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胡适思想批判运动

建国初期胡适思想批判运动是历史合力的结果，也是中国共产党与胡适之间的政治对立关系逐步演进的结果。它有一个前奏、开端、发展、高潮、结局、尾声的发展过程。

一、前奏：建国前后党对胡适的批判与争取的双重政策

抗战结束之际，胡适充当蒋介石的说客，致电毛泽东，劝说中共领袖“审查世界形势，爱惜中国前途，努力忘却过去，瞻望将来，痛下决心，放弃武力，准备为中国建立一个不靠武装的第二大政党”，又警告中共“万不可以小不忍而自致毁灭”。[1]在解放战争时期，胡适又多次攻击共产党和马克思主义，宣扬“点滴进化”的改良主义。1948年4月，在国民党召开非法的“国民大会”上，胡适作为大会主席团主席，扶助蒋介石登上“总统”宝座。表明胡适在政治立场、思想体系、社会发展方向等根本问题上都与共产党格格不入。1949年3月，胡适在台北对国民党中央社记者发表谈话，鼓吹北大西洋公约“可以防止第三次大战之爆发”，公然拥护美帝国主义的扩张政策。4月，胡适在赴美途中，写成《的宗旨》这篇反共宣言，声称“共产党的武力踏到的地方，立刻就罩下了一层十分严密的铁幕”，在铁幕底下，“人民基本自由更无法存在”。同时还撰写《陈独秀最后对于民主政治的见解——序言》，极力攻击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2]22日，胡适在美国旧金山赞扬国民党拒绝国内和平协定，竭力鼓吹抵抗共产主义。23日，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时，胡适仍然宣称“不管局势如何艰难，我始终是坚定的用道义支持蒋总统的。”[3]

在革命与反革命的政治对抗中，胡适不可避免地会受到中共的反驳和批判，其中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重评胡适在新文化运动中的地位和作用，指出胡适与中共党人在政治上分道扬镳的罪状。1949年5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吴玉章的《纪念“五四”30周年应有的认识》和何干之的《五四的两个基本口号》，指出中国共产党与胡适之间革命与改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马列主义与实验主义的分野，认为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不是胡适，而是李大钊。[4] 1950年7月30日，艾青在《人民日报》发表《爱国诗人闻一多——纪念闻一多先生逝世4周年》，指出，“新月派”成员在中国革命的严重考验中分裂成两部分：一部分以胡适之为代表，走向反人民的道路，奴颜婢膝，向美帝国主义者献媚，给中国最后一个暴君做殉葬的侍女；一部分以闻一多为代表，从不丧失真诚，以严肃的态度对待人生与艺术，努力探求真理，在认识了真理之后，毅然决然走向人民，参加了革命行动。”[5]第二，反驳胡适所谓“共产党统治下没有自由”的诬蔑，强调共产党的政权是人民自己的政权。1949年5月11日，陈垣在《给胡适之一封公开信》中，讲述解放后的北平，来了人民军队，树立了人民政权，一切都属于人民，不是“决无自由”。顾执中在《我到了北平》一文中，用亲身经历证明共产党统治下的北平，人人都有自由，“香港的谣言，胡适的谰言，都给这些事实打得稀烂。”[6]第三，严厉批判胡适拥蒋投美、反共反人民的政治立场。1949年8月25日，纽约《华侨日报》发表25个留美的中国团体致胡适的公开信。公开信列数了胡适反动历史和反动活动，正告胡适“立即停止一切卖国行为”，带罪立功，争取宽大处理。[7]第四，批判胡适为代表的民主个人主义者，指出“第三条道路”在中国行不通。1949年8月，美国发表与《中美关系》“白皮书”以后，中国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华侨领袖纷纷发表谈话，批判

胡适搞“自由中国”，企图欺骗华侨和中国人民。指出美国挑拨中苏关系，否定共产党的领导，注定会遭到失败。1950年12月13日，返国的留美学生杜度、刘心显等80余人发表爱国抗美宣言，指出“正义与欺诈，革命与反革命，和平与战争之间没有第三条路”，表示永远站在中国人民的立场，在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伟大运动中尽最大的责任。[8]从建国前后批判胡适的态势来看，主要是集中批判胡适反共反人民的政治立场，核心问题是政治方向和社会发展道路等根本方面的分野。

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并没有放弃对胡适的争取，希望他能离美背蒋，回到共产党政权和人民立场上来。胡适的老朋友陈垣在给胡适的公开信中说，“在30年前，你是青年的‘导师’，你在这是非分明、胜败昭然的时候，竟脱离了青年而加入反人民的集团，你为什么不再回到新青年的行列中来呢？”希望胡适“敢于否定过去观点错误”，“转向人民，翻然觉悟”，并“希望我们将来能在一条路上相见。”[9]1950年9月22日，香港《大公报》发表胡思杜的文章《对我父亲——胡适的批判》[10]，明确指出胡适是“反动阶级的忠臣、人民的敌人”，表示“对于一切违反人民利益的人，只要他们承认自己的错误，向人民低头，回到人民怀抱里来，人民是会原谅他的错误，并给以自新之路的。”

然而胡适却铁心与共产党水火不容。1950年初，他在《自由中国》上发表《共产党统治下决没有自由》[11]，声称陈垣的信是被人捉刀代笔，陈垣已经变成“跪在思想审判庭长面前忏悔乞怜的思想罪犯”，表示不肯与陈垣“将来在一条路上相见”的决心。[12]10月，胡适又在美国《外交季刊》发表《斯大林雄图下的中国》，全面歪曲中国革命的历史，把党领导的革命胜利说成熟莫斯科阴谋的逐步实现，把人民军队说成是执行斯大林战略的工具。[13]这样，中国共产党反击胡适的责难、批判胡适的政治立场的行动已经蓄势待发。

二、开端：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中对胡适思想的批判

1951年秋，京津高等学校教师兴起思想改造运动。重点是讨论立场问题、态度问题和为谁服务等问题，联系思想和教学态度、教学方法，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其中批判胡适思想成为整个运动的一道风景线。有的批判胡适的反动思想。如1951年11月6日，北京大学法学院院长钱端升发表《为改造自己更好地服务祖国而学习》，坦言他解放前“是从个人的利益出发的，是遵循着资产阶级的思想道路的，客观上是为反动统治阶级服务的”，解放以后，仍充分表现了旧知识分子的思想和作风。表示要承继“五四”的光荣传统，“宣布胡适的思想为敌人的思想”，清除这些错误思想的影响。顾颉刚也在一个批判胡适思想的座谈会上发言，表示应该严格分清敌我，指出“胡适是政治上的敌人，也是思想上的敌人。唯有彻底清除他散播的毒素，才尽了我们的职责。”[14]有的批判胡适的治学方法。如北京大学中国语文系教授游国恩发表《我在解放前走的是怎样一条道路》，讲述胡适的整理国故、“科学方法”、“学术独立”、“好人政府”对他的影响，解剖自己“小资产阶级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思想”。有的批判胡适的人生观、价值观。如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所长王家楫在《批判我的旧思想》中，解剖自己承认胡适的“泰斗地位”，表示要“为人民谋福利，不能再效

法为资产阶级服务的英美式的科学家了”，要虚心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抛弃一切自私自利的旧思想，接受无产阶级思想的领导。[15]有的批判胡适派的第三条道路。如1952年2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山东大学副校长陆侃如的《加紧改造思想，迎接新的战斗任务》一文。他检讨了自己受胡适的改良主义和为学术而学术的影响，认为教师的思想改造是改进教学工作的首要任务。指出：旧知识分子在思想上常常“脚蹬两只船”，那是极危险的。一只脚在剥削阶级的船上，一只脚在工人阶级的船上，而这两只船将向相反的方向开行，到那时我们免不了扑通一声掉下水底。如果我们屁股坐在剥削阶级的船上，只把两只脚搁在工人阶级的船上，那更危险。表示向前程远大的工人阶级“一边倒”，才是知识分子唯一的出路。在一阵痛苦之后，如能脱胎换骨，做个新人，那真是无上的幸福。随后由于“三反、五反”运动的兴起，1952年至1954年秋，没有批判胡适思想的重大步骤，也鲜有这方面的批判文章。这一时期，主要是知识分子自我反省和自我检讨的思想改造过程中，连带批判胡适思想，即：自我思想改造为主，批判胡适思想为次。

大洋彼岸的胡适却仍然冥顽不化。1953年7月4日，胡适借台湾远东图书公司出版《胡适文存》作序说：“我的一些著作虽然未必都值得长久保存流传，但在大陆上的共产党烧毁我的书的时候，在这个共产党‘清算胡适思想’的时候，我应该让自由中国与自由世界的人们知道究竟‘胡适思想’是什么，究竟‘胡适思想’为什么值得共产党的疯狂清算。”[16]

三、发展：从批判俞平伯《红楼梦》研究到批判胡适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

1954年10月，毛泽东因不满《文艺报》的错误，从支持李希凡、蓝翎的文章，发起了一场批判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运动。毛泽东表示，“不应当承认与俞平伯的观点是正确的”。不是研究红楼梦更深刻的问题，“而是批判错误思想的问题”。毛泽东还对《光明日报》刊载的《评》中语句“麻油拌韭菜，各人心里爱”批注：“这就是胡适哲学的相对主义即实用主义”。[17]10月16日，毛泽东发出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指出“这个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30余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也许可以开展起来了。”[18]这封信标志着红楼梦研究批判运动正式开始，也标志着新一轮胡适思想批判运动的启动。

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于10月18日开会传达毛泽东的信的指示精神，22日，传达了毛泽东关于批判《研究》和胡适反动思想的口头指示。10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钟洛的文章《应该重视对“红楼梦”研究中的错误观点的批判》，通过批判俞平伯的红学观，批判胡适以实验主义对待《红楼梦》的观点和方法，指出李希凡、蓝翎的文章“是30多年来向古典文学研究工作中胡适之派的资产阶级立场、观点、方法进行反击的第一枪，可贵的第一枪！”[19]24日，《人民日报》发表李希凡、蓝翎的文章《走什么样的路？——再评俞平伯先生关于“红楼梦”研究的错误观点》，指出胡适之所提倡的学术路线，其反动目的就是阻挠马克思主义在青年中的传播，把他们蒙着眼睛牵着鼻子走向“国故”堆里去，脱离现实，避开阶级斗争。因此，要研究全部古典文学遗产，就必须批判胡适的实验主义在中国学术界

所散布的流毒。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使古典文学研究工作走向正确的健康的道路，才能真正把马克思主义的光辉旗帜在古典文学研究工作的领域中树立起来，照耀着我们前进的道路。

[20]同日，中国作家协会古典文学部召开关于“红楼梦”研究的讨论会。与会人员在批判俞平伯关于《红楼梦》研究中错误观点的同时，批判了《红楼梦》研究中所运用的胡适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形式主义的观点、方法，指出在古典文学研究领域中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是一场严重的斗争。[21]根据这次讨论会的情况，27日，中央宣传部副部长陆定一关于展开《红楼梦》研究问题的批判给毛泽东并中央报告，重申了24日讨论会的主要意见，指出：这次讨论的目的，是要在关于《红楼梦》和古典文学研究方面与资产阶级唯心论划清界线，并进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对《红楼梦》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做出较全面的分析和评价，以引导青年正确地认识《红楼梦》。报告提出，这次讨论不应该仅停止在《红楼梦》一本书和俞平伯一个人上，也不应仅限于古典文学研究的范围内，而应该发展到其他部门去，从哲学、历史学、教育学、语言学等方面彻底地批判胡适的资产阶级唯心论的影响。毛泽东批示：刘、周、陈、朱、邓阅，退陆定一照办。[22]之后，许多高等院校、科研机构、文艺团体纷纷召开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座谈会、讨论会，除揭露俞平伯《红楼梦》研究中的错误观点外，还批判了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观点在古典文学研究领域的影响和毒害，表示必须进一步加强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著作，才能彻底肃清资产阶级的唯心观点。11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王若水的文章《清除胡适的反动哲学遗毒——兼评俞平伯研究红楼梦的错误观点和方法》。文章认为，30多年来古典文学研究领域一直被资产阶级唯心论的代表胡适派占据着，胡适派的影响没有受到应有的清算。表示“现在是在这个领域中清算资产阶级的观点和方法的时候了。前哨的第一枪既然已经响出，战斗的火力，就不能不对准资产阶级唯心论的头子胡适。”指出“认清胡适思想的反动性，清除他的影响，是文化界当前的任务。”[23]11月8日，郭沫若在接受《光明日报》记者采访时说，“胡适的资产阶级唯心论学术观点在中国学术界是根深蒂固的，在不少的一部分高等知识分子当中还有着很大的潜势力。我们在政治上已经宣判胡适为战犯，但在某些人的心目中胡适还是学术界的‘孔子’。这个‘孔子’我们还没有把它打倒，甚至可以说我们还很少去碰过他。”他表示，讨论的范围要广泛，应当不限于古典文学研究的一方面，而应当把文学艺术界的一切部门包括进去；在文化艺术界的广大领域中，特别是在历史学、哲学、经济学、建筑艺术、语言学、教育学乃至于自然科学的各部门，都应当来开展这个思想斗争。[24]11月10日，北京大学在关于俞平伯“红楼梦”研究问题讨论会上认为，应该在文学、哲学、历史、教育、考古、语言学等方面对胡适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进行全面批判。这一时期，批判俞平伯《红楼梦》研究中的错误观点为主，批判胡适为次。但前者的份量逐渐减轻，后者的地位逐渐上升。

四、高潮：全面、系统地批判胡适思想

从10月31日到12月8日，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团和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先后召开

了八次扩大联席会议，就反对《红楼梦》研究中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倾向、《文艺报》在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上的错误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并检查了《文艺报》的整个工作。会议指出，俞平伯所著《红楼梦研究》和他近年来所发表的一些关于《红楼梦》的文章，是宣传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观点的错误著作。在批判《红楼梦》研究中的资产阶级唯心论的同时，必须进一步展开对胡适反动思想的全面批判。[25]12月2日，中国科学院院务会议和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举行联席会议，决定由中国科学院和中国作家协会联合召开批判胡适思想的讨论会，以展开对胡适的资产阶级唯心论思想的全面批判，树立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学术界的领导地位。联席会议决定讨论会的内容分为：胡适的哲学思想批判、胡适的政治思想批判、胡适的历史观点批判、胡适的文学思想批判、胡适的哲学史观点的批判、胡适的文学史观点的批判、考据在历史和古典文学研究工作中的地位和作用、“红楼梦”的人民性和艺术成就、对历来“红楼梦”研究的批判等9个方面。联席会议推定了艾思奇、侯外庐、范文澜、黄药眠、冯友兰、何其芳、尹达、张天翼、聂绀弩等按上述各方面的内容，分别担任主要研究者的召集人，还推定郭沫若、茅盾、周扬、潘梓年、邓拓、胡绳、老舍、邵荃麟、尹达等9人组成委员会，郭沫若为主任，领导讨论会的工作。[26]当天，中宣部副部长周扬就关于批判胡适问题的组织计划向毛泽东报告。3日，毛泽东批示：刘、周、朱、陈、邓、陈伯达、胡乔木、邓拓、周扬同志阅，照此办理。[27]12月8日，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团、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召开扩大联席会议，通过《关于“文艺报”的决议》。郭沫若在会议上指出，中国近30来，胡适是资产阶级唯心论的代表人物，被称为“圣人”、“当今孔子”。胡适这个头等战争罪犯的政治生命是死亡了，但他的思想在学术界、文艺界、教育界还保持着根深蒂固的潜在势力。“对资产阶级错误思想的批判，是一项迫切的对敌战斗，我们的目的一定要尽可能迅速地把这种错误思想肃清，再不能允许它有存在的自由。”他还提出了开展建设性的批评的16字方针：即明辨是非，分清敌友，与人为善，言之有物。[28]周扬讲话时说，胡适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早的、最坚决的、不可调和的敌人，是中国资产阶级思想的最主要的、集中的代表者。他涉猎的方面包括文学、哲学、历史、语言各个方面。而他从美国资产阶级贩来的唯心论实用主义哲学则是他的思想的根本。资产阶级唯心论是有各式各样表现的，它在人民和知识分子的头脑中还占有很大的地盘。不能设想，不经过马克思主义在各个具体问题上的彻底批判，唯心论思想可以自然消灭。因此，全面地、彻底地揭露和批判胡适派资产阶级的唯心论，就是当前马克思主义者十分重要的战斗的任务。只有经过这种批判工作，才能使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学术界树立真正领导的地位。“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这个批判运动，同时也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思想建设的运动。[29]这次会议标志着胡适思想批判运动进入高潮，各层次、各领域、各报刊、各方面都展开了对胡适思想的批判。

1954年12月29日，中国科学院、中国作家协会联合召开的胡适思想批判讨论会正式开始，分别举行关于“胡适的哲学思想批判”和“红楼梦的人民性和艺术成就”两个方面的第一次讨论会。1955年1月14日，胡适思想批判讨论会工作委员会召开讨论会，批判胡适派腐朽

的资产阶级人生观。会议就胡绳的《论胡适派腐朽的资产阶级人生观》一文展开。20日，又根据冯友兰的题为《哲学史和政治》一文举行了关于胡适的中国哲学史观点的第一次批判讨论会。3月5日和4月4日，“胡适哲学思想批判”组又召开两次会议，讨论冯特的《实用主义——最陈腐最反动的主观唯心论》和王若水的《从实用主义到改良主义——胡适的“问题与主义”的解剖》（载《人民日报》1955年1月16日）两篇论文。[30]3月5日和3月26日，“胡适历史观点批判”组也召开两次会议，讨论嵇文甫的《胡适唯心论观点在史学中的流毒》（载《新史学通讯》1955年1月号）、周一良的《批判胡适反动的历史观》（载《光明日报》1954年12月9日）、沙英的《论人民群众和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评胡适对这个问题的反动观点》（载《人民日报》1955年2月5日）、童书业的《批判胡适的实验主义考据学》（载《光明日报》1955年2月3日）。3月15日，“胡适政治思想批判”组举行第二次会议，就黎澍的《胡适派所谓民主政治的反动的实质》（载《学习》1955年第3期）进行讨论。[31]据统计，中国科学院和作家协会联合举办了30多次批判胡适思想的学术讨论会，既是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运动，也是马克思主义学习和教育的运动。[32]

国家高层机构也大力支持胡适思想批判运动。在1954年12月召开的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罗隆基、许德珩、沈雁冰、郭沫若、顾颉刚、冯友兰、金岳霖等人纷纷发言。他们认为，胡适是近30年来中国资产阶级思想的最主要的代表人物，许多人深受资产阶级唯心论的影响，不能从学术思想上划清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界限。不能设想，不经过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各个具体问题上的揭露批判，唯心论思想可以自行消灭。表示只有彻底批判胡适反动思想，进行马克思主义对整个资产阶级唯心论思想的斗争，才能确立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学术界的领导地位。这是马克思主义者的重要战斗任务。郭沫若还指出，我们批判胡适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标准的。批判胡适的过程，就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过程，同时也就是“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努力进行思想改造”的过程。[33]

中国文联组织了“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讲座，用以帮助文学艺术工作者系统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郭沫若在开幕式上说：胡适和胡风在外表上是有所不同，他们一个公开地贩卖着美国货，一个走私地贩卖着日本货，然而货色是一样的。他们在本质上的一个共同点：便是想用资产阶级的主观唯心论来夺取领导地位。他们想解除我们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武装，叫我们失掉思想立场，失掉工作方向，向帝国主义和买办资产阶级缴械投降。

[34]中宣部为了对在北京各机关参加高级组学习的干部（包括中共中央直属机关、中央人民政府直属机关、驻京军事机关及北京市机关等）进行唯物主义宣传，决定举办“宣传唯物主义、批判唯心主义思想”的演讲会，聘请周扬、杨献珍、胡绳、艾思奇等分别主讲“为什么要批判唯心主义、宣传唯物主义”，“什么是辩证唯物主义”，“胡适思想批判”，胡风思想批判。[35]中国科学院、高等教育部和中共北京市高等学校委员会为了更广泛地满足在北京的自然科学家和高校教师学习马列主义哲学的要求，联合举办辩证唯物主义讲座，聘请陈伯达、周扬、胡绳、艾思奇、孙定国等主讲“为什么要宣传唯物主义、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胡适哲学思想批判”“胡适实用主义方法论批判”、“胡风思想批判”以及“什么

是辩证唯物主义”、“什么是唯物辩证法”等题目。[36]据不完全统计，到4月下旬，北京、上海、天津、广州、河北、山东、贵州、热河、陕西、安徽、湖南、四川、湖北、青海、江苏、浙江、甘肃、辽宁、云南、江西、山西、河南、广东、广西、内蒙古等25个省市举办唯物主义讲座。

许多高等学院、科研单位和文艺团体纷纷召开讨论会，集中火力批判胡适思想，而批判俞平伯《红楼梦》研究成为配角。12月13日到16日，华东作家协会理事会连续召开扩大会议，一致同意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团和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联席扩大会议的基本精神，一致拥护郭沫若的三点建议，批判了“红楼梦”研究中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倾向，检查了“文艺报”和“文艺月报”的错误，严厉批判了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投降主义，强调必须进一步展开对胡适派反动思想的全面批判。会议决定把华东作家协会改组为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37]18日至26日，中国人民大学举行第五次科学讨论会，何干之做《“五四”以来胡适派怎样歪曲了中国古典文学》。[38]在北京大学，哲学系从胡适的政治思想、哲学思想、思想方法、胡适在中国哲学史的研究等方面进行系统的批判。中国语言文学系中国文学史教研室专门批判胡适的“白话文学史”、“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和研究“红楼梦”的人民性和艺术性。历史系教就胡适的反动历史观和考据学进行批判。[39]1955年1月，上海市成立上海学术文化界胡适思想批判讨论会工作委员会，以彭康为主任，并分设哲学、政治、文学、历史、教育等五个组，批判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该委员会还决定从3月5日起，举办一系列宣传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思想的学术报告会，主讲为什么要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为什么要学习唯物主义世界观等题目。[40]武汉大学校长李达向中国语文系、历史系等师生做题为“胡适学术思想的批判”的报告。历史系还曾就“胡适的反动学术思想及其在史学界的流毒”问题举行座谈会。[41]天津市文学界举行座谈会，重点批判胡适的资产阶级唯心论在文学和语言学方面的反动思想。[42]

许多知识分子纷纷在报刊、杂志上发表文章，从不同的学术研究领域批判胡适思想。从总体上论述批判胡适思想的意义的有潘梓年的《彻底批判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是贯彻祖国过渡时期总任务的一个严重问题》（《科学通报》1955年4月号）等。在政治思想批判方面，有汪子嵩、王庆淑等人合著的《批判胡适的反动政治思想》（《人民日报》1954年12月17日）、黎澍的《胡适派所谓民主政治的反动的实质》（《学习》1955年第3期）等。在哲学思想批判方面，有杨正典的《彻底肃清反动哲学思想实用主义的影响》（《人民日报》1954年12月20日）、艾思奇的《胡适实用主义哲学的反革命性和反科学性》（《人民日报》1955年1月22日）、金岳霖等人合著的《批判胡适实用主义哲学》（《北京大学学报》1955年第1期）等。在历史学思想批判方面，有周一良的《批判胡适反动的历史观》（《光明日报》1954年12月9日）、嵇文甫的《批判胡适的多元历史观》（《历史研究》1955年第4期）、赵俪生的《批判胡适反动的考据方法和校勘方法》（《文史哲》1955年第5期）等。在文学思想批判方面，有林淡秋的《胡适的文学观批判》（《1955年1月3日》）、王元化的《胡适派文学思想批判》（《解放日报》1955年2月5日）、黄药眠的《胡适的反动文学思想批判》（《新建设》1955年4月号）等。

在《中国哲学史》批判方面，有冯友兰、朱伯昆的《批判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的实用主义观点和方法》（1955年6月24日）等。在文学史思想批判方面，有褚斌杰的《胡适文学史观批判》（《光明日报》1955年4月27日）、何其芳的《胡适文学史观点批判》（《人民文学》1955年5月号）等。在教育学批判方面，有曹孚的《批判实验主义教育学》（《新建设》1955年2月号）、潘懋元的《胡适教育思想的错误及其在教育学上的影响》（《厦门大学学报》1955年第1期）等。等等。胡适思想批判工作委员会把报刊、杂志上的文章汇编成《胡适思想批判》，共8辑，约有200多万字，由三联书店1955年出版。

为指导胡适思想批判运动有领导、有步骤、有目的地开展，1955年1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干部和知识分子中组织宣传唯物主义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演讲工作的通知》。《通知》说：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错误思想的批判已告一段落，对胡适派思想的批判已经初步展开，对胡风及其一派的文艺思想的批判亦将展开。《通知》阐述了批判唯心主义的思想、树立唯物主义的思想的意义，指出思想战线是社会主义革命中的一条极端重要的战线，不加强这条战线，不首先在这条战线上取得胜利，就不能保证在实际斗争中取得社会主义的胜利。《通知》还提出演讲工作的8项主要内容。主要的是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来批判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的思想。[43]2月，中宣部召开全国宣传部长会议，准备用大约8年的时间，展开一个全国性的思想运动，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宣传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思想，使全国500万知识分子绝大多数懂得什么是唯物主义，什么是唯心主义，并且经过这个思想运动，在广大人民中削弱以至粉碎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影响。文化部还举行省市文化局长会议，根据国家的总任务和文化工作的情况，确定1955年全国文化工作的方针任务是：积极地开展文化战线上的反对资产阶级错误思想的斗争，有步骤地整顿文化工作者的队伍。要求各地和各个文化部门必须大力继续开展对胡适派、胡风派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批判，逐步深入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基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44]3月1日，中央又发出《关于宣传唯物主义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指示》，系统阐述了宣传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意义，指出了应该注意的若干重要问题，并对这场思想运动的开展做出部署和规定。[45]4月1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展开对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批判》，再次系统地重申了上述基本思想，指导胡适思想批判运动的发展。

五、结局：从全面批判胡适思想运动转变为全面批判胡风思想运动

正当批判胡适思想如火如荼的时候，党针对胡风于1954年7月提交的《关于几年来文艺实践的情况的报告》，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错误地发起一场批判胡风文艺思想的运动。在1954年12月8日，周扬在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团和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扩大联席会议上批判了胡风的文艺观点。[46]1955年1月15日，毛泽东在周扬关于同胡风谈话情况的报告上批示：应对胡风的资产阶级唯心论，反党反人民的文艺思想，进行彻底的批判，不要让他逃到“小资产阶级观点里躲藏起来。”[47]1月20日，中宣部向中央提交《关于开展批判

胡风思想的报告》，指出要在批判胡适、俞平伯的资产阶级唯心论的同时，对胡风的资产阶级文艺思想进行彻底批判。1月26日，中央批准了这个报告。之后，在许多重要的会议、讨论会、文章中，都把批判胡风同批判胡适联系在一起，但基本上是以批判胡适为主、批判胡风为次。5月13日，《人民日报》公布了《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毛泽东特意加写了编者按。由此，专门批判胡风的文章、活动逐渐成为思想领域的主角。随着《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第二批材料》（《人民日报》1955年5月24日）、《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第三批材料》（1955年6月10日）的公布，声讨和清理胡风反党集团的活动占据思想界的主流，而批判胡适思想运动逐渐淡出历史舞台。

1955年5月11日，中宣部在向中央提交《关于胡适批判运动情况和今后工作的报告》总结了胡适思想批判运动，认为这次批判在党中央的直接领导下，运动的发展一般是健康的，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和缺点：第一、对广大干部和知识分子的影响还不够深广。第二、在各学术部门中发展还不平衡。第三、由于理论工作基础薄弱，虽然发表的文章很多，水平也逐渐提高，但好的文章太少，有的文章论证不多，说理不够，结论武断。针对上列问题，报告提出7项工作，表示要注意针对旧学者在批判中暴露出来的错误观点，把胡适思想中欺骗性最大、迷惑人最深、影响最广的所谓治学方法等等，进一步组织文章深入地进行分析和批判；还要准备几篇较有分量的总结性的论文，作为这一阶段集中批判的结果。这个报告也得到毛泽东的同意。[48]意味着批判胡适思想的运动趋于尾声。10月5日，中宣部向中央报告关于1955年1至9月份的主要工作，表示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批判已经结束。对胡适思想的批判，在政治思想和哲学思想方面将告一段落。对胡风思想的批判，在人民日报发表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三批材料后，已转入揭露和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49]之后，直到1956年，批判胡适的文章寥寥无几，说明50年代初期的胡适思想批判运动的结束。

六、尾声：毛泽东表示，将来要替胡适恢复名誉

1956年5月26日，陆定一在题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讲话中，运用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理论，强调了政策界限，认为胡适不仅思想上是唯心主义者，而且政治上是反革命分子。因此，批判胡适的哲学观点、历史学观点、教育学观点和政治观点，是阶级斗争在社会科学领域里的反映。共产党人必须把人民内部的思想斗争同对反革命分子的斗争严格地区别开来。在人民内部，不但有宣传唯物主义的自由，也有宣传唯心主义的自由。只要不是反革命分子，不管是宣传唯物主义或者是宣传唯心主义，都是有自由的。两者之间的辩论，也是自由的。[50]7月21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略论“百家争鸣”》，指出批判过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主义，采用了猛烈的、揭露式的、运动的形式，那是因为胡适是思想敌人兼政治敌人。这只是思想批判的一种形式，很多人却把它误解成为唯一的形式，同时也误解为一有唯心主义思想就是政治问题。另外，在权威崇拜和教条主义的影响下，近年来也滋长了一种简单化的、粗暴的批评。[51]反映了党对胡适思想批判运动的基本总结和反思。

批判胡适思想的运动也存在许多缺憾，毛泽东对此也有察觉。据唐弢在《春天的怀念》

[36]《人民日报》1955年4月22日。

[37]《人民日报》1954年12月20日。

[38]《人民日报》1954年12月28日。

[39]《人民日报》1955年1月19日。

[40]《人民日报》1955年1月19日、3月4日。

[41]《人民日报》1955年1月22日。

[42]《人民日报》1955年3月21日。

[43]《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文献选编》（1949－1956），学习出版社1996年版，第901－904页。

[44]《人民日报》1955年3月27日。

[45]《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63－75页。

[46] 周扬：《我们必须战斗》，《人民日报》1954年12月10日。

[47]《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9页。

[48]《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141－142页。

[49]《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文献选编》（1949－1956），学习出版社1996年版，第1033页。

[50] 陆定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人民日报》1956年5月26日。

[51]《人民日报》1956年7月21日。

[52]http://laoyija.blogchina.com/laoyija/3254918.html。

[53]《毛泽东传》（1949－1976），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298－29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