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劳动力价格上涨时代_蔡昉谈延缓人口红利
并相应重要。既然当前物价是和中低收入阶层收入改变有关系，而且食品价格上涨中由需求所拉动的这一块，对农民也是有好处的，农民从中也得到了利益──并不是说农民从所有农产品价格涨价中都得到好处了，像生产成本推动的部分，得不到，但是完全由需求拉动这个因素是可以得到的。因此，当前物价上涨本身对农民是有好处的，也是城市或者农村打工者们，也包括农民自身收入增加的一个结果，所以它本身并不一定是一件坏事。所以，在这个时候，如果不管是什么通货膨胀、或者是什么结构的物价上涨，反正它是货币现象，于是集中来一个完整的方案，然后让经济冷却，结果经济增长速度放缓，着陆太硬的话，就业就会下降，失业就会上升，城乡居民从就业扩大中得到了好处又回去了。
到时候，即使压住了，或者没有导致明显的通货膨胀，但是居民的收入在下降，而通货膨胀其实怕的也就是中低收入家庭承受不起。
那么，我们要针对食品价格的问题去解决，增加供给。增加供给，改善流通环节都是可以稳定价格的，比如种粮直补，降低粮食流通环节的成本就是有效增加供给的政策思路。缓解食品价格提高的压力，对农民、对消所以，费者都是有好处的，都不会造成伤害。从这个意义上说，“要防止务工收入过快增长，以作为缓解通胀压力的方法之一”这个说法，一方面，它把务工收入和通货膨胀联系起来，这是正确的，但另一方面，它的结论肯定是错的，这个结论根本上还是方法论上的错误。记得前两年吧，大家几乎是一个共识，都讲要给农民工涨工资，我记得李剑阁说，人为提高农民工工资的话，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优势丧失得就会快，结果招来一片骂声。其实，问题在于：谁给农民工涨工资？政府没有办法给农民工涨工资，政府只能给公
动力市场的调整中，当以数量调整为主时，则出现严重的失业现象，造成社会动荡。而当以价格（工资）调整为主时，由于工人工资大幅度下降，会产生严重的贫困现象，同样导致社会不安定。中国的就业制度的改革经历了若干步骤，把两种调整方式加以综合利用，最大限度地发挥了改革的正面效果，而消除了调整的负面效果。
在改革较早阶段，通过边际改革的方式进行了工资的调整。通过吸引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入城市劳动力市场，以及用新的机制吸纳新增劳动力，把计划经济时期和改革初期形成的制度性工资调整到接近市场均衡的水平。随着这个新生劳动者群体规模的扩大，总体工资水平逐渐接近市场均衡水平。但是，对于已经在国有企业和城镇集体企业就业的工人来说，制度性工资却成为既得利益，难以调整，同时形成了大规模的冗员。继而，借劳动力市场冲击的时机进行了数量调整。一方面，大规模失业和下岗以一定的代价实现了数量调整，另一方面，失业群体在实现再就业的过程中，只能接受市场形成的工资水平，从而同时进行了工资的调整。而工资调整的结果意味着劳动力资源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通过市场配置，从而有利于就业的扩大，进而消除了数量调整的负面影响。
第三个特征是“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两种改革方式并用。中国就业制度改革过程具有激励相容的特点，即城乡劳动者追求收入增长与各级政府追求提高居民收入、缩小收入差距的目标，在扩大就业这个点上相会。在整个劳动力市场转型过程中，一方面是寻求就业机会的城乡劳动力突破制度的束缚，自发地跨越城乡、地区、部门和所有制界限，另一方面是政府因应这种劳动力流动性增强的新情况和新的制度需求，有节奏地放松制度限制，并相应地对传统体制进行改革。在遭受劳动力市场冲击的特殊时期，为了应对严峻的劳动力市场压力，政府不仅着眼于通过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对失业群体进行社会保护，更重要的是利用各种有效手段扩大就业，并在实际中逐步确立了就业优先的政策制定和实施原则，因此，这种上下结合的改革方式，保证了政府职能与市场作用的方向通常是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