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门口的陌生人

■主笔 丁三

在比邻而居二百年之后，这些漂洋过海的欧洲人，成了“大门口的陌生人”。恰恰是在与洋人最长期交往、本应最熟悉他们的广州，围绕是否允许洋人入城，纷争延绵不绝。

约1840年，油画，从河南岛(今海珠区)远眺广州城，画师不详。

广州城被城墙围着，以把外国商馆与周围地区隔开。

清道光二十五年腊月十八日，也就是西历1846年1月15日，广州知府刘浔乘坐一顶蓝呢大轿，在鸣锣开道、“肃静回避”中前往府衙。抵近那座蹲据石狮子的建筑时，衙役、轿夫们发现，一个“粗野的苦力”正大模大样地坐在路中间，挡住他们的去路;临近街市还聚集着几千围观市民。

这个近乎挑衅的举动，让刘浔又惊又怒。在他的喝令下，衙役们一拥而上，“揪住苦力的头发加以殴打”(魏斐德，《大门口的陌生人》)。但，出乎他的意料，几千市民纷纷鼓噪起来;他们斥骂刘浔，“官方清道以迎洋鬼，其以吾民为鱼肉也”(《广州府志》)……

刘浔惊恐不已。他意识到，他与英国人秘密接触、商议入城事宜的消息，已经泄露出去了。正值入城纷争持续几年、千万广州市民群情激昂之际，此举不啻于冒天下之大不韪。他赶忙命令衙役们带上那名苦力，尽快回到衙门。

然而，几千民众不肯放过他。轿子又一次上路后，他们不依不饶地一路跟随。片刻之后，在府衙门口，“退却演进为一场骚乱”。魏斐德后来写道：“民众把卫兵推到一边，跟着他涌进衙门。一些人甚至闯进他的住所，烧掉了他的官服。他们大喊大叫，‘彼将事夷，不复为大清官矣’……”

在大群乱民气势汹汹的追赶中，刘浔从后花园侧门逃了出去，躲进广东巡抚黄恩彤的府邸。入夜时分，两广总督耆英也赶忙贴出榜文，宣称刘浔已被罢职。然而，这一切无法安抚愤怒的广州市民。深夜，他们依旧游荡在城市的各个角落;他们并且宣称，只要天一亮，他们将洗劫城外的十三行，并袭击那片大约21英亩、几乎与世隔绝的旧商馆里的三百个洋人。

码头与“Cities and Towns”

1843年6月4日，当爱新觉罗•耆英抵达广州、以钦差大臣的身份办理广州开埠通商事宜时，他意气风发、踌躇满志。

耆英接触“夷务”始于1842年春天。这一年，战火从广东蔓延到浙江，短短两三个月时间，定海沦陷、镇海丧地、宁波失守、慈溪易帜……在六百里加急的马蹄声中，耆英由盛京将军转任杭州将军，主持议和谈判。乍浦、吴淞、宝山、上海相继陷落后，他与浙江巡抚刘韵珂“相对而泣”;在写给皇帝的奏章里，他表达着自己的痛苦与两难，“战无长策，惟有羁縻”，“而羁縻又无从措手”(《筹办夷务始末》)……

但他很快从“战亦难”、“和亦难”的悲观中摆脱出来。8月24日，在南京仪凤门外静海寺，他见到了英国全权公使璞鼎查。尽管翻译马礼逊不断恫吓，但他发觉璞鼎查并非蛮横无理之辈。五天以后，8月29日，当他踏上下关码头附近的康华丽号战舰、代表中国政府签署《中英南京条约》时，他做了一个小小的手脚。

这份共计十三条、后来被视为中国近代史开端的文件，第二款这样规定：“自今以后，大皇帝恩准英国人民……寄居沿海之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等五处港口，贸易通商无碍”。耆英后来强调说，按照中文惯例，所谓港口指的是城外的码头;而在璞鼎查等人看来，它泛指港口所在的城市，即条约英译本的“Cities and Towns”。这种语意分歧，为耆英赢得了折冲樽俎的空间。

当年九月，耆英被任命为两江总督，兼办闽浙两省开埠通商事宜。在他的主持下，马拉松式的《五口通商善后条款》谈判进行着。璞鼎查坚持入城，并“自择基地、建造夷馆”;耆英则不断诉苦，他说，该条约已得到皇帝的御览，出尔反尔的话，谈判很可能破裂;他半是劝告、半是恫吓地提醒，洋人大举入城的话，华洋冲突势在难免，中国民众也必将“群起而攻之”……

在耆英的软硬兼施中，璞鼎查让步了。不久，双方达成初步协议，租借何地，“英国管事官每年应通报中华地方官，转报立案”;也就是说，大举进城、“自择基地”的蛮横，被双方会商、公平租借的措施折冲了。

耆英趁热打铁。很快地，被紫禁城视为又一个胜利的妥协出现了：中方提出设立专门的租界区，限定界址、“不许逾越”;在一份秘密奏折中，耆英谈到，这是以往广州商馆区的翻版，这么一来，不仅可避免华洋杂居，祖宗的旧例成法也可延续。而在璞鼎查看来，经营一个“国中之国”，也比散居在各处城乡更加安全、更为方便。于是，在双方的皆大欢喜中，又一个协议达成了……

两个回合下来，耆英被视为“夷务干才”、一代能吏。满朝沸沸扬扬的赞叹之外，对臣子一向殊少褒勉的道光皇帝，也认为耆英长袖善舞、“事无不妥”。正因此，1843年初夏，在广州入城纷争久拖不决、华洋冲突愈演愈烈之际，耆英才被派赴广州，接手开埠通商事宜。抵达广州不久，他很快贴出一纸榜文，宣称洋人将不日入城、开辟租界;他并且警告说，倘有妄言抵制、聚众闹事者，他将毫不留情，一概“明正刑典”。

这一纸榜文，捅了一个大马蜂窝。

1842年，南京江面英舰“康沃利斯”号上，中英两国签署《南京条约》的情形。(英国画家绘)

社学与“公所”

这个马蜂窝就是遍及广州城乡的社学、团练与“公所”组织。

在鸦片战争期间，在举人何玉成、梁廷栋，秀才李芳等人的号召下，番禺、南海两县的乡民就以“社学”名义，组织了十余个团练局。比如石井村“升平社学”拥有乡勇三万六千余人，白云山“东平公社”有乡勇九千余人。十几个社学控制了广袤的广州郊县。

1842年9月，几乎是《南京条约》刚刚签订、洋人行将入城的消息初初传来，社学领袖们就开始了无休止的抗议。几个月之内，“告示一张接着一张，流言一起接着一起”。无奈之下，12月2日，两广总督祁贡只好委托几名举人召集满城士绅，“澄清原委、诉诸公论”;但，不等召集人把话说完，几百名与会者纷纷斥之为“狡言妄辩”、“一派胡说”，集会不了了之了。

紧接着，12月5日，几名英国妇女造访了只有男人居住的旧商馆区，这似乎证实了洋人行将入城的传闻;随即，12月7日，一桩人命官司更引发了一场全城性的大骚乱。

这一天，在商馆区附近，一名东印度籍水手因口角持刀捅死了一个中国水果摊贩。消息传出，广州舆情哗然，几万人涌向了商馆区。乱哄哄的围攻后，一把大火把渣甸洋行的义和馆、荷兰人聚集的集义馆以及新英国馆即保和馆烧为灰烬。随即，破坏的快感与顺手牵羊的狂欢，也迅速地蔓延开来;次日中午，几百名中国士兵赶来时，依然有许多人在冒烟的废墟中翻检物品……

处决十名祸首、赔银26万余元，是广东当局给英国人的交代;与此同时，官员们没有追究东印度水手的人命官司。不难想象，在这片千年不变、视杀人偿命为天经地义的土地上，此举将引发怎样的愤慨。一夜之间，几个衙门声名狼藉。一夜之间，社学领袖成为广州真正的主心骨了。他们不断串联、集会、张贴告示，排外情绪如火如荼。

1843年初夏，一道解散社学、“无废常业”的诏书，到达广东各级衙门的案头;几天后，耆英也贴出了准备让洋人入城的榜文。但已经来不及了。社学迅速转入了秘密状态，影响不仅没有削弱，相反更同仇敌忾、更有号召力。在耆英贴出入城告示后，迎来的是几十万人排山倒海般的抗议。

大门口的陌生人

“几十次请愿，几百场集会，上千张告示，一下子冒出来了……”魏斐德后来写道，“在这样的声讨中，耆英吓坏了。他只好告诉英国公使璞鼎查，现在不行了，百姓情绪过于激烈，只能等公众的感情有所改变再说……”

那么，如此强烈的排外情绪，是怎么产生的呢?广东绅民为什么视外国人为“番鬼”、“不以齿于人类”，而坚决抵制与他们同城而居呢?

一切都只能追溯到长达二百年的隔离政策。远在明崇祯十年也就是西元1637年，对洋人的种种人身限制就出现了：各国商人只能居住在城外的“夷馆”;不得离开夷馆散游;不得在岸上过冬;不得携带妇女上岸;不准乘坐轿子出行……凡此种种，使那片21英亩大小的商馆区，不仅长久地与世隔绝，而且显得阴森诡异，仿佛鬼影憧憧。

欧洲人是“兽面羊眼”，他们雇佣的印度水手是“番鬼”，至于黑人随从更是低贱的“黑鬼”。他们死皮赖脸地要与中国通商，不仅“生性嗜利”，而且也因为他们长期茹毛饮血。没有中国出口的茶叶、大黄，他们就要活活胀死、病死，以至于绝种灭族。

他们没有文字、不讲礼仪。他们番话就是“鬼语”。更重要的是，他们不仅“嗜利”，他们而且“好淫”!他们的妇女袒胸露背、人尽可夫，他们还一心一意要勾引中国的女人们!他们的传教士会使用一种魔法，即使再规矩的良家妇女，也会在不知不觉中廉耻尽丧、失去贞操。倘若准允他们入城，平静的、文明开化的广州，将很快沦为杂种遍地、几非人间的蛮夷之城……

他们甚至认为，洋人连生理结构都和中国人不一样!

又何止是愚夫愚妇们的偏见?以林则徐为例，这个晚清名臣、后来被大书特书的民族英雄，在初抵广州的日子，不也相信只要禁绝茶叶、大黄的出口，洋人们就会乖乖地俯首听命么?他不是也曾认为，英国士兵“腰直腿硬”，只要用钩镰枪钩倒他们，他们就“仆地不起”么?他的误解与狭隘，难道不能折射广州绅民的普遍观感?……

在比邻而居二百年之后，这些漂洋过海的欧洲人，成了“大门口的陌生人”。在这样的轻蔑、敌意与恐惧中，百万市民群起抵制入城，又有什么好奇怪的呢?鸦片战争期间，广东官员试图以秽物破除洋人的“妖法”，又有什么不能理解的呢?这是中国近代史最吊诡的一幕：那些从未接触过洋人的通商口岸，居民们尽管态度冷漠、心怀厌恶，但大体还保持了克制态度;恰恰是在与洋人最长期交往、本应最熟悉他们的广州，入城纷争延绵不绝，如同洪水猛兽。它折射了中西交往史、乃至一个古老帝国在夕阳晚照中混沌的一角表情……

坐抬杆出行的洋人。19世纪80年代，抬杆在香港和澳门是一种流行的交通工具。

从璞鼎查到德庇时

1844年3月19日，两广总督祁贡因病去职，耆英接掌广东。一个多月后，务实、相对温和的璞鼎查也离开中国，汉学权威、著名的鹰派人士约翰-德庇时继任驻华公使和香港总督。

如果说，从温和、一盘散沙的两江，调任社会风气剽悍、民间组织森严的两广，是耆英悲惨人生的伏笔的话，那么，璞鼎查的离任、德庇时的出场，则揭开了他的悲剧序幕。德庇时被认为“比中国人还了解中国”。

五口通商后，上海替代了广州的外贸地位，宁波、福州和厦门也分走了一杯羹。原先的那些合作伙伴，十三行的行商们抱怨不已，他们甚至有意限制生意，为的是恢复从前的垄断制度。1843年9月，在七艘驶离广州的商船中，有五艘是空载而归。

德庇时认为，对一个四亿人口的大市场来说，即使举国商人蝗虫一般飞来，它也足够容纳。广州与上海并非非此即彼，内地转运税的征敛、中国官府的捣鬼，以及璞鼎查的太好说话、迟迟没有解决入城问题，才是这一切的根源。倘若准许入城，商人们就不必通过中间商来销售货物，他们的洋行、商铺将遍及各个街道，中国官府也就无从捣鬼。只有入城，让英国人和中国民众直接打交道，误解才能消弭，敌意才能化融，而大不列颠的实力与尊严，也才能根植进中国人的内心。为此，1845年3月22日，德庇时语气强硬地知会耆英，“中国政府搪塞的时间已经太长了，《南京条约》必须执行，入城问题必须解决”。

这一年夏天，在城外旧商馆区，广州知府刘浔及南海、番禺两县县令代表耆英，驻广州领事詹姆士-马额峨代表德庇时，双方开始了马拉松式的、长达六个月的秘密谈判。

谈判遥遥无期，德庇时对耆英的口吻日渐生硬。在德庇时的敦促下，这一年深秋，詹姆士-马额峨威胁说，倘若不能和平入城，英国人将用其它方式走进广州。这个战争恫吓吓坏了耆英，他答应贴出布告。但他仅仅在几近无人的偏狭弄巷，贴出了十张这样的布告，并且语词异常含糊、几近泛泛。

德庇时再也忍耐不住了。当年年底，他凶狠地反手一击：倘若入城问题再拖延下去，英国将拒绝交还舟山。

这个杀手锏将耆英逼进了死胡同。为什么皇帝会同意签订《南京条约》?为什么他与穆彰阿的“抚夷”主张，能够压倒激昂慷慨的主战派?耆英明白，1846年1月22日付清战争赔款后、英国将交还占领下的舟山，是最大的筹码之一。倘若英国人不肯履约，他将声名扫地，满朝文武将群起而攻，他的“欺君之罪”、他的被流放被处决都是可以预见的。

耆英顾不得广州市民了。1846年1月13日，又一纸入城布告贴遍了广州的大街小巷。在这份布告中，耆英的语气勉强、苍白而近乎祈求，他说，“近者悦、远者来”是孔子宣扬过的大国风范;他说，广州绅民仰千年教化，当知与邻为睦的道理;他还说，他相信他治下的广州市民，必将视洋人为友为邻……

广州市民才不吃这一套呢!如果说，耆英的皇族身份、与紫禁城的特殊联系，还让他们多少有些忌惮，那么，对秘密谈判的主角之一刘浔，他们就没那么客气了。1月15日，他们冲进府衙、火烧刘浔官服;他们并且宣称，只要天一亮，他们将火烧商馆区，杀尽在广州的几百名英国人。

如果说，刘浔的际遇已经给了耆英一记耳光，那么，袭击商馆区的极端之语，则将他逼到了绝路上。倘若真发生这样的事件，无论战争会不会爆发，舟山是没指望了，他也必将死无葬身之地。在鸡飞狗跳般的慌乱之后，这一天凌晨，他率领花翎顶戴、衣冠楚楚的大群官员，出现在千万市民面前。这一天，他们的低声下气，他们的推脱，后来久久地成为广州绅民街头巷尾的笑柄。

幸运的是，濒临绝望之际，英国人难得地开恩了。

广州消息传到伦敦后，唐宁街认为，中国朝廷存在着“抚”、“战”两派。在对外政策悬而未决之际，倘若“温和的”、代表着“友好政策”的耆英下台，那么，受伤的将是在远东的米字旗。为此，3月11日，伦敦连同巴黎、华盛顿共同宣布，“……同意此事暂时推迟。但英国女王陛下的要求并未取消……”

这个声明让耆英多少松了一口气。但，还来不及从战战兢兢中摆脱出来，当年7月8日，预示着入城纷争的新转折、并伏笔了他的惨死的“康普顿事件”发生了。

“我是罗马公民”

康普顿是一名普通的英国商人。这一天，他看到一名英国人与一个中国摊贩发生争执，于是二话不说，冲过去掀翻摊子，随后将那名中国摊贩拖进商馆，用鞭子狠狠地抽打了一顿。

消息传开，成千上万的广州市民蜂拥而来。他们谩骂、投掷石子，并试图冲进商馆区解救摊贩。一小群英国人向密集的人群开枪。三名中国人被打死，十几人受伤……

得知中国人大批死伤后，耆英仿佛逮着了机会，以宣泄他长久的、从来没有发作过的对殖民者的愤恨。他难得地扮演了一次据理力争的角色。他希望能给广州市民一个交代，并多少挽回自己越来越不堪入耳的名声。但他有没有意识此举意味着他以小花招赢来的“会商”制度的破产。有军舰和枪炮作后盾的殖民者将会恼羞成怒，他们将一改“文明”、“重信然诺”的表象，而诉诸颠倒黑白、反咬一口的手笔。

盎格鲁-撒克逊总是有理。这就是耆英悲剧的另一角真相：他只能扮演赔偿、道歉、“予以保证”的角色;倘若中国人情理皆占上风，那么，殖民者的心态就会发生微妙的、然而足以置他于死地的变化。后来，萧伯纳曾经描述过这种盎格鲁做派：“给自己一个借口，让自己坚定不移地相信它，先自欺而后欺人……这么一来，殖民变成了送去文明，侵略变成了传播福音，杀人变成了自卫，抢劫变成了开发。一切罪行都变成了功德……”

在康普顿事件中，首先发挥这种盎格鲁做派的，是第一个出场的德庇时。

德庇时表示，他将惩罚康普顿，因为他招惹了这么大的麻烦;他将让康普顿缴纳二百银圆的罚金，以赔偿三名死者。德庇时还说，英国人不应为三名死者负责;在遭受围攻的情况下，商人们开枪纯属自卫;何况，“要逐个搞清射死三个中国人的凶手是不可能的”。谁应为三名死者负责呢?德庇时说，是中国政府，是那个街区的衙役!他们任凭成百上千的暴徒围攻商馆，既没有疏导，也不肯驱散，这才迫使一向克制、守法的英国商人开枪。倘若他们尽职尽责，那么，惨剧就不会发生……

最后，德庇时表示，康普顿将那名中国摊贩带进商馆，不是要拘禁他、绑架他，而是为了转交给中国官府。既然误会已经发生，他也不愿再追究中国“暴徒们”的责任了……后来，在《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一书，美国学者马士评价说，“这一切都够公正、够宽大的了”!

的确够公正、够宽大。问题在于，其他英国人都没有这么公正、这么宽大。在德庇时之后，紧接着出场的是商馆区的三百名商人，远在万里之外的曼彻斯特商人集团。

康普顿被处以罚金的消息传出后，几百名英国商人气势汹汹。他们说，仅仅惩罚衙役们是不够的，耆英必须将暴民首领绳之以法，并保证“不再发生类似事件”;而曼彻斯特商人集团更加彻底：商业巨子查甸要求在珠江口长期停泊一艘军舰，更多的人则认为，所有的冲突、侮辱和“悲剧”都因为入城问题，他们为此呼吁发动一场入城战争，以彻底制服“广州的暴民”……

9月7日，“复仇神”号战舰果真开进珠江口;随即，大批枪械送进商馆区，几十名年轻商人被挑选出来，组成了自卫团。广州英国商会的首脑们宣称，倘若再发生围攻商馆的暴行，他们将替代耆英执法，杀光所有的暴徒……

又一个出场的，则是英国外交大臣巴麦尊。

1847年3月27日，在佛山镇附近，六名外出游玩的英国人遭遇了石子的袭击。这么一桩微不足道的事件，让巴麦尊勃然大怒。这个鸦片战争的导演和主角、对商人们言听计从的文明绅士，以一种“我是罗马公民”的姿态，悍然下令发动入城战争：4月1日，在达格拉将军的指挥下，英军奇袭虎门，827门大炮被钉塞之外，一支远征部队还在商馆区登陆，随时准备攻占广州……

过去的几个月，耆英尽力息事宁人、并避而不谈入城问题的，在这兵临城下、火烧眉毛之际，耆英再也无可搪塞了。他答复，两年以后，1849年4月6日，广州将向外国人全面开放。他知道这是饮鸩止渴;但他只能寄一线希望给今后两年：或许，奇迹会发生，广州人的态度会改变;或许，局势会变化，英国人将不再要求入城;又或许，那时他已经卸任，已经离开这个让他心力交瘁的城，这个前世不修、今生不幸、近乎报应的职位……

仅仅几个月以后，黄竹岐血案发生了。

广州街头围观洋人的景象，有的人为此不惜爬上屋顶(佚名画)。

“抚局”怎么办?

早在1846年9月15日，也就是耆英拿到二百银圆、放弃追凶后的两三天，一份告示就悄悄出现在了广州街头。这份告示称，耆英吃里爬外、“事鬼如神”;既然他不愿意为民伸冤，那么，社学成员、“贤良君子”们愿意替天行道、以命偿命。死掉的三位乡亲，将用六个洋夷的小命来补偿……

这份告示曾使耆英风声鹤唳。但随着时间的流逝，他渐渐认为，此举不过是一时激愤。但一年多以后，1847年12月6日，在南海县的黄竹岐村，六名英国青年失踪了。

大批官兵开进这个升平社学控制下的村庄。三天后，两具尸体被发现，据说其余四具尸体被藏起来了。面对蠢蠢欲动的军舰，耆英不能再手软：四名疑犯被立即斩首，另有十五人被逮捕。耆英向英国人保证说，所有疑犯都跑不掉，所有社学将彻底禁绝……

英国人被说服了。与此同时，耆英以苦口婆心、可怜巴巴的口吻，在告示里这样劝说广州乡民：“如邻里间互不相扰，有德行、有教养者就能安居。轻启争斗，何能各保家宅安宁?……务须父诫其子、兄教其弟，洋人如无妨碍村民之事，切勿加以理会……”

在满城游骑的行走中，耆英没有发现民变的迹象。又一个危机似乎克服了。但，一个多月后，他惊恐地发现，他苦心经营的“夷务干才”的名声，已经彻底破产了。

几乎是《南京条约》刚刚签订，耆英就向道光皇帝呈递了一份《详陈议和情形折》。在这份后来被屡屡引用、作为“屈辱外交”象征的奏折里，耆英首先认为，战局不可开、“抚局”必须办。他说，“二年以来，合数省兵力，言剿言守，总难得手……该夷船坚炮利，初尚得之传闻，今既亲上其船，目睹其炮，盖知非兵力所能制服”……

换而言之，打也打不过，守也守不住。除了“抚”，朝廷别无出路。那么，抚局该怎么办呢?他谈到，“抚必待以至诚”。洋夷并非毫无信义之辈，以入城问题而言，他抠了几次字眼，璞鼎查不也让步了么?不仅让步，他的强调条约的神圣性，他的与璞鼎查处处交心、让对方理解他的难处，不也赢得了璞鼎查很大的好感么?因此，和洋人打交道，必须“示以诚信、要处处示以无疑”。

不仅如此，他还大施笼络心术。他强认璞鼎查之子为“义子”;邀请洋人走进自己的官邸，以“朋友”相称;他赢得了“诚恳”、“友好”的名声……而在一年多的交往中，他似乎渐渐把握到了“抚局”的关键。

他说，洋人并不可怕，他们“生性嗜利”，只要有钱赚，他们就不会得寸进尺。可怕的是激起民变、外忧转为内患!他说，“抚夷本属权宜之计，并非经久之谋”，条件成熟后，不妨撕毁条约、杀他一个回马枪，但“自古远猷，攘外必先安内”……

在这些冠冕堂皇的话语背后，耆英还有没有什么不方便说出口的“抚局”手段呢?有!耆英已经发现，在内忧和外患之间，官府夹在其中、动辄得咎。一方面，洋人到底人面兽心、得寸进尺;另一方面，在国家危机四伏的关头，老百姓也是得罪不起的。但对老百姓，可以时而镇压、时而安抚，手段一如既往;而对洋人，为什么不以民愤难惹、众怒难犯做借口加以钳制呢?在“待以至诚”的原则下，也不妨耍一些花招。示之以好，同时以官治民、以民制夷，这就是耆英被视为“夷务干才”的关键，这就是他在两江、闽浙屡屡得手的核心秘密……

然而，在广东，这一切都压根行不通了：广州外贸地位一落千丈，广东民间严密组织，以及广东绅民视洋人如鬼似魅，这一切，都注定了他狼藉的声名以及越来越狭窄的斡旋空间。他只能一次又一次应付危机。他渐渐地无路可走了，黄竹岐危机让皇帝渐渐起疑了。

12月上旬，在一份奏折里，他说他采取了三项措施：警告英国人约束子民、要求士绅稳定乡村以及做好打仗准备，对此，皇帝还认为“甚妥”;但，十几天后，皇帝就对黄竹岐处决的第二份奏折感到不安，他的朱谕批示写到：“务使各得其平，勿令有失民心，是为至要”。皇帝并且质问说，那些英国人真的是去黄竹岐打猎吗?

一向善于见风使舵的耆英，在这节骨眼上却犯了一个不应有的小疏忽：在没有收到皇帝批复的情况下，他的第三份奏折已经在通往紫禁城的路上了。他强调镇压“乱民”的必要，并且婉转地警告皇帝，倘若不这么处置，战争可能爆发。而此时，皇帝已经密令新任巡抚徐广缙调查入城纷争的真相、耆英对洋人的真实态度……

1848年2月3日，耆英被免去两广总督职务，徐广缙接任该职，同时叶名琛继任广东巡抚。

尾声

3月15日，耆英向徐广缙移交了印信，并启程回京;次日，德庇时也离开香港，原新加坡总督乔治-约翰接任驻华公使、香港总督。在过去的四年，入城纷争折磨着这两个老对手，他们的声誉都不同程度地受到损害。

徐广缙接任后，对洋人异常强硬。这一年春天，当乔治-约翰小心翼翼地提出入城问题时，徐广缙回答，是耆英答应1849年4月6日开放广州，对此，他不予负责;他并且建议乔治-约翰，“应该去找耆英解决这个问题”(魏斐德，《大门口的陌生人》)……

与此同时，一应的作战准备进行着：珠江口戒备森严之外，在乡村，十万团练被动员起来;在城区，商铺店主们出钱、无业市民们出力，一支庞大的城市义勇队随之诞生。甚至洋人们的旧友、那些十三行的行商，也加入了保卫广州的准备。

和璞鼎查一样，乔治-约翰也认为入城没有什么实际意义。4月6日前后，在英国人本应进城的日子，他发表了一个被认为“温和得可笑”的抗议：“我只能重申对进城要求未获准许的遗憾。对这种无视条约的行为，我将向我的政府报告……”

英国人从此没有下文了，而北京与广州张灯结彩、喜气洋洋。朝廷嘉奖了徐广缙、叶名琛以及团练领袖，并授予全体市民“众志成城”的牌匾;广州市民更加慷慨地为徐叶二人树碑立传。

七年后，再也忍耐不住的英国人终于动手了，广州由此开始了它长达四年的被占领;原先准备保卫城市的义勇队，令人惊讶地成为洋人统治下的广州警察力量。又两年，当英法联军逼近北京、这个古老帝国陷入更深屈辱的前夕，新皇帝起用了耆英，让他去和洋人们谈判。

洋人们肆无忌惮地取笑着他。他们说，占领广州时，他们已经查获了耆英的全部往来文书，他是一个狡诈、两面三刀、满口谎言的无耻之徒，他休想再欺骗他们。而得到这样的奚落后，一向讨厌他的新皇帝更不客气。他以“欺君”的罪名，在逃亡前夕处死了耆英。而在耆英走向刑场的身影背后，有着“最是仓皇辞庙日”的家国屈辱，有着圆明园摇曳的熊熊烈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