愤怒出诗人_读_史记_屈原传_
炎黄纵横
读史札记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诗的国度,两三千年前的那部《诗经》,在世界文坛上占有显赫的地位。但诗三百篇的作者一个也没有留下姓名。不知是原本如此还是被编者孔夫子一笔删去,总之是个遗憾。几百年后,直到战国时代,中国才出现第一个署名的诗人,他就是屈原。
翻开司马迁的《史记》,人们看到,屈原以其“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的个人魅力,得到了楚怀王的信任,当过楚国的左徒(地位仅次于丞相),“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可谓风光一时。这期间,他曾奉命出使齐国,签订联合抗秦的盟约;还接受委托,起草宪令。但是,以上官大夫靳尚、楚怀王的宠姬郑袖和公子子兰为代表的旧贵族,激烈反对屈原的所作所为。在屈原起草的宪令还没有定稿时,靳尚就想拿过来看,屈原不肯,他便跑到楚怀王面前说屈原的坏话。靳尚说,“王使屈平为令,众莫不知,每一。意思是,令出,平(屈原名平)伐其功,以为‘非我莫能为’也”
屈原贪天功为己有,不把怀王放在眼里。怀王信以为真,非常生气,就免去屈原的左徒之职,把他降为三闾大夫,放逐到汉水一带。
屈原遭到如此的谗害,十分悲愤,写下了千古绝唱《离骚》。他在诗中抨击靳尚等奸佞“众皆竟进以贪兮,凭不厌乎求索”,批评楚怀王“荃不察余之中情兮,反信谗而齋怒”,发出了“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的呐喊,并表示决心:“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在屈原被流放之时,秦国为了离间齐楚的联盟关系,派张仪到楚国。这个“连横”策略的主张者假惺惺地对楚怀王说,如果楚国能与齐国绝交,秦国愿意“献商、于之地六百里”给楚国。贪心的楚怀王轻信张仪的话,立刻与齐国绝交,然后派人到秦国接受献地。但狡猾的张仪却对楚使说,“仪与王约六里,不闻六百里。”楚怀王听了楚使的汇报,觉得自己被秦国耍了,非常恼怒,遂于公元前313年兴师伐秦。面对楚军的汹汹来势,秦国不甘示弱,也发兵击之,双方大战一场。楚国曾经的盟友齐国因楚怀王毁约而“怒不救楚”,最后楚国惨败,楚将被俘,汉中的大片土地也丢了。
吃了亏的楚怀王这时又想起了屈原,派他出使齐国,以修补双方的关系。秦国知道后,派张仪再次到楚国游说。楚怀王想起张仪的欺骗行为,要杀他。然而张仪买通靳尚、郑袖等人,劝楚怀王不要与秦国交恶,楚怀王听进这个意见,遂放了张仪。屈原从齐国回来后问怀王,“为什么不杀张仪?”怀王听了追悔莫及。
公元前299年,秦昭王建议楚怀王在武关约会,怀王答应了。屈原认为不可,他对楚怀王说,“秦虎狼之国,不可信,不如毋行。”怀王的小儿子子兰却劝怀王赴会,说是“奈何绝秦
愤
读楚史
欣记
・屈原传《》
怒出诗人
——
42
2007年第5期
读史札记
欢?”楚怀王最终去了武关。这一去,果然中”计。“秦伏兵绝其后,因留怀王,以求割地。怀王不答应,逃往赵国,赵国因惧怕秦国而拒绝,怀王只好又跟着秦使回到秦国,并最后死在那里。
继承者顷襄王也是—个昏君,他任命弟弟子兰为令尹(楚国的最高行政长官)。楚国老百姓对这个劝怀王入秦的子兰是很有意见的,顷襄王却仍然重用他。屈原看到国家一天天走下坡路,心急如焚,他一再劝说顷襄王要远小人,励精图治,有所作为。但这引起子兰的仇恨,他让上官大夫在顷襄王面前诽谤屈原。糊里糊涂的顷襄王与他的父亲怀王一样,对谗言不加分析,就信以为真,把屈原逐出了都城。
这次屈原被流放到沅湘流域一带。他经常在汨罗江畔行吟,眷顾国家命运。可是楚国日渐衰弱,公元前278年,秦国大将白起带兵南下,攻破了楚国的都城郢。目睹国家情势如此危急,屈原无限悲痛,他容颜憔悴,披头散发。有个打渔的老人看到他就问道,您不是三闾大夫吗?为什么来到这里?屈原回答,举世的人都混浊了,唯有我是清白的;大家都喝醉了,只有我是清醒的,因此我被放逐到这里。老渔夫说,既然天下的人都混浊了,您为什么不随波逐流呢?既然大家都醉了,您何不也喝上几盅呢?屈原生气地说,这像什么话,难道可以黑白混淆、是非颠倒吗?不,我宁可跳入清流,葬身鱼腹,也不愿让我洁白的身体蒙受世俗的尘垢。
充满悲愤的屈原写下了《怀沙》之赋,表明他“怀情抱质”,“定心广志”,“知死不可让”的人生态度,于当年的五月初五跳进汨罗
炎黄纵横
江自杀。这年他62岁。司马迁在《史记屈原传》的篇末写道:“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适长沙,观屈原所自沉渊,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
提起屈原,不能不说到《离骚》。这是屈原的代表作,是中国古代最宏大的一篇政治抒情诗。前半部分写他的政治理想,以及受到恶势力的反对和陷害,但他始终坚强不屈;后半部分描写他上天下地去追求所理想的对象,结果却失望了。诗人在作品中,向先祖大舜倾诉衷情,同传说中的人物交友,将香草美人比作忠贞,恶禽臭草喻为邪佞,让风、雨、雷、电、云、月作他的侍从,命凤凰和龙替他拉车,充满着让人叹为观止的丰富想象,是伟大的浪漫主义经典之作。对于屈原的《离骚》,
《史记》
这样写道:“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谗害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离骚者,犹离忧也。”又说,“屈平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谗人间之,可谓穷矣。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尘也。”司马迁的这些话,是对屈原《离骚》最早也是最具权威的评说。他还认为,“《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屈原之志“虽与日月争光可也。”评价极高。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一书中也对《离骚》赞美道———“逸响伟辞,卓绝一世,世人惊其文采,相率仿效。”
屈原之所以能成为千古不朽的诗人,既有个人的天赋,也有其历史的大背景。他生于群雄争霸、秦国一枝独秀的战国后期,楚国由盛而衰。屈原关心国家的命运决定了他忧患的一生,不幸的遭遇更让他把胸中的愤怒倾泻而出。恩格斯在其著名的《反社林论》一书中曾指出,“愤怒出诗人”。几千年来中外文学史充分证明了这个论断。而在中国,从《诗经》的《硕鼠》、《伐檀》之类的无名氏作者,到写下“怒向刀丛觅小诗”的鲁迅,都可以说是“愤怒出诗人”。但屈原是第一个有名有姓的典型,也是世界文化名人,他的精神和诗作对后世产生极大的影响。
屈原祠
43
2007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