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反运动再探

“三反”运动再探究

2014级中国近现代史专业 [1**********] 彭雪琼

研究综述：

“三反”运动是中国共产党在成为执政党伊始,为了能够摆脱“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率的羁绊,而采取的重要措施。它在中国共产党史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位置。由于其政治意义不仅在当时历史条件之下,而且在今天看来都具有深远的影响,所以,对此问题的研究早已引起了一些学者的兴趣与关注。尤其是“三反”运动还引发了后来的“五反”运动。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现实中腐败问题的不断增多,新旧矛盾的日益突显,从“三反”运动中总结经验汲取教训,以为解决现实生活中反对腐败问题和净化社会风气问题提供有益的启迪和教益,就成为一种历史的必然。在这方面,已经涌现出了不少颇有见地的研究成果。笔者试图对此作一简要的述评,以期为进一步研究提供某些参考和借鉴。

一、“三反”运动研究的基本情况概述

近20多年来学界对“三反”运动的研究经过了一个由浅入深和由简单到复杂的逐步发展过程。大致说来，这一过程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改革开放之初至上个世纪末期。此间的研究基本上处于初始状态,其成果主要以论文为主，也兼及党史、国史和现代史方面的著作。第二阶段从本世纪初至今。这一阶段是其研究得到充分展开和发展的时期。其成果不仅包括论文，而且还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学术专著。与此同时，此间的研究成果中既有硕士学位论文涉及，也有博士学位论文涉及，其研究的广度和深度都远远超过了第一阶段。

在论文方面，从中国学术期刊网和其它网上可以检索到的以“三反”运动核心词为题目的文章大约有60篇左右；在著作方面，在第一阶段的专著只见到两本，其一是孙瑞莺编著的《“三反”“五反”运动》(新华出版社1991年版),其二是王朝彬编著的《“三反”实录》(警官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这两本著作对“三反”的基本线索、基本概况和基本内容都作了概括性的介绍。在第二阶段出版的王顺生、李军的专著5/《“三反”运动研究》(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版)这部

著作的出版标志着学界对“三反”运动的研究已经在原有的基础上跨上了一个新的台阶。此外,一些外国学者在其著作之中也对“三反”运动或进行了描述，或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如(美)R.麦克法夸尔、费正清编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美)莫里斯.梅斯纳著的《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等。不管其中的观点正确与否,应该说都对我们的研究具有一定意义上的启迪。

二、当前研究现状

第一类、关于“三反”运动回忆类的记述性文章及其对于运动过程的一般性论述文章：如冯朝义的《“三反”运动的点滴回忆》、王治平的《“三反”运动的几点回忆》、黎白《一位铁道专家在“三反”运动中的困惑》等。第二类、关于“三反”运动在特定区域性或者特定行业的研究：如郝玉梅《北京市“三反”“五反”运动简介》（北京党史，2001 年第1 期）、张徐乐《上海私营金融业与“三反”“五反”运动》（当代中国史研究，2005 年第6 期）、黄穗生《广州的“三反”“五反”运动》（广东党史，2005 年4 月）、任玲玲《论江苏“三反”“五反”运动》（江苏大学学报社科版，2006 年9 月）、谢涛《苏北“三反”运动一瞥》（百年潮，2003 年第2 期）、朱耀华、赵华朋《西安市“三反”运动初探》（西安文理学院学报，2005 年第四期）。第三类：从反腐败的角度对“三反”运动的进行经验总结：如张悦《“三反”运动的意义及其对我国现阶段反腐败工作的启示》（求是2004 年11 月）、程大方《从“三反”运动看新中国建立初期反腐败斗争的历史特点和深远影响》（中共党史研究，1995 年第1期）、任婷婷、李强《“三反”运动与反腐败斗争》（山东教育学报2001 年第2 期）、孙慧荣《从“三反”运动看建国初期腐败产生的原因》（哈尔滨党校学报1995 年5 月）。第四类：对于领袖人物和“三反”运动之间关系的一般性论述：如石维行《毛泽东、周恩来与“三反”“五反”运动》也从不同的角度论述了当时的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在“三反”“五反”运动中的作用。对“三反”运动高层决策和若干史实的做出了回顾与研究，通过研究国家领导阶层对“三反”运动的决策过程来重现历史、还原史实。第五类：也是比较有学术价值的一类，就是从群众运动、政治的动员机制角度来考察“三反”运动。如：许蕾《政治运动的动员机制——以“三反”

运动为个案》（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 年7 月）。王朝彬的《三反实录》对于全国整个“三反”运动的过程 给与了比较细致的描述。这一类型的著作还有庞松的《“三反”“五反”运动》、王守法、赵洪顺编著《山东的“三反”、“五反”运动》（山东人民出版社，2006）。值得指出的是王顺生、李军的《“三反”运动研究》（中央党校出版社）本书不仅把“三反”运动作为独立的研究对象，更为重要的第六类，近几年随着档案资料的逐渐开放，运用第一手的档案资料，从新的角度来研究解读“三反”的论文逐渐出现。比较有代表性的文章如下：杨奎松先生《毛泽东与“三反”运动》（2006 年在《史林》杂志第4 期），一文运用大量原始档案资料从毛泽东的与“三反”运动关系这一角度具体考察了这场运动的内幕，同时对于这种用群众运动的方式来解决贪污、腐败问题提出来积极的思考。

此外，刘德军在香港中文大学《二十一世纪》网络版（08 年1月31 日第七十期）上发表《对中共发动“三反”运动的考察》一文，对中共发动“三反”运动的由来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发动“三反”运动既可以解决干部的贪污腐化问题，又可以促进“增产节约运动”的发动，毕其功于一役，何乐而不为之！这也基本上成为学术界对于中共发动“三反”运动原因的普遍看法。是它利用了大量的档案资料，对于运动从全国的范围内进行了考察有许多可取之处。

三、“三反”运动研究的几点思考

由于“三反”运动的历史地位和历史作用而被永远载入国史和党史的史册,并成为其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前面的分析中可以看出,“三反”运动已有的研究成果为进一步的研究确实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但其中存在的薄弱环节和不足之处也显而易见,这又为下一步的研究提供了更为宽广的思考空间。虽然对于“三反”运动研究成果丰富，但也有简单重复的内容，其实很多分歧的问题比较集中但缺乏分析。个别问题的研究缺乏深度，只知道陈述事情的经过表现而无法挖掘更深层次的问题。我们研究历史的目的之一是要帮助我们解决现实问题，若我们仅仅只能做到“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的境况。那，我们是也要后人为我们哀吗？因此，在对于“三反”运动研究上，我们要尽量做到研究

要有深度，并选择正确的研究视角，并对“三反运动”的教训实事求是。以史为鉴，我们的民族方能进步。

正文

摘要：“三反”运动史学术界研究的热点，到现在学术界对于“三反”运动的研究已经有丰富的成果，无论是从对“三反”运动介绍还是分析原因以及经验教训等方面都有论文、著作等。“三反”运动对于今天的经济、政治以及我们的政党执政建设都有重要借鉴意义。本文旨在查漏补缺，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总结“三反”运动的经验教训，并提出一点自己的思考。

关键字：“三反运动”；政策执行；反腐败；“打老虎”

一、“三反”运动发起原因

（一）国防需要。1951年7月后，抗美援朝进入边打边谈阶段，由于志愿军在武器装备上处于劣势，决定抗美援朝不可能在短期内取得胜利，是国家不得不把本可以用于经济文化建设的财力、物力、和人力用于国防。军事费用的增加，给国家造成严重的财政负担。据1951年秋匡算，该年财政支出将较预算增加百分之七十五，军费支出占百分之五十五。[1]这么庞大的军费开支噬待解决。（二）经济需要。建国初期国家经济困难，政治经济等建设百废待兴。如此大的国防需求经济建设需求，那资金从哪里来？出路何在？为此一场轰轰烈烈的生产节约运动展开。1951年10月23日同月23日，毛泽东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的开幕词中，充分肯定了工人和农民参加爱国增产运动的积极性。他表示相信：“只要我们善于团结、教育和依靠工人和农民,我国就一定会出现一个普遍高涨的爱国增产运动。”于是，毛泽东庄严号召：“抗美援朝的伟大斗争现在还在继续进行，并且必须继续进行到美国政府愿意和平解决的时候为止。”“为了继续坚持这个必要的正义的斗争，我们就需要继续加强抗美援朝的工作,需要增加生产，厉行节约,以支持中国人民志愿军。这是中国人民今天的[1]陈瑾;朱仁.共和国拒绝腐败—“三反”“五反”决策内幕[J].党史博览,2002,4

中心任务„„因此也就是我们这次会议的中心任务。”[2]（三）社会需要。随着增产节约运动的深人发展，问题。其中，贪污现象有逐渐上升之势。据华北地区报告，1950年共发现和处理贪污受贿、腐化堕落干部303人。1951年上半年增至531人。在华北、中南、西南、西北各区，亦连续揭发和处理了若干贪污事，并已由重庆市人民法院予以判决；西安市人民法院判决了前西北军区后勤部粮株处会计祁丰瑞等集体贪污案。避免重蹈明末李自成农民起义军进城后迅速腐化瓦解、惨遭失败的覆辙。（四）政治需要。仅仅建国三年便出现如此重大的贪污现象，这说明新生的国家政权体系还不够牢固，出现监督体系还不健全、一些残余势力仍在苟延残踹等问题。因此，这也是巩固新生政权以及保持党廉洁性的需要。

二、“三反”运动过程。

“三反”运动从1951年底开始持续到1952年10月，短短不到一年的时间，却产生了重大影响。“三反”运动之缘起于毛泽东在高岗的一份报告中批示：“在此次全国规模的增产节约运动中进行坚决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1951年11月l日，中共中央东北局第一书记高岗向中央作了《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进一步深人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的报告》。报告根据揭露出的一些干部严重贪污、浪费的事实，概述了东北地区自9月份以来开展反贪污蜕化、反官僚主义运动的经验，主要是:第一，必须开展一个群众性的民主运动，才能收到最大的效果。第二，首长负责、亲自领导，对于本单位所存在的主要缺点进行诚恳的深刻的自我批评，一次做不好，再做一次，直到真正把群众发动起来。第三，反贪污蜕化斗争，是一个复杂尖锐的斗争。有贪污行为的人，开始常常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抵抗和逃避反贪污斗争的锋芒。因此，领导上必须为群众撑腰，加强思想领导，提高群众的积极性，针对群众的各种顾虑给以解释。第四，及时处理已经弄清的问题。这样可以安定坦白者，推动有顾虑而不敢坦白的人坦白，也便于争取群众，使坏分子孤立。这个报告引起了党中央和毛泽东的高度重视。11月20日，中央将此报告转发到各中央局。毛泽东在为中央起草的转发这个报告的批语中严肃指出：“„„中央认为这个报告是正确的。请你们重视这个报告中所述的各项经验，在此次全国规模的增产节约运动中进行坚决的反[2]] 陈瑾;朱仁.共和国拒绝腐败—“三反”“五反”决策内幕[J].党史博览,2002,5

中心任务„„因此也就是我们这次会议的中心任务。”[2]（三）社会需要。随着增产节约运动的深人发展，问题。其中，贪污现象有逐渐上升之势。据华北地区报告，1950年共发现和处理贪污受贿、腐化堕落干部303人。1951年上半年增至531人。在华北、中南、西南、西北各区，亦连续揭发和处理了若干贪污事，并已由重庆市人民法院予以判决；西安市人民法院判决了前西北军区后勤部粮株处会计祁丰瑞等集体贪污案。避免重蹈明末李自成农民起义军进城后迅速腐化瓦解、惨遭失败的覆辙。（四）政治需要。仅仅建国三年便出现如此重大的贪污现象，这说明新生的国家政权体系还不够牢固，出现监督体系还不健全、一些残余势力仍在苟延残踹等问题。因此，这也是巩固新生政权以及保持党廉洁性的需要。

二、“三反”运动过程。

“三反”运动从1951年底开始持续到1952年10月，短短不到一年的时间，却产生了重大影响。“三反”运动之缘起于毛泽东在高岗的一份报告中批示：“在此次全国规模的增产节约运动中进行坚决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1951年11月l日，中共中央东北局第一书记高岗向中央作了《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进一步深人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的报告》。报告根据揭露出的一些干部严重贪污、浪费的事实，概述了东北地区自9月份以来开展反贪污蜕化、反官僚主义运动的经验，主要是:第一，必须开展一个群众性的民主运动，才能收到最大的效果。第二，首长负责、亲自领导，对于本单位所存在的主要缺点进行诚恳的深刻的自我批评，一次做不好，再做一次，直到真正把群众发动起来。第三，反贪污蜕化斗争，是一个复杂尖锐的斗争。有贪污行为的人，开始常常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抵抗和逃避反贪污斗争的锋芒。因此，领导上必须为群众撑腰，加强思想领导，提高群众的积极性，针对群众的各种顾虑给以解释。第四，及时处理已经弄清的问题。这样可以安定坦白者，推动有顾虑而不敢坦白的人坦白，也便于争取群众，使坏分子孤立。这个报告引起了党中央和毛泽东的高度重视。11月20日，中央将此报告转发到各中央局。毛泽东在为中央起草的转发这个报告的批语中严肃指出：“„„中央认为这个报告是正确的。请你们重视这个报告中所述的各项经验，在此次全国规模的增产节约运动中进行坚决的反[2]] 陈瑾;朱仁.共和国拒绝腐败—“三反”“五反”决策内幕[J].党史博览,2002,5

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在展开这个运动和这些斗争之后，每一部门都要派出必要的检查组检查所属的情况，总结经验，向上级和中央作报告。”这是中央首次提出开展“三反”斗争问题。

稍后，中央又陆续收到了各中央局报来的发现大贪污犯或落实“三反”斗争的报告。这一系列报告的推出加速了“三反”运动的到来。

“三反”运动直接发端于当时在全国开展的增产节约运动。运动开始的标志是1951年12月1日，党中央作出了《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以这个决定为标志，中央正式拉开了“三反”运动的序幕。“三反”运动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1951年底~1952年2月）检举揭发阶段。

1、河北省在11月揭发出了原天津地委书记刘青山，专员张子善的巨大贪污案。身为高级干部的天津地委前任书记刘青山和现任书记兼专员张子善被人揭发，暗中与私商勾结，“先后动用全专区地方粮折款二十五亿元，宝坻县救济粮四亿元，干部家属补助粮一亿四千万元，从修潮白河民工供应站中苛剥获利二十二亿元，冒充修建名义向银行骗取贷款四十亿元。总计贪污挪用公款约二百亿元左右，投入地委机关生产，作投机倒把的违法活动”。其行为法不仅使“私商从中贪污中饱”，而且“二人私用达四五亿元，并向上下级及其亲友送礼，有的达一二千万元之巨。据有帐可查者，达一亿三千万元”。再加上刘青山长期吸食鸦片，因此事情披露后，中共河北省委常委会议当即决定上报中共华北局，建议逮捕二人。经华北局报周恩来批准，11月29日，“河北省公安厅依法逮捕了张子善（刘青山当时在国外，12月2日归国后当即逮捕归案）”。[3]

2、薛昆山贪污案（中国畜产公司业务处副处长利用职权盗窃国家经济情报，为其经营的皮毛商店服务。挪用与侵占公款，投机倒把。）

3、宋德贵案（中央公安部行政处处长，利用职权违法乱纪勾结奸商以权谋私）

4、轰轰烈烈的打老虎运动。（一系列触目惊心的贪污报告）（一边打虎一边修改方针政策）

1952年1月19日，周恩来主持中央直属机关总党委扩大会议，宣布运动进[3]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第 152 页。

入集中力量打“老虎”阶段。以此为开端，毛泽东又陆续批转了各地、各部门上报的多份有关打“老虎”的报告和经验，其注意力完全集中在打“老虎”上。在随后的一些批示中，要求“规定自己的打虎目标”、“计划酌量增加预算”、“打虎要有一套战术，凡已普遍展开的，就要迅速总结经验，组织专门打虎部队，向大小老虎突击”、“老虎不捉净不许收兵”，等等。但同时也提出了“可疑错，不可打错，防止逼供信”的要求。有意思的是在运动高潮阶段，《毛泽东文稿》中以与“老虎”有关的提法来指导“三反”斗争的用语随处可见，如：大老虎、中老虎、小老虎、假老虎,打虎计划、打虎预算、打虎队伍、打虎小组、打虎经验、甄别老虎、老虎翻供以及搜捕老虎等等。

大老虎：指贪污数倾巨大而又影响很坏的大贪污犯，是“三反”运动首要处理的对象。

中老虎：指贪污数额较大或造成危害较大的中等贪污犯。

小老虎：指贪污数额不大，但必须清查出来以处理本人、教育他人的小贪污分子。

假老虎：主要是指运动高潮时，由于有的单位为完成上级下达的“打虎”指标而搞了通、供、信，致使有的犯错误的干部作了夸大不实的交代，以至于被误当成贪污犯打击而实际上并未达到定性为贪污犯的贪污数板的干部。这类干部在处理阶段是需要改正的对象，故称“假老虎”。另有一种“假老虎”则是假“假老虎”，即乘甄别处理之机否认自己贪污事实的贪污犯，其实是真贪污犯，是真“老虎”。[4]

第二个阶段：定案处理阶段（1952年3、4月）

对贪污分子，官僚做派分子的定案处理。如1952年2月2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的主标题是：北京昨天公审大贪污犯；副标题是：薛昆山、宋德贵罪恶严重拒不坦白被判处死刑，夏茂如、杭效祖自动坦白立功赎罪免予刑事处分。2月10日对于刘青山、张子善的枪决。

第三个阶段：建设阶段（1952年56月到10月）

对于三反运动进行总结，定案缩水。 [4] 李美玲.《建目以来毛泽东文稿》里“三反”运动中的“打虎”用语简析.[J].当代中国史研 究.2007,(12):12,110

三、“三反”运动评价与思考。

“三反”运动对于当时党政军机关中那些犯有贪污、浪费、官僚主义的领导干部来说，是一次大规模的反腐败斗争；对于全社会来说，是一次移风易俗、树立良好道德风尚的社会改革运动；对于刚刚执掌全国政权的中国共产党来说， 是一次巩固执政地位、提高执政能力的重大举措。它有力地支援了抗美援朝战争, 促进了国民经济的恢复，增强了人民对共产党执政的信心；开创了20世纪50 年代中国良好的社会风气，贪污浪费可耻、廉洁朴素光荣成为新的社会风尚；“三反”运动保持了党的先进性，密切了党群关系，增强了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遏制了共产党国民党化;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加强了党的执政地位。但是，运用群众运动的方式来解决这种违法违纪的现象，也不可避免地造成了严重扩大化的情况，制造了大量冤假错案，并造成了许多人的非正常死亡。而事实上，这场运动没有也不能在权力与金钱之间建立起一道理想的屏障。[5]这是中共在政权执政建设上的一次尝试。探究“三反”运动没有达到发起这场运动的目的，甚至有的地方有所偏离，从后来的“五反”运动的势在必行我们可以看见，“三反”运动并没有也不可能根本解决贪污腐败问题。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是毛泽东发动这个运动本身就有问题？还是在政策执行过程中出现了其它问？亦或者是还有我们现在还没有发现的问题？自入城以来，毛泽东最担心的就是党的各级干部会在金钱和享乐的巨大诱惑面前打败仗。一下子看到各级机关中竟有如此多的干部贪污受贿、损公肥私，自然让他颇为焦虑。因此制定了一系列打虎计划与标准，甚至这一场“打虎运动”从头至尾都与毛泽东有关，并且由他主导，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的方针政策全错，在这种贪污腐化严重的时候，必须要遏制这样严重的局势，但就如前面所说依靠群众方式解决问题是不科学的；其次“三反”政策执行是贯彻“三反”政策过程的关键环节，也是一项极为复杂的社会实践活动。但“三反”政策执行的结果往往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出现了机械执行、野蛮执行和扩大范围执行等偏差。“三反”政策执行之所以出现上述误区，也是因为存在着体制弊端和主观阻碍因素的影响。总之，“三反”运动没能达到最初的效果原因众多，有些我们已经找到，但有些还待我们挖掘。正确客观的分析了解[5] 杨奎松.毛泽东与“三反”运动.[J].史林,2006,(4),51

“三反”运动有助于我们今天的国家反腐倡廉和执政建设。学习历史更有助于我们整个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突破可能的“内卷化”进而不断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