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中国近代外交政策的转型
第29卷第1期
Vol . 29 No . 1
丽水学院学报
JO URNAL O F L I SHU I UN I VERS I T Y
2007年2月Feb . 2007
试论中国近代外交政策的转型
李 敏
(中国防卫科技学院经济与贸易管理系, 北京 101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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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鸦片战争后中国近代社会开始转型, 在对外关系的处理上由旧的宗主———附庸式朝贡制
度, 转而接受西方近代外交理念。应过程。。发展脉络以及清政府对外政策的被动性调整、的“屈辱”转型, 关键词:中国::A 文章编号:1008-6749(2007) 01-0008-04
On Transiti on of the Chi n ese M ode m D i plo mati c Poli y
L i M in
(Depart m ent of Econom ics and Trade M anage meut, College of China Nati onal Defence Tech -sci, Beijing 101601, China )
Abstract:After the Op ium W ar conte mporary China entered a transiti onal peri od, fr o m tributing syste m t o accep 2ting the western di p l omatic op i ons in the conduct of f oreign relati ons . The Chinese di p l o macy began t o modernize in the fear and confusi on . I n this thesis, the author analyzed the hist orical p r ocess of the transiti on of the Chinese modern di p l omatic opni ons and elaborated the guiding ideol ogy, fr om the devol op ing ideas of the di p l omatic guid 2ing thought, the passive adjust m ent of the di p l omatic policy and the disintegrati on of the traditi onal di pomatic ide 2as in late Q ing Danysty .
Key words:China; policy modern di p l omatic; transf or mati on
从历史上讲, 自新航路开辟以来, 西方人也曾多方试图与中国建立对等的外交关系, 但这些尝试无一取得成功。中国的朝贡规则, 同西方的自由贸易规则发生了剧烈冲突, 中国内部的管理和统治没有受到这些外来因素的干扰。这就预示着, 近代中国的外交转型将格外艰难。中国人在鸦片战争之前, 并没有国家概念, 对世界秩序的看法只特别强调“华夷之辨”和以中国为中心的层级序列。所以近代意义的中国外交是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而开始的:在对外关
系的处理上由旧的宗主-附庸式朝贡制度, 转而接受西方近代外交理念。中国外交正是在这种惶恐困惑状态中开始近代化进程的。
一、中国近代外交指导思想的发展脉络
鸦片战争后, 中国始终没有提出或形成一个适应形势发展的、能够主导全局的、积极应对“强权外交、实力外交”的外交思想。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巨变中与契机失之交臂。中国近代外交思想的发展可以分为四个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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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06-10-10 作者简介:李 敏(1979- ) , 女, 山东青岛人, 讲师。
第1期 李 敏:试论中国近代外交政策的转型
⒈“俯顺夷情“与”示以限制”
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后, 清政府所派代表耆英, 在受命与英交涉时, 曾在奏折中提出:“务求上持国体, 下顺夷情, 通
[1]盘筹算, 以为永绝祸根之计”的外交建议。《南京条约》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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祥和, 深层次则体现了清政府天朝中心观的动摇及近代世界观的产生。从总体上讲, 这个过程是缓慢的, 局部的, 但对中国外交政治的发展是十分必要的。
1856年后, 中外联合而治扩大, 辛酉政变及洋务派取
订后, 清政府对英国的态度基本上是力图维护条约规定的范围与现状, 在条约细节上注意关税细则的讨论, 而对美、法两国的通商要求, 采取不准在新开口岸贸易, 一概劝回广东, 循旧章办理的区别对待原则。而在1843年初, 两广总督耆英和钦差大臣广州将军伊里布, 先后上折提出“与其守旧章致我棘手, 莫若因势利导, 一视同仁”, 但准法、美在五口通商, 并议定关税“不准在闽、浙、江苏专设码
[1]2537-2238头”。他们的意见和应对之方, 触动了道光帝求和
得外交实权, 为合作政策的实施铺平了道路。“所谓的合作政策, 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列强与清政府合作, 帮助清政府镇压以太平天国为中心的各地方民族人民的大起义, 建立半殖民地统治秩序和促使清政府实行有利于侵略者的‘外交改革’; 二是列强之间彼此合作侵华, 共同对清政府进行敲诈勒索, 压服清政府屈从于它们, 以便源源不断地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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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政府手中攫取种种特权和利益。”, “这就成
于他们同意的, , 3自保的心态, 于是改变初衷, 于1843年1月29日以廷寄上谕的形式宣布:“该督所称不得于闽、浙、觎, 也不准在闽、浙、江苏专设码头。, 示以限制, , 。[, 不平等条约初, 甲午战争后的《马关条约》, 反映出西方列强向中国输出资本的要求, 成为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转向帝国主义侵略的一个重要标志。此后不久便出现了列强协调在华利益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 《辛丑条约》使不平等条约系统化。条约体系实质是帝国主义用炮舰逼使清政府用法律固定下来的国际交往方式。
对于中国来讲, 条约体系从外围割断了东亚各国与中国脉络连接的同时, 也使朝贡制度瓦解, 以法律形式确立了列强在中国种种侵略性要求的合法性。所谓“外敦信睦”、“守约自强”在外交实践中就是凡事都对外妥协屈服。
执行条约的结果及其危害:其一, 使中国在半殖民地的道路上越陷越深。其二, 在国家主权逐渐沦丧后, 所谓的“自强”也不可能实现。支持洋务运动的西方列强, 他们的动机很明显:首先, 在镇压国内起义问题上与清政府利益一致; 其次, 介入洋务运动可以增强地方军阀对他们的依赖, 增强他们对中国军阀的影响和控制; 其三, 可以乘机为本国军火商和制造商推销陈旧的机器及材料, 获取高额利润; 其四, 执行条约还有一结果是使西方宗教势力在中国更为猖獗, 而统治者在办理教案中, 一味妥协投降, “抑民媚外”, 又加深了人民对统治者的失望和洋人的仇恨。特殊的是, 在中国从短期上看, “不平等条约的外交关系并不总是起到革命性的作用, 相反, 中国近现代史上的一个现象就是西方列强于1862年后在某种程度上延缓了满清的灭亡, 与中国政
[4]治的变革。”
至此, 俯顺夷情”、又“, 最具代表性的是中英《虎门条约》的谈判。清政府代表耆英一面俯顺夷情, 大表诚意; 一面又在谈判中设置障碍, 极力限制对方提出的过分欲求, 既不使谈判决裂, 又要符合少失权益的目的, 这可在英人居留地问题上反对外人“自行择地”、坚持双方共议一事中得到证明。在谈判中, 英方代表璞鼎查借口广东发生火烧十三洋行等情况, 重提自行择地之说, 要在黄埔自行建造房屋。耆英坚持指出双方“永久相安”之策只能是“由中华地方官会同该夷目, 各就近地民情, 议定在何地用何项房屋或基地, 租给居住修造, 华民不许勒索, 该夷不许强租”, 最后, 璞鼎查“始就范围, 不敢坚执自行择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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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此规定确认了中国对外国人居留地拥有行政、司
法主权和土地所有权。有关条款从内容到行文都是以中国的意见为主, 在谈判中确实执行了朝廷所定的“于俯顺夷情之中, 示以限制”的意图。此后近20年时间里, 清政府基本以此为对外政策主轴。
⒉合作政策与条约体系
西方列强通过对华侵略认识到仅仅以暴力是难以完全使中国屈服的, 所以西方在利用条约扩大在华利益的同时, 也从外围逐渐向中国压缩, 对中国的藩属国逐渐蚕食。与此同时, 为更好巩固其侵略成果, 根据中国政治新变化的需要, 对华一致采取“合作政策”。总体上讲, 以英国为首, 利用战胜后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开始建立中英关系的新秩序, 从中获得了最大限度的回报。西方国家对华政策主要从实利主义角度出发, 以获取快捷的高利润为政策的基点。清政府在国内外矛盾及压力的双重打击下, 逐渐与西方靠拢, 洋务派的兴起并取得外交实权, 最终促成合作政策并肯定了条约体系。清政府对西方的逐渐认同也使中外关系暂时
从中国近代化的角度来看, 条件体系客观上起着促进中国外交向近代转型的作用。这主要表现在:(1) 打破国民的“天朝上国”的盲目优越心理, 使传统的朝贡体系逐渐解体。不平等条约固然损害了我国的国家主权, 但它以法律文本的形式至少使我们这个弱小的国家享受了程序上的平等, 这为后来中国一批近代外交家在国弱民贫的境况下, 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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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有史以来, 还从未有过一个民族面对未来竟如此自
[6]信, 却又如此缺乏根据。”清政府以更加顽固保守的传统
据理力争以获取一部分国家权益打下了基础。(2) 一系列条约的签订从内外两个方面推动着中国外交的近代转型。从外部推动上讲, 列强通过不平等条约除获得大量的政治、经济权益外, 还有一个方面就是要求双方交往的主体平等, 比如对外交人员觐见皇帝的礼节问题, 中国政府的跪拜礼节明显不合时代潮流并带有强烈的人格侮辱, 洋人在条约上的这些规定, 强制中国的外交与国际接轨。从政府内部的被动适应上讲, 随着洋人入侵的逐渐深入, 与列强打交道成为政府的一大难题, 由不懂国际关系的官员主管外交, 只能使一些国家主权白白送给洋人, 例如“领事裁判权”的丧失便是沉痛的教训, 这种压力促使一部分精通外交的官员脱颖而出, 专门的相应外交机构也不得不顺应内外形势而出现。因此我们可以说条约体系的逐渐确立, 被动的或是半主动的促使中国的外交逐渐向近代国际外交的主流形式发展, 客观上促进了中国外交的近代化⒊“曲意逢迎”《, 起的维新运动, , 改善中国在对外关系中的弱势地位, 但只是昙花一现。1900年8月, 八国联军进攻北京, 慈禧在外逃路上, 授权李鸿章与列强商谈议和, 提出“量中华之物力, 结与国之欢心”的卖国求和的原则, 从而迫使清政府签订了近代史上中国最为屈辱的不平等条约———《辛丑条约》。《辛丑条约》以后, 列强干脆撇开清政府自行协议瓜分中国的领土和权益, 表明大清帝国从此在事实上成为帝国主义列强的附庸。这段历史时期的中国外交是中国近代史上最为痛心疾首的一页, 充分阐释了“弱国无外交”的国际关系本质。
纵观晚清的外交, 其外交思想发展脉络基本可以概括为:无知排外———羁糜绥靖———妥协屈服———卖国投降———丧权辱国。闭关与开国之争(世界观的变化) 、体用之争(夷狄观的变化) , 和战之争(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 , 突显出晚清外交思想的过程, 陈腐的外交思想始终占据着主导地位。
二、近代外交指导思想的成因
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失败并未使清政府从根本上认清现实的国际关系, 华夷秩序理论仍占主导地位, “对外关系被普遍认为是经济关系, 而不是政治关系, 视《南京条约》为权宜之计。”这与强大的传统政治外交文化有关。
清朝由于本身出身于“蛮夷”, 强烈的文化自卑心理使清朝统治者更加宣扬和实施包括“华夷论”在内的中国传统模式, 用来加强统治中国的正统性和合法性。也就是说, 位于文明的边缘集团, 种族甚至个人处于统治文明的中心之后, 统治者会执行和强化中心的优越性以显示其统治的合法性。明清两代统治者由于各自特殊的国情, 比过去各朝代显得更加确信儒家价值观, 这也使得他们更加极端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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夷狄的目光来看待西方, 不能最大限度地利用西方与中国交流过程中体现出来的优越之处, 而在战后仍然如此, 使其观念和政策与现实背离、脱节, 更使中国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泥泞中越陷越深。
中国传统的外交体制即宗藩外交体制, 是以儒家文化为基础的特殊的对外关系模式。其特点是:(1) 对外关系的首要目标是维护天朝体制。事实上, 保持天朝体制一直是清政府对外政策的重要内容, 1850年3月下旬, 英领事阿礼国遣翻译麦华陀到天津欲向大学士穆彰阿、耆英投递公文, 路过上海时, , 向在京各衙, ! 觊切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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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
, 认为“驭夷, , 坚持成约, 示之以信, 折之以理, 抚之以恩三者而已, 舍此实无良策。”认为条约的签订是清政府怀柔远人的羁縻政策。事实上, 中外之间不存在对等性的外交关系, 这种传统的外交体制是中国中心主义观念的产物, 也是封建社会内部尊卑等级观念在外交事务上的应用。
西方列强修约的目标是建立近代的资本主义的外交模式以保障他们的经济利益, 其要求明显带有侵略性, 而清政府却始终尽量将英美的要求纳入到中国的对外关系体制中, 结果可想而知:华夷秩序和近代欧洲国家体系之间的冲突以及华夷秩序的瓦解随着时代的进展越发具有必然性, 欧亚两个国际秩序的接触、碰撞与冲击, 只是一个时间问题而已。从后来的修约可以看出, 清政府的对外政策较鸦片战争前并无实质性的变化, 总是在传统的外交思想与条约体系中左右摇摆, 有时在“清流派”的影响下刻意去违背条约, 没有将自己的行为纳入西方国家制定的国际关系规则中去。这是因为清政府的决策者们没有意识到近代外交本质上是以武力为后盾的强权外交, 西方国家就是用武力将没有西化的国家纳入他们自己制定的游戏规则并强制遵守。他们更未意识到西方文明冲击的深刻影响, 在同样面临列强的侵略下, 日本知耻后勇、奋发图强, 开始维新, 从此走上强国之路。而中国的大部分精英分子却浑然不知这既是对传统中国的巨大挑战, 也是一次历史的机遇, 承袭着传统的沉重包袱, 在屈辱中慢慢沉沦, 这是近代中国的最大悲哀。
鸦片战争及其以后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 使包括外交思想在内的整个政治思想都受到了空前的冲击。在外交上, 鸦片战争标志着中国封建统治者传统的华夷秩序观念受到严峻的挑战。中国两千年来面临的对外关系格局的整体面貌终于被彻底改写:中国被纳入殖民体系, 在世界
第1期 李 敏:试论中国近代外交政策的转型
国际关系格局中的坐标发生变化, 从“天朝”沦为战败国, 从主权国沦为半主权国, 从华夷秩序中的宗主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在“中心”对“边沿”的不平等关系中, 中国受到了来自西方中心的不平等对待。《南京条约》在一个侧面揭开了西方对华事务的新纪元。
中国对外交往的领域发生巨大变化:中外关系涉及的领域从文化、经济领域发展到政治、意识形态领域, 经济利益、政治主权、宗教文化等等都成为国家外交不得不考虑的重要内容; 其交往的对象及其方式也发生变化:中西关系取代朝贡关系成为中国外交的中心; 中西关系的主体从民间
(行商———外商) 转变为政府之间; 从中国与个别西方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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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化, 并不可能减少或减弱各国对清朝的压力。中西文化于此有极大差别, 传统儒家学说将“礼”视为国之根本, 认为已经做出重大的实质性的进步。而在西方, “外交礼节”很大程度上意味着非实质性的, 尽管其在宫廷中仍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这次改革中, 也不难看出“天朝”的残痕, 一些大臣的日记和奏折中仍淡淡地流露出一种情绪———将之视为大皇帝的格外之恩。至1901年《辛丑条约》时, 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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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用条约的形式将清王朝的觐见礼仪强行西方化。
清朝统治者虽力图摆脱传统外交的束缚, 在程式上向近代外交上靠拢, 但传统外交底色在政治上还没有完全退隐, 其活动未在近代外交的界限内。由此观察传统外交在,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 :第五册[M].北京:中华
的关系(如中俄关系、中英关系、中葡关系) 变成中国与全体西方列强整体的关系, 使中外关系由原来的一国对一国, 逐步变成了一国对多国的局面。形成了一个特殊的对外关系局面:在外交方式和手段上, ”经不敷为用, 姓对“夷务, 。
在上述历史背景下, 从晚清开始, 中国传统的外交思想出现了分流。鸦片战争后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 导致作为中华帝国国际秩序的“天朝”体系崩溃, 但“天朝”观念仍顽强地存在着, 在此观念影响下的外交行为引起了中外交涉中的许多争端, 这对清朝打开对外局面、在国际社会上得到更多的同情与支持十分不利。甲午战争扫荡了“天朝”体系的残余, 但清朝并没有立即掌握另一套西方样式的国际关系、国际惯例的知识, 在处理国际事务方面仍有隔膜。戊戌变法期间, 光绪帝对此有所改变, 试图积极推动外交使节觐见礼节的改革。“最著名的是文华殿觐见成为常
[8]158例, 有关的礼仪皆成制式。”法公使施阿兰评论道:“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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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谨见本身标志着西方同中国关系史上的一个新纪元。这是破天荒第一遭让君主神圣不可接近和不可仰望的信条
(直到那天为止中国礼仪使它带上偶像崇拜的性质) , 被纯
[8]36粹的外交礼仪所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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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施阿兰. 使华记1893-1897[M].袁传璋, 郑永秀,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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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王铁崖. 中外旧约章汇编:第十册[M].上海:三联书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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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8年, 由光绪帝所促动的清觐见礼仪改革, 是在清
蒙受着帝国主义烈强的巨大瓜分压力下进行的。但礼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