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夫妇在江西的艰苦岁月邓小平夫妇在江西的艰苦岁月

邓小平夫妇在江西的艰苦岁月

邓小平，1904年8月22日生，四川广安人。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同时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他是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创立了邓小平理论。他所倡导的“改革开放”及“一国两制”政策理念，改变了20世纪后期的中国，也影响了世界。因此在1978年和1985年，曾两次当选美国《时代周刊》“年度风云人物”。

邓小平夫妇开始了近3年的下放劳动生活。

起先，邓小平被分配在工厂的修理车间，主要从事拖拉机零部件的修理工作。据工友涂宗礼回忆：“小平同志一到我们这个地方来，就分在我们这个修理小组。”“每天就是搞拖拉机的修理，搞了3个多月时间。小平同志每天上班都是这样问的：‘涂师傅，我今天干什么？’我讲，你还是跟昨天一样，洗拖拉机配件。每天分配这样的工作我心里过意不去，那个活很脏，整天跟柴油、汽油打交道，每次都让我心里很难过。”“干了3个月以后，我就请示陶排长，我讲是不是搞一点干净的活给他做，他的手皮肤过敏，有红点点了。”

像当时不少工厂一样，拖拉机修造厂也是按照部队的连、排编制进行管理，车间主任通常被称为排长。因此，修理车间的负责人陶端缙，也被工人们称为“陶排长”。陶排长知道这个情况后，就为邓小平搞了一台钳桌，安排他做劳动量较小的钳工，锉螺丝和拖拉机斗的挂钩。

巧的是，半个世纪前在法国勤工俭学时，邓小平在雷诺汽车厂做过钳工。因此，他可以说是“重操旧业”，钳工活做得很熟练。在劳动中，他很尊重普通的工人师傅，平易近人，同他们交了朋友。大家对他更是尊敬，时间长了，都不把他当犯“错误”的人看了。陶端缙后来这样回忆：“平时他又不麻烦大家，又不需要大家照顾什么。”“我们全厂的工人，特别是我们这个车间直接接触(他)的工人，觉得这位伟人这样拼命地工作，非常受感动。”“他是四川口音。一进门就是‘同志们好’。每天下班的时候‘同志们，明天见’。3年多，天天如此，都是这样子。大家觉得非常亲切。作为一名领导，没有一点官架子，对哪个都一样，都那么热情，大家非常尊敬他。”

邓小平夫妇每天上工，从“将军楼”走到工厂要绕一个大弯，需几十分钟时间，而且要走公路，中间还要经过一个长途汽车站，容易引人注意，不太安全。罗朋同黄文华等商量后，就在工厂的后墙上新开了个小门，以方便邓小平夫妇由这里出入“将军楼”和拖拉机厂。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他们在这里踩出了一条小路。后来，这条小路被人们称为“邓小平小道”。

11月26日，邓小平给汪东兴写信，谈自己的情况。信中说：“11月9日，我和卓琳就开始到工厂劳动。每天上午6点半起床，7点35分由家动身，20多分钟就走到工厂，在厂劳动大约3小时半，11点半由厂回家，吃午饭后睡睡午觉，起床后读毛选(每天力求读一小时以上)和看报纸，夜间听广播，还参加一些家务劳动，时间也过得很快。我们是自己做饭(主要由我的继母做，我和卓琳帮帮厨)。我们过得非常愉快。”“省革委为了帮助我们，派了一个干部(黄文华同志)和一个战士同我们住在一起，黄文华同志负责管理我们的学习、思想、劳动和生活，他每天同我们一块去工厂，生活方面的事情也帮助得很周到，没有什么困难。”“因为要熟悉一下，所以过了一个月零四天才给你写第一封信，以后当隔一段时间向你作一次报告。如有必要，请将上述情形报告主席、副主席和党中央。”

据三女儿邓榕回忆，邓小平还随信附了一封便函，提出离京时因飞机托运超重，原说由火车托运来的一些书籍和衣物还没有收到。

汪东兴收到信后，送周恩来、陈伯达、康生等人看了，并交代有关人员办理了邓小平家藏书等托运的事情。

在“将军楼”的新家里，卓琳负责扫地、擦桌、洗衣等轻活，继母夏伯根负责做饭。邓小平算是“壮劳力”，劈柴、砸煤、拖地板等重活都是他负责。遇到天气热自来水上不了楼的时候，他还负责把水从楼下往楼上提。而且，卓琳身体不好，时常犯高血压，有时得卧床，邓小平除常要给她端饭送水外，还要承担家里衣服、被子、床单等的清洗等。谈及在江西的这段岁月，二女儿邓楠这样回忆：“那时候，冬天多冷啊！水都要自己提。夏天又那么热，40摄氏度啊！三位老人，所有的事都得自己干。煤块很大，要一块一块地砸成小块才能塞进炉子里。柴禾都是一根根大的、粗的木头，都得劈，都是体力活啊！在家里都是小伙子干的，当时都是老爷子干。”

但是，在这里每天能和工人师傅在一起劳动、交谈，比起在北京幽居一室，他们感觉轻松多了。三位老人朝夕相处，互相照顾，相依为命，也有一种特别的温馨。不久，他们又陆续和子女们取得了联系。分别在陕西延安和山西忻县插队的邓榕、幼子邓质方千里迢迢来看望他们。这是从在中南海被监管以来难得有的团聚，让邓小平感到非常愉快。罗朋后来回忆说：“他到我们厂，开始情绪不太好，后来他觉得这里很安静，不像北京那么乱，心情越来越好，身体越来越好。”邓榕也回忆说：“来江西一段时间后，活动增加，劳动量增加，父亲一改刚来时的瘦削和憔悴，人胖了一些，精神也好了许多，特别是孩子们回来，心情更是好了很多。从1970年1月1日起，他不吃安眠药了。这么多年的习惯居然能够改掉，对他来说，可真不容易。”

不久，就是在1月间，邓小平夫妇被告知，他们的工资停发而改发生活费。生活费每月205元，要维持全家八九口人的生活。这时，长女邓林还没有分配工作，长子邓朴方还在医院接受治疗，家里必须负担他们的生活费和医疗费。另外几个孩子都在贫瘠的农村地区插队，经济上也难以完全自理。除去负担孩子们的开支，留给三位老人的，只有不多的一点钱了。在经济上，他们十分拮据。

2月9日，邓小平给汪东兴写了一封信，如实地反映了上述困难。但他在信中还是说：“党既作出了这样统一的规定，我们没有理由提出额外的请求”，“新的生活总会习惯的。”

三位老人只能节俭度日。为减少开支，他们自己种菜，而且平常主要以素食为主。卓琳后来这样回忆：“‘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在江西，一个月只给我们200元，也就是200元的生活费。老爷子说，我们要节约一点，节约一点钱，给孩子们当路费。因为孩子们都被分配到四面八方，给孩子们当路费”。“他说咱们来种地吧。我们住的那个‘将军楼’前面有一块空地，原来也有人种过，后来我们就开了一块地。”“他挖地，我就拿个小板凳坐在那里拣石头。拣完石头以后，弄成一亩地的样子。那种菜怎么办呢？总得种点吃的呀！我们就跟老百姓要种子，种茄子、辣椒等一些容易种的东西。浇水呢，他去浇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