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陈寿及[三国志]所遭非议的辨正

作者：栾继生

北方论丛 1996年04期

　　在“前四史”的作者中，陈寿在后世的声望远不及司马迁和班固，甚至还蒙受了许多非议，身前身后，皆“位望不充其才”〔1〕， 实甚冤之。本文旨在就陈寿遭到非议的主要事端加以辨析，力求给陈寿及《三国志》一个公允的评价。

　　一、“曲笔回护”纯系枉加

　　陈寿遭非难最多的便是所谓曲笔回护之事，议者主要指责他以魏为正统，为曹魏和司马氏回护，具体而言，主要有下列几个问题：

　　一是《三国志》中，唯《魏书》有纪、有传，而蜀、吴二书只有传而无纪之事。清代赵翼说：“寿修书在晋时，故于魏、晋革易之处，不得不多所回护。而魏之承汉，与晋之承魏一也，既欲为晋回护，不得不先为魏回护。”〔2〕在他看来，似乎陈寿为魏立本纪， 从主观上就是要故意维护晋统治者。正如《四库提要》所说：“寿为晋武之臣，而晋武承魏之统，伪魏是伪晋矣。其能行于当代哉？”但是，细读《三国志》就会发现，陈寿这样处理主要并非出此隐衷，而是尊重了史实的结果。陈寿从三国鼎立的客观事实出发，将三国史事并立为三书。而在三国之中，魏国的势力最强，居于首要地位。从地理上看，曹魏三分天下有其二；从国力上看，曹魏的政治、经济、军事实力都远胜于蜀、吴二国；从历史进程上看，先是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接着是曹丕代汉，魏承汉祚，事实就是如此，陈寿当然要据事直书了。退一步说，即使陈寿在当时的特殊环境中势必要如此处理的话，那么，这种处理也恰恰反映了历史事实。何以怪之？

　　这个本已十分清楚的问题，何以引出如此非议呢？细察之，后来的所谓正统之争，多是由于一些史家出于某种特殊的政治需要而制造出来的。对此，《四库提要》犹能鞭辟入里：“其书以魏为正统，至习凿齿作《汉晋春秋》始立异议，自朱子以来，无不是凿齿而非寿。……盖凿齿时，晋已南渡，其事有类乎蜀，为偏安者争正统，此孚于当代之论者也。……此犹宋太祖篡立近于魏，高宗以后偏安江左近于蜀，而中原魏地全入于金。故南宋诸儒纷纷起而帝蜀。此皆当论其世，未可以一格绳也。”陈寿记载的客观真实，后世史家的非议之谬，不言自明。

　　二是《三国志》中关于曹操在建安年间任职变迁的记载，均记为天子所任命之事。如，《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载：建安元年，“天子拜公司空”。建安十三年，“以公为丞相”。建安十八年，“天子策命公为魏公”。建安二十一年，“天子进公爵为魏王”。而同是这段历史，《后汉书》的记载则与之恰恰相反。《后汉书·献帝纪》分别记载为“曹操自为司空”；“曹操自为丞相”；“曹操自立为魏公”；“曹操自进号魏王”。一记为诏命，一记为自领，其态度完全相反。对此，《廿二史札记》认为《后汉书》“有《春秋》遗法”，而《三国志》则是“创为回护之法”。那么，陈寿的记载究竟是回护还是实录呢？从相关的佐证材料中，我们可以找到答案。

　　首先，裴松之为《三国志》作注时，对《三国志》进行了补缺、备异、惩妄、论辩工作，他不仅认同了陈寿的有关记载，而且还增补了许多有关的天子诏书和曹操的答谢等资料。另外，《资治通鉴》的有关记载，也全部采用了《三国志》之说。司马光撰《通鉴》，对史料曾进行过严格的审核，处理手法相当高明，颇值信赖。可见，即使陈寿回护，那么，裴松之、司马光皆距晋甚远，不必回护，且他们都以精审史料见长，若陈寿有误，他们自当有所辨正。

　　其次，范晔著文，强调“以意为主，以文传意”〔3〕。 其著史则“贵义德，抑势利，进处士，黜奸雄。”〔4〕因此， 他对曹操采取了贬抑的态度，有违事实。此外，赵翼《廿二史札记》亦“以议论为主”，“不以考核见长”。〔5〕相形之下，还是“寿书铨叙可观， 事多审正。”〔6〕

　　三是《三国志·魏书·三少帝纪》载：“大将军司马景王将谋废帝，以闻太后”事。“甲戌，太后令曰……遣芳归藩于齐，以避皇位。”对此，赵翼批评道：“齐王之废，全出于师，而太后不知也。《魏纪》反载太后之令，极言齐王无道不孝，以见其当废，其诬齐王而党司马氏亦太甚矣。”〔7〕其实，如果把相关的材料联系起来考察， 就会发现，陈寿并非是在袒护司马氏，而是巧妙地把史实反映在读者面前了。在此事发生之前，陈寿记道：“庚戌，中书令李丰与皇后父光禄大夫张缉等谋废易大臣，以太常夏侯玄为大将军。事觉，诸所连及皆伏诛。……三月，废皇后张氏。”这里，早已反映出皇帝与司马氏之间存在着激烈的矛盾。皇后父张缉等人欲以夏侯玄为大将军，而废司马师，事觉被诛。司马师转而欲废皇帝。文中清楚地写出了是司马师先“谋废”，然后才“以闻皇太后”，接着才是“太后令曰”，其中谁是主谋？谁有决定权？令人一望便知，怎么能说陈寿“党司马氏亦太甚”呢？

　　四是《三国志·魏书·三少帝纪》关于“五月己丑，高贵乡公卒，年二十”的记载。对此，赵翼批评说：“绝不见被弑之迹。”〔8〕其实，如果把《三国志》中的有关记载综合起来看，高贵乡公被杀之事也同样昭然若揭。

　　陈寿写高贵乡公“少好学，夙成。齐王废，公卿议迎立公。十月己丑，公至于玄武馆，群臣奏请舍前殿，公以先帝旧处，避止西厢。群臣又请以法迎驾，公不听。庚寅，公入于洛阳，群臣迎拜西掖门南，公下舆答拜，傧者请曰：‘仪不拜。’公曰：‘吾人臣也。’遂答拜。至止车门下舆。左右曰：‘旧乘舆入。’公曰：‘吾被皇后征，未知所为！’遂步至太极东堂见于太后。其日即皇帝位于太极前殿，百僚陪位者欣欣焉。”〔9〕可见，他是一位有主见、懂礼仪的少年。即位之后， “减乘舆服御、后宫用度，及罢尚书御府百工技巧靡丽无益之物。”〔10〕他重视读书讲学，自己也博通经义，爱好文学。与鸿儒论经，以至于专攻《易》、《书》的博士们只得说：“非臣愚见所能逮及。”〔11〕他“爱好文雅，广延诗赋，以知得失。”〔12〕要求“群臣皆当玩习古义，修明经典。”〔13〕在陈寿笔下，高贵乡公是一个俭朴有节、知书博学的皇帝。而在他死后的太后诏令中，却对他大加指责：“此儿自知罪重，便图弑逆，……直欲因际会举兵入西宫杀吾，出取大将军……沈、业即驰语大将军，得先严警，而此儿便将左右出云龙门，雷战鼓，躬自拔刃，与左右杂卫共入兵阵间，为前锋所害。”这里，陈寿如实记录了高贵乡公的言行，又实录了太后诏书。二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太后诏中，可以看出，大将军已先“严警”，曹髦则是“为前锋所害”。怎能说“绝不见被弑之迹”呢？这里，陈寿已尽全力将事实展现给了读者，并在该纪的最后不无感叹地评道：“高贵乡公才慧夙成，好问尚辞，盖亦文帝之风流也；然轻躁忿肆，自蹈大祸。”其思想倾向甚为明了，颇有惋惜之意。

　　二、“挟私报怨”实难成立

　　陈寿遭非难的第二方面即所谓“挟私报怨”之事。议者主要指责他所谓向丁氏兄弟乞米事、批评诸葛亮事。

　　《晋书·陈寿传》载：“或云，丁仪、丁廙有盛名于魏， 寿谓其子曰：‘可觅千斛米见与，当予尊公作佳传。’丁不与之，竟不为立传。”这段文字成了一些人指责陈寿史德的口实。其实，只要仔细考察一下，便不难发现其诬枉。据《三国志·魏书·陈思王传》载：“植既以才见异，而丁仪、丁廙、杨修等为之羽翼。 ”另据裴注引《魏略》云：“太祖既有意欲立植，而仪又共赞之。”丁廙也“欲以劝动太祖……太祖深纳之。”因此，“文帝即王位，诛丁仪、丁廙并其男口。”可见，二丁乃曹植心腹，后被曹丕灭族，是不会有儿子的，所谓陈寿向二丁之子索米之事自然不攻自破。朱彝尊也就《三国志》不为二丁作传之事加以剖析，他说：“寿于魏文士，帷王粲、卫觊五人等立传，粲取其兴造制度，觊取其多识典故。若徐干、陈琳、阮瑀、应玚、刘桢，仅于《粲传》附书，彼丁仪、丁廙何独当立传乎？造此谤者，亦未明寿作史之大凡矣。”〔14〕《晋书》之虚枉不言自明。

　　《晋书·陈寿传》中，紧随二丁事后，又写道：“寿父为马谡参军，谡为诸葛亮所诛，寿父亦坐被髡，诸葛瞻又轻寿。寿为亮立传，谓亮将略非长，无应敌之才，言瞻唯工书，名过其实。议者以此少之。”这又是一些人指责陈寿的依据。那么，事实如何呢？

　　首先，《晋书》乃唐人官修，其书“好采杂说，故以为传，然于其上冠以‘或云’以明其事之难信。”〔15〕可见，《晋书》的材料，未必都十分可信。其次，从《三国志》所载的史实看，这些评论确实真切，并非陈寿在挟私报怨。要搞清陈寿对诸葛亮的态度，必须将有关材料综合考察，不能以偏代全。陈寿评价诸葛亮的文字主要有二处：

　　陈寿《上诸葛氏集表》评价诸葛亮说：“亮才，于治戎为长，奇谋为短，理民之干，优于将略。……故虽连年动众，未能有克。昔萧何荐韩信，管仲举王子城父，皆忖己之长，未能兼有故也。亮之器能政理，抑亦管、萧之亚匹也，而时之名将无城父、韩信，故使功业陵迟，大义不及邪？”〔16〕

　　《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评曰：诸葛亮之为相国也，抚百姓，示仪轨，约官职，从权制，开诚心，布公道，……庶事精练，物理其本，循名责实，虚伪不齿；终于邦域之内，咸畏而爱之，刑政虽峻而无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劝戒明也。可谓识治之良才，管、萧之亚匹矣。然连年动众，未能成功，盖应变将略，非其所长欤！”

　　这两段文字，都肯定诸葛亮理民为长，将略为短。可谓全面中肯。对于赞扬之词，后世少有非议。而对批评之词，却多有责难。但是，仔细研究三国历史，就会发现陈寿的评价是准确的。《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着重记载了诸葛亮一生所参与的两次重大军事行动——赤壁之战和出师北伐。赤壁之战，诸葛亮以其外交才能，联吴抗曹，奠定了三足鼎立的基础。而出师北伐，则充分反映出诸葛亮“奇谋为短”。北伐之初，蜀将魏延提出：“假延精兵五千，负粮五千，直从褒中出，循秦岭而东，当子午而北，不过十日可到长安。……而公从斜谷来，必足以达。如此，则一举而咸阳以西定矣。”〔17〕以当时形势而论，越秦岭入关中道路有三条：“中路傥骆道，被魏军重兵把守；西路褒斜道，较为平坦，适合大军行进；东路子午谷，高峭险峻。魏延建议兵分两路，诸葛亮率一路由褒斜道攻击眉县，魏延率一路出子午谷直取长安。此计避实击虚，出奇制胜。然而，诸葛亮认为，此计没有出陇右来得稳妥，不予采纳，而采取了先平陇右，再定关中，后取中原、积小胜为大胜的策略。结果，使魏军有时间从容调兵遣将，街亭一战，蜀军大败，被迫撤回。失去这一良机之后，诸葛亮又屡出陇右，连遭挫折。直到最后，才重用魏延旧计，然今非昔比，关中守将已是老谋深算的司马懿，二军相峙于五丈原，诸葛亮出师未捷身先死。战争是综合国力的较量，无论财力、物力、兵力，蜀国都根本无法与魏相比，无法与魏国长期进行消耗战，要想以弱胜强，必须出奇制胜，这样的先例历史上比比皆是。可是，诸葛亮谨慎有余，果敢不足，不敢用奇，坐失良机，其未能审时度势，十分明显。陈寿之论言之有据，何来挟私之意？

　　另外，从有关材料中可以看出，陈寿对诸葛亮的景仰超过了同时代的任何其他人。他在《上诸葛氏集表》中赞扬诸葛亮：“立法施度，整理戎旅，工械技巧，物究其理。科教严明，赏罚必信，无恶不惩，无善不显，至于吏不容奸，人怀自厉，道不拾遗，强不侵弱，风化肃然也。……病卒，黎庶追思，以为口实。至今梁益之民，咨述亮者，言犹在耳。虽《甘棠》之咏召公，郑人之歌子产，无以远譬也。……其声教遗言，皆经世综物，公诚之心，形于文墨，足以知其人之意理，而有补于当世。”由此可见，陈寿对诸葛亮十分崇敬，并无私怨，对其“将略非长”的评价符合事实，是客观分析，而非有意贬低。只是后来诸葛亮“鞠躬尽粹”的精神被不断神化，因而人们就连陈寿的这一客观评价也容不得了。

　　至于诸葛瞻，史无政绩可查，但却屡有升迁。原因是，“蜀人追思亮，感爱其才敏，每朝廷有一善政佳事，虽非瞻所建倡，百姓皆传相告曰：‘葛侯之所为也’。”〔18〕当邓艾伐蜀时，诸葛瞻只是仓惶应战，“大败，临阵死”。〔19〕干宝也说：“瞻虽智不足以扶危，勇不足以拒敌，而能外不负国，内不改父之志，忠孝存焉。”〔20〕可见，陈寿的评价，完全符合事实，并非是为了报复诸葛瞻以往对他的轻视。《晋书》中查无实据的“或云”所产生的流毒应予肃清。

　　三、“文采不足”乃文史分野之标志

　　对陈寿指责的第三方面，是批评他的《三国志》“文采不足”。清人李慈铭说：“承祚固称良史，然其意务简洁，故裁制有余，文采不足。当时人物，不减秦、汉之际，乃子长作《史记》声色百倍，承祚此书，黯然无华，范蔚宗《后汉书》较为胜矣。”〔21〕可谓此论之代表。

　　《晋书·陈寿传》载，陈寿死后，范頵上奏章说：“陈寿作《三国志》，辞多劝诫，明乎得失，有益风化。虽文艳不若相如，而质直过之。愿垂采录。”这里也同样指出《三国志》“质直”。

　　而《华阳国志·陈寿传》却称陈寿“锐精《史》、《汉》，聪警敏识，属文富艳。”既然如此，为什么《三国志》中却没有体现出“富艳”的特征呢？

　　要想解决这个问题，必须结合陈寿所处的时代背景来考察。魏晋时代，史书在目录学上有了自己独立的门类，说明他已摆脱经学附庸的地位而走向独立，并与文学分道扬镳。稍后的《昭明文选》明确指出：“记事之史，系年之书，所以褒贬是非，纪别异同，方之篇翰，亦己不同。若其赞论之综辑辞采，序述之错比文华，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指明了文、史的不同。陈寿正是在这文、史分野之初，对史书自身的创作方法进行了探索，他力求在史书创作中摆脱文学的色彩，进行实录。所以，尽管他文学才华横溢，属文富艳，但出于他对史书创作方法的探索和追求，《三国志》摒弃文华，注重史实。

　　陈寿创作《三国志》时，早已有了一些记载三国历史的著作，其中文学色彩甚浓者不乏其例。诸如曹操捉弄他的叔叔；曹操与刘备论英雄；刘备请诸葛亮；诸葛亮空城计等等，不胜枚举。对此，陈寿认为其虚实难征，不予采录。裴注收补了许多陈寿没有采用的材料，两相比较，差异十分明显。在语言上，《三国志》也同样朴实简洁，不尚富丽。刘知几曾说：“夫国史之美者，以叙事为工，而叙事之工者，以简要为主，……然则文约而事丰，此述作之尤美者也。”〔22〕“夫史之叙事也，当辩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若斯而已可也。”〔23〕可以说，陈寿力求将《三国志》写成一部实录之作。他着眼于史，无意于文，因而朴实无华。这种作法，早在北魏时即受到了肯定：“陈寿《三国志》有古良史之风，其所著述，文义典正，皆扬于王廷之言，微而显，婉而成章，班、史以来无及寿者。”〔24〕这是陈寿在历史编纂学上的一次有益的尝试。事实证明，这也是一个突出的贡献。《三国志》以后所产生的正史，其作者也不乏著名文人，但书中并不以文采见长，而是力求朴实。可以说，开此风气之先者，正是陈寿，他的著作“文采不足”，正是史书发展的一个新阶段——文史分野的标志，而不是陈寿的不足。

　　综上所述，陈寿的主导思想不是曲笔回护，由于他所处的特殊历史条件，他在史料的处理上不得不煞费一番苦心，采取了灵活巧妙的方法反映出了历史真相。这刚好体现出陈寿的主导思想是实录直书，他要把史实留给后人，而不是阿谀维护统治者。陈寿在史德上，亦无可挑剔，所谓“挟私报怨”，实为臆断强加，难以成立。另外，陈寿在历史编纂学上，率先意识到了文史分野，并在其著作中付诸实践。又根据三国时期的历史特点，首创了纪传体国别史，这完全可以同司马迁创纪传体通史，班固创纪传体断代史相提并论。因此，对陈寿及《三国志》的评价，不能囿于前人偏颇之说，而应客观公正地重新给予他应有的地位和评价。

　　注释：

　　〔1〕《华阳国志·陈寿传》。

　　〔2〕〔7〕〔8〕《廿二史札记》卷六。

　　〔3〕《狱中与诸甥侄书》。

　　〔4〕《十七史商榷》卷六一。

　　〔5〕《廿二史札记·题记》。

　　〔6〕《上〈三国志〉注表》。

　　〔9〕〔10〕〔11〕〔12〕〔13〕《三国志·魏书·三少帝纪》。

　　〔14〕《曝书亭集》。

　　〔15〕金毓黻《中国史学史》。

　　〔16〕〔18〕〔19〕《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

　　〔17〕〔20〕《三国志·裴注》。

　　〔21〕《越缦堂日记》。

　　〔22〕《史通·叙事》。

　　〔23〕《史通·鉴识》

　　〔24〕《魏书·毛修之传》。

作者介绍：栾继生　哈尔滨师范大学历史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