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贝马斯生活世界思想述评

论哈贝马斯生活世界

潘永云

内容摘要：哈贝马斯将胡塞尔生活世界引入到他的交往行动理论中，提出了独具特色的生活世界思想。他认为生活世界是交往行动者进行交往的背景资料，由文化、社会、系统构成。哈贝马斯还指出，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体系对生活世界的殖民化是现代人真正需要检视的困境。哈贝马斯的生活世界理论这对于迈向现代化的中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 哈贝马斯 生活世界 生活世界殖民化

纵观了20世纪西方哲学，我们看到“不仅仅是某个哲学家零散地、偶尔地将目光投向了日常生活领域，而是许多哲学家或哲学流派都不约而同地从不同角度将注意力聚焦到生活世界上，提出了关于生活世界的构想和批判理论。”[1]而当代最具综合性的思想家之一，德国著名哲学家哈贝马斯可谓是生活世界理论的集大成者，他将生活世界概念从胡塞尔先验现象学导入他的“交往行动理论”，提出了独具特色的生活世界学说。

一、 生活世界学说的主要思想来源

在西方学界，现象学宗师胡塞尔是最早倡导“回归生活世界”的思想家之一。胡塞尔提出“生活世界”理论是为了克服当时欧洲的危机。在《欧洲的科学危机与超越论的现象学》一书中胡塞尔明确指出，欧洲的科学已陷入深刻的危机之中。这里所谓的科学危机不是指物理学和数学等具体科学本身的危机，而是指由于科学的社会作用所引起的文化危机，因而从根本上说，这是一场哲学的危机，一场人自身的危机。危机的根源是自伽利略以来，自然科学的飞速发展，特别是数学和物理学为代表的科学主义的不断发展，不断数学化和符号化了我们生活于其中并且不断给予我们存在的意义和价值的生活世界。“在19世纪后半叶，现代人的整个世界观唯一受到实证科学的支配，并且唯一被科学所造成的‘繁荣’所迷惑，这种唯一性意味着人们以冷漠的态度避开了对于真正的人性具有决定意义的问题„„即关于这整个的个人的生存有意义与无意义的问题。”结果“单纯注重事

[2]P15-16实的科学，造就了单纯注重事实的人。” 面对深刻的文化危机，胡塞尔为

欧洲人开出了“回归生活世界”的处方。他反复强调了哲学应当自觉地回归并研究生活世界，为欧洲人重建人与世界相统一的、有价值的、有意义的和有目的的世界。“我们处处想把‘原初的直观’提到首位，也即想把„„生活世界提到首位。”[3]P20这样，胡塞尔在20世纪的西方哲学中率先完成了具有决定意义对后人影响深刻的回归生活世界的思想历程。

在胡塞尔那里，“生活世界”的概念是在两个层面上被使用。一个是经验层面上的“生活世界”，胡塞尔直接称之为“日常生活世界”，他说：“作为唯一实在的，通过知觉实际地被给予的，被经验到的世界，即我们的日常生活世界。”

[3]P58另一个是在超验意义上使用的“生活世界”，它较之“日常生活世界”更为“原始”，也更为重要。也就是说，胡塞尔的生活世界必须在其整个超验现象学背景下才能得到理解，它是“前科学的”、“前概念的”和“前理论的”，属于先验的原发境域。哈贝马斯十分重视胡塞尔生活世界学说，他认为胡塞尔从现象学

的角度阐释了“生活世界”的自明性和奠基性。但这位后继者认为，胡塞尔的生活世界是一个原发性的纯粹境域，是一种先验的幻想，理性批判的“乌托邦”，因此必须从“交往行动理论”上对其加以批判和改造。这样到了哈贝马斯那里，生活世界已由先验现象学转换到“交往行动理论”上，是“交往行动者‘一直已经’在其中运动的视域”[4]P165，是人们在交往中达成的相互理解所必须的共同的背景知识。

除了胡塞尔的现象学外，舒茨及卢曼的社会学，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米德和杜克海姆等人的思想对哈贝马斯生活世界学说影响亦甚。

二、生活世界的含义

正如哈贝马斯将生活世界比喻成由不同因素彼此错杂的“灌木丛”一样，在哈贝马斯眼里生活世界从来就不是单维的，而是具有多重内涵的交织体。但之前首先要了解他的“沟通行为”这一概念，因为“哈贝马斯一再言明，生活世界概念的引入是作为沟通行为的一种补充概念”[5]。哈贝马斯指出，在人类运用语言进行沟通的过程中，言说者（沟通行为者）必须遵守三项有效性要求的情况下才能相互理解和协调行动，它们是真理的有效性要求（truth validity claim ），即遵守社会规范；正确的有效性要求(rightness validity claim), 即命题内容必须正确真实；真诚的有效性要求（sincerity validity claim），即真诚表达内心的想法。问题是判定有效性要求的标准是什么呢？哈贝马斯提出了“生活世界”(life-word)这个补充概念，作为沟通行为运行的境域，也就是沟通行为者始终是在生活世界视域中相互理解的。“生活世界似乎是言说者和听者在其中相遇的先验场所；在其中，他们能够交互地提出要求，以致他们的表达与世界（客观世界、社会世界、主观世界）相协调；在其中，他们能够批判和证实这些有效性要求，排除他们的不一致并取得认同。”[6]191

（一）生活世界的一般性结构：文化、社会和个性。哈贝马斯批判地改造了帕森斯的结功能主义，认为文化、社会和个性构成了生活世界的三维结构。何谓文化？何谓社会？何谓个性？哈贝马斯把文化理解为知识储备。这种知识储备为沟通行为提供了可资解释和商谈的背景信念，使沟通参与者对属于某一世界的事物相互交换看法时，最大限度地做出他们的解释。社会则指的是那些合法的秩序，借助于这些秩序，沟通参与者形成社会群体，并保证他们之间的团结一致。个性是指使一个主体能够参与相互理解的过程，并从中确定自己的身份和特征。显然哈贝马斯对文化、社会、个性的阐述同传统的文化、社会和个性的观念有一定的差异。哈贝马斯还看到，生活世界的三个构成要素既互相差别又互相联结，形成一个错综复杂的意义关系网。

(二) 作为与体系相对应的生活世界。哈贝马斯认为，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结构可划分为三个部分：政治系统、经济系统和文化系统。其中前两个系统由于资本主义干预的出现而整合在一起，构成强大的体系，而文化系统则作为体系的对立面构成生活世界，这样哈贝马斯就“把社会同时作为体系（系统）和生活世界来加以构思”[4]166，整个社会被区分为体系和生活世界：前者以权力和货币为媒介，后者以语言为媒介；前者根植于科层制的官僚机构和经济组织中，后者扎根于人们日常的以理解和沟通为目标的活动中；前者对应着目的、工具理性行为，后者对应着交往行为；前者发挥着系统整合功能，后者发挥着社会整合的功能。由此可见，在哈贝马斯看来，生活世界主要解决人的意义与价值问题，在这个世界中人们能在由语言表达的文化同一性意义上实现自我认同，“使一切过程都进入合理解释过程的光圈”“使社会上所发生的一切都具有人们可以谈论的透明

性。”[4]P201

三、生活世界殖民化与合理化

哈贝马斯继承了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传统，以批判的立场来看待现代性的困境。他批判的旨趣是体系对生活世界的侵蚀所造成的“生活世界殖民化”，并认为这是现代社会最根本的危机所在。

在哈贝马斯看来，整个社会区划分为体系和生活世界后，社会进化就是体系和生活世界相互依存，相互补充的双重发展过程。忽略体系的存在或忽略生活世界的合理性发展都不可能建立完善的合理化社会程序。“金钱和权力既不能购买也不能排斥团结和意义”[7]P363，但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从政治系统和经济系统的进化中分化派生出来的权力媒介和货币媒介具有极强的渗透力，直指生活世界的行为领域，“货币和权力使得社会成员在更为有效率的机制下进行物质交换，互相协调行动并建构集体目标和行为”[5]，导致了交往关系的物化，行为领域的金钱化和官僚主义化。私人生活的自主性相对地被市场经济消费欲求所左右，公民政治生活的自主性被转化为对政府权力的消极盲从。国家尽力用自己的干预能力来制造舆论，以使自己的政策在舆论的气氛中受到欢迎。这样一来，生活世界中盛行的那种语言沟通方式就逐渐被淡忘了，非语言的媒介——货币和权力变成了沟通行为的媒介，“行动协调从语言改置为控制媒体（金钱和权力——

[4]241作者注）”。于是就产生了各种典型的病态现象：文化意义的丧失，以及由

此产生的合法化危机和方向化危机；社会失序以及社会冲突的加剧和社会统一的破损；个人的心理病变以及由异化造成的社会化过程受阻。这就是哈贝马斯所说的“生活世界的殖民化”。对于这一过程他是这样描述的：“一旦独立化的下属体系的命令揭去了它的意识形态的面纱，独立化的下属体系的命令，就会从外部渗入生活世界——正如开拓的主人渗入一个部落社会——并且迫使它们同化。”

[4]456

显然在哈贝马斯眼里，生活世界殖民化是现代社会的病根和毒瘤，是真正需要检视的时代困境。但哈贝马斯的批判理论并不限于证明生活世界殖民化的存在。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更重要的目标在于解答最初由韦伯提出的“合理化”难题。韦伯认为，人类社会发展的总趋势是“合理化”，但这一趋势给人类带来的可能是一种灾难。如经济生活的合理化导致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但带来的是人类理性的窒息，创造力和进取精神的丧失，以及对纯粹的世俗享乐的过分追求。由此“合理化”陷入两难境地，成为众多学者争议最多的理论难题。面对这个问题，哈贝马斯自称他的生活世界学说关涉“如何建立一种现代化的理论，一种现代化病理学的理论”，[8]哈贝马斯还信心十足指出，凭借交往理性的发展，生活世界可冲破殖民的牢笼而获得重生，让暗淡的生活世界重新找回失去的价值和规范。

在这里哈贝马斯抛弃了马克思的社会冲突理论，反对单纯从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垄断性和政治操纵性的角度去观察和分析现代社会的各种矛盾冲突和社会趋势。他指出，当代社会是物质财富非常丰富和制度高度完备的体系，当代社会的问题已经不是物质性的生产力不够发达、经济不够繁荣，也不是单纯地靠政党及其其它小政治团体的运作便可解决的。在这样一个社会里，暴力冲突的阶级斗争已经平息和沉默，“更确切地说，新的冲突是在文化再生产、社会统一和社会化

[4]P500领域中形成的”。这些冲突更多地根源于生活形式的结构，而不是分配问题、

公正问题、个体的自我实现问题和人权问题等，它激起了诸如和平运动、公民隐私运动、自由选择运动、女权运动、少数民族运动、宗教运动、生态运动等新的社会运动。这些充盈着文化革命气息的新的社会运动，凭借公共领域之交往结构

的组建和理性资源的积淀，将矛盾直指生活世界的金钱化和官僚化。

很明显，哈贝马斯认为生活世界的合理化不是在生产领域内拯救，而是在交往领域内拯救。而他为人类提出的济世方案亦不是政治经济革命意义上的解放的社会，而是指建立在交互主体性为基础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里，暴力被解除，团结和正义被张扬，个人的自我实现和自主权成为可能，和解成为人们思想行为的动机。而所谓“和解”指的是“人们在不放弃现代社会在文化、社会和经济领域中可能造成差异的情况下，去寻找共同生活的形式„„人们能在一种共同性中真诚地生活。”[9]

四、简评

哈贝马斯的生活世界学说乃是他出于浓烈的现实关怀而提出的，是对现代社会危机的回应。虽然哈贝马斯对于现代西方社会发展过程中工具理性缺乏价值的引导感到痛心疾首，但“他反对后现代理论的基本倾向、基本立场，认为需要的是对工具理性加以限制，而不是完全否定现代性，走向非理性。„„他坚持启蒙的立场，主张启蒙的缺陷应该用进一步的启蒙来改善。他认为对理性的总体批判只能导致理性批判能力的丧失。”[10]P452-453所以他在抨击科技化了的、被切碎的和边缘化的生活领域的同时，又极为关注人的生活实践与存在状态，强调交往理性与生活世界的内在统一性，力图在科技工具理性所造成的异化的现实中为人们撑起一个理想的意义世界和精神家园。哈贝马斯所关注的社会合理化问题不仅是困扰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突出问题，也是向现代化迈进的社会主义中国所面临的问题，我们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而市场经济恰恰具有工具理性的特征，如何在保持物质文明发展的同时重建人类存在的终极意义，我们有必要借鉴哈贝马斯对这个问题的思考。

参考文献：

[1]衣俊卿. 理性向生活世界的回归[J].中国社会科学，1994（02）

[2]胡塞尔. 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的现象学[M].王炳文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3]胡塞尔. 欧洲科学危机和超验现象学，张庆熊译[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

[4]哈贝马斯. 交往行动理论，第二卷[M].重庆：重庆出版社1994

[5]周春霞. 生活世界的殖民化与合理化[J].安徽大学学报（哲社版），2000（02）

[6] Habermas,The Theory of Communication Action,Vol.2[M].Boston: Beacon Press,1984--1987

[7] Habermas,The philosophical Discourse of Modernity[M].Cambridge: Polity Press,1987

[8]哈贝马斯. 我和法兰克福学派[J].哲学译丛，1984，（01）

[9]鲍克纳. 论哈贝马斯对进步、理性和民主的选择[J].哲学译丛，1992，（04）

[10]陈嘉明等. 现代性与后现代性[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附联系地址：广西贺州市富川民族中学潘永云

E-Mail:[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