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大山文学作品全集]
忆 大 山
习近平
贾大山离开我们已经一年了。他去世以后,在他的家乡正定,在他曾默默耕耘了二十多个春秋的当代文坛,引起了不小的震动。昔日的同事、朋友和所有认识他、了解他的善良的人们,无不在深切地怀念他,许多文学界的老朋友和他家乡的至交,怀着沉痛的心情,写下了一篇篇情真意切、感人至深的纪念文章。一个虽然著名但并不算高产的作家,在身后能引起不同阶层人士如此强烈的反响,在文坛、在社会上能够得到如此丰厚的纪念文字,可见贾大山的人格和小说艺术是具有何等的魅力。
1982年早春,我要求离开中直机关到基层锻炼,被组织分配到正定任县委副书记。那时,贾大山还在县文化馆工作,虽然只是一个业余作者,但其《取经》已摘取了新时期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的桂冠,正是一颗在中国文坛冉冉升起的新星。原来我曾读过几篇大山的小说,常常被他那诙谐幽默的语言、富有哲理的辨析、真实优美的描述和精巧独特的构思所折服。到正定工作后,更是经常听到人们关于贾大山的脾气、性格、学识、为人的议论,不由地让人生发出一种钦敬之情。特别是我们由初次相识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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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熟相知以后,他那超常的记忆、广博的知识、幽默的谈吐、机敏的反应,还有那光明磊落、襟怀坦荡、真挚热情、善良正直的品格,都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我到正定后,第一个登门拜访的对象就是贾大山。
一个春寒料峭的傍晚,我在工作人员陪同下来到大山居住的小屋,相互问候之后,便开始了漫无边际的闲聊,文学艺术、戏曲电影、古今中外、社会人生,无所不及,无话不谈。虽然第一次见面,但我们却像多年不见的朋友,有说不完的话题,表不尽的情谊。临别时,他还拉着我的手久久不愿放开:“近平,虽说我们是初次见面,但神交已久啊!以后有工夫,多来我这儿坐坐。”他边说边往外送,我劝他留步,他像没听见似的。就这样边走边说,竟一直把我送到机关门口。
此后的几年里,我们的交往更加频繁了,有时他邀我到家里,有时我邀他到机关,促膝交谈,常常到午夜时分。记得有好几次,我们收住话锋时,已经是次日凌晨两三点钟了。每遇这种情况,不是他送我,就是我送他。为了不影响机关门卫的休息,我们常常叠罗汉似的,一人先蹲下,另一人站上肩头,悄悄地从大铁门上翻过。
1982年冬,在众人举荐和县领导反复动员劝说下,大山不太愿意地挑起了文化局长的重担。虽说他的淡泊名利是出了名的,可当起领导来却不含糊。上任伊始,他就下基层、访群众、查问题、定制度,几个月下来,便把原来比较混乱的文化系统整治得井井有条。在任期间,大山为正定文化事业的发展和古文物的研究、保护、维修、发掘、抢救,竭尽了自己的全力。常山影剧院、新华书店、电影院等文化设施的兴建和修复,隆兴寺大悲阁、天宁寺凌霄塔、开元寺钟楼、临济寺澄灵塔、广惠寺华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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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文庙大成殿的修复,无不浸透着他辛劳奔走的汗水。
作为一名作家,大山有着洞察社会人生的深邃目光和独特视角。他率真善良、恩怨分明、才华横溢、析理透澈。对人们反映强烈的一些社会问题,他往往有自己精辟独到、合情合理的意见和建议。因此,在与大山作为知己相处的同时,我还更多地把他这里作为及时了解社情民意的窗口和渠道,把他作为我行政与为人的参谋和榜样。
大山是一位非党民主人士,但他从来也没有把自己的命运与党和国家、人民的命运割裂开。在我们党的政策出现某些失误和偏差,国家和人民遇到困难和灾害的时候;在党内腐败现象滋生蔓延、发生局部动乱的时候,他的忧国忧民情绪就表现的更为强烈和独特。他利用与基层民众水乳交融的关系,充分调动各种历史和文化知识,以诙谐幽默的语调,合情入理的分析,乐观豁达的情绪,去劝说人们、影响人们,主动地做一些疏导和化解矛盾的工作。同时,他更没忘记一名作家的良知和责任,用小说这种文学形式,尽情地歌颂真、善、美,无情地揭露和鞭挞假、恶、丑,让人们在潜移默化中去感悟人生,增强明辨是非、善恶、美丑的能力,更让人们看到光明和希望,对生活充满信心,对党和国家的前途充满信心。
我在正定期间,不论是在工作上还是在生活上,得到大山很多的支持和帮助,我们之间也建立了深厚的情谊。记得1985年5月我即将调离正定去南方工作的那个晚上,我们相约相聚,进行了最后一次长谈,临分手时,俩人都流下了激动的泪水,依依别情,难以言状。
我到南方以后,曾经给大山去过几封信,只是大山甘于恬淡寂寞,不喜热闹,未有及时回应。以后我也因工作较忙,很少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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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写信了,只是偶尔通个电话,送上衷心的问候和祝愿。我还曾多次让人捎信儿,希望他在方便的时候,到我工作的地方去走一走,看一看,可他总是说我担子重、工作忙,不愿给我添麻烦。虽然接触联系少了,但我们之间的友情并未随日月流逝而淡漠,他常向与我联系较多的同志探询,密切关注着我的工作情况和动向,我也经常向到南方出差的正定的同志询问他的身体、工作和创作状况。每次见到正定的同志,我都请他们给他带去一些薄礼。每年春节前夕,我总要给他寄上一张贺卡,表达自己的思念之情和美好的祝愿。
1991年春节,在离开正定6年之后,我受正定县委之邀,又一次回到了我曾经工作和生活了三年多的第二故乡──正定。我抽时间专程到家里看望大山。那时他已主动辞去了文化局长职务,到县政协任专职副主席了。他依然那样豁达乐观、诙谐幽默,依然那样身板硬朗、精神矍铄,并依然在担任领导职务的同时坚持着他的小说创作。那年,他还不到50岁,正当精力充沛、创作欲望非常强烈的黄金时期。他告诉我,什么小说在哪个杂志发表了,什么小说被哪几家刊物转载了,正在构思或写着什么,显得非常兴奋。那次相见,由于时间关系,我们没能长谈,便依依惜别了。
1995年深秋,我从一个朋友口中得知大山患病并已做了手术,尽管说手术相当成功,还是给关心他的人们心头蒙上了一层厚重的阴影。我不时打听着他是否康复的消息,但每次得到的都是同样的回答:他的病情不见好转,却一天比一天更瘦了。后来,听说他到省四院做了食道扩张治疗,能吃进一些流食了。再后来,听说又不行了,正在北京协和医院做诊断检查。刚好,我那几天正在北京开会,便抽空到医院去看望他。见到他时,眼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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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大山早已不是昔日大山的模样,只见他面色憔悴,形体枯槁,蜷缩在病床上不停地咳嗽,只有那两只深深凹陷进去的眼球,还依然闪耀着流动的亮光。他看到我进来,立即挣扎着从床上坐起,紧紧握住我的双手,激动的泪水早已夺眶而出。稍微平静些后,他就给我述说病情的经过。我坐在他的床头,不时说上几句安慰的话,尽管这种语言已显得是那样的苍白和无力。那次见面,我们两人都显得非常激动,因为我知道,恶魔般的细胞,此时已在大山的肝脏、胰脏和腹腔大面积扩散。我不忍心让他在病疼之中再过于激动,为了他能得以适度的平静和休息,我只好起身与他挥泪告别。临走,我告诉他,抽时间我一定再到正定去看他。
1997年2月9日,是农历的正月初三,我又一次回到正定,再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去看望大山。这时的大山,身体的能量几近耗尽,他的面色更加憔悴,形体愈显瘦小,声音嘶哑,眼光浑浊,话语已经不很连贯,说几句就要歇一歇。此时我心中已有一种预感──恐怕大山的驾鹤西去为期不远了。至此,一股悲怆的情绪油然而生,我不由自主地紧紧握住大山的手,泪水溢满了眼眶。这时的大山,却显得非常平静,倒是先安慰起我来。我提出再和他照张合影,他笑着说:“我已瘦成这样,不像个人样儿了,叫人看见怪吓人的呀!”他虽是这样说,可还是挣扎着坐了起来。这张照片,成了我和大山,也是大山和别人最后的一张合影。
2月21日,在我刚刚离开正定才十来天,突然接到电话告知——著名作家贾大山于1997年2月20日晚因病去世,享年54岁。
噩耗传来,我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之中。大山的逝世,使我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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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了一个好朋友、好兄长。我多么想亲自去为他送行,再看他最后一眼哪!无奈远隔千里,不能前往,也只能托人代送花圈,以示沉痛悼念了。
大山走了,他走得是那样匆忙,走得是那样悄无声息,但他那忧国忧民的情愫,清正廉洁、勤政敬业的作风,襟怀坦荡、真挚善良的品格,刚正不阿、疾恶如仇的精神,都将与他不朽的作品一样,长留人间。
(此文发表于《当代人》杂志1998年第7期,
《光明日报》2014年1月13日转载)文学作品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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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山在我心中(代序)
□ 铁 凝
贾大山是河北省在新时期第一位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的作家。1980年他获奖之后去北京中国作协文学讲习所学习期间,正在文坛惹人注目。那时还听说日本有个“二贾”研究会,专门研究贾平凹和贾大山的创作。消息是否准确我不曾核实,但已足见贾大山当时的热闹景象。当时我正在一家地区级的文学杂志任小说编辑,曾专程赴正定向贾大山约稿。这样,我认识了贾大山。我记得那时他是正定县文化馆的创作员。
不久大山便做了县文化局长,以后又任县政协副主席。他当局长当得内行、自如,当主席当得庄重、称职。他依然写小说,对自己的小说篇篇皆能背诵。他的目光所到之处是他所熟悉的底层民众灵魂的深处,他的故事构成了一个贾大山造就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有乐观的辛酸,优美的丑陋,诡谲的幽默,冥顽不化的思路和困苦中的温馨。他依然重友情,不重视刊物的大小。他写得不多,且一律是短篇小说,大约是当代中国文坛唯一只写关于农村的短篇小说的作家。贾大山在九十年代已不能说是当红作家,但他却不断被外省文友们打听、询问。在“各领风骚数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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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的当今文坛,这种不断地被打听已经证明了贾大山作品留给人的印象之深。他似乎也不太看重文坛对他的注意与否,河北省曾经专门为他召开过作品讨论会,但是他却没参加。问他为什么,他说“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写了小说他就压在褥子底下,谁要就由谁拿去。他告诉我说:“我这褥子底下经常压着几篇,高兴了就隔着褥子想想,想好了抽出来再改。”在贾大山看来,似乎隔着褥子比面对稿纸更能引发他的思路。隔着褥子好像他的生活能沉淀得更久远,更凝练,更明晰。隔着褥子去思想还能使他把小说越改越短。他一直住在正定城内,一生只去过北京、保定、石家庄、太原。1993年到北戴河开会才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看见了海。北戴河之后的两年间,我没有再见贾大山。
1995年秋天,得知大山生了重病,我去正定看他。路上想着,大山不会有太重的病,他给我的印象,正如我在对他的“印象记”中所写:“嘴阔眉黑,面若重枣”,留着整齐的寸头,以近五十岁的年龄还能很帅地踢腿(可将脚尖举至鼻梁)。他家庭幸福,生活规律,深居简出,善以待人,他这样的人何以会生重病?当我在这个秋天见到他时,他已是食道癌(前期)手术后的大山了。他形容憔悴,白发很长,蜷缩在床上,声音喑哑且不停地咳嗽。疾病改变了他的形象,只有他的眼睛依然如故,那是一双能洞察世事的眼:狭长的,明亮的,似是一种有重量的光在眼中流动,这便是人们形容的那种“犀利”吧。正是这双闪着超常光亮的眼使贾大山不同于一般的重病者,它鼓舞大山自己,也让他的朋友们看到一些希望。
1996年夏天,蒋子龙应邀来石家庄参加一个作品讨论会,当我问及他想看望哪些朋友时,蒋子龙希望我能陪他去看贾大山,他们是中国作协文讲所的同学。是个雨天,我又一次来到正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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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子龙的到来使大山显得兴奋,他们聊文讲所的同学,也聊文坛近事。我从旁观察贾大山,感觉他形容依然憔悴,身体更加瘦弱。但我却真心实意地说着假话,说着看上去他比上次好得多。病人是需要鼓励的,这一日,大山不仅下床踱步,竟然还唱了一段京剧给蒋子龙听。他强打着精神谈笑风生,他不忍耽误我们的时间,似又怕我们立刻离去。他说你们一来我就能忘记一会儿肚子疼;你们一走,这肚子就疼起来没完了。如果那时癌细胞已经在他体内扩散,我们该能猜出他要用多大毅力才能忍住那难以言表的疼痛。我们告辞时他坚持下楼送我们,他显然力不从心,却又分明靠了不容置疑的信念使步态得以轻捷。他仿佛以此告诉人们,放心吧,我能熬过去。
贾大山是自尊的,我知道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当着外人他一直保持着应有的尊严和分寸。小梅嫂子(大山夫人)告诉我,只有背着人,他才会为自己这迟迟不好的病体焦急万分地打自己的耳光,也擂床。
1997年2月3日(农历腊月二十六),是我最后一次见到贾大山。经过石家庄和北京两所医院的确诊,癌细胞已扩散至大山的肝脏、胰脏和腹腔。大山躺在县医院的病床上,像每次一样,见到我们立即挣扎着从床上坐起来。这时的大山已瘦得不成样子,他的病态使我失掉了再劝他安心养病的勇气。以大山审时度势的聪慧,对自己的一切他似亦明白。于是我们不再说病,只不着边际地说世态和人情。
与大山最后一次见面,还听他讲起另一件事:几个陌生的中学生曾经在病房门口探望他。他说他们本是来医院看同学的,他们的同学做了阑尾炎手术,住在贾大山隔壁。那住院的同学问他们,你们知道我隔壁住着谁吗?住着作家贾大山。几个同学都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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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课本上读过贾大山的小说,就问我们能不能去看看他。那同学说他病得重,你们别打扰,就站在门口,从门上的小窗户里看看吧。于是几个同学轮流凑到贾大山病房门前,隔着玻璃看望了他。这使大山心情很不平静,当他讲述这件事时,他的嗓音不再喑哑,他的语气十分柔和。他不掩饰他的自豪和对此事的在意,他说:“几个陌生的中学生能想到来看看我,这说明我的作品对人们还是有意义的,你说是不是?”他的这种自豪和在意使我忽然觉得,自1995年他生病以来,虽有远近不少同好亲友前来看望,但似乎没有谁能抵得上几个陌生的中学生那一次短暂的隔窗相望。寂寞多年的贾大山,仿佛只有从这几个陌生的孩子身上,才真信了他确有读者,他的作品的确没被遗忘。
正月十四大山离开了我们,他同疾病抗争到最后一刻。他一生的渴望其实不多,我想那该是倚仗健康的身体,用明净的心,写好的东西。然而他已不再有这样的可能。但是观其一生,他其实是一贯这样做的。他这种难能可贵的“一贯”使他留给文坛、留给读者的就不仅是独具价值的小说,还有他那令人钦佩的品性:善意的,自尊的,谨慎的,正直的。他曾在一篇小说中借着主人公,一个鞋店掌柜的嘴说过:“人也有字号,不能倒了字号。”文章至此,我想说,大山的作品不倒,他人品的字号也不倒。
1997年10月文学作品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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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下心来说大山(代序)
□ 徐光耀
带着沉重的悲悼的心情来谈大山和他的作品,是格格不入的。大山是个幽默和乐观的人,他的文章则疏朗散淡,妙趣横生,是愉悦心神的。倘脱不开悲痛情绪来谈大山,或许容易落进官话和新闻语言的套子中去,那就连大山本人也违拗了。
大山的猝然归西,固然太惨。可替他回顾一下全部人生,他还算有运气,够幸福的,这主要表现在:他不想干的事,可以不干;而想做的事,由于愿望不高,很少妄想,也就大体都达到了目的。这,包括他的写作和“做官”。人生一世,没有大的颠连困苦,倒有细水长流的小小如意,也就该知足了。而大山终生能知足常乐,还能说不是幸福的吗?
大山写文章,不为稿费,他不需要太多的钱,有碗饭吃,就很满足了。他写文章,是为劝人,是为人人都有个好心眼儿。他学佛,也信佛,因佛门是主张为善的。他当然没有“普度众生”的野心,可人际之间若都知道善意相待,则是他一种很固执的理想。为此,他把小说当做“布道”,通过讲故事,给人心以警悟,以劝导。至于能起多大作用,他从不计较。他只是精心精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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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做,精心精意到让自己满意为止。
为什么有这样一副心肠?我不能深知。他上小学的时候,正逢“反右派”,有位校领导要他贴一名老师的大字报,以便扳倒他。大山不肯,被罚立在校园中的小树下,站了一夜。也许这一夜,那小树告诉了他很多事情,他记住了,并且终身受用。
大山“布道”,不用“一根肠子通到底”的方式,而是类似禅宗的“参话头”,他只是“摆事实”,谈天说地,让你从中去咂摸,去“悟”。这个大胜于直白的手段,一半来自文坛的教训,一半来自他的天性。文坛的新老公式化、概念化,太烦人了,他不取;他又天性幽默,内心谦虚,忌讳耳提面命的训人,却爱曲折含蓄、意韵悠远的启发。因而他的小说总像一座“桃花源”:曲径通幽,意境深远。他的“忌讳”,人是可以学的;他的幽默,要学则很难。为什么?因为幽默往往是人之智慧的超常发挥,常与灵感相伴。它之来,既须天资丰颖,又须惯常营造。凡庸懒散,就难得一招即来了。
有两个作品之外的例子,或可证明大山的深心:其一,那年《长城》和《黄河》共开交流会,大山在太原发言,讲个故事说:苏东坡与大和尚佛印交好,苏把一首修炼得意的禅诗,使人过江,给佛印看。佛印只批了“放屁”二字,便交人带回。苏大怒,驾船过江,欲与争辩,却见寺门上有留诗二句云:“八风吹不动(这是苏诗原句),一屁打过江。”苏不觉赧然黯然。发言在哄笑声中结束,气氛自是活跃;而流传于文坛的浮躁虚妄之风,却不声不响地挨了一鞭。暗地里,也许还有人悄悄脸红吧。
另一例则声名更久远些,即以“玩笑”面目出之的伪造“语录”。这些“语录”的出世,不知引发多少人的嬉笑,近日还见有人在文章中引述。若论造伪的技巧,那刻意的雕琢,一句“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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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何许人也,查明报我”,何等的惟妙惟肖,神气活现!但在笑罢之后,小一回味,便有真正的惊心的东西打上心头。“左”的灾祸,真的已经肃清了吗?会不会一朝翻覆,又变成严酷的现实呢?笑尽管笑,切莫太轻率了。至于行为上,是否也值得自律一下,“解放”应否把握一点限度,都可引人反思。我相信,夹杂在这些幽默中的善意和忧心,是大山为自己的劝警之训,找个轻便快捷的外表而已。古佛的慈悲,是常常借用类此的“话头”的。
这两个例子,能不能解释大山的小说,我不知道。我是个思辨能力很差的人,不足以剖析他的作品。可我的确觉得它们之间必有某种联系。善心产生细法,细法产生精致,内容和形式总是统一的。他写了那么多普普通通小人物,给予了他们那么多同情,他悲悯,他抚慰,他希冀他们多一点温暖和光明,少遭点痛苦与劫难。在这复杂变幻的世界上,他有时也无可奈何,知道自己没有救人的本领,于是他祈祷,他劝诫,尽可能撒一点快乐的种子在人间,并希望这种子只生长快乐。孙犁说:大山的作品“是一方净土……是作家一片慈悲之心向他的信男信女施洒甘霖”。确是一竿到底的真知和评价。
人人都知道,大山的创意是精致的,作品是当之无愧的精品。这一点,可作一篇文章。然而,我们至今还未见到一本贾大山小说集!……
我甚至想,连大山的不肯出书,也是一种劝诫。出书是为劝人学好向善,为社会提供精神食粮。目的是崇高的。那又为什么走后门儿?为什么花钱买书号?为什么掺糠使水地蒙人?那样得来的钱,得来的名誉、地位、职称,以及一切好处,是好还是坏?是得还是失呢?利益拿到了,内心又如何?安宁得下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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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能出而不出,逆风而行,给钻邪门歪道的人一个抗议,一个提醒,总也有那么一点益于世道人心之处吧?
大山只活了五十四岁,这真是天道不公。假若他再活二十年,我们河北,我们文坛,该又是何等境况?——算了,这么设想太伤心,还是让我们冷下心肠,再读读他的小说,再享受一下文学作品
全
他留给我们的善意和乐趣吧。
集
1997年3月7日下午于自拔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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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学作
品
全
集
小 说
东门里有个大觉寺,寺内有一方青石,上刻两个大字:“容膝”;又刻一行小字:“晦翁书”。原来这块石刻放在一个大殿的角落里,尘封垢染,无人问津。到了八十年代,寺内的工作人员把它拓片装裱,竟能重金出卖,以文补文。先是文人墨客喜爱,后来平常百姓也争着买。于是“容膝”拓片除了在寺内零卖,也批发到“四宝斋”。
“四宝斋”就在大觉寺的对面,卖文房四宝,名人字画,也卖泥塑陶器,玉雕古玩。“四宝斋”的主人是一对来自农村的年轻夫妇,一个叫文霄,一个叫玉素,一个能写一个爱画。改革开放后,别的买卖不做,一心开个“四宝斋”。他们说开办“四宝斋”的目的不是为了赚钱,而是为了繁荣古城文化。其实,古城文化繁荣了,钱也赚下不少。要不一座青砖青瓦、古色古香的小楼,怎么会盖起来?
不过,他们做买卖,确有与众不同之处。譬如:明知“容膝”拓片畅销,偏不肯多进货,每次只进三五幅,一幅挂起来,其余藏在柜台下面。有人买“容膝”拓片,先把人家上下打量一遍,然后交谈几句,好像是要考查一下人家的道德学问,配不配买一幅“容膝”拓片似的。
正月里,满城观不尽的繁华热闹,“四宝斋”的顾客仍然不多。文霄站在柜台后面,应酬两个看砚台的老人,玉素在后面的小屋里作画儿。“四宝斋”不是饭馆,不是百货商店,平时生意就很“清淡”——这里卖的都是高雅贵重物品,一天卖两三件,就能获得不少利润。
卖绿萝卜的老甘却是这里的常客。老甘是个种田人,认不得几个字,但是非常喜欢“四宝斋”。他说全城里的买卖,哪一家也不如“四宝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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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买卖做得文雅,买的文雅,卖的也文雅。每天,他把放着半笸箩绿萝卜的小车儿朝“四宝斋”门口一撂,就钻到店堂里去了,一边取暖,一边瞅摊,一边看文霄夫妇做买卖。
文
学
作
品
全
集看砚台的走了,老甘望着装裱精致的“容膝”拓片,问了一句:“那个黑片子,卖多少钱?”“七十。”文霄告诉他。“呀,好贵也!”老甘吐吐舌头,悄悄说。——老甘嗓子野,站在城门洞里吆喝一声“绿萝卜”,十字街里都能听见;但是到了“四宝斋”,
说话总是悄悄的,好像是怕嗓门大了,破坏了这里的文雅似的,并且时常动用“之乎者也”一类的字眼。
“写字的人贵。”文霄也很喜欢老甘,生意不忙了,爱和老甘聊天。他说“晦翁”不是别人,就是朱熹,南宋的大哲学家。宋宁宗庆元年间,朱熹因为得罪了一个姓韩的大官,遭到排斥,被贬官了。一天他到大觉寺拜佛,要求借宿一夜。大觉寺东侧有个专供香客借宿的院子,名叫雨花堂,大小十间房屋,大的两方丈有余,小的只能容纳一人,香客所住房屋大小,以向寺内施舍财物多少而定。住持僧看他青衣小帽,穷困潦倒,便把他安排到一间最小的屋子里去了。晚上,他躺在草苫上,思前想后,心里很不是滋味,长叹一声,便在石砌墙壁上挥笔写下“容膝”二字。他去世后,皇上因念他的功德,追封他为信国公,并诏令天下搜集他的墨迹。“容膝”二字成了国宝,住持僧便请匠人刻下来了……
“老朱有两下子!”老甘说,“这两个字,写得是不赖!”
“其实,‘容膝’是陶渊明的话。”老甘正赞叹着,一个戴眼镜的中年人走进来,谈吐也很文雅。玉素在后面的小屋里说:
“对,是陶渊明的话。”
“是《桃花源记》里的话吧?”文霄向屋里问。
“不,是《归去来兮辞》里的话。”眼镜背诵,“‘倚南窗以寄傲……’”
“‘审容膝之易安。’”玉素在屋里接了下句。文霄一拍手说:“对,是有这么两句!”
柜台里面一句,柜台外面一句,屋里一句,三个人津津有味地谈论着“归去来兮”。老甘努力听着,像听外国话,但也听清个大概意思:老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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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什么地方做了八十多天官,便辞官归田了,写了一篇文章叫《归去来兮辞》。“审容膝之易安”,是说他回到老家,不嫌房子小,容下膝盖儿就行了。
他们越谈越投机。眼镜问到“容膝”拓片的价钱时,文霄十分友好地说:
“别人买七十,你买……”
“我买一幅,也优惠优惠吧!”文霄还没说完,走进来一个胖老头,淡淡的眉毛,疏疏的胡子,披一件细毛羊皮袄,玩两个健身球儿。他说他最喜欢名人字画,客厅里挂了一幅“难得糊涂”,卧室里挂了一幅“吃亏是福”,书房里想挂一幅“容膝”……
“三间房屋?”眼镜问。
“四间,吃饭屋里就不挂什么了。”
“几口人?”
“两口,我和老伴。孩子们,我谁也不跟,他们那里人来人往,又有电话,麻烦!”
说完笑了,笑得十分得意。
文霄不知胖老头的来历,正要取货,“没货了。”——玉素从屋里走出来,似笑非笑地打量着胖老头说:
“这位先生也有书房?”
“有哇,人老了没事做,就爱读一点书——‘有好友来如对月,得奇书读胜观花’呀!”说完又笑了。
“你读什么书?”玉素又问。
“刚读完了《笑话大全》,最近在读《麻衣相法》。”
文霄、眼镜都笑了。玉素也笑了,指着一幅国画说:
“我看你不如买了这幅《八骏图》吧,你看这八匹马,奋蹄扬鬃,一匹一个模样儿,多么精神!”
“多少钱?”
“一百。”
“行,它更名贵!”
胖老头买了《八骏图》,刚刚走出店门,玉素就把嘴儿一撇,说:“哼,两口人四间房屋,好大的膝盖儿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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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买《八骏图》最合适了!”眼镜忍不住,噗噗笑了,“他那屋里可以跑马!”
笑了一回,玉素望着眼镜说:
文
学
作品
全
集“同志在哪儿工作?”“县政府。”“什么机关?”“小机关。”“机关再小也有名字。”
“地名办公室。”
“噢——”玉素看看文霄,“还有这么个办公室?”
“无权无势,清水衙门!”眼镜的脸红了,通红通红。
“住哪儿?”玉素又问。
“梁家胡同。”眼镜的脸又白了,寡白寡白,“一家三代五口人,住在两间平房里,一间不到九平方米……”
“看看看,”老甘两手一摊,“读‘归去来兮’不如读《麻衣相法》!”
“这就叫苦乐不均!”眼镜嚷了一声,然后对玉素说,去年儿子考上大学,闺女当了文艺兵,老太太也去世了,才得松快松快。他也想买一幅朱子珍迹,在屋里挂一挂,冲冲晦气。玉素笑了笑说:
“真的没货了。”
“这一幅……”眼镜指指挂着的拓片。
“那是样品,不卖。”
眼镜望着那拓片,待了一会儿,只好走了。老甘看看文霄,看看玉素,奇怪地问:
“怎么,两位都不卖给?”
“一位有贪心,一位有怨心,都不适合挂‘容膝’。”玉素说。“谁挂才适合呢?”
“你挂最适合了。”玉素笑笑说,“你们老两口,两间小茅屋,屋前一棵垂柳,屋后一片菜畦,无忧无虑无争无求地过日子,多么安闲快活?‘审容膝之易安’,最不容易做到的是那个‘安’字,你做到了。”
“不也不也,我也没做到!”老甘摇摇手,也咧着大嘴笑了,“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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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暖和,我也要盖新房了,不要那么大,也不能那么小,客厅、书房用不着,只能‘容膝’也不行。老伴嚷着买洗衣机哩,买了放在哪儿?其实,老朱和老陶,也没做到。老陶不嫌房子小,住下就是了,写‘归去来兮’干吗?老朱更不安分了,半夜三更,不好好睡觉,又是朝墙上写字,又是唉声叹气,折腾吗哩?人生在世,贪心不可有,怨心不可有,但是哪能无所求呢?你看我现在就有所求了——”
外面过来一群红男绿女,老甘慌慌走出,野着嗓子吆喝起来:
“绿萝卜!又甜又脆的绿萝卜!”
文霄和玉素,听着那洪亮的叫卖声,相对无语。听了一会儿,两人一齐说:
“老甘,大觉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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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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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作品
全
集林 掌 柜
府前街是个丁字街。丁字那一横是条繁华的东西大街,丁字那一竖是条僻静的南北小街。丁字街口朝北一点儿,面南蹲着一对石头狮子,面北蹲着一对石头狮子,四只石头狮子龇牙咧嘴,同心协力地驮着一座古旧的木牌坊,上书四个大字:“古常山郡”。木牌坊南边是我家的杂货铺子,木牌坊北边就是林掌柜的“义和鞋庄”了。
“义和鞋庄”不大,只有两间作坊,两间门市,黑漆板打门。那时的铺子都是板打门:门脸下面一道石槽,门脸上面一道木槽,中间那一扇扇活动的黑漆木板,叫“板打”。日出开板打,日落上板打。上板打是一种沉重的体力劳动,为了上得严丝合缝,每上一扇都要努力碰一碰。于是,天黑的时候,整个城里就会响起一片巨大的啪啪、啪啪的声音,此起彼落,经久不息,显示着一种繁荣,充满了一片生气。
不知什么原因,林掌柜的作坊是“闲人免进”的,更不许孩子们到里面玩耍。他家的门市我记得却很清楚:一排货架子,陈列着各式各样的鞋,让人想到一片干净周正的脚;门口的柜台上,放着算盘、笔砚、账簿,还放着一把特制的铡刀。那把铡刀小巧玲珑,好像一个古董,又像一个玩具。据说,只要顾客问一声:“掌柜的,鞋底里面,垫的是纸是布呀?”林掌柜便微微一笑,一手接过鞋,一手抬起小铡刀,咔嚓一声,把鞋铡作两截,送到顾客眼皮下看——林掌柜又叫“铡刀林”。
林掌柜五十来岁,长得方脸方口,硕大的鼻头也是方的。夏天,一条黑布裤子,一件白布褂子,总是刮洗得光头净脸;冬天,灰布棉袍,豆包靴头,一顶帽壳。他给人的印象:方方正正,干干净净,和和气气。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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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说话时,不论贫富长幼,总是一脸笑容,满口的“好,好,好”。有一年冬天,邻居一个孩子身穿重孝,趴在他的柜台前面磕了个头,然后说:“我娘没了。”他也说:“好,好,好。”——惯了,和气也不看什么时候。
因了那把小铡刀,林掌柜的生意格外好。每当他家门前顾客多起来的时候,我便凑过去,很想看他铡一双鞋。可是,在我的记忆里,那把小铡刀从来没有用过,只是那么放着,并且总是擦得明晃晃的。
一天,我正骑着石头狮子玩耍,杨跛子过来了,一跛一跛地走到林掌柜的柜台前面,说:
“买鞋!”
那天顾客不少,林掌柜见他来了,赶忙拿出几双鞋,让他挑选。他拿起一双鞋,朝柜台上一扔:
“铡一双看看!”
林掌柜望着他,笑而不语。
“不敢铡?”
“敢铡。”
“不敢铡就不是好货!”
“这么着吧,爷儿们!”林掌柜拿起那双鞋,一面用纸包着,一面笑着说:“这双鞋,拿去穿,钱,不忙给;鞋底磨通了,鞋帮穿烂了,好货赖货一看便知。”话儿也柔和,手儿也利落,话说完了,鞋也包好了,朝他怀里轻轻一扔,“别客气爷儿们,拿着,穿坏了再来拿!”
杨跛子真的不客气,白白拿走一双鞋!顾客们都很气愤,林掌柜却依然笑着,说是:“只当铡了一双。”
杨跛子住在后街里,土改的时候,表现很积极,后来不知什么原因,贫农团开会不再叫他了。他没有职业,但是整天泡茶馆子,泡戏园子,泡澡堂子。买卖人都很讨厌他,林掌柜为什么对他那么客气呢?晚上我问父亲,父亲笑着说:
“要不怎么叫‘义和鞋庄’呢!”
父亲和林掌柜是至交。遇到下雪下雨的天气,或是生意不忙的时候,林掌柜便来我家铺子里闲坐。他总是叫我父亲“老鸟”,我父亲也叫他“老鸟”。直到今天,我只知道那是一个戏称,但不知道“老鸟”的真实
· 9 ·小 说
含义。
两个“老鸟”到了一起,就要喝一点酒,“老鸟,喝点儿?”“喝点儿,老鸟。”他们到里间屋里,在炕上放个小桌,对面坐了,慢慢地文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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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
集喝。——我家卖酒,也卖松花、咸蒜、豆瓣酱。林掌柜非常欣赏我家做的豆瓣酱,吃到一个姜丝儿,不住说“好”。每次分别的时候,两人总要互相奉承一句:“我最佩服你的豆瓣酱。”“我最佩服你的小铡刀。”
我也深深喜爱林掌柜的小铡刀。有一次,他们喝着酒,我问:
“林大叔,你那小铡刀快不快呀?”
“快呀,飞快飞快。”
“一年铡多少鞋?”
“早先铡一些,后来就不铡了。”
“既然不铡了,要它干什么?”
“放着。”父亲说,“世界上有些东西,一定得有,用到不用的时候,便是用好了。”
林掌柜乐了,举起酒杯说:
“知我者,老鸟也!”
他们每次喝酒,总是这么快活。
后来,很有一阵子,林掌柜不到我家铺子里来了。父亲也很忙,不断到什么地方去开会。人们都说城外的庄稼人已经到了社会主义社会,城里的买卖人也准备向那里迈进了。
林掌柜最后一次到我家铺子里来,是在那年腊月,一个下雪的晚上。那时候买卖家已经不再进货了,关门也早,大家怀着各种不同的心情,等待着敲锣打鼓那一天。
那天天很晚了,父亲站在货架子前面,正自盘算什么,林掌柜把门一推,头上顶着几片雪花进来了。父亲说:
“你也没睡?”
“睡了,又起来了。”林掌柜结着扣子说,“我想看看你。”
“看我什么?”
“有人说工商业者黑夜哭白天笑,我看看你哭哩笑哩?”
· 10 ·
父亲低下头,说话变了嗓门:
“我也不哭我也不笑,只是心里麻烦……”
“你有‘蛰财’?”
“没有。”
“你能变成‘亨茂号’?”
“休想,那是大买卖。”
“这不得了!”林掌柜把手一拍,“那你麻烦什么?”
父亲抬起头,眼里含着泪说:
“老鸟,以后挪了窝儿,咱们还能坐在一起摆个龙门阵不?”
“就为这个?”
父亲点点头。
“能摆,什么时候也能摆个龙门阵!”林掌柜说着,哈哈笑了。父亲擦擦泪,也笑了:
“你不麻烦?”
“我不麻烦。”
“你不麻烦起来干什么?”
“我想喝两盅。”
“没菜。”
“有菜!”
林掌柜自己下手,弄了一碟韭菜花儿,弄了一碟豆瓣酱,然后从酒坛里舀了一小壶酒,说是一醉方休——林掌柜心地坦和,总是那么快乐。
可是,他刚抿了一口酒,突然皱起眉头:
“酒里掺水了?”
“没有。”父亲一愣。
他又抿了一口,红着脸嚷起来:
“掺水了,肯定是掺水了!”
父亲尝了一口,脸也红了,急得拍着桌子说:
“咦,这就奇了!”
“你从哪儿进的酒?”
“专卖处!”
“最近,谁来打过酒?”
· 11 ·小 说
“昨天,前天……杨跛子!”
“披一件破大袄?”
“披一件破大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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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要赊账?”“要赊账!——三斤的瓶子灌满了,提下柜台,才说要赊账。我说不赊账,他就不打了……”“酒呢?”“我又倒回去了!”
“坏了!”林掌柜仰起脖子,咯咯咯地笑起来,笑得没了声音没了眼睛。他说,杨跛子打酒,惯用此法:他的破大袄里另外藏着一只瓶子,里面装满凉水……
父亲听了,也被气笑了:
“你说,这半坛酒……”
“洒了!”
“洒了?”
“再卖倒字号。”
“快关门了,还怕倒字号?”
“人也有字号。”
“半坛酒,总有七八斤呀……”
“不喝了,睡觉!”林掌柜好像生气了,起身要走,父亲赶忙拦住他:
“怎么了,老鸟?”
“你不听朋友劝告!”
我赶紧开开门,抱起酒坛子,把“酒”洒到街里去了。林掌柜拍着我的头顶笑了笑,说是:“这小子长大了做买卖能发财。”我要去给他们打好酒,他说不用了,父亲也说不用了,催我去睡觉。
我不想睡觉,躲在灯光照不到的地方,看他们喝酒,听他们说话。他们的话题很散漫,脸上的表情很复杂,一会儿谈到城里,一会儿谈到乡下……父亲脸上刚刚有了一点欢快的颜色,林掌柜却把嘴一撇,瞅着那两碟小菜哭起来了。父亲好生奇怪:
“老鸟,醉了?”
· 12 ·
“我也麻烦!”
“你有‘蛰财’?”
“没有。”
“你能变成‘永泰昌’?”
“休想,那是大鞋庄。”
“这不得了!”父亲也把手一拍,“刚才怎么劝我来?”
林掌柜抬起头,眼里含着泪说:
“老鸟,以后见了面儿,还能吃上这么好的豆瓣酱不?”
“就为这个?”
林掌柜点点头。
“能吃,什么时候也有卖豆瓣酱的!”父亲说着,忍不住笑了。林掌柜擦擦泪,也笑了。
雪悄悄下着。一阵阵寒风,不时把一两片雪花从板打缝里扔到柜台上来。鸡叫头遍了,他们的话还没说完,最后三举杯,倾注了半生的情意:头杯酒,三十年打早摸黑,苦巴苦干,两家都有吃有穿,没饿着没冻着,喝了;二杯酒,两家相识相知,老不哄少不欺,谁也没有做过亏心的买卖,喝了;最后一杯没有喝,他们把酒洒在地上,敬了天地财神,算盘和秤,还有那把小铡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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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
文学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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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钱 掌 柜
一棵古槐,树干已经空朽了,枝叶依然茂盛,葱葱茏茏像把大伞,半遮半掩着一个杂货铺——公私合营第四门市部。
这个门市部,两人经营着,一个是我父亲,一个是钱掌柜。钱掌柜是组长,我父亲是组员,一官一兵。
钱掌柜比我父亲大两三岁,看上去却比我父亲年轻得多,精神得多:一头黑发两只笑眼,肥头大耳满脸光气。公私合营前,他在十字街上开一小铺,名叫“荣盛源”,买卖越做越小,但他一点也不着急。黑夜上了板打,小铺里照例飞出一台戏:“我说苏三走动啊!”“苦哇!”“仓台七台仓台七台仓台七台台仓——”“喂呀!忽听得唤苏三我的魂飞魄散,吓得我战兢兢不敢向前……”又是丑又是旦,又是哭又是笑,又有京胡伴奏,又有口念的锣鼓点儿,唱到精彩处,“好!”——还会爆发叫好的声音。站在门外乍一听,不知屋里有多少人,其实就他自己。
公私合营后,他仍然爱唱,门市后面的小屋里经常挂着一把京胡。一天晚上,他正唱得热闹,零售经理部的李书记来了。李书记说:“老钱,怎么啦,这么高兴?”他哈哈一笑,嘴里竟然冒出一句妙语:“有人说工商业者黑夜哭白天笑,那得看谁。李书记,我老钱可是自拉自唱着进入社会主义的!”李书记听了,十分欢喜——他当门市组长,大概就是得益于这句妙语。
但是,他这个门市组长,很少在门市上待。他一上任就说:“老贾,我这个人太浪荡,坐不住,重活我干,责任我负,守门市靠你啦。”于是,他们这里不是组长指挥组员,而是组员指挥组长。组员说没醋了,他便拉上小车儿去拉醋;组员说没点心了,他便去拉点心——早晨出去中
· 14 ·
午回来,中午出去晚上回来,一走就是半天。有时组员也批评他两句,他总是哈哈一笑说:“我这个嘴好呱呱,熟人又多,碰见谁不得呱呱几句?”——“好呱呱”,就是好说话。
有一天,他去拉醋,早晨出去,次日中午才回来。弄得组员哭不是笑不是:“老钱老钱,我当把你丢了呢!”
“丢不了,昨天黑夜我到石家庄去了一趟。”
“拉醋用到石家庄?”
“尚小云来了,我看了看尚小云。”说着,拿起鸡毛掸子,扭动胖大腰身,学起尚小云来。
钱掌柜平时浪荡,到了关键时候,真干。
钱掌柜果然犯了错误。反右派的时候,虽然没有戴上帽子,但被狠狠“挂”了一下,遭到了辩论。他的主要错误是丑化党的领导,具体言论是:“你看咱们李书记,上身长下身短,穿上什么衣服也不顺眼。”——他说是“不合体”,群众揭发是“不顺眼”,辩论了好几个回合,他才抱头痛哭,承认是“不顺眼”——果然是吃了“好呱呱”的亏!
钱掌柜犯了错误,不再“呱呱”了,但是依然爱唱——胡琴筒里塞块毛巾,小声唱。一天父亲中了暑,让我去请假,他正坐在柜台后面眯着眼睛哼哼着唱哩。他说他用旧曲调,编了新唱词儿,全是歌颂“大跃进”的;又说国家提出了“超英赶美”的口号,他也不能落后,他要赶超尚小云……
“老钱,不忙啊?”
他正向我讲解怎样赶超尚小云,一个又黑又瘦的中年人走进来,行唐口音。他赶紧打整精神,笑脸相迎:
“哎呀,李书记,你真稀罕!”
原来在我想象中,李书记是个非常严肃、非常厉害的人。其实,他很随和,也很朴素,穿一件肥大的圆领背心,拿一把破旧的芭蕉扇子,像个卖西瓜的;钱掌柜虽然犯了错误,但是他的眼光里,没有一点冷漠和歧视。他看了看货架上的货物,摇着芭蕉扇子说:
“老钱,最近县里要开全面跃进誓师大会,你对咱们公司的跃进规划有什么意见,提提吧!”
李书记是来征求意见的,跃进指标如何,具体措施怎样,群众有什么
· 15 ·小 说
反映,都问到了。不管他问什么,钱掌柜总是笑呵呵地说:“挺好。”
“对我个人有什么意见也可以提一提。”李书记又说,“比如,思想方面的,干劲方面的,工作作风方面的,都可以提——我们现在的主要任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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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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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务就是反对右倾保守和本位主义思想,扫清跃进的障碍!”李书记的扇子向前一推,做了个扫清障碍的姿势,然后坐下了——看来一时半会走不了。钱掌柜拍着脑袋想了想,笑着说:“那我就提一条!”“提吧。”
“我也是听反映。”
“反映也行。”
“不一定对。”
“错了也没关系。”
“要说你李书记,哪一方面都好,就是太爱喝酒了……”
“什么?”
“一喝就是一斤半!”
“我?”
“喝醉了就骂人——这是不是跃进的障碍?”
“别的呢?”
“没有了。”
李书记哈哈笑了,钱掌柜也哈哈笑了。两人哈哈笑了一阵,李书记走了,一边走还一边笑。
李书记走远了,钱掌柜指着他的背影对我说:
“小子,你看他是不是上身长下身短?”
“像。”我问,“他真能喝一斤半酒?”
“他有肝炎,滴酒不沾。”
“那你……”
“这叫技术。”他笑了笑,嘴巴对着我的耳朵说,“领导征求意见,不提不行,提对了更不行,瞎提没事儿——你看他乐了不是?”
那一次,他给我留下的印象很不好。他的一举一动,一言一笑,好像不是原来的钱掌柜了!
那年秋天,大炼钢铁的熊熊烈火遍地燃烧起来的时候,父亲被调到焦
· 16 ·
化厂小卖部工作,我也上了中学。一晃两年,我和父亲都没见过钱掌柜,也听不到关于他的消息了。春节到了,他把年货预备得非常齐全,天天顶门市,不到天黑不关门;中秋节到了,他便拉上小车儿带上胡琴,下乡卖月饼,走一村唱一村:“八月十五月光明,老钱送货出了城,社会主义无限好,老钱的月饼甜得不行。”——十分招人喜爱;县里检查卫生了,他便亲自收拾门市,打扫库房,看见一只苍蝇,举着蝇拍儿从屋里追到院里,从院里追到街里,直到消灭为止……于是,不到一年光景,四门市的墙壁上便挂了不少小红旗。每领一面小红旗,他便自己掏腰包,请我父亲吃一顿。他说这些成绩的取得,全是我父亲努力的结果,鼓励我父亲戒骄戒躁,再接再厉——真像一个领导干部似的。最难得的是,父亲跟他搭了将近两年伙计,从来没有发生过错账短款之类的事故。父亲常说,跟老钱打伙计,身子虽然“拴”得慌,可心里踏实。
我也喜欢钱掌柜。每次看望父亲的时候,他见了我总是朝后一指,悄悄地说:“小子,到屋里等着去。”我刚走到屋里,他便跟进来了,塞给我一块槽子糕,一块“大八件”,让我“咪希咪希”。他这么做的时候,总是蹑手蹑脚,满脸贼笑,但是“贼”得可爱。
一天晚上,我问父亲什么是“咪希咪希”?父亲说那是一句日本话,就是吃的意思。我听了很惊奇:“钱大伯会说日本话?”
“他跟一个日本人学了两句。”父亲说,日本人占领县城时,钱掌柜因为贩卖了两箱火柴,被抓到贾村据点,那是杀头的罪过。受审时,他见日本人屋里也挂着一把京胡,便说:“你们让我唱一段儿,再杀行不行?”日本人竟然答应了。他一拉一唱,日本人大喜,不但没杀他,还请他吃了一顿饭,跟他交了朋友。
“哎呀,那不变成汉奸了吗?”我问。
“别瞎说,不是汉奸。”父亲板起脸儿说,钱掌柜不但不是汉奸,他还忍着羞辱,保护过一群中国孩子。有一天,那个日本人来到“荣盛源”,让他拉胡琴。一群孩子看见了,冲着日本人骂:“操你娘!”日本人不懂这句话,便问钱掌柜,那是什么意思?钱掌柜告诉他,那是祝你长寿。后来,那个日本人见了钱掌柜,总要彬彬有礼地说一声:“钱先生,操你娘。”钱掌柜只好点头微笑:“谢谢,谢谢。”——钱掌柜能是汉奸吗?
原来,我不相信真有其事,可是后来不断看到人们这样逗他:
· 17 ·小 说
“钱掌柜,那年你给日本人唱了一段什么呀?”
“《打渔杀家》,小口儿!”他津津乐道。
“日本人也会拉京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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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唉,吱呀吱呀的,像推碾子!”“你真会说日本话?”每当这时,父亲便看他一眼,重重咳嗽一声。但他并不理会,叽里咕噜来几句日本话,然后洋洋得意地说:“怎么样?地道的东京味儿!”
于是,父亲开始埋怨他了,嫌他“嘴松”,嫌他不会小声说话,嫌他喜欢炫耀自己。他呢,嘻嘻哈哈,满不在乎,我行我素。
一天,他又让我“咪希”,父亲急忙赶到屋里说:
“老钱!别让他吃了,犯错误!”
“犯错误不在吃东西。”他说。
“在什么?”父亲问。
“在说话。”他好像预感到了什么,沉下脸儿说,“老贾,你瞅着,我迟早得犯错误。”
“怎见得?”
“我这个嘴好呱呱。”
“既然晓得了,就要注意。”
这一回,他认真地听着,不再嬉皮笑脸的了。
最后一次见到钱掌柜,是在那个饥饿的冬天。那是一个下雪天,我到焦化厂看望父亲,路过四门市,看见钱掌柜仍然在柜台后面坐着。他看见我,笑着向我招了招手,我走到柜台前面,他把嘴一伸,小声说:
“小子,怪饥不?”
“不饥。”我说。
“不饥是假的。”他看了看点心匣子,两个手指一撇,比了个“八”字,“八块钱一斤了,不能‘咪希’了。”
想起当年情景,我不禁笑了:
“钱大伯,如今还唱戏吗?”
“唱,就是进步不大。”他说,“咱们国家没有赶上英国,我也没有赶上尚小云。”说完也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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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插图:蒋世国)
· 19 ·
说
钱掌柜老了,头发稀稀的白了一半,眉毛也开始变白了;他的脸色像干菜,“胖”得难看,牙齿也脱落了好几颗。他过去不吸烟,那天手里夹着个烟嘴儿,烟嘴儿上按着个烟头儿,吸一口咳嗽半天。我问: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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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钱大伯,你不是不吸烟吗?”“不吸不给烟票。”“如今买烟也要票?”“嘿,买什么不要票?”“你不吸烟,何必要烟票呢?”
“不兴烟票不吸烟,兴了就得要,不要白不要。”
说着,把烟嘴儿叼到嘴里,烟头儿朝天像个小高射炮。他刚吸了两口,两眼一怔,忽然站起来了:
“你听,又一个!”
一片哀哀的哭声,簇拥着一辆马车过来了,马车上拉着一口棺材。马车前面,一个孩子身穿重孝,扛着一个白幡,马车后面跟着死者的亲属。钱掌柜好像看清了什么,从点心匣里抓了两块饼干,傻了似的走到街门口上,肃然而立。一片纸钱飘飘摇摇落在他的肩上,他都没有察觉……
送葬的队伍过去了,我问:“钱大伯,谁死了?”
他不说话,呆呆望着飘走的白幡,好像遥望自己的归宿。白幡看不见了,他才轻轻叫了一声“老李”,把两块饼干扔到街心里去……
“哪个老李?”我问。
“我们李书记……”
“他?”我也一惊,“那年整你,不就是他吗?”
他摇摇头,不让我再说下去。他说老李人不错,大家浮肿了,他也浮肿了;病重的时候,天天还到食堂打饭吃,买个馒头,照样拿细粮票……说着,他拼命吸了两口烟,烟头儿早已熄灭了。他一挥手,连烟嘴儿也扔了,我说:“钱大伯,你的烟嘴儿……”
“不要它了,困难时候,凑什么热闹呢……”
他拍拍身上的雪花,擦擦眼泪,又到柜台后面坐着去了。
后来我下乡了,再也没有见过钱掌柜。我只听说,在那动乱的时候,他到食品公司开办的养猪场里喂了两年猪,挨了两年批斗,最后死在一个学习班里,罪名是“日本特务”。后来平反,又说他不是“日本特务”了。
· 20 ·
王 柜
王掌柜其实是个农民,半辈子种菜卖菜。年轻的时候,他在大街上卖菜,买菜的人们叫他一声“老乡”,他便不高兴,说是:“一个卖烟卷的,卖瓜子的,都称‘掌柜’,我的买卖难道不比他们大?”人们投其所好,便叫他“王掌柜”了,一直叫到现在。
王掌柜住在南仓,紧挨着城角楼。古时候,正定府是个兵马重镇,南仓是聚草屯粮的地方。南仓居民半农半商,以农为主,种粮又种菜。这里出产的大白菜很有名望,到了清代,地以物传,干脆就叫“南仓大白菜”了。这种白菜棵大叶肥,颜色白嫩,里面的叶子互相重叠,外面一叶满球包顶,不但好看好吃,而且好熟,所以又叫“开锅烂”。早先,这种菜籽运销湖北、湖南、山东、山西,半个中国都晓得“南仓大白菜”——王掌柜种的就是这种大白菜。
自从山里修了水库,南仓虽然还种大白菜,但已不是“南仓大白菜”了。南仓原来属于“二阴地”,分布着不少水塘,用王掌柜的话说:碱从水来,水随气散,淋下的东西是什么?硝。——种植“南仓大白菜”需要含硝的土壤。一修水库,滹沱河断了水,水塘没有了,硝也不复存在了。再说,这种白菜喜大水肥,不能用化肥“催”,只能用粪干“奶”,还要施以豆饼、茅渣、鸡毛。那时候“以粮为纲”,谁还费这个劲呢!可是,城里的老人们,谁也没有忘了“南仓大白菜”。王掌柜分到责任田,老人们一见他就说:
“王掌柜,我们可等着哩!”
“等着什么?”
· 21 ·小 说
“等着吃‘南仓大白菜’呀!”
王掌柜听了,摇摇头,笑笑说:
“不种啦,老啦,歇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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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
集王掌柜六十来岁,老倒不老,但是真的“歇”了。不歇,孩子们不行。三个媳妇到了一起,时常念叨:婆婆受了一辈子苦,没得早,现在只有这么一个老人了,又赶上好时候,应该让他享些福。媳妇们说到做到,庄稼活抢着干,好吃东西抢着买。王掌柜的小屋里,奶粉、罐头、麦乳精,什么都有,手里没有断过零花钱——三个儿子都当工人,个个都给
钱。
王掌柜喝了一阵麦乳精,街上卖小吃的便多起来了。一天,他把三个媳妇叫到屋里,指着那些食品说:
“往后你们别花这个闲钱了,我也不服这些洋东西。‘花花正定府,锦绣洛阳城’,咱们正定府的好吃东西多着哩。改革开放了,市面儿一天天火爆起来,好吃东西都得出来。你们上街的时候,看见什么好吃东西出来了,回来报告一声,就算你们尽了孝心——钱,不让你们花。”
三个媳妇一齐说:“行!”
正定府的好吃东西确实不少。尤其是才解放那几年,一个十字街上就蹲了七八个饭庄,布篷小摊,肩担小贩,比比皆是。“正定府三大宝,扒糕、粉浆、豆腐脑”,那是为了念着顺口,其实,比“三大宝”更精美的食品有的是:糖麻花、蜜麻叶、豆花糕、煎素卷,做法南北罕见;鸡丁、崩肝、肥胁、肘花儿,味道天下少有。单说炸麻糖,就有多少样:“对拼”、“白片”、“盘算”、“有饧”、“荷包”、“二水”……可惜到了后来,只剩下一样:“油条”!
王掌柜在大街上卖菜时,见得多,吃得也多。因为好吃,由贫农“吃”成了中农。“四清”复议阶级成分,实行自报公议。王掌柜没有这方面的经验,自报的时候,竟然吹起来了,他说:“我老王从小种菜卖菜,靠劳动吃饭,凭力气干活。大福咱没享过,大罪咱也没受过。山珍海味吃不起,烧饼麻糖油炸糕,他吆喝什么咱吃什么……”他还没有说完,“四清”工作队的同志便黑下脸说:“行啦,别说啦,中农!”那时尚且如此,如今有了经济条件,没了思想顾虑,更该吃了,他想。
春天,槐花开放的时候,老大媳妇报告来了:
· 22 ·
“爹,卤鸡出来了!”
“谁家的?”
“马家的。”
王掌柜说了声“好”,悠悠打打上街去了。
正定卤鸡自古有名,马家卤鸡尤其地道:生鸡洗净,一只翅膀别向背后,一只翅膀叼在口中,脖颈弯回,爪入膛内,形状宛如小琵琶;卤煮要用老汤做底,作料不下二十种:丁香、桂皮、沙仁、豆蔻、白芷、三奈、花椒、大料、葱、姜、色酱等——按比例下作料、看鸡龄定火候。鸡煮好了,黄里透红,颜色鲜亮,不破皮不脱骨,不塞牙不腻口。据说,光绪二十七年十二月,西太后从西安回京驻跸正定,吃了马家卤鸡,都说鲜、香、嫩!老马掌柜卖卤鸡时,王掌柜是老主顾了。
现在卖卤鸡的是小马掌柜。小马掌柜眼睛有工夫,一看行人脸色,便知谁想吃鸡:
“王大伯,尝尝!”
王掌柜离他的摊子还很远,他便用筷子扎起一只卤鸡,响亮地招呼——他的卤鸡好像不是卖的,而是供人“尝”的。
王掌柜走过去,撕了一点鸡皮,扔到嘴里说:
“老汤煮的?”
“没有老汤,能是这个颜色?”
“多少年不煮了?”
“我六岁上关的门。”
“从哪儿得的老汤?”
“关门的时候,老掌柜留下一罐老汤,用黄蜡封了,埋在地下了。”“好,老掌柜能掐会算,知道有今天!”
王掌柜说着,咂巴了几下嘴唇,忽然皱起眉毛。小马掌柜忙问:“味道怎么样?”
“好像缺料?”
“哎呀,大伯真是神嘴儿!”小马掌柜红着脸说,“丈母娘来了,一闻见沙仁、豆蔻味儿,就头疼,所以这一锅……”
“那就不该煮!”王掌柜毫不客气。
“她明天就走……”
· 23 ·小 说
“我明天再吃!”说罢扬长去了。
小马掌柜不但不生气,心里反倒十分喜欢。第二天中午,真材实料煮好一锅鸡,特意给王掌柜送去两只,说什么也不要钱。王掌柜问:“为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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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么不要钱?”小马掌柜说:“就因为你认识我们马家卤鸡。”王掌柜夸奖他会做生意,他称赞王掌柜嘴巴神奇。王掌柜哈哈一声说:“全是你爹培养的。”过了几天,王掌柜刚刚做好午饭,老二媳妇报告来了:“爹,豆腐脑出来了!”
“什么豆腐脑儿?”
“什么豆腐脑都有。”
王掌柜说了声“好”,悠悠打打上街去了。
正定豆腐脑有三种:一种是“老豆腐脑”,卤水点豆浆做成的,吃时放韭菜花儿、辣椒酱;一种是“石膏豆腐脑”,石膏点豆浆做成的,吃时放姜末、蒜泥;一种是“卤豆腐脑”——石膏豆腐脑浇卤。王掌柜最爱吃“卤豆腐脑”,并且专吃老牛掌柜的“卤豆腐脑”。碗儿大是次要的,主要是卤好:金针、木耳、粉条、面筋,什么都有,一撮香菜,俩大香油珠子,看着就醒脾!
现在卖豆腐脑的是小牛掌柜。小牛掌柜不如小马掌柜,做买卖散散漫漫,精气神不行。他给王掌柜盛了一碗豆腐脑,放在地桌上,竟然忘了拿小勺儿。
王掌柜看着那碗豆腐脑,不由皱起眉毛:
“这就是卤豆腐脑?”
“错不了,吃吧!”
“金针呢?”
“没金针。”
“木耳呢?”
“改革了,没木耳。”
“面筋呢?”
小牛掌柜一愣,眨眨眼睛:
“什么叫面筋?”
“你贵姓?”
· 24 ·
“姓牛。”
“多少钱一碗?”
“三毛。”
王掌柜掏出三毛钱,放在地桌上,一口没吃,走了。走到十字街里,回头嚷了一声:
“哼,不知什么是面筋,你也敢姓牛!”
后来,未经媳妇们报告,自己上街吃了几回东西,结果都不满意。吃了一回饸饹,怀疑不是真正荞麦面做的,煮的也“糟”;吃了一回馄饨,埋怨没有“高汤”,白水煮的;吃了两回崩肝,一回嫌崩得太老,一回嫌崩得太嫩。想喝一碗豆沫儿,贵贱没有卖的——那东西利皮儿薄,没人做了。于是什么也不吃了,天天坐在院里的槐树底下喝茶,想念过去的好吃东西。
一天,他正喝茶,老三媳妇报告来了:
“爹,刘掌柜的烧卖出来了!”
“哪个刘掌柜?”
“老刘掌柜,你的好朋友!”
他的眼睛一亮,立刻站起来了。早先,城里卖烧卖的不下五六家,哪一家的烧卖也不如刘掌柜的讲究。剁馅儿,只用牛的“中肋”,别处一概不取,那地方一层肉丝儿一层花油,香;拌馅儿,葱花、鲜姜、黄豆酱,花椒、大料、小茴香水,还必须得用小磨香油。包子出笼了,用荷叶裹了卖,肉香、油香、荷叶香,吃到嘴里清香清香,味道绝了!——刘掌柜的包子馆就叫“得味长”。
王掌柜上街去了,不大一会儿就回来了。老三媳妇问:
“爹,吃了吗?”
“不吃了!”他坐在院里的捶布石上,脸色很不好看。他说,老刘掌柜赚钱也赚糊涂了,卖烧卖也用塑料袋,竟然没了荷叶,没了荷叶还叫什么“得味长”!
晚上,妯娌三个坐在房上乘凉,老三媳妇发起牢骚:
“咱爹的嘴头儿真刁,往后咱不给他报告了!”
“你才知道?”老二媳妇说,“不光嘴头儿刁,耳朵也刁。大嫂,你把那年剁饺子馅的事儿,给她讲讲!”
· 25 ·小 说
“我早忘了,”老大媳妇不愿背后议论老人,笑着说,“该报告了,还得报告。”
“你不讲我讲!”老二媳妇忍着笑说,“那年腊月二十九,我正和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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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品
全
集大嫂打扫院子,咱爹从屋里出来了。他说今儿几啦?我说二十九啦。他说怎么不剁饺子馅儿?我说饺子馅儿早拌好啦。他说怎么没有听见剁?我说我买了个绞肉机。他把脸儿一沉,那不行,饺子馅儿就得剁,噔噔噔噔的,听着瑞气。院子里不闹个动静儿,像过年吗?我说绞的快当,他说剁的热闹;我说绞的剁的一样吃,他说味道不一样。咱大嫂孝顺,赶紧说:
‘爹,你等着,我再买二斤肉去,给你闹个动静儿!’——白说又买了二斤肉,给他‘噔噔’了半后晌!”
说完,妯娌三个都笑了。
这时候,王掌柜正在房檐底下坐着喝茶,听见她们的话,也偷偷地笑了。
转眼秋风凉了,三个媳妇忙着秋收种麦,顾不上向他报告了。一天中午,王掌柜熬了一锅稀溜溜的大米绿豆粥,切了一碟绿萝卜咸菜,用香油拌了,“请”她们过来吃饭。她们一进门,满院子清香,一直香到街门口上去了。她们走到屋里,王掌柜指着扣在饭桌上的一张大荷叶说:“吃吧!”她们揭开荷叶一看,哈,烧卖!一个个热腾腾、油滚滚的小包子儿,皮儿又薄,馅儿又大,模样儿又俊,很像一个个小石榴。她们拿起筷子,一人夹了一个,咬一口,顺嘴流油,但是一点也不腻口——有那荷叶的清香呢!
老大媳妇说:“好吃!”
老二媳妇说:“真好吃!”
老三媳妇说:“就是好吃!”
王掌柜好像得了理,捏了个小包子儿,托在手心里说:
“凡是好东西,谁也消灭不了,就怕自己消灭了自己。改革?那得看怎么改,改什么,马家的卤鸡,改了老汤行不行?刘家的烧卖,改了这张荷叶行不行?行是行,可就不是那个味道了!”
吃着饭,他给媳妇们布置了两项新的任务。一、打听一下哪里还有“三桩包头大白菜”籽;二、赶集买硝,看见就买,贵贱都买。他说明年不歇着了,他要振兴“南仓大白菜”了。
· 26 ·
西 街 怪
城里西街上,居住着三位老人,人称“西街三怪”。他们是于老、杜老和黄老。于老外号“药罐子”,杜老外号“火锅子”,黄老外号“神算子”。他们的故事,琐屑荒唐,没什么意义;刊物约稿,记个梗概,讨人一笑而已。
药 罐 子
于老喜欢生病。——不,应该说是时常生病。他是食品公司的退休职工,按照规定,看病应到商业局诊所,或是县医院。但他生了病,从来不到指定的地方治疗,一定得请李先生。
于老生在富人家,早先是“永茂酱园”的少掌柜。他从小多灾多病,一直仰仗李先生:六岁肚里生虫子,请的是李先生;十二岁长秃疮,请的是李先生;二十一岁打摆子,请的也是李先生。李先生去世了,以后看病,还是请李先生——李先生的儿子也行医,也是李先生。奇怪的是,“文化大革命”中,李先生戴了一顶帽子,他十年安然无恙,百病不生;新时期到来,李先生的诊所一开张,他的病就又来了:今天上火,明天肠干,伤风感冒不断,去了咳嗽添了喘,三天两头抓药、熬药,于是得了“药罐子”的外号。
于老个子小,嗓门高,禁不得半点病痛。身上稍有不适,便哼哼唧唧,大呼小叫,甚至还要嚷着给在西安工作的女儿拍电报。李先生一到,就更“蝎虎”了,脑袋一耷拉,说:
· 27 ·小 说
“哎哟,我不行了!”
“不行了”的病症,一剂“小柴胡汤”喝下便好,他就越发崇拜李先生了,硬说李先生是“东垣老人”的后代。人们不知“东垣老人”是谁,文
学
作品
全
集他便到处介绍:“东垣老人,姓李名杲,字明之,晚号东垣,大金朝名医,咱县人氏!李东垣名扬天下,李先生错得了吗?你们看着李先生那相貌,天庭饱满,地阁方圆,高鼻梁大眼睛,活像东垣!”他好像还懂相法,又像真的见过李东垣!
李先生究竟是不是“东垣老人”的后代,街上无人真正知道。但是,李先生人缘极好,确是人人称道。晚上,尤其是冬天的晚上,他的小诊所里总是歇半屋子人,谈天说地,十分热闹。李先生从来不嫌麻烦,白开水满足供应,和大家又说又笑。
一天晚上,大家正谈得热闹,“阿嚏!”——一个大喷嚏,于老来了。他穿得很厚,戴一顶皮帽子,围一条毛围脖,一个大口罩上面,只露着一对小眼睛。他说他又不行了,喉咙发干,四肢无力,浑身冷紧紧的。李先生赶忙给他倒了一杯开水,让他坐下,然后打开药橱,用小勺取出一粒药,放在桌上让他吃,服务热情而又周到。
李先生也很喜欢于老,称他是“模范病号”。平时看病,李先生怎么说,他就怎么办,一点也不含糊。李先生说“不要着凉”,夏天也得烧烧炕;李先生说“多喝白开水”,他一定得问清楚一天喝几壶才好。至于吃药,更是一丝不苟,谨遵医嘱。可是,今天却有些反常,相面似的瞅着那粒药说:
“这是什么?”
“‘康泰克’,一种西药。”李先生告诉他。
“我不吃西药!”他说,“我这辈子,凡是挂‘西’字的东西都不吃,西药治标不治本!”
说着,鼻子一皱,“阿嚏!”——又是一个大喷嚏!卖烧饼的老温吓了一跳,说:
“好家伙!听这声音,真是‘不行’了!”
大家都笑了。
外号“火锅子”的杜老也在这里歇着。杜老爱抬杠,听出漏洞,当仁
· 28 ·
小
(插图:李小柱)
· 29
·说
不让地说:
“老于,西瓜,吃不吃?”
“吃!”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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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品
全
集“西红柿吃不吃?”“吃!”“西葫芦呢?”于老知道上了当,不再言语。杜老看看大家说:“我听人说,西瓜来自非洲,西红柿、西葫芦来自南美洲,西红柿又
叫‘番茄’,西葫芦又叫‘美国南瓜’,都是挂‘西’字儿的!”
大家又笑了。
李先生也笑了,像哄孩子似的,给他讲了一番道理。他说中、西两医,各有所长,各有所短,不能妄加褒贬;又说中医本身也是不断发展的,并非千古不变。东垣老人熟读《内经》、《难经》,但又结合医疗实践,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创造了许多著名方剂。假如人云亦云,陈陈相因,怎么会有“内经说”、“脾胃论”?哪来的“补中益气汤”、“升阳益胃汤”、“沉香温胃汤”呢?他的“小柴胡汤”也是因症配伍的,君臣佐使,不断变化。所以,医家和病家,也应解放思想,破除迷信,不可拘泥一法,死认一门……
于老喝着水,望着李先生说:
“试试?”
“试试吧!”老温说:“这种药不错,电视上说了,打喷嚏流眼泪,一吃就好!”
“这种药是不错!”木匠老杨说:“今年春天,我们老爷子闹感冒,吃了一粒,立时见效。老爷子吃馋了,如今身上一不舒服,就吃‘康泰克’,不吃别的药了!”
“那也不好。”杜老笑着说:“我们不能迷信旧东西,但也不能盲目崇拜新东西。盲目崇拜新的,就会迷信旧的。李先生说是不是?”
“极是!”李先生说,“天下万物,无旧不成新,无新不变旧嘛!——老于,吃了么?”
于老看看桌子上说:
“吃了!”
· 30 ·
“喝水!”李先生又给他倒了一杯水,然后分析“康泰克”的好处。他说这种药研制得很科学,一个胶囊里面,既有速释小药丸,又有缓释小药丸,速释药丸可以很快发挥作用,缓释药丸可使药效持续十二小时。于老越听越科学,颇有兴趣地问:
“这种药是哪儿出的?”
“天津,中美史克制药公司。”老杨说。
“多少钱一粒?”
“六毛!”老温说,“一粒药,顶三个烧饼!”
“噢,怪不得呢!”于老站起来,突然嚷了一声。李先生问他感觉如何,他嘿嘿一笑,眉毛也舒展了,眼睛也亮堂了,模仿着电视广告说:
“不错,‘确实好多了’!”
大家望着他那焕然一新的样子,好像打了个胜仗,一齐笑起来。李先生也笑了说:
“好好睡一觉,效果更好。”
“睡两个钟头行不行?”
“行。”
“睡三个钟头呢?”
“也行,你看着睡吧!”
李先生把他送到院里,人们又听见他说:
“不错不错,科学就是厉害!”
走到街里,又说:
“妈的,到底是中美史克!”
李先生送他回来,大家又有一番议论。老温说,“药罐子”相信了“康泰克”,真不容易;杜老说,李先生不仅治好了他的病痛,而且解放了他的思想,真是回春妙手!李先生呆呆望着桌子底下,好像发现了什么重要情况,怅然一笑说:
“唉,我在他心目中,也不过是一粒‘康泰克’!”
说着,从桌子底下捡起一个什么东西,让大家看。
大家看清了,哈哈笑了——于老喝水的时候,那粒药滚到地下去了,根本就没吃到肚子里。小 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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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 锅 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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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于老爱吃药,杜老爱吃饭。杜老和于老同岁,虽是种田人,长得却富贵:高高的身材,圆圆的肚子,浑身上下都很丰满。个子虽大,干活却没力气,土地集体耕种的时候,一天挣八分半,顶个妇女劳力。那时候,种田人吃不饱饭,他却不断“吃‘火锅子’”——和于老一
起“吃”。两人一见面,便说:
“老于,吃了么?”
“吃了。”
“吃的什么?”
于老知道他爱吃,也爱吹,便和他吹起来了:
“唉,这年头儿吃什么呀,半斤猪头肉,二两酒呗!”
“我不吃猪头肉,我嫌太凉。我吃的是‘火锅子’……”
“我也是。我中午吃猪头肉,晚上吃‘火锅子’——一个小铁锅儿,朝小火儿上一坐,白菜、豆腐、粉条一咕嘟,哎哟,美死了!”
“我吃‘火锅子’,光有白菜、豆腐、粉条不行,还得切几片儿红烧肉。开了锅,夹一片儿,颤悠颤悠的,用嘴一吸溜,哎哟,香死了!”
“我吃‘火锅子’,光有红烧肉不行,还得撒一把虾仁儿,哎哟,鲜死了!”
“我吃‘火锅子’,光有虾仁儿不行,还得放点儿海参,哎哟……”于老摇摇头,甘拜下风:
“行了行了,我的‘火锅子’,不如你的‘火锅子’!”
因为“吃‘火锅子’”,两人挨了一次批判:大家忙着革命,你们吃“火锅子”!一人请“神算子”写了一篇检查,才算完事。
从此以后,再也不“吃‘火锅子’”了。
如今天下太平,杜老什么都不怕了,随心干活,大胆吃饭。他没有儿子,只有两个闺女,大闺女做了随军家属,二闺女招了个上门女婿。闺女、女婿心眼好,老伴也贤惠,每天都要给他做差样儿的饭:家里人吃馒头,给他烙饼;家里人吃青菜,给他炒鸡蛋。最近,每隔几天,女婿还要
· 32 ·
给他买两个猪爪子吃。女婿说,猪爪子含胶质物,吃了可以软化血管,还可以美容。吃了一阵,血管虽然不见软化,但他心里却十分温暖,无比幸福!
吃罢早饭,他喜欢上街转一转。碰见熟人,总要问人家一声:
“吃了么?”
“吃了。”
“吃的什么?”
“小米粥、油条。”
“我家吃的也是小米粥、油条。——不过我那油条,是用豆腐皮儿裹了吃的!”
“噢,你比我强!”
他便乐了。
吃罢午饭,喜欢在门口站一站。熟人过来,也好问问他:
“吃了么?”
“吃了。”
“吃的什么?”
“面条儿。”
“一锅饭?”
“一锅饭。——不过我那碗面条儿里面,藏了两个白果儿!”
“什么叫白果儿?”
“鸡蛋。”
“嘿,你比我强!”
他又乐了。
吃罢晚饭,喜欢到李先生的诊所里坐一坐。人们知道他的毛病,故意把自己的晚饭向好处说:包饺子、炸酱面、炒肉丝儿、大米饭……他听了,笑眯眯地说:
“你们猜我吃的什么?金黄的玉米面儿、蒸了几个窝头儿,一碟小葱拌豆腐,一碟水萝卜丝儿,一碗杂面。”
“嘿,真素净!”
他又乐了——还是比别人强!
其实,在西街上,杜老是生活水平比较低的人家。街上的种田人,除
· 33 ·小 说
了种田,几乎都做小买卖。他不做,也不让闺女、女婿做。闺女、女婿时常在他面前念叨:卖烧饼的老温发财了,卖凉粉的老吴发财了,卖豆芽的叶大嫂也发财了……杜老虽然粗俗,但在“政治夜校”学过哲学,晓得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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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
集两方面看问题。吃饭时,便给老伴讲他的“哲学”,其实是让闺女、女婿听的:“如今的年轻人,眼皮儿太薄,比这个比那个,甚至还比外国人!说什么外国人的生活水平高,中国人的生活水平低;还说什么外国人生活节奏紧张,中国人自由散漫……扯淡!知足常乐,自由散漫也是一种享受,
咱要那么紧张干什么呀?”
杜老一如既往,每天到畦子里转一转,然后喝茶、聊天,吃闺女做的“差样儿饭”。
可是,一到春节,他便有些反常。整天少言寡语,食欲也明显下降。如果有人问他吃的什么饭,便说:
“正月里,吃什么饭!”
听那语气,便是受了虐待似的!
女婿怀疑他得了什么病症,便到诊所去问李先生。李先生听了,朝给病人扎针的小床上一指,笑着说:
“这得请教黄老先生!”
黄老先生就是“神算子”。他闭着眼睛坐在小床上问:
“你们平常吃什么饭呀?”
“家常便饭呗。”
“他呢?”
“他老了,我们做小的总得给他弄点差样儿的东西吃,也就是炒个鸡蛋、买个猪爪子什么的……”
“正月里,还给他炒鸡蛋吗?”
“不啦。”
“还买猪爪子吗?”
女婿摇头笑了说:
“正月里,又是鱼又是肉,又是鸡又是鸭的,还炒什么鸡蛋,买什么猪爪子呀?”
“问题就出在这儿了。”黄老说,“你那老泰山,有一种心病:口说
· 34 ·
知足常乐,心想高人一等。平常和你们吃的不一样,他就高兴;现在一样了,他就不高兴了。神州大地,芸芸众生,或轻或重都有这种心病。所以社会主义是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实现大同,早着哪!”
李先生哈哈笑了说:
“黄先生有什么妙方不?”
“有。”黄老睁开眼睛,捋着胡须想了一下,对杜老的女婿说,“你们吃饭时,不要叫他。你们吃饱了,把剩下的菜呀、肉呀,朝锅里一倒,热了给他吃。”
女婿愣了一下说:
“让他吃剩菜?”
“不是剩菜,那叫‘折罗’。”黄老一再叮嘱,“记住,得说‘折罗’!”
正月十五晚饭,闺女、女婿如法做了,杜老果然吃得高兴!晚上观灯,于老碰见他问:
“老杜,吃了么?”
“吃了!”
“吃的什么?”
“你猜!”
“包饺子?”
“不对!”
“大米饭?”
“不对!”
“莫非摆酒席了?”
“也不对!”他呵呵一笑,说,“‘火锅子’!‘折罗’!”
于是,“火锅子”的外号就又叫起来了。
神 算 子
黄老是西街上的知识分子。早年卖字画,后来坐在邮局门口代写书信。他读过不少古书,很有学问,可惜生不逢时,一直没有施展的机会。到了“不惑”之年,一颗明珠才放出光彩,引起了人们的注目。
· 35 ·小 说
那是一个令人兴奋的时代。全县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刚刚实现人民公社化,村村街街又办起了公共食堂;县委召开了“学河南,赶河南,超河南”的誓师大会,提出了鼓舞人心的高产口号;城里城外到处是炼铁的高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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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炉,东西南北天天有报喜的锣鼓声音。黄老不是农业人口,除了到街道食堂吃饭,不受别的拘管,仍然坐在邮局门口代写书信。街上几个闲人,不断凑到他的摊子前面,谈论一些新闻:“北关的麦子,一亩地打到两千斤了!”“你猜西关是多少?六千!”
“东关里八千了!”
闲人们大惊小怪,黄老却说:
“不行,太低。”
果然,过了几天,闲人们又得到消息:南关的小麦亩产超过了一万斤!黄老听了,仍说:
“不行,低。”
果然,秋天,西街上放出一颗更大的“卫星”:粮食亩产三万斤,棉花亩产一千六百一十五斤,得了一台拖拉机,一面大红旗,敲了半天锣鼓,放了半天鞭炮!黄老听了,轻轻一拍手说:“好了!”人们不解其意,他说:
“好便是了,了便是好。”
果然,那年冬天,县委派来工作组,开会反“五风”。西街上的粮食亩产仍然是三百一十九斤,棉花亩产仍然是三十九斤——果然是一“好”便“了”。
黄老说话有准,开始有了威信。晚上,他的小茅屋里,时常歇着几个面黄肌瘦的人,谈论生死大事:
“黄先生,咱街上饿死人了!”
“饿死几个?”
“饿死一个还不行?”
“不行。”他说。
果然,过了几天,街上一下死了三个人!大家惊慌失措,他却镇定自若,仍说:
“不行,定数未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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