茹志鹃从"十七年"到"新时期"小说创作的转变

　　摘要：茹志鹃是我国当代著名的优秀短篇小说家，其作品《百合花》的发表使其形成了自己的小说创作独特的艺术风格，茅盾同志曾用“清新，俊朗”两个词来形容她的这种写作风格。而在新时期文学阶段，我们又可以窥见茹志鹃在该时期的写作思想和艺术上有了新的突破和变化，她更加注重对社会矛盾的揭露，对社会生活反映的广度和深度也得以增加。此外，在人物精神世界的刻画和描绘上也有了新的发展，可以说到新时期的时候，茹志鹃的小说创作除了保持着以往的清新俊逸之外，增添了一些冷峻的色彩，更加的成熟与丰富。 　　关键词：茹志鹃；十七年；新时期；小说创作 　　作者简介：黄欣（1989-），女（汉族），江苏响水人，广东技术示范学院文学院，研究生，专业：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方向：当代文学创作与评论。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4）-06-0-02 　　茹志鹃是我国当代著名的优秀短篇小说家，其作品《百合花》的发表使其形成了自己的小说创作独特的艺术风格，茅盾同志曾用“清新，俊朗”两个词来形容她的这种写作风格。而在新时期文学阶段，我们又可以看到茹志鹃在该时期的写作思想和艺术上有了新的突破和变化，她更加注重对社会矛盾的揭露，而对社会生活反映的广度和深度也得以增加，并在人物精神世界的刻画和描绘上有了新的发展。 　　一、主题与选材的变化 　　一个作家创作风格的形成，很大程度会受到其生活经历、性格特征、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等各种因素的影响，茹志鹃也并不例外，她的生活阅历对于她在作品主题和写作题材的选择上都有明显的影响力。 　　茹志鹃从小随祖母辗转于沪杭两地之间，靠家庭手工糊口，13岁祖母离世以后，他在孤儿院开始了自己孤独而艰辛的生活。18岁的茹志鹃参加新四军，在部队中她深深地感受到革命队伍带给她的温情、幸福和光明。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茹志鹃一直在文工团工作，她接触得最多的、体会最深的就是同志与同志、军队与人民之间的密切联系，她被革命战士和人民群众在战争年代所表现出来的淳朴与真挚情感所动容，被军队里那种爱同志、爱人民、爱共产党、爱新生活的思想情怀所感动。因此，茹志鹃在“十七年”时期的创作主题侧重于讴歌新人新事，譬如写家庭生活、妯娌等，即使是写有关战争的作品，也是写战争中战士与人民之间的血肉联系。在选材上，作者善于选取生活中有特色的有代表性的横断面进行雕琢，从而使读者能够在一篇短小的作品中，以小见大，从一个简单平凡的人或事上延伸到对整个社会形态的观察。例如，《新当选的团支书》里面写了工厂团支部动员整修共青河这一事件，事件都很小，但是经过作者的精雕细琢，将走向合作化道路的农村以及青年人的思想表现地淋漓极致。 　　文革十年，对于很多作家而言，是一个漫长而苦涩的过程。而经历了十年灾难的茹志鹃，内心收到强烈冲击的同时，也对社会有了新的感悟，她自己说过：“文化大革命以前，我带着一种比较真诚的、天真的、纯洁而单纯的眼光来看世界，所以我看一切都很美好，都应该歌颂”，因此，她之前的作品大多都唱的都是颂歌。而经过了文化大革命以后，她说过“我的脑子比较复杂了，社会上的许多事情也复杂了，看问题不那么简单化了……我们的生活并不是向每个人都张开美丽的翅膀。”她开始审视隐藏于里层的曾被她忽略的矛盾，那些不曾发觉的社会生活中的丑与恶。因此，新时期她的作品在描述生活上不再像之前那样纯粹地歌颂，而是转为毫无顾忌地对出现在现实生活的丑恶事物进行鞭挞。 　　老作家、评论家黄秋耘对茹志鹃“文革”前和粉碎“四人帮”以来发表的新作概括为“从微笑到沉思”，这一概括极为准确而形象。特别是《剪辑错了的故事》可以说是她短篇小说里面第一篇直面并重新认识“文革”以前某些历史教训的小说。过去战争年代，部队和人民是血肉相连、同心同患难，无论是农民还是知识分子都对革命的支援尽心尽力，而现在像甘书记这样的干部工作是为了上级而不是全心全意为了人民。作者借老寿的思想活动来倾诉自己的心声来反映干群关系的变化并指责干部中的歪风邪气。 　　另外，我们可以看到茹志鹃在“十七年”时期的创作经常多描写家庭生活题材，像《妯娌》、《如愿》、《春暖时节》都体现了她独特的艺术风格和浓厚的人情意味。而“文革”之后，作者除了写反映现实生活中尖锐矛盾冲突的作品，也秉持了继续写家庭生活题材的风格，只不过在反映社会问题上比以往显得更加深刻。譬如《家务事》是一篇描写“家庭琐事”新作品。它通过在“文革”中尚属平安的一个普通的家庭的遭遇反映了这场动乱带给每一个家庭和每一个人的灾难。主人公“我”的家庭虽然没有经历坐牢批斗这样的遭遇，但是一家人也是天各一方，丈夫支援小三线，大女儿去插队，自己要去干校参加斗批改，留在家里的只有八岁的小女儿淘淘一人，她必须自己过好每天的生活：锁门、吃药三小时一次、四小时一次、放学了到小狮子家做功课、吃了饭洗完等等。每到假日，“我”要做的家务事就如山高一般：洗衣服和碗筷、带淘淘看医生等等。小说的最后，“我”说了一句：“没什么，不过是些家务事而已。”然而，这种平静的述说似乎透露着极大的不平静，这种平凡的老百姓内心的烦恼、苦痛和挣扎似乎比那些激烈的批斗、抄家、坐牢及隔离更加让读者的心里感到难过和心痛。 　　茹志鹃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发表的作品主题和选材除了以上两个方面的变化，我们还能看到她也将注意力放在了青年一代的身上。譬如，《草原上的小路》这部作品描写的是在草原石油城中的一群青年男女，作者通过他们的行为与思考来引导青年人去反省应该怎样去对待生活。 　　二、作品人物的塑造 　　茹志鹃的短篇小说中的人物都是普通的人物，不是那种高大威猛的英雄人物，也不是那种在战争矛盾冲突最为尖锐时刻展露高尚人格的人物，特别是作者对于女性形象的描写可以说是相当关注。譬如像《百合花》中的新媳妇，《新当选的团支书》中的何裴红，《静静的产院》中的荷妹，作者歌颂她们，展现她们的心灵美。而到了新时期的时候，作者所写的人物有了一些变化，她写了老干部的形象，如《剪辑错了的故事》中的老甘，《儿女情》中的田井；也写了青年人，如《草原上的小路》中的小苔和杨萌，《儿女情》里面的汪稼丽。此外，在对人物的刻画方面，除了像以往一样注重人物的心理活动和思想感情，茹志鹃还通过人物内心的独白、自由联想、梦幻和联想等一系列手法来探索人物的内心的奥秘。最为典型的就是像《剪辑错了的故事》中，作者明显将自己的思想渗透到主人公的内心世界里面，通过主人公的意识活动来表达自己的所思所想。 　　三、艺术表现手法 　　茹志鹃“十七年”的作品虽然故事简单，没有复杂的故事情节，也没有令人惊心动魄的冲突激发，但是其在艺术构思和剪裁组织上却并不是随手涂鸦，而是经过了精心的安排和处理，可以说其作品的篇幅虽小，但是呼应陪衬，文章精髓，都潜藏在字里行间。像《百合花》中通讯员枪筒上插的树枝和野菊花，通讯员身上撕破的大洞，新媳妇的枣红底白被子等，在作品的前后都有出现过，这样就很好地起到了呼应的作用，而不会让读者感受到突兀。再比如《如愿》中出现的菜篮子，虽然它出现的次数仅有一次，但是我们可以看出何大妈与这个篮子的渊源和情感，它不仅仅是一个用来买小菜的篮子，更加记载了旧社会时期妇女们的生活命运。此外，茹志鹃这一时期的作品也是多以时间顺序来结构组织文章。 　　而到了新时期的时候，茹志鹃的小说在结构艺术方面有了很大的改变，具体的表现为如下几个方面： 　　1、时序交错。作者运用意识流小说时间、空间的多层次结构来展现漫长的生活经历，空间广阔。在《剪辑错了的故事》中，作者将五十年代末大跃进时期的现实生活和四十年代解放战争的历史同老寿意识中未来的反侵略战争的时间和空间相互重叠。例如，第二节写过去解放战争的老寿把仅有的干粮全部交给为老百姓打仗的老甘，而老甘顾虑到群众生活的艰难，又把老寿支援的粮食悄悄地退回给老寿，老寿感动地流下了泪水。紧接着第三节写了老寿擦去眼泪以后的情节，故事又跳回到第一节的末尾――一九五八年的现实生活中去了。此时的老甘要群众“变戏法”地谎报产量给上级看，向上级领导邀功。作者通过历史和现实中在对待同样的问题上老甘对待群众截然不同的感情和态度来突显出干群和军民关系的恶劣变化，这种纵横交错的写法不仅没有让文章失色紊乱，反倒收到了更有效果的艺术反响，让读者意识到了干群和军民关系变化这一极为深刻的问题。 　　2、以人物的意识流为主线。《剪辑错了的故事》和《草原上的小路》都是以人物的意识流动，而不是人物的行为或者情节发展的结构来展开叙述的。像《剪辑错了的故事》在这个方面就尤为突出，作品基本上是以老寿的意识流动为线索，通过老寿的不连贯的意识把故事推进从而达到一个顶点，让作品的主题在这种情态下自然展现于读者的思绪之中。 　　3、梦幻和现实的穿插。作者对老寿这一忠于革命事业的老党员的精神世界和性格做了深刻的剖析，并将自己深刻的思考融入到主人公的内心世界之中，我们从老寿这一人物的内心世界和言语之中可以隐约地体会到作者的思考和情感。这种对人物深层次的挖掘和描绘，使得人物形象更具张力也更加丰满。 　　纵观茹志鹃同志的小说创作过程，“十七年”时她的作品风格以清新俊逸为主，而新时期时则借鉴、吸收意识流小说中的一些表现手法，使得她的作品思想容量得以增加，并且作品从各个角度反映社会重大问题，更加发人深省和耐人寻味，可以说这是她在创作历程上一个很大的提高和突破，也是她的创作渐渐趋于完善与成熟的表现。 　　参考文献： 　　[1]茹志鹃，《茹志鹃小说选》，江苏文艺出版社2009年. 　　[2]茹志鹃，《漫谈我的创作经历》，《新文学丛论》1980年第1期. 　　[3]茹志鹃，《我写的经过》，《青春》1980年第11期 　　[4]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 　　[5]黄秋耘，《从微笑到沉思》，《上海文学》1980年第4期. 　　[6]欧阳文彬，《试论茹志鹃的艺术风格》，《上海文学》1959年第10期. 　　[7]茅盾，《谈最近的短篇小说》，《人民文学》1958年第6期. 　　[8]侯金镜，《创作个性和艺术特色――读茹志鹃小说有感》，《文艺报》1961年第三期 . 　　[9]孙露茜、王凤伯编，《茹志鹃研究专集》，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 　　[10]茹志鹃，《漫谈我的创作经历》，《新文学丛论》1980年第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