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在他身后的中国

　　鲁迅去世已经80年。在这80年时间里，从肉体上说，鲁迅已不在场，但从精神上说，他却是一个无法忽略的存在，对国人的精神生活产生着复杂的影响。年代不同，鲁迅的形象往往很不同，人们对他的态度也不同，从这个意义上说，他又是时代文化的某种晴雨表，不仅可见他自身的际遇，也反映着时尚的变迁。

　　去世之初13年

　　与他活着的时候已是左翼文坛名义上的盟主有关，也与复杂的政治斗争有关，从1936年到1949年，鲁迅在左翼文化界的地位持续上升，最终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鲁迅去世3天之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于10月22日发布了3份文件：一是《致许广平女士的唁电》，二是《为追悼鲁迅先生告全国同胞和全世界人士书》，三是《为追悼与纪念鲁迅先生致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与南京国民党政府电》。后两份文件内容基本相同，一是表示中国共产党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要进行一系列隆重的纪念活动；二是对国民党政府提出了“鲁迅先生遗体进行国葬，并付国史馆列传”“改浙江省绍兴县为鲁迅县”“改北平大学为鲁迅大学”“在上海、北平、南京、广州、杭州建立鲁迅铜像”等八条要求。

　　一年之后，毛泽东在延安发表演讲，对鲁迅作出了这样的评价：“鲁迅在中国的价值，据我看要算是中国第一等的圣人，孔子是封建社会的圣人，鲁迅是新中国的圣人。”

　　此后，毛泽东对鲁迅的评价日益增高，终于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写下了一段包含几个“伟大”和若干“最”的话：“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鲁迅的政治归属进一步确定了。

　　微妙的17年

　　从1949年到“文革”前夕，鲁迅被大写在文学史上，大写在中小学语文课本中，被研究，被纪念，成为家喻户晓的伟人，地位无人与之比肩。这是一个奇迹，也隐含了问题和矛盾。

　　首先，鲁迅不是党内同志，在新时代掌控文坛的大员们中极缺人缘。他与创造社长期论战，与其某些元老积怨甚深；他与左联领导人闹翻，与“四条汉子”的矛盾无法化解。但在进入新时代之后，恰恰是这些人执掌了文化界，握有制订政策和阐释最高意志的大权。他们对鲁迅的看法没有变，情感态度也没有变，但是，鲁迅的弟子、门人一个个被打倒，萧军、胡风、冯雪峰等无一幸免。而无论内心多么不情愿，公开场合都要尊敬鲁迅，甚至要把自己打扮成忠诚的学生，这是当时很有意思的文化景观。

　　这并不奇怪，原因就是领袖对鲁迅的高度推崇。然而，领袖的推崇并不能化解历史遗留的种种恩怨，所以，鲁迅虽然借助这种推崇而获得了极高的地位，却也因此进入了一个复杂而微妙的矛盾场。

　　此外，鲁迅的一些精神遗产并不符合当时的需要，诸如他的个人主义、启蒙思想，他对传统的判断、对国民性的看法、对文学的要求和期待，反对歌功颂德的一系列主张，等等。总之，时代对鲁迅的接纳不是无保留的。毛泽东对鲁迅的确非常推崇，但是，他也像一般人一样，推崇某个人，却未必容忍他的全部；赞赏已故的某个人，却未必愿意让他在自己身边复活。

　　1960年代，曾准备拍摄电影《鲁迅传》，一流的编剧、导演和演员，忙来忙去好几年，饰演鲁迅的赵丹胡子留起来又刮掉，刮掉又留起来，电影最后却没有拍成。《鲁迅传》的流产，正是鲁迅尴尬境遇的一个证明。

　　“文革”时期的鲁迅

　　1966年的鲁迅逝世纪念活动盛况空前，主题是把鲁迅树立为敢于造反、敢于砸烂旧世界的英雄。10月19日，《人民日报》社论题为《学习鲁迅的革命硬骨头精神》，《解放军报》社论题为《学习鲁迅，永远忠于毛泽东思想》。这些社论指出：“鲁迅是旧世界的批判者和造反者。他对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社会刻骨仇恨，对维护旧制度的旧思想、旧文化深恶痛绝。一切压迫人民，愚弄人民，毒害人民的反动势力和反动文化，他都憎恶之，暴露之，鞭挞之，扫荡之。”此时，红卫兵运动正蓬勃发展，社论号召说：“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们要学习鲁迅的敢于斗争、敢于革命的精神……要发扬鲁迅这种‘打落水狗’的精神，对待敌人决不心软，决不留情。我们要坚决把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那些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把一切牛鬼蛇神，统统斗倒、斗垮、斗臭，让他们永世不得翻身。”

　　此后10年间，无论什么运动，都在鲁迅言论中寻找支持，于是，鲁迅成了一系列运动的主要战将。其中有两场运动是与鲁迅思想比较贴近的：一是“批林批孔”，二是“评《水浒》、批宋江”。

　　林彪灭亡之后，被当成“尊孔派”和“复辟派”，于是“批林”与“批孔”连在了一起。批孔借助鲁迅，可谓顺理成章，于是鲁迅成了“批林批孔”的旗手。他对儒家传统和孔孟之道的批判被强调出来，成了打倒孔家店、揭露孔孟之道、识破了“圣人假面”的战士。就连《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也成了“当时激烈的阶级斗争的产物”，“戳穿了反动派尊孔崇儒的反动政治目的”；《十四年的读经》则“深刻揭露了鼓吹读经者的反动本质，狠狠地打击了反动统治者”。

　　“评《水浒》、批宋江”的起因非常偶然。1975年8月，为毛泽东读书的一位北京大学女教师与毛泽东谈起了《水浒》。毛泽东称道鲁迅对《水浒传》的评论，赞赏鲁迅对金圣叹的批评，并对《水浒传》研究中长期没有贯彻鲁迅精神表示不满，指示《水浒》的三种主要版本都要出，要把鲁迅的话印在前面，等等。女老师对谈话作了记录，并交毛泽东亲自审订，然后根据通常的做法，把记录稿发给了宣传口。于是，从8月23日开始，人民日报》《红旗》《光明日报》等纷纷发表文章，评《水浒》，批宋江，批判“投降派”。有人统计，短短两个月里，全国就发表文章2000多篇。 　　论及“文革”时期的鲁迅，还有一点值得提及，就是他推动了一代人的觉醒。

　　“文革”后期，中国社会出现了一个持续时间甚久的“读点鲁迅”的高潮。直接原因是毛泽东的号召。他劝同志们读点鲁迅，“鲁迅的书不大好读，要读四五次，今年读一遍，明年读一遍，读几年就懂了……鲁迅是中国的第一等圣人，中国的第一等圣人不是孔夫子，也不是我，我是圣人的学生”。这个谈话作为中央文件向全国传达，就掀起了“读点鲁迅”的高潮。读鲁迅，读什么，不读什么，当然要听从指挥，但就在这个背景下，一些人却走近了鲁迅，在鲁迅的启发下开始独立思考。

　　王富仁曾经谈到，他在“文革”时期读鲁迅杂文，有一种“刻骨铭心的快感”。他说：“鲁迅没有使我的命运好起来，但我不后悔。因为他也给了我做人的勇气和做人的骄傲。在我最困难的时候，是鲁迅及其作品给了我生命的力量。我经历过困难，但困难没有压倒我。”笔者也至今感激鲁迅，因为是他在“文革”后期给了我最大的思想支持。当建立在自己人生体验基础上的思想不合时宜的时候，当各种真实的想法不能公开表达的时候，如果发现一些能够表达自己思想的语句，而且这些语句是不犯禁的，那是一种什么样的兴奋！这一切，我从阅读鲁迅中得到过。

　　1980年代的鲁迅

　　1980年代，是鲁迅走下神坛、回到人间的一个时期。林贤治的一本书就叫《人间鲁迅》。然而，一方面被请下神坛，一方面却是鲁迅精神得到了空前的发扬。

　　历史再次进入一个打破偶像的时代，鲁迅的一些见解和主张开始受到质疑。比如，鲁迅对中医中药的评价是否有失公允？鲁迅对人是否不够宽容？等等。鲁迅曾说“费厄泼赖应该缓行”，有人在《读书》发表《论“费厄泼赖”应该实行》，不但没有受批评，而且文章很快被收入中学语文课本。

　　不过，在文学艺术界，在整个知识界，鲁迅的精神却开始真正被继承，许多人走上了鲁迅的路。

　　一场浩劫过去之后，一些作家“睁了眼看”，面对满目疮痍，找回了现实主义的批判精神。人们对“假、大、空”给予了坚决的抨击，为真实性而大声疾呼。一些作家直面现实生活，无论回顾历史还是反映现实，都试图以真实作为首要准则，说真话、抒真情、真实地反映社会生活。在那个特殊的时期，“真实”意味着不回避刚刚经历的苦难，意味着不为现实涂脂抹粉。

　　在这条路上，作家们找到的榜样是鲁迅。一些学者也喊出了“回归五四”“回到鲁迅那里去”的口号。之所以要回到鲁迅那里去，是因为人们日益深刻地体会到，文学和思想文化领域的拨乱反正，“乱”是众所周知的，“正”在哪里，却认识极不相同。什么叫拨乱反正？从“八个样板戏”回到“三红一创”？从浩然回到赵树理？这显然是不够的。对当时的人们而言，回到鲁迅那里去，是有益而可行的。

　　简单地说，从睁了眼看，到文化批判和国民性批判，从恢复文学的批判职能，到修复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1980年代走过了一段艰难的路程。在这段路程中，鲁迅无疑是引航的灯。

　　世纪之交的遭遇

　　告别1980年代之后，首先引人注目的现象是一些人对鲁迅的远离和贬损。

　　任何一个历史人物都没有理由逃避后人再选择过程中的评头论足。而且，对权威的挑战是文明发展的前提。但是，1990年代以来对鲁迅的挑战情况却比较复杂，既包含了自由的愿望，又反映着思想和认识的误区。

　　因为鲁迅曾在一次次运动中充当先锋，所以，一些人对鲁迅颇为反感。他们常常以叛逆自居，却对鲁迅缺少了解，只是根据过去年代鲁迅高居神坛的记忆，认为要解放自己，就要搬掉鲁迅这块“老石头”。

　　还有一些人对鲁迅反感，是因为民族情感和爱国主义。在他们眼中，鲁迅反传统，说中国文明吃人，要青年少读或不读中国书，甚至要废除汉字……如此否定中国传统、丑化中国人民、瓦解民族自信、助长崇洋心理、长外国人的志气、灭中国人的威风，算哪一家的“民族魂”？因此，连以叛逆自居、喜欢独立思考的诗人于坚也说：“我一想到这位导师说什么‘只读外国书，不读中国书’，‘五千年只看见吃人’，我就觉得他正是‘乌烟瘴气鸟导师’，误人子弟呵！”

　　更为重要的是，这是一个“躲避崇高”“融入世俗”“活着就好”的时代，也是一个努力遗忘和及时行乐的时代。在这样一个时代，鲁迅的确有点讨人嫌。人们活得太累，想轻松一下，鲁迅却不叫人轻松；人们需要安慰，鲁迅却总是撕破幻相煞风景。在这样一种文化氛围中，鲁迅自然不招人喜欢。

　　在一些人一种新的目光下，从思想到人格，鲁迅都有许多缺陷。比如，理解和宽容，是新的时尚，鲁迅却那样好斗，不妥协、不宽容，“一个都不宽恕”。于是，某作家说：“世人都成了王朔不好，但都成了鲁迅也不好――那会引发地震！”说鲁迅是不稳定因素，也许并非全无道理。这位作家还说：“文坛上有一个鲁迅是非常伟大的事，如果有50个鲁迅呢？我的天！”

　　当然，直到今天，仍有不少人尊崇鲁迅，把他当作雾海的灯塔，甚至在他面前感到羞愧。鲁迅，仍然是未来文化和知识分子人格建设的重要资源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