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官员来中国钻研敏感问题

　　美国人最好奇的，是中国这个截然不同的政治系统如何运作，是否“独裁”。薛澜告诉他们，中国的决策机制并不是少数人一拍脑袋、仅仅依靠个人想法制定出来。政治局每隔一两个月就有集体学习，决策者还可以通过座谈会的方式听取专家和相关利益方的声音。　　12名相当于厅局级的美国干部坐进清华大学教室，研究十八大等敏感问题，还试图打探一些政治八卦。　　其中包括克里斯托弗·福特，他曾是布什政府的首席助理国务卿、美国核不扩散的特别代表，如今是奥巴马政府的民间智库成员。　　4月底，他在清华大学的校园里当学生时，主要任务是学习“中国特色”。　　福特所参加的，是清华大学第二届“中美高级政府官员培训班”。他的同学大多是美国国防部、海军陆战队、核安全管理委员会、美国外交全国委员会等部门的高级官员，其中一些人直接参与对华决策的过程。　　为期一周的培训里，12名美国学员从中国学者这里，了解到中国的政治体制、外交政策、军事与国防政策以及决策制定的细节和过程。当然，也有人试图打探一些政治八卦，比如重庆事件，或者十八大的人事安排。　　他们也会抛出尖锐的问题，比如“党员是否忠诚”、“解放军的核导弹是否处于发射状态”，或者“中国的决策机制能否体现全体民众的意见”。　　甚至，在了解到中国新闻宣传中那条有些特殊的“红线”之后，一位官员立即向前来旁听的记者提问：“中国民众对你们媒体满意吗？”　　项目主办方、清华大学中美关系研究中心主任孙哲告诉《青年参考》，培训的目的是向这些美国高级官员介绍“中国的平和发展”。　　“我希望他们今后考虑问题时，能够搜索自己在中国的这段记忆。”孙哲说，“多想一点中国的实情，考虑中国人的思维方式，这会避免很多误解。”　　“课堂没有禁忌，没有所谓的‘红线’”　　一周的中国体验里，美国人爬了长城，也吃了烤鸭，但他们最关心的问题，还是中国的军费、十八大，以及“中国人到底如何感知美国”。　　前来参加培训的学员由美国联邦政府学院挑选，他们中的8位是美国联邦政府机构里的高级政务官，相当于中国的“司局级干部”。此外，还有两位智库的学者、两位大学教授，以及两名美国驻华武官处的官员随堂听课。　　在这些美国官员中，只有少数几人负责亚太事务，他们对中国的了解甚至让授课老师都感到惊讶。一位中国学者谈到美国准备对华开放限制出口的46种高科技产品时，在场一位美国国防部官员对具体细节都了若指掌。　　“这项政策是我参与制定的。”这位官员说。　　但大部分学员对中国的了解并没有这么深入。想让他们在一周时间内综合地感受中国，而不只是吃了一碗“方便面”，孙哲对课程安排和教师选择提出了非常具体的要求：一定要有圆桌论坛，要有晚上的非正式讨论，要带他们出去参观。老师一定要是各自研究领域的顶尖学者，擅长英语教学，讲课中要有玩笑、有例子，习惯于提问和被提问。　　还有一些“破冰”的认识来自课堂外的体验。两年前的第一届培训，孙哲安排美国官员去了一次外交部政策研究司。在那里，美国人突然发现，尽管门口有武警站岗，中国的政府部门并不像想象中那么“戒备森严”。　　“我们报了车号大巴车就直接开进门，下车就能直接和官员聊天。”孙哲说，“不像美国的政府部门，进去还需要安检。”　　两年后的第二届培训上，课程内容更偏重于中国内政。美国人不仅可以了解到“政法委”、“发改委”、“财经领导小组”、“政治局集体学习”、“吹风会”这些只在文字资料里见过的陌生机构和概念，还可以知道十七大报告是如何问世、《突发事件应对法》又是怎样出台的。　　甚至对于敏感内容，中国学者也毫不避讳，比如“腐败是不是已经变成一种文化”，或者“党员是否坚信共产主义的价值观”。　　“课堂上没有什么禁忌，没有所谓的红线。”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张健对《青年参考》记者说。他还给这些美国官员介绍了中国独特的“代际政治”，以及最高权力集体是如何构成的。美国人对此尤为感兴趣，特别是对于“谁能上”“谁不能上”这种问题。　　张健并没有确认或否认某一个具体的传闻。“各种各样的说法在某种意义上说都是传闻。”他说，“在中国，传闻有时是政治风向的测试气球，它的政治意义和西方完全不一样。”　　在他看来，这个回答并不会打消美国人的好奇心，相反，对于那些原本只想探听“那几个人会是谁”的美国人来说，当他们了解到最高权力组成背后的迂回曲折、以及中国政治现阶段的复杂性后，他们或许会对中国整体政治更感兴趣，并且会有更好的理解。　　美国人最好奇的是中国这个截然不同的政治系统如何运作　　和中国学者相比，在清华校园里，这些“厅局级”的美国官员显得有些小心谨慎。他们拒绝向媒体公开自己的身份，拒绝记者旁听他们的课程，每堂课都有两名美国驻华大使馆的工作人员陪同。每天中午，他们还要在附近的小树林里开个会，集体决策下午课堂上的提问策略。　　“怎么跟我们七八十年代似的。”项目负责人孙哲委婉地“批评”了他们，“我们现在学者出去谁还开小会呀，吃个早饭不就把问题说了。”　　但只要回到课堂上，这些美国人又变得尖锐起来。在讲解中国决策制定过程时，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薛澜打算让美国学生提一些问题，教室里却变得一片安静。　　“你们怎么变了？”薛澜开玩笑地说，“你们是从美国来的吗？”　　美国人最好奇的，是中国这个截然不同的政治系统如何运作，是否“独裁”。薛澜告诉他们，中国的决策机制并不是少数人一拍脑袋，仅仅依靠个人想法制定出来。政治局每隔一两个月就有集体学习，决策者还可以通过座谈会的方式听取专家和相关利益方的声音。　　“企业能不能反应意见？”一个美国学员问他。　　“当然能了。我们会邀请一些人反映情况。”薛澜说。他举例说，中国政府往往会召开几场座谈会，这一场充分表达一种意见；另一场充分表达另一种意见，然后决策者从中综合吸取。　　“但我们不像美国的听证会那样唇枪舌剑，我们更委婉一些。”薛澜说，“这是文化的差别。”　　“中国的决策机制到底能不能反映全体老百姓的意见？”另一个美国学员接着问。　　“确实，我们目前还有局限性，但所有国家都面临同样的问题。”薛澜说。　　“对于这样一个庞大复杂、又正在以令人晕眩的速度发展的国家，要了解它有多难”　　一周时间，这些课后总是客气地对老师表示“感谢”的美国官员，对于中国的看法，究竟能改变多少？　　在美国智库哈德森研究机构的高级主管福特看来，培训几乎没有改变他对中国某一具体问题的看法。但这位美国学员表示，他意识到了中国政治的复杂性，以及多样、快速变化的现实。　　“我开始意识到，对于这样一个庞大复杂、又正在以令人晕眩的速度发展的国家，要了解它有多难。”他在给《青年参考》记者的电子邮件中说，“我知道得越多，也就越清楚我还有多少没有学到。大概只有那些知之甚少的人，才会觉得自己非常了解中国。”　　这位曾经出版专著介绍“中国历史和现代外交”的美国人说，在他周围，依然有很多人相信，中国正“处于独裁的共产主义控制下”，“和朝鲜一样，只不过比朝鲜有钱”。　　“在今天，这种看法越来越不准确。当然，依然有很多领域处于严格的管控之下。”他说，比如对于自己这种的“普通学者”来说，想要见中国军方或者安全部门的官员实在太难了。　　这样的情绪在学员中很普遍。一天晚上，孙哲专门搞了场自由讨论，让大家倒倒苦水。这些美国官员一个接一个地抱怨：中美军事交流不透明、想见中国领导人见不到、想见中国学者见不到。　　“中美交流这么多年，双方官员却受很多限制。哪怕有直接交流的机会，交流的模式也基本上是隔着长条桌，面对面的谈判，新闻联播式的交流，缺少像毛泽东见基辛格、尼克松那种带点人情味的交流。”孙哲说。　　（摘自《青年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