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卫局锄奸队

在一段时间里，红军中曾存在过一支戴红布镶边绿布作底领章、“KBU”三个俄文字母胸章的特别部队。它就是红军队伍中肩负锄奸保卫工作的“内卫”——1932年红军队伍中成立的保卫局系统的干部和战士组成的“绿领章部队”。

“绿领章部队”的发轫

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大会把党的工作中心从千方百计地组织暴动转到从事长期的艰苦的群众工作，确定以争取群众作为党的首要任务。到1930年3月，全国各地逐渐出现了湘鄂西、鄂豫皖、左右江等多块红色革命根据地，各根据地内普遍建立了工农苏维埃政权。

各地苏维埃政权的建立，使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寝食难安。从1930年10月开始，南京国民政府便统一组织，“集中武装力量、社会力量、经济力量来进攻”苏区，展开了一次又一次的“围剿”。而豪绅地主则与之配合，组织各种所谓的善后委员会、清乡委员会、剿匪反共委员会、靖卫团、保安队、民团等反动组织，伺机进扰苏区。苏区内外的豪绅地主也互相勾结，开展各种破坏活动。他们有的在苏区内大肆造谣，传播所谓“共产共妻”、“杀死25岁以下之人”之类的谣言；有的藏匿枪支搞暗杀活动；有的纠集武装固守山寨土围，与苏维埃政权相杭衡，破坏苏区的杜会秩序；有的则刺探消息，为国民党军队进攻苏区当先导。特别是国民党军队每当进攻苏区时，便采用所谓“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策略，利用非战争的手段，以金钱来收买利诱革命队伍中的异己分子，并派遣特务打入红军、政府、地方武装、党和群众组织中，来暗中破坏革命力量。

鉴于此，1931年6月，中共中央在给红军党部及各级地方党部的训令中，即明确指出“苏区内部肃清反革命的工作，必须变成经常性的系统工作，必须立即在各苏区成立起‘政治保卫处’的专门组织”。这年11月27日，成立不久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举行了第一次执委会，决定在共和国行政机关——人民委员会的机构设置中设立“国家政治保卫局”的新组织。“国家政治保卫局”以铲除特务、搜集情报、肃清匪患、保卫首长等特殊工作为己任。

稍后，为了粉碎敌特渗入红军内部，破坏红军团结的图谋，1932年，党中央又决定在红军中建立直接隶属于“国家政治保卫局”，专门从事防奸保卫工作的各级领导机关——保卫局和特派员。红军中神秘的“绿领章部队”由此发轫。

为首长配备、培训警卫员

红军中各军团保卫局成立之初，尚属秘密组织，对外并不公开，工作人员也很少，由负责人亲自选定。直到1933年，它才正式开始办公。

由于缺乏经验和教条主义影响，红军各军团保卫局组织形式上基本照搬了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即克格勃）的那一套。方面军、军团设保卫局，各师、团设正副特派员，连有工作网队长，排、班有工作网员。保卫局、特派员与军团、师、团的司令部、政治部都是同级的平行机关，是独立的工作部门。保卫工作的干部都是自己在部队中选拔培训，提升任命，不经过同级的政治机关。

为了跟红军中的普通战士有所区别，保卫局的工作人员还采用了特殊的符号和标志。他们不仅戴绿底红边的领章，而且胸前还戴一枚用锡铁皮（个别的用银子）做的长30毫米，宽10毫米，刻有“KBU”三个俄文字母的胸章。“绿领章部队”的称号即由此开始。

“绿领章部队”的干部和战士，绝大部分出身于工农家庭，全部是共产党员，每个人入选之前都要经过严格的政治审查。不仅要详细审阅个人历史档案，而且要当面审查考核，从家庭情况、个人历史、社会关系到参加革命动机，每个关键时刻的表现乃至每次具体战斗中的情况等等，都要查个一清二楚。因此，这些“绿领章部队”的绝大部分干部和战士都能经受考验，忠于党，忠于人民。他们在党的领导下，出生入死，勇敢机智，确实作了不少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出色地完成了党交给的光荣任务，为我们党和军队的保卫工作史谱写了光辉的一页。

“绿领章部队”一成立，就把培训和配备部队各级首长的警卫员作为自己的一项重要任务。不仅是专门培训的警卫员，而且凡是红军中的保卫干部，都要把如何在各种情况下保卫首长作为自己的学习内容。军事技术和体能训练更是“绿领章部队”成员的必修课。因为，在战争年代，除了不怕死、不怕苦，机制灵活，善于应付各种突然情况，随时准备用包括舍身相救在内的一切必要的手段外，没有过硬的军事技术和强壮的体魄，根本谈不上有效地保护首长。

一次，在中央苏区的一场战役中，红军大部队被国民党军冲散，红三军团总指挥彭德怀被敌人发现，数百敌军在一条川道里对其紧追不舍。行伍出身的彭德怀，虽然行动敏捷，但毕竟和那些被10万块赏金刺激得眼睛发红的国民党追兵不能相比。国民党追兵与彭德怀的距离在一点一点地缩小，当追到路旁的一个亭子时，双方已经离得很近了。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龙飞虎、黄赤波等“绿领章部队”战士从侧面飞身赶来，一面向敌人射击，一面由两个人并排紧挟着彭德怀往前跑。很快又来了几位“绿领章部队”的干部，在其拼死护卫下，彭德怀才最终安全脱险。

“绿领章部队”长期的锄奸保卫工作，还为党和红军培养了一大批保卫工作的优秀人才，孕育出了一大批新中国的公安系统领导。如早年曾任红一军团和红一方面军政治保卫局长的罗瑞卿，新中国成立后被授予大将军衔，担任了共和国的首任公安部长；早年曾任国家政治保卫局执行部长、侦察部长、红一方面军政治保卫局长的中共“特务王”李克农，后来历任中共中央社会部长、中央军委总情报部长和副总参谋长，1955年国庆授衔时被授予上将军衔，成为我军历史上首次授予上将军衔的52名将军中惟一一个没有领过兵打过仗的将军。

“绿领章部队”的结局

“绿领章部队”成立后，它在对外敌的斗争中曾立下了汗马功劳，但在内部的“肃反”中也产生了严重的错误。随着王明“左”倾错误在中共党内日益占据统治地位，直接隶属于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领导的保卫局，也把工作重点越来越多地放在了对内的“肃反”上。于是，“绿领章部队”也相应地把工作重点放到了红军内部的“肃反”上。

“绿领章部队”中的一些教条主义者，或由于“左”的思想的支配，或为自己高度膨胀的领袖欲望和政治野心家的恶劣品质所驱使，把党内的路线斗争发展成为党外对敌斗争的性质，杀害和逮捕执行正确路线的红军干部，造成了极为惨痛的教训。

在办案过程中，“绿领章部队”由于缺乏经验，工作方法往往又流于简单粗暴，一些工作人员甚至采取逼供、诱供、指名问供的方法，凭着屈打成招的口供来罗织罪名，定案处理，造成了大量冤假错案，严重影响了党在红军中的威望。

一些“绿领章部队”工作人员还在“肃反”运动中大搞所谓的“纯洁运动”。他们在红军中肃出了大批所谓的“反革命”、“AB团”、“第三党”、“改组派”分子，并据此错误地杀害了一大批优秀的红军指战员，一时间使得红军内部人心惶惶，严重破坏了红军内部的团结。红军指战员对其不寒而栗，纷纷敬而远之，以至于“天不怕，地不怕，就怕特派员来谈话”成为当时红军队伍中盛行的顺口溜。

鉴于此，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苏区中央局曾一度做出《苏区中央局关于苏区肃反工作决议案》，严厉批评道：“肃反的组织——肃反委员会与地方政治保卫局，在一个时期内，竟成了超过党超过政权的独裁机关。”随后，为了遏制保卫局的特殊化和神秘化，佩戴了仅一年左右的绿领章和俄文胸章被停用，但“绿领章部队”虽然被取消了绿领章，其组织结构和各级工作人员依旧存在着。

直到1935年，红军经过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后，政治保卫局的机构才被撤销，“绿领章部队”也随之寿终正寝。“绿领章部队”从成立到解散，只有短短四年。但由于其工作性质的特殊和工作形式的神秘，一直鲜为人知。也正因其短暂和神秘，“绿领章部队”被作为中国工农红军历史上惟一的一支特别部队而载入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