电力公司和电话公司实行国有化。次年 4 月 16 日，卡斯特罗宣布 古巴革命为社会主义性质。第二天，由美国中情局训练和武装的古巴流亡分子在猪湾登陆， 却迅速被击溃。 “菲德尔确实厌恶资本主义。”多次担任卡斯特罗中文翻译的王政透露，“他常说，没人比 他更有资格评价资本主义，因为他亲见过哈瓦那曾经的糜烂和腐化。” 卡斯特罗把海外援助和大部分财政“都用在农村建设上”， “社会主义革命以来， 农村变化 最大，中国的许多农村比古巴农村要差得多。”陈大使说。 在哈瓦那，革命几十年来，除了最近一些新建的酒店、一个商务中心、一所新的大学， 几乎就没有什么新建筑。 根据不同的行政级别、工作岗位，古巴制定了 19 级的工资标准，最低 225 比索，最高 525 比索。全古巴劳动者，同级别就拿同样的工资。 吴洪英研究员用“低水平下的平均主义”概括古巴的各项社会分配制度；曾在中国留过学 的古巴人 SraTaoLi 说；“古巴人生活很愉快，有酒有饭，有学习，有医院。我们过得安静， 没有枪，没有毒品。” “这个国家到处都是社会主义！”在古巴生活了 17 年的王政感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