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埋没的红军攻占长沙大捷

被埋没的红军攻占长沙大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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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年前的1930年，中国工农红军曾两次攻打湖南省会长沙，第一次是在7月底，彭德怀率红三军团胜利攻占了长沙城，并占领了十天。这是中国工农红军历史上战果非常辉煌的一次进攻战役，也是红军唯一一次攻下省会城市，在国内外影响很大，连共产国际都感到惊讶。1936年毛泽东接受斯诺采访时也说过：第一次打长沙“对全国革命运动所产生的反应是非常大的”。但是，自从1945年彭德怀在延安举行的华北座谈会上受到不公正的批判，特别是1959年被打成反党集团的头子，直到“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的几十年间，彭德怀指挥红三军团攻占长沙的大捷，1979年以前出版的许多史书，都避也被抹煞了，

而不提这件事。抬高毛泽东和一军团，贬低彭德怀和三军团，一时成为风气，而且至今还有影响。例如，《炎黄春秋》今年第3期第34页刊载的彭查理所写的文章中，就有这样一段叙述：“红三军团由于打长沙损失惨重，撤下来后与红一军团会合，实际上有投奔红一军团的意思……彭德怀这个人是个直脾气，他主动提出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合并成立红一方面军，并明确表态他个人不担任红一方面军总部的领导职务。”这一叙述是对历史事实的严重歪曲。

第一次攻打长沙的实际情况是这样的：1930年6月15日，彭德怀召开红三军团前线指挥部会议，讨论中央军委长江办事处关于湘鄂赣红军“帮助鄂南与鄂东南地区暴动”，“切断武汉至长沙铁路”和进攻武汉的指示。彭德怀认为，武汉有敌军5个团据守，且有坚固的工事。而岳阳、阳新分别有钱大钧12个团和罗森一个师驻守，红军如进攻武汉，钱、罗两部必然尾随夹击，红军前有坚城，后无退路，有全军覆没的危险。因此他不赞成攻打武汉，而率领红三军团主力向鄂城、通山进击，并且扬言进攻武汉迷惑敌人。国民党武汉行营急调岳阳的12个团星夜赶赴武汉，岳阳仅

李维民

剩一个多团驻守。红三军团根据敌情变化，转向岳阳前进，先后攻占通山、崇阳县城后，7月4日攻克岳阳，缴获了敌人长短枪500余支、机枪18挺、野炮4门、山炮12门及大批军用物资和粮食，完成了切断武汉至长沙铁路的任务。这时，蒋阎锡山正在进行中原大战，湖南介石与冯玉祥、

军阀何键以大部兵力在湘桂边境与粤军张发奎、桂系李宗仁的部队混战，长沙城内守备薄弱。彭浏阳地区工农群众德怀指挥红三军团，在平江、战斗打响，红三军支援下进攻长沙。7月25日，

团的第五、第八两军，从前后两面向敌发起猛烈26日突破敌军防线，夺占了攻击，经反复冲杀，长沙门户金井，27日晚9时攻占长沙城。这次战役共俘国民党军4000余人，缴获长短枪3000余迫击炮20余门，山炮2门，电台支，机枪28挺，9部，以及大批弹药、物资。红三军团攻占长沙，是彭德怀审时度势，抓住战机，正确指挥和广大指战员英勇奋战的结果。

攻占长沙后，从国民党监狱中释放出几千名政治犯和革命群众，其中包括第二天就要被杀害的向仲华、许建国、曾佑生等。7月29日和8月2日，在长沙市相继举行了两次有10万人参加的群众大会，庆祝长沙解放，纪念南昌起义3周年。红三军团前委颁发了《告群众书》，阐明革命形势，提出革命主张和任务。红三军团政治部主任袁国平主持创办了《红军日报》，刊登《共产党十大政纲》等文件和国内外要闻。7月30日，湖南省苏维埃政府成立，宣布了土地法、暂行劳动法等施政纲领，恢复和发展各行业工会，并且筹措现款40余万银元，解决了红军被服和医疗困难，而且扩大红军七八千人。按照湖南省委原先的决定，以红五军第一纵队和独立师为主，加上地方赤卫队等，在长沙新组建了红十六军。红三军团由两个军成为3个军，4个师成为6个师。

红三军团进入长沙后，纪律严明，秋毫无犯。

曾留学法国的红八军代军长何长工，还召集各国驻长沙的领事馆及教堂、医院、商团和记者等共用法文和英文宣传有300多外国人参加的会议，

红军保护外国人生命财产的政策，要他们通知本国兵舰迅速撤离湘江，要求国际红十字会支援医疗器械和药品。红军攻占长沙轰动中外，英国路透社等世界媒体纷纷发出电讯，西班牙驻长沙领事馆报道：“红军根本不是无组织的散匪，而是有文化、有教养、有礼貌的正规军队。”

红三军团攻占长沙后，国民党当局非常慌乱。武汉行营主任何应钦，一面调兵加强武汉守在游弋湘江备，一面派部队增援何键。8月4日，的帝国主义军舰掩护下，敌军十几个团于8月5日晚从南北两方面向长沙发起进攻。在敌我兵力悬殊的情况下，红三军团前委及时决定撤出长沙，向浏阳、平江苏区转移。彭德怀率红五军一个师为后卫，控制浏阳门外高地，掩护部队撤退。6日，敌南北两路向浏阳门对进。此时，红三军团政治部和省苏维埃政府机关尚未撤出长沙城。在紧急情况下，彭德怀亲自指挥两个连阻击北进之敌，集中一个师的主力突击南进之敌，牢牢地控制着浏阳门外高地，掩护军团政治部和省苏维埃平江。红三军政府及进城的苏区群众撤向浏阳、

团在撤离长沙的作战中又歼敌一个团，毙伤敌1000余人。红三军团由于及时撤出长沙，并无严重损失。

8月23日，红一军团按照先前与红三军团的约定，北进到浏阳东北的永和市，与由长寿街南进的红三军团胜利会师，当时红一、红三军团兵力大体相等，毛泽东在8月24日致中央的信中说：“第三军团（五、七军）已从长寿街来集中，三军团士气很壮，有七千枪和一军团来前方者相当。”彭查理的文章说红三军团由于打长沙“损失惨重”，来“投奔”红一军团，实属荒谬。

红一、红三军团会合后，在第二天举行的前委联席会议上，决定红一、红三军团合编为红一方面军，彭德怀提议由毛泽东任红一方面军前委书记和方面军总政治委员，朱德任方面军总司令，彭德怀任副总司令，滕代远任副总政治委员。

红一方面军刚刚成立，毛泽东任书记的总前委就决定再次夺取长沙。彭德怀并不同意第二次打长沙，因为第一次打长沙后，敌人已坚固设防，

红军失去进攻的突然性，变成正规的进攻战，攻城能否取胜难以肯定；从三军团本身来说，撤出长沙只有十几天，从1929年11月至1930年8月，部队扩大了8倍，5月以后一直没有得到休8月24日毛泽东和朱整，迫切需要整训。但是，“向长沙推进”的命令，9月1日下达向长德发出

沙总攻击命令后，彭德怀还是积极执行命令，率领部队冲锋陷阵。如他所料，第二次攻打长沙很不顺利。经过3天激战，只突破了第一、第二道工事，未能突破敌军阵地，形成胶着状态。10月9日，方面军又下达了“强攻该敌，夺取城垣”的第冒着敌二次总攻命令。红一和红三军团指战员，人的炮火前仆后继，顽强拼搏，激战至11日拂晓，仍未能突破敌军阵地。9月12日中午一时半，方面军下达了撤围长沙的命令。

第二次攻打长沙，共歼敌两个多团，毙伤敌1000余人，歼敌不如第一次多，伤亡却比第一次毛泽东向中央报告第二次进攻长大。9月17日，

沙不克的三个主要原因是：在敌人打工事前未能消灭敌之主力；群众条件不具备，城内无工人和士兵暴动以为响应；红军缺乏重炮和通讯器材，联络不好。

彭德怀指挥红三军团第一次攻克长沙的胜利，所以多年被埋没，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有人认为，那是立三路线时期，在争取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重点攻占中心城市的冒险主义战略方针下打的，所以不值得宣扬。其实正因为彭德怀没有机械执行当时中央的指示，避免了进攻武汉可能遭到的重大损失，才取得了攻占长沙的重大胜利。彭德怀对此做了客观的评价。他说：第一次打长沙取得的“胜利在当时是很大的，否认这些胜利是不符合事实的”；“但这些胜利并不能掩盖立三路线的错误，也挽救不了立三路线的失败。”需要指出的是，第二次攻打长沙，同样是在立三路线时期，也是受攻打中心城市的冒险主义影响。毛泽东在8月19日致中央的信中说，“我第一军团，把敌人次第消灭，占领长沙岳州，进攻武汉九江，开展三省更大局面，促进全国总暴动”；在8月24日信中又报告说，第一军团“决定以夺取长沙进攻武汉之目的开向湖南”。立三路线统治时期总共不到四个月，一时看不清这一路线的错误是难免的，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长期以来，总是

李锐谈“周惠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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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互联网上出现一篇文章，题为《采访周惠谈话记录》，署名“张杰”。该文声称：1990年代中，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派出工作人员采访周“其中有一段谈话，涉及到庐山会议上另一个惠，

重要人物李锐”。文章通过所谓“周惠”之口，对李锐在庐山会议的作为提出了所谓的新史料，新看“庐山会议开成这个样子，李锐要负很大法，如说的责任”，等等。笔者为此访问了九三高龄的李锐同志。现将谈话记录整理如下。

盛：《采访周惠谈话记录》在互联网刊出后，我注意到，您曾授权余习广发表一个声明。声明说：“张杰发表的这篇所谓《采访周惠谈话记录》，是一篇伪造的访谈录，所有参加庐山会议的同志都了解这一点，这个伪造的访谈录，以周惠之名对我进这个伪造者张行的所谓揭露，纯属虚构。我希望，杰，能够公开站出来，我愿意与他对质。”这个《声明》发表至今已近三月，至今没有看到这个作者“站出来”，而网上却闹得沸沸扬扬。有“专家”著文写道：“《原中顾委委员周惠谈李锐与庐山会议》这份材料的出现，就像一阵清风，它至少部分吹散了笼罩在1959年夏天庐山上的迷雾，使我们更加接近了庐山会议的真相”；还有人感叹：“李锐老一世说毛泽东“始终没有赞成立三路线”，“纠正了红一方面军中的左倾错误”，这不符合历史事实。

1930年9月24日至28日，中共六届三中全会扩大会议在上海召开，会议批评与纠正了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但由于交通不便，六届三中全会的精神和决议未能及时传达到红一方面军。这时，蒋、冯、阎中原大战以冯阎失败告终，蒋介石随即调大军摆开进攻江西红军的阵势。在10月下旬举行的罗坊会议上，毛泽东主张实行战略转变，引诱敌人到根据地来，“待其疲惫而歼灭之”，据此提出红军东渡赣江的计划。当时红三军团的许多干部反对毛泽东的意见。这时，

盛禹九

英名毁于一旦，一生事业尽付东流”，等等。现在，当年参加庐山会议的人大都已作古，只有您老还健在。面对着这些来历不明的“庐山会议的真相”，希望您能比较详细地谈一谈。

李锐：我发表那个《声明》是有充分根据的。张杰文章在网上发表后不久，和我住同一座楼的北京大学刘世定教授就来告诉我：他接到周惠的侄孙惠海鸣（周惠原姓惠）从苏州打来的电话说，周惠的夫人范博和儿子惠小兵，“对网上传播关于李，特请他郑重转告我：“周惠锐老的流言非常愤慨”

生前绝对没有那样一次关于评说李锐的谈话。”另外，经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秘书长魏久明证实：“中央党史研究室没有‘张杰’这么一个人；组织上也没有派任何工作人员去采访过周惠。”由此可《采访周惠谈话记录》完全是一篇随意杜见，所谓撰的文章，不可相信。

关于庐山会议的真相，我的《庐山会议实录》一书中已作了相当详细的介绍。这本书是当年任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胡乔木提议并催促我才写成的。乔木同志参加了庐山会议，知道其中的许多内情，感到需要有一本书真实地记录这段历史；否则，许多真相后代难以澄清。我的书写好后，经过彭德怀持什么态度非常重要，正如他自己所说：“我这一票在当时是起相当作用的一票，站在哪一边，哪一边就占优势。”在这关键时刻，彭德怀支持了毛泽东的意见，会议通过了毛泽东的作战计划。1965年9月，毛泽东约见彭德怀时还谈起这件事。毛泽东说：“立三路线时，三军团的干部反对过赣江，你说要过赣江，一言为定即过了赣江。”彭德怀这次的“一言为定”，对于红军后来粉碎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的第一次围剿，具有重要的意义。

（作者为军事科学院原军事历史研究部副部长）

（责任编辑

李

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