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孝通与中国社会学的发展

费孝通与中国社会学的发展

费孝通先生是我国著名的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的一生是与中国社会学的发展连在一起的，其对社会学发展的伟大贡献，奠定了其在学术上不可动摇的地位。费孝通先生虽然如今已离我们远去，但是其留给我们的是博大精深的学术思想，这些思想对我们今天仍具有极大的指导意义。追溯费老的学术历程，理清费老的学术轨迹，深思费老的学术启迪，对我们这些社会学的后辈来讲是非常必要的。

一追溯费老的学术历程

费孝通先生一生的学术努力是与其毕生的社会学中国化的追求分不开的，费孝通从事学术研究70年，学术历程大体经过了三个阶段，三四十年代对中国乡村的研究；社会学重建以后到九十年代对中国小城镇的研究和区域发展的研究；九十年代后期对文化自觉的研究，费孝通每一次的学术贡献都是社会学中国化曲折道路上的一次重大进步。

（1）对中国乡村的研究

这一时期的代表作有《江村经济》（1939）《禄村农田》（1943）《生育制度》（1947）《乡土中国》（1948） 《江村经济》是在吴文藻先生所倡导的实地的社区研究的方向指导下，运用功能学派的研究方法，取得的卓越成果。《江村经济》“是一本描述中国农民生产、消费、分配和交换等体系的书” 该书“将说明变化着的乡村的经济动力和问题”（注费孝通：《江村经济》前言，江苏人民出版社，1986 ）

这本书在社会学中国化上有两个突破：一是打破了模仿或者照搬西洋模式的状态，开始“企图运用西洋传过来的科学方法和已有的理论去观察中国的现实生活，更进一步想对中国会有这样的德问题作出解释”（注费孝通：“中国社会学的成长”载《社会学研究》第七期）二本书在人类学研究领域开拓上亦有重大突破。它离开传统人类学对未开化状态的研究，而首次开创了对世界上为数众多的在经济政治上占有重大地位的民族较先进文化的研究。（注郑杭生李迎生《中国社会学史新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P142）

《禄村农田》是《江村经济》的姊妹篇，同样以村落为单位的社区为研究对象，但是以土地制度为核心，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研究。与《江村经济》中重描述相比，重解释，更具有社会学研究的意义。

《生育制度》一书主要对中国得乡村婚姻家庭、生育、性等各种问题作了全面系统的研究，作者在此开始转向了微观社会结构的研究。

《乡土中国》分别从乡村社区、文化传递、家族制度、道德观念、权力结构、社会规范等方面分析解剖了中国社会结构，这是社区学派研究的重大突破。

费孝通在早期的研究中提到：“从乡村研究里，我曾想逐渐踏进更复杂的市镇社区，可是因为种种限制，我没有如愿以偿。我计划的街集调查并没有实行。一直到现在，我还在找机会去实地研究一个市镇。至于比市镇更复杂的的都会，我还不敢做一个具体计划。但是我明白如果不了解乡村以外的各种总不同性质的社区很容易像摸象的瞎子，把象形容成四根大柱子。”(注费孝通：《乡土重建》，上海观察社，1948.p152-p153) 这个愿望终于在社会学恢复以后如愿以偿。从此费孝通开始迎来了第二个学术高峰期，费孝通把研究的重心放到了农村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小城镇。

（2）对小城镇的研究

费孝通形迹踏遍大江南北，写了大量的学术著作，比较有代表性的有《小城镇大问题》（1984）《小城镇四记》（1985）《论小城镇及其他》（1985）《行行重行行》（1992）等。

这一时期的研究主要分为前后两个阶段。

前期费孝通把小城镇的研究重心放在了江苏，对小城镇作了系统的研究。其研究思路，在《小城镇大问题》中费孝通作了概括“类型、分布、兴衰、发展”。在这一时期，费孝通提出了“苏南、苏中、苏北”的划分。 后期，费孝通把研究的视野逐步扩大，踏遍中国，提出了许多不同的发展模式，比如温州模式、民权模式、珠江模式等，并在宏观上提出了区域发展的战略。

（3）对文化自觉的研究

90年代末。费孝通把研究的重心放在了文化自觉上。比较能够体现其学术思想的就是《百年北大与文化自觉》，系统地阐述了其文化自觉地思想。

在中国面向世界，要世界充分认识我们中国人的真实面貌，我们首先要认识自己，才能谈得到让人家认识我们和我们认识人家。科学地相互认识是人们建立和平共处的起点。

人文学科就是以认识文化传统及其演变为目的，也就是我常说的“文化自觉”。在文化传统上说，世界没有一个民族有我们中华文化那么长久和丰富。我们中国人有责任用现代科学方法去完成我们“文化自觉”的使命，继往开来地努力创造现代的中华文化，为人类的明天做出贡献（费孝通，百年北大与文化自觉，中华校园网）。

费孝通用“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这十六个字对其文化自觉思想作出了精辟概括。

二.费孝通对中国社会学恢复重建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1.勇担社会学重建的重任，开辟社会学恢复的艰难之路。

从1953年取消社会学到社会学重建，社会学会受到了20多年不公平待遇，在此条件下，恢复和重建社会学难度和压力可想而知，这一重任责无旁贷的落到了社会学界元老费老的肩上。

1979年，胡乔木找费孝通先生商谈社会学恢复事宜。1979年3月召开了社会学座谈会，随后成立了中国社会学研究会，费孝通被推选为会长，从此社会学走上了艰难的重建之路。

2.提出社会学科建设的疾病呢思路，为社会学学科建设指明了方向。

费孝通在谈到社会学学科重建时，曾经形象地称作“五脏六腑”。所谓“五脏”，是指五个组成部分：学会、专业研究机构、社会学系、图书资料中心和出版物。“六腑”是指课程设置的六种课程：社会学概论、社会心理学、西方社会学理论、经济社会学、社会调查研究方法、比较社会学。

这在当时，社会学学科薄弱，社会学界普遍迷茫的的情况下，提出了社会学科重建的基本框架，这无疑是必要的和重要的。在事实上，我们的学科建设，也确实是按照了费孝通先生规划进行的，表现出了费老的高瞻远瞩。

3.在社会学研究上，费孝通先生提倡实证的风格。

这种风格在当时是必要的。我们要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实现社会学的中国化，绝对不能照搬西方社会学理论，而是要在西方社会学理论和方法的指导下开展实地研究，解决社会问题，验证理论假设，发展开拓理论。

“如果我们对已经存在的社会问题能有领导有计划的进行调查研究，寻求比较切合实际的解决方法；对可能出现的问题较早的有所观察，有所准备，也就有可能减少或避免一些社会损失。”（注费孝通：“为社会学在说几句话”载《社会科学战线》1980第1期）

在费孝通的领导下开展了一些实证研究，比如对江村的追踪研究，对小城镇的研究。在调查中，年轻的知识分子得到了很好的锻炼，保证了社会学的代际接替，为社会学准备了人才。

三对费孝通先生学术启迪的深思。

1.费孝通医生学术轨迹为我们提供了研究的独特思路。

费孝通的研究主线先是农村，随后转到了小城镇，最后定位于文化自觉。这其中有很多值得深思的东西。 不论是研究农村还是小城镇，始终没有脱离其研究的核心乡土社会。农村是乡土社会最好的标本，小城镇研究不过也就是农村研究的拓展，这始终没有从乡土社会剥离出去。这使我想到中国现在的很多问题不都有一个共同的根源乡土社会吗？不论是三农问题等直接的问题还是制度转轨等间接的问题，似乎都与乡土社会脱离不了干系。

最后费孝通强调文化自觉。“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使其思想精髓。各美其美就说每个民族都有其优秀的文化并发扬这种优秀文化；美人之美就是每个民族都要看到其他民族文化的优秀成分，并虚心的学习；

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就是强调文化多元，“和则共生，同则不济”。

如果把上一个思考归结为问题意识，那么这个思考我想归结为解决思路。这个解决思路用郑杭生先生的话说就是“开发传统、借鉴国外、立足实际、开拓创新”。

2.费孝通启迪我们理论研究和经验研究并重。

费孝通强调社会学实证的风格有其独特的社会背景。当时中国社会很多问题都没有反映到社会学研究中，

社会学很大程度上没有与本土衔接。而社会学要发挥其效用就是分析社会问题，解释社会问题、破解社会问题。如何实现社会学与社会问题的对接，那就要靠社会调查研究。

费孝通在研究中同样注重理论发展，提出了差序格局、小城镇等有中国特色的理论，产生了很大的反响，为以后的研究提供了思维框架。

如今社会学是重实证、轻理论，重经验研究、轻理论研究。在此讲这个问题并不代表，中国的经验讲究已经做得很好，而是理论研究的发展和经验研究的发展严重割裂，理论研究严重滞后，经验研究多是低水平重复，换枪不换药，研究的材料趋异，研究的内容趋同。

为什么强调理论研究呢？因为它的重要性。理论研究位经验研究提供指导和框架，经验研究要用来严重验证理论发展理论，找出蕴含在社会事实后的普遍规律，可以说经验最后要回归理论。

3费孝通强调社会学的科学和人文的双重品格。

费孝通认为社会学价值不仅仅在于工具性，“社会学人文性，决定了应该投放一定的精力，研究一些关于人、群体、社会、文化、历史等基本问题，为社会学学科建设奠定一个更为坚实的认识基础。”（注费孝通：“试谈扩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2003第3期）

“人和自然、人和人、我和我、心和心等等。都多是我们社会至今难以直接研究的东西，但这些要素常常是我们真正理解中国社会的关键，也是蕴含着建立一个美好的、优质的人文价值。社会学研究应该达到这个层次，不达到就不是真正的,„学‟。如果我们能够静下心来，坐下来，认真梳理这些传统的宝贵的遗产，真正在这方面获得一些突破，那将是社会学的一个重要跃进。”

郑杭生先生在2006年中国社会学年会主题发言中也提到“社会学研究既要发扬科学精神也要发扬人文情怀；既要开展客观性的经验研究也要张扬主观性的价值评价；既要立足当下实际开展对策性的参与性的现实问题研究，也要继承中华民族文化传统的精华，开展历史性、思想性的意义阐释”（注郑杭生在2006中国社会学年会上的讲话）

我们在中国社会学日益边缘化的今天，中国社会学界学者是应该好好反省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