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争平:近代中国民族工业的白银时代
中国近代民族工业“白银时代”的组织调整
陈争平(清华大学人文学院)
20世纪20年代,日、美等国资本加强了在中国市场的角逐,欧洲洋货也卷土重来,国际竞争的激化使得中国民族工业所经受的市场压力大大增加,在这种逆境下中国民族工业仍然获得了一定的发展。1920~1936年间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比以往有明显进步之处,主要是在市场因素作用下,进行了以产业组织合理化为主要取向的调整。本文拟结合产业经济学有关理论,讨论这一时期中国民族工业组织调整的历史过程,及其对民族工业发展,对中国企业制度演变的积极意义。
一、1920~1936年华商最主要行业棉纺织工业发展脉络
关于民国初年“黄金时代”1之后中国民族工业发展状况,学者们有着不同的意见。过去直到20世纪70年代出版的近代经济史著述中,论及1920~1936年间民族工业时大多强调其“不断陷于危机和萧条”2。80年代初,有些学者开始重新评价20年代民族工业的发展,但也认为30年代出现了衰退和破产。3新近的一份研究成果则认为1920~1936年间中国民营工矿业“顽强地有突出的发展”,并强调“因银价与汇率的影响极大”,所以把这一时期称之为中国民族工业继“黄金时代”之后的“白银时代”。4笔者赞同把1920~1936年间称之为中国民族工业“白银时代”,但是认为以“银价与汇率的影响极大”为主要理由似有不妥,5而认为有必要从中国近代不同时期民族工业投资增长年率、主要产业年资本收益率等指标的纵向比较研究,以及这一时期中国工农业总产值增长速度的比较,对近代中国民族工业“白银时代”作新的论证。
1920~1936年,中国工业最主要行业仍然是棉纺织业,我们可先以棉纺织业为典型进行考察。这一时期中国棉纺织工业发展过程中充满着中外资本的激烈竞争。日资已成为外资在华棉纺织业投资的主力,仅1921至1922年一年中,日本在华就新建了11家棉纺织厂,1924至1925年新建达15厂。6同时,英、美等国在华棉纺织业投资也有所扩张。外资棉业1 民国初年北京政府曾颁布一系列鼓励民族工商业发展的政策,进一步激发了民间投资建厂的热情;新式交通事业的扩张、金融业的发展、市场的扩大,使中国工业企业发展的外部条件有所改善;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及战后不久,欧洲列强无暇东顾,原被洋货挤占的国内市场有相当部分改为国货市场。这些因素都促进了当时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1912~1920年间,国产工业品销路扩大,企业利润丰厚,新厂不断开设,史家曾把这一时期称之为近代中国民族工业的“黄金时代”。
2 例见湖北大学政治经济学教研室:《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讲义》(高等教育出版社1958年版)及中国人 例见黄韦:《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和破产问题》,《学术月刊》1982年2期;张仲礼:《关于中 吴承明、江泰新主编:《中国企业史》近代卷,企业管理出版社2004年,第390、391页。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及其后两年世界金价也有较大波动,但是史家称之为近代中国民族工业的“黄金时 丁昶贤:《中国近代机器棉纺工业设备、资本、产量、产值的统计和估量》,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资料》民大学政治经济学系《中国近代经济史》编写组:《中国近代经济史》(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有关章节。 3国民族资本在二十年代的发展问题》,《社会科学》1983年3期; 45代”并非因“金价的影响大”。 6
(6)。
在华势力的扩张,使华资棉纺织厂在原料收购和销售市场上的压力加重。此外,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欧洲工业品又重新涌来东方,日本所产棉纱也挤向中国市场。中国纱价自1922年初便猛跌,与此同时棉花价格却迅速上涨。 棉贵纱贱,使华商纱厂16支纱每包(100磅)的赢利,从1921年秋季前的赢22— 30 两, 转为1922年夏秋的亏损5—7两,1923年全年度亏损8—14两。在大多数纱厂出现严重亏损情况下,华商纱厂联合会不得不议决于1922年12月18日起仃工四分之一,以3个月为期。1923年又议决仃工一半,2个月为期。在这期间因亏本而易主的有德大、常州、大丰等厂,因经营困难而改组的有大纶、裕泰、苏纶、振华、太仓等厂,完全仃工的有福成、鼎新、久安等厂。处境日益艰难的华商厂不断出现改组、拍卖和闭歇消息,仅1925年4月7日的《银行周报》上,就有9家纱厂宣布破产、登报拍卖。7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全国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抵制英、日货行动,这有助于华资棉纺织业从1922年开始的萧条中逐渐恢复,全行业总规模继续扩大(参见表1) 。
表1 1921~1936年华商机器棉纺织业概况 8
年代 纱锭(枚) 布机(台) 棉纱产量(万件) 棉布产量(万匹) 1921 1238882 6675 119.9 177.3 1922 1632074 7817 92.7 351.8 1924 1803218 9481 103.2 426.6 1925 1846025 11121 116.3 249.1 1927 2018588 12109 123.4 426.0 1928 2113528 16283 135.0 600.9 1929 2326872 15503 146.1 662.6 1930 2390674 16318 148.1 685.4 1931 2589040 18771 142.8 824.3 1932 2637413 19081 166.5 954.8 1933 2742754 20926 161.7 904.0 1934 2807391 22567 159.6 926.5 1935 2850745 24861 143.7 896.8 1936 2746392 25503 144.6 1099.2
平均年增长率(%)
7.58 10.44 2.37 16.21 1921~1930
1.19 6.32 0.25 5.92 1931~1936
进入30年代后正遇世界经济大危机,国际上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向中国转嫁经济危机,使银价和银汇率上升,中国国际贸易条件恶化;美国实行购银法案后,中国白银大量外流,导致中国市场银根偏紧,工商企业缺少流动资金;“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占据中国东北,使原来关内棉纺织业在东北的市场消失,同时大量日货又涌入中国关内挤占纱布市场等因素的影响,加深了中国棉纺织业市场的困难;再加上中国农村经济也遭遇严重困难,农村家庭纺织业大量破坏后导致对机纱需求的大量减少,农村市场的购买力下降,自1932年到1935年,中国棉纺织业步入危机,机纱产量逐年下降,纱厂机布产量亦降。到1935年11月以后,南京国民党政府实行币制改革,1936 年国内农业丰收等因素,使得市场购销情况有所改善,7 张国辉:《中国棉纺织业1895~1927年的发展和不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集刊》(十),第213页。及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三卷,第132页。
8 资料来源: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三卷,第120页。
又促进了棉纺织工业出现回升,1936年机织工业的布机数和产布量都达到了近代历史上的最高峰(棉纱产量尚低于1929年)。
这一时期中国主要纱厂的年资本纯益率9可以参见表2。我们可将抗战前中国机器棉纺织工业发展大致分为4个时期:1)甲午战前,当时以上海机器织布局为主,其筹备工作经历了漫长的十五载光阴,工厂尚未开工,资本却已亏折了30%;102)甲午战后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这一时期华商纱厂虽然接连设立,总数达20多家,但是只有张謇创办的大生纱厂是“唯一成功的厂”11,其余多有亏折;3)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至1920年,由于这一时期市场需求旺盛,以致“不论旧开新设, 规模不同的纺织厂都可获致丰厚的利润”,“整个纺织业处在兴旺乐观的气氛之中”; 124)1920年至1936年,从表2可以看出,20年代华商主要纱厂一般来讲仍有较高的资本纯益率,1933年出现较大幅度下滑,1934年华商15大纱厂总平均资本纯益率为负数,其后又好转,1936年主要华商纱厂平均资本纯益率达到14.2%。从这4个时期棉纺织业盈利情况的纵向比较来看,第4时期华商纱厂盈利情况仅次于第3时期,这可作为把这一时期称之为中国民族工业“白银时代”的依据之一。但是就在这一时期,从棉纺织业盈利情况的横向比较来看,华商纱厂大多数年份不如日资在华纱厂。
表2 1922—1936年中国主要纱厂的资本纯益率13 单位:%
上 石家华商15上海海申无锡申天津华青岛 在华日资年份 庄大大纱厂永安新一、新三厂新 华新 纱厂平均 兴 总平均 八厂
46.7 26.0 —8.2 8.1 26.4 8.3 24.3
?24.0 15.6 8.7 6.5 19.7
?11.7 17.1 1.4 2.5 9.6
43.4 7.5 10.7
40.0 9.6 8.4
?17.7 ?18.0 33.3 9.0 5.0 4.8 8.6 7.9
8.7 ?11.6 5.9 ?15.8 9.4 5.6 0.7 2.6 19.5
28.1 *21.5 注:“* ”被日厂钟纺兼并;“一”未开业或停顿中;“?”未详。
9 年资本纯益率为各年纯收益占实有资本的百分比,是年利润率的一种表现形式。
《申报》,1887年7月27日,转引自严中平:《中国棉纺织史稿》,科学出版社1963年版,页104。 严中平:《中国棉纺织史稿》,页129。
严中平:《中国棉纺织史稿》,第186页。
资料来源:原据久保亨:《近代中国棉业の地带构造と经营类型》,《土地制度史学》第113号,1986年10111213
10月。转据许涤新、吴承明等:《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三卷, 表2-31改编。
二、1920~1936年华商面粉工业与缫丝工业发展脉络
机制面粉工业在当时民族工业中地位仅次于棉纺织业。1921年以后,洋粉输入逐年增加,同时国产粉外销锐减,使的国内面粉市场竞争日益激烈,民族面粉工业发展速度比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有所减缓。尽管如此, 民族面粉工业在困境中仍继续发展(参见表3) ,并逐步从通商口岸向内地城市扩张,其生产能力1921~1930年年均增长率为4.5%。14
表3 1914~1928年华商面粉工业的发展15
设立年份 当年设立厂数 设立资本额(万元) 日生产能力(包)
1914 8
1915 8
1916 17
1917 9
1918 16
1919 12
1920 16
1921 14
1922 9
1923 9
1924 9
1925 10
1926 7
1927 2
1928 8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陷,民族面粉工业丧失了近一半的销售市场。再加上世界经济危机,华粉外销锐减,而大量廉价洋粉入侵,对华粉市场造成极大威胁,使得华商粉厂大量停歇。在这种情况下,华商机器面粉业加速了生产和资本集中过程,形成了几个企业集团,其中发展最快的是荣宗敬、荣德生兄弟在无锡、上海创办的茂新、福新面粉工业集团。30年代初,美国先后将其国内过剩小麦大量贷放给中国国民党政府。国民党政府将这些进口美麦分配给国内各面粉厂加工代磨,规定可以先用麦后付款,麦价较市价便宜,成粉后则按照市价结算给国民党政府,这一条件对面粉工厂主是很有利的。茂新、福新系统生产能力高,再加荣氏兄弟与政府当局关系密切,因此在小麦分配额上获得了总数的三分之二,从而在代磨美麦生意中获得了较大的盈利。茂新、福新系统还通过大量收购澳洲、加拿大、阿根廷等地廉价小麦加工成粉来盈利。但是茂福系统企业仍然遇到常年开工不足等问题,1936年产粉量为1010.9万袋,仅为1931年的47.3%,因而生产设备仍停留在1931年的347台粉磨的水平。即便如此,茂新、福新系统在全国面粉工业中的地位仍是举足轻重,其日产面粉能力仍占关内面粉工业的三分之一左右。16
20年代里,中国民族工业另一重要行业机器缫丝业也有较快的发展。从1922年至192914
15
1698.3 195.3 373.5 153.0 424.8 257.0 496.0 566.8 272.7 181.4 230.0 158.0 220.0 20.0 148.0 7360 20000 35033 17350 27035 29380 47250 45865 25910 15550 16482 12020 21200 750 14340 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三卷,第143页。 资料来源:据《中国近代面粉工业史》,第426~442页统计计算。 许维雍、黄汉民:《荣家企业发展史》,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27页。
年,该行业上海地区开工厂数从65家增至104家,无锡地区开工厂数从19 家增至46家。厂丝产量也逐渐增加,全国厂丝出口量则从1922年的8.9万担增加到 1929年的13.3万担,因此有的专家认为20年代是中国机器缫丝行业的“黄金时代”。17从表4可看出,自1894至1929年,全国厂丝出口增加 49倍,上海、江苏、广东三地厂数增加24倍,丝车增加了26倍。30年代初,由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大危机的影响,中国生丝出口急剧衰减,国内缫丝工业也因此陷入空前困境。1930年至1936年,上海丝厂开工数由的111厂减至49厂,下降了56%; 丝车减至11116部;出口厂丝从1929年的132991关担跌至1936年的29600关担,下降了78%。
表4 1894~1936年中国机器缫丝工业的发展18
年度
1894
1914
1922
1929 上海 无锡 广东 全国厂丝出口量 开工厂数 丝车(部) 开工厂数 丝车(部) 开工厂数 丝车(部) (关担) 12 4076 57 14964 65 17260 104 23582
13476
8270 8 2118 19 6220 46 12862 27 38 8194 10348 75 26356 180 90064 146 72455 58 37 30243 19505 22523 56766 89248 132991 104809
29600 1930 111 26175 1932 53 1934 35 1936 49 49 15108 121 62292 11116 41 13090 57 30243
三、中国近代民族工业发展的“白银时代”
1920~1936年间,上述民族工业三大行业发展情况各有不同,但是总的来讲都有所发展,不能以“不断陷于危机和萧条”来简单论之。从这一时期中国民族工业整体环境来看,一方面所受外国资本的压迫逐步加重,特别是日资不仅用大量日产工业品挤占中国市场,还利用中国的廉价劳动力和原料、燃料,在中国东北及上海、天津、汉口、青岛、济南等地大量设厂,对华商企业进行垄断性竞争;另一方面外国侵略的加剧,激起了1919年“五四”运动、1925 年“五卅”运动和1928年“五三”抵货运动等爱国运动的高涨,爱国运动推动了民族工业的发展。这时中国民族工业已经具备了一定的基础,在竞争压力下进行了产业组织调整,经营管理水平有所提高,若干较大的民族资本企业集团形成。据估计,1920~1928年,新投入的工业资本在3亿元左右。20年代里中国民族工业平均每年投资额,折合1913年币值,并不低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每年新设企业数目还高于“一战”时期。19
20表5 工业资本的年均增长率(%)/1914*—
1920年
17
181920—1936年 包括东北 1936—1947/1948年 徐新吾主编:《中国近代缫丝工业史》,1990年,第168页。 资料来源:厂数、丝车数据《中国近代缫丝工业史》,第611~613页,出口量据该书,第660 ~661页。 参见许涤新、吴承明等:《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三卷, 表2-24。
据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三卷表6—3改编。
1928年广东丝车数见据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三卷,第148页。 1920
工业资本总计 - 2.57
外国资本- 11.48 官僚资本 14.40 民族资本- 2.97 * 外国资本为1914年,官僚资本为1911年,民族资本为1911年,计算增长率时各按其本身年数。 **包括伪“满洲国资本”。
表5反映了民国年间三个时期工业资本年均增长情况21。可以看出,1920~1936年中国境内工业资本年均增长率为10.15%,明显高于前一时期的6.63%;但是这主要是1920~1936年间外国资本和官僚资本对工业投资的快速增加所致,这一时期民族工业资本的年均增长率为9.37%,低于前一时期的11.90%,又比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的年均负增长相比有很大反差。这一表的数据可以成为民族工业“黄金时代”和“白银时代”两个时期划分及命名的有力依据。
表6 中国工农交通业总产值的估计 单位:万元 22工业973347 其中:近代化工厂283073
表6反映了这一时期中国工农交通业总产值增长情况。从表中可以看出,1936年与1920年相比,中国农业总产值增长了38.2%,工业总产值增长了79.1%,工业增长速度快于农业;工业总产值中,属于近代化工厂的部分增长了220.6%,增长速度更快。
总之,1920~1936年间市场因素对中国民族工业发展的影响极大:20年代市场压力的增大迫使民族工业资本自发进行产业组织调整,以调整求发展;30年代世界经济大危机对中国市场产生多方面冲击,而日本侵占中国东北割断了关内工业与东北市场的原有联系,加剧了中国工业品市场危机,中国民族工业虽然继续以调整求发展,但发展速度减缓。但是,从上述民族工业主要行业的资本增长、生产能力增长、年产量、年利润率,整个工业资本年均增长率及工农业总产值等指标的比较研究来看, 可以把1920~1936年间称之为中国民族工业继“黄金时代”之后的“白银时代”。
四、生产和资本的集中及其两方面效益
“白银时代”的中国民族工业,虽然用投资增长率及年利润率等指标衡量次于“黄金时代”,但是这一时代比“黄金时代”亦有明显进步之处,主要是在市场因素作用下,进行了以产业组织合理化为主要取向的调整。
“市场结构”是决定产业组织竞争性质的基本因素,它规定构成市场卖者(厂商)相互之间、买者相互之间及买者和卖者集团之间诸关系的因素及其特征。生产集中程度是决定市场结构的重要因素之一。有限的市场规模和企业追求规模经济的动向碰在一起,必然造成生21 原表还提供了甲午战争至清政府垮台的年均增长数据,笔者考虑到甲午战争前中国民族工业资本基数太低,其后主要因清政府政策变化而导致的投资增长速度较快,属于较特殊的情况,因而未将其列入本文考察范围。
22 摘自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三卷,表6—9,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产和资本的集中。
生产和资本的集中是中国民族工业“白银时代”产业组织调整的一个重要方面。由于当时中国民族工业尚属于“幼稚工业”时期,工厂大多规模很小,所以加强生产和资本的集中以扩大企业规模,获取规模经济利益,已成为中国近代工业发展的内在要求。在20世纪20年代市场规模受外资强压而变狭小情况下,工业生产和资本的集中逐渐成为一大发展趋势,至30年代更因内外因素造成的市场危机而形成高潮,其中在纺织、面粉、火柴、水泥、造纸、制药、电器、机械等工业行业尤为突出。
近代中国民营企业家在商战实践中,逐渐认识到生产和资本集中的规模经济利益。例如,“火柴大王”刘鸿生总结了与瑞典火柴业主进行商战的经验,指出:“吾国火柴业在瑞商竞争之下, 风雨飘摇,有岌岌不可终日之势,自弟发起荧昌、中华、鸿生三厂合并为大中华之后,对内渐归一致,于是对外始有占优势之望,足见合并一事,为吾火柴业今日谋自立之要图,非此即无从对外而维持其生存也。当此对外竞争剧烈之日,自应群策群力,团结一致,
24厚植我之势力,以与外商相抗,始能立于不败之地。”荣氏集团领导人在总结多年办厂经验
时认为“纱厂至少要在三万锭以上,才有竞争力”。他们在报告中指出:“默察世界大势,知纺织一业非有多量产额不足与外商相颉颃,……盖产额愈多,则进料、销货亦愈便宜;而管
25理、营业各费也愈节省也”, 已朴素地认识到规模经济可以降低单位产品生产成本和经营成
本的道理。他们认为每收买一家纱厂,就减少一个竞争对手,同时也增强了自己的竞争力。
26荣宗敬曾说:“我能多买一只锭子,就像多得一支枪。”
扩大企业规模大致有两条途径:一是靠企业内部的力量,通过投资兴建新的更大的设备
27和生产线;而是通过企业兼并或联合来实现。在近代中国产业组织调整中,这两条途径都
通用。
近代民族工业企业之间经营管理水平差异很大,经营效益好的企业通过横向兼并同业,不仅有利于获得上述诸方面规模利益,还有利于企业把优秀的经营管理经验推广、移植到效益差的企业中,收到以优汰劣的经营效益。例如,1930年常州刘国钧兼并连年亏损的大成纱厂后,把他在织布业中积累的经营管理经验推广到大成纱厂,使大成很快焕然一新,扭亏为盈。刘国钧将其管理经验运用武汉震寰纱厂中也非常有成效,震寰纱厂资产200万元, 负债却达300万元,早已停工停产,刘国钧经办两年,获利达300多万元。粉纱大王荣德生把自己的经营管理经验运用于连年亏损的无锡惠元面粉厂,惠元即连年获利。原厂主曾与荣开
28玩笑:“厂租与你,大赚钱,要分点来”。荣德生说:“可,但交还你,即勿赚”。
在中国民族工业“白银时代”产业组织调整过程中,经营较好的企业通过生产和资本的集中所收上述两方面效益是十分明显的。
23
五、企业联合与企业集团的发展
当时在市场因素作用下,民族工业还出现了大量的企业联合,有以下主要形式:
1、全面联合。参予联合的各企业在资产和经营管理各方面完全合为一体,有两种主要方式:一是通过资产合并,形成产权和经营权统一的企业集团。联合的各企业实行清产作价,折成股份,合为一体,经营上也完全统一调度,如1930年荧昌、中华、鸿生三个火柴厂合23 杨治:《产业经济学导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页141-143。
《刘鸿生企业史料(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页139。
《荣家企业史料》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页254。
许维雍、黄汉民:《荣家企业发展史》,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10页。
参见杨治:《产业经济学导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60页。
转引自马俊亚:《中国近代企业集团形成的经济因素》,《福建论坛》文史哲版,1998年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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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为大中华火柴股份有限公司;二是参予联合的企业实行统一生产经营,但所有权上仍保持相对独立性,较典型的是1935年大成纺织染公司与汉口震环纱厂的联合。
2、销售联合,这是最多见的企业联合,也有两种形式:一是以契约为纽带形成销售联合体,在销售量、价格、销售地区或对象、销售方式等方面经过协商订立统一的联营协议,例如1925年启新、华商两个水泥厂达成的水泥联营,又如1936年成立的以大中华火柴公司为中心的“中华全国火柴产销联营社”等;二是建立共同的销售机构,各企业产品集中到统一的商业机构。由于联合建立的销售机构实力强大,并统一进行广告宣传活动,影响面广,从而可能占有较大的市场份额,取得竞争的优势。如荣宗敬、穆藕初于1921年创建的华商纱布交易所、荣宗敬、王尧臣联合国内面粉企业组织的上海面粉交易所、胡西园组织的灯泡厂同业公会、维一、纬纶等五厂联合组织的中国骆驼绒厂总发行所等,都属于此类销售联合。
3、不同产业的互补性联营。一般指甲企业为乙企业提供产品销路,乙企业则在其他方面扶助甲企业,形成两企业间的联合关系。最为典型如大隆机器厂所实行的“铁棉联营”。大隆厂为解决本厂生产的纺织机械的销路,1925年以洽记公司名义租办苏州苏纶纺织厂(1927年以后全部收买)。以后大隆生产的纺织机械主要销给苏纶厂使用,而苏纶厂的机械维修及人才培训则主要依赖大隆。到1937年,与大隆实行“铁棉联营”的纺织企业达到7个。 有的企业有少量大隆投资(如常州民丰纱厂等),大隆经理兼任这些企业总经理;有的则仅仅有联营关系(如上海庆丰纱厂)。“铁棉联营”使双方企业都克服了经营上的困难,迅速由衰转盛。
4、原材料筹集的联合,需要同种原材料的各企业为避免相互竞争而联合起来收购原材
29料,或联合组织原材料生产等。
在当时的企业联合发展过程中,民族工业企业集团逐渐兴起,其中较重要者有:
①以大生纱厂(设在南通)、大生二厂(设在崇明)等棉纺织企业为基础的大生企业集团,由张謇等人创办。其发展历史较早,在1910年时已拥有包括纺织、农垦、航运、食品加工、机械等行业在内的10多家企业,近300万两资产,是当时中国最大的民营企业集团;民国初年继续发展,到1921年又建成大生三厂(设在海门),有40多家企业,所控制的资
30金总额总计2480余万两,各纺织厂拥有纱锭16万枚,布机1300余台。但是,该集团1925
年因负债过重,大生纱厂1925年被债主上海银团接管。
②荣宗敬、荣德生兄弟创建的荣氏企业集团。其横跨棉纺织业和面粉工业两大行业,又分申新纺织和茂、福新面粉两大工业系统。申新纺织公司1915年在上海创建,通过租办和收买方式兼并其他企业,至1936年已拥有9 家纱厂,纱机57万锭,布机5304台,资产总值达8555万元,势力扩展到无锡、汉口等地,是旧中国最大的民营棉纺织工业企业集团。茂、福新面粉工业系统始于1903年无锡茂新面粉厂。荣宗敬兄弟在经营粉厂过程中,努力提高产品质量,降低成本,不断改进生产设备,并招股增资,使企业规模不断扩大。荣氏兄弟又与他人合伙,在上海筹建福新面粉厂。其后,茂新、福新两系统都通过租办和收买其他厂等方式不断扩张,到20年代,茂新、福新系统已有12家厂,分布于上海、无锡、汉口、济南等地,共拥有粉磨301部,日生产面粉能力为76000袋,占全国民族资本粉厂生产能力31.4%,占全国粉厂(包括外商在华粉厂)生产能力23.4%。30年代里,其发展迟缓,但在全国面粉工业中的地位仍然是举足轻重的,日产面粉能力仍占关内面粉工业的三分之一左右。31荣氏集团有效地利用了近代中国初步形成的资本市场,在扩建、租办、收买、经营中大量借债,以负债经营方式扩大生产能力,取得了显著成效。
③周学熙资本集团,以曾任北洋政府财政总长的周学熙所控制的工商金融资本为纽带组29 以上详见陈自芳:《论近代民族资本的企业联合》,《北方论丛》1996年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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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大生系统企业史》,第204~208页。 许维雍、黄汉民:《荣家企业发展史》,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0、127页。
成。周学熙在天津、北京、唐山、秦皇岛、青岛和河南卫辉建立滦州煤矿、启新洋灰公司、京师自来水公司及天津、青岛、卫辉华新纱厂、秦皇岛耀华玻璃公司及中国实业银行,都属集团关系企业。其中,启新洋灰股份有限公司经1910、1921、1932年一再扩建,逐步成为年生产能力 30万吨的大型水泥厂,曾一度垄断国内水泥市场。华新纺织公司由周学熙、杨寿枬等人于1919年在天津创办,先后在天津、青岛、唐山、河南卫辉等地开设纱厂,1922年时共有纱机10.8万锭,成为北方一大棉纺集团。
④裕大华棉纺织企业集团,由徐荣廷、苏汰余等人在1913年租办原官办湖北布、纱、丝、麻四局基础上创办。1919年先创办武昌裕华纱厂,1922年继设石家庄大兴纱厂,20年代末时已拥有纱机6.7万锭,布机近900台;1932年在湖北大冶设立利华煤矿公司,1936年又创办西安大华纱厂。到1936年底,已拥有纱机8.55万锭,布机1324台,资产总值达970万元,32成为雄踞华中的民营企业集团。
⑤永安纺织印染公司,由郭乐兄弟集聚侨资,1922年在上海创办。后来不断发展,到1936年已有5个棉纺织厂,1个印染厂,1个发电厂,1个大仓库,1个打包厂和1个正在兴建中的机器厂,有纱机25.6万锭,布机1542台,线锭31904枚,印染机244台,33成为规模仅次于申新的棉纺织资本集团,并初具纺织印染全能企业规模。
⑹刘鸿生企业集团,由原开滦煤矿买办刘鸿生创办,是包括鸿生火柴厂、上海水泥厂、章华毛绒纺织厂、中华煤球公司、华丰搪瓷公司、大华保险公司、华东煤矿公司、中国企业银行在内的跨行业经营的企业集团。1930年,刘鸿生主持将鸿生火柴厂与上海浦东荧昌火柴公司、 南汇中华火柴公司合并为大中华火柴公司。1931年大中华火柴公司又并九江裕生厂、汉口燮昌厂, 后又收买扬州耀扬火柴厂,承租了芜湖大昌火柴厂,并进杭州光华火柴厂,规模不断扩大。1936年又成立以大中华火柴公司为中心的“中华全国火柴产销联营社”这一销售联合体。
⑺永久黄集团,由范旭东创办,是包括久大盐业公司、永利化学工业公司和黄海化学社在内的生产科研一体化企业集团。1915年,范旭东创办久大精盐公司(后发展为久大盐业公司)。1917年,范旭东聘任化学家侯德榜为总工程师,在天津创办永利制碱公司,打破了中国碱类市场长期被外人垄断的局面。范旭东又于1922年在塘沽创办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除为久大、永利两企业提供技术支持外,还从事理论研究和资源调查,对盐卤、轻金属、肥料、细菌学等方面的研究皆有成就。范旭东于1924年在青岛创办永裕盐业公司,于1933年在江苏大浦建立久大分厂。随着国内工业、文教事业及其它建设事业的发展,对酸类产品的需求增加,1934年范旭东将永利制碱公司改组为永利化学工业公司,并在南京筹建永利硫酸铵厂成功。这是当时远东第一流的大型化工厂,日产硫酸铵120吨,硝酸40吨。范旭东当时曾自豪地宣布:“中国基本化工的两翼——酸和碱已经成长,听凭中国化工翱翔,不再怕基本原料的恐慌了”。34
⑻通孚丰工商金融企业集团,始于孙多森等于1898年在上海创办的阜丰面粉厂。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阜丰厂盈利率达到高峰,同时也将势力扩展到山东济宁、河南新乡等地,创办了济丰、通丰两个分厂。1922年后,洋粉输入大增,国产粉销路锐减,不少中小面粉厂相继倒闭,而阜丰面粉工业系统凭借稳固的基础和优质产品的信誉,仍然获得较好的盈利,并多次吞并其他厂,到1936年已在上海、济宁、新乡、无锡等地拥有8家厂,和日产5.15万包的生产能力,已占全国华商粉厂的11.4%。35阜丰厂还抽资创办通惠实业公司、中孚银行、通益精盐公司等其他企业,发展为跨行业的通孚丰企业集团。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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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裕大华纺织资本集团史料》,湖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37页。 《永安纺织印染公司》,中华书局1964年(内部发行),第134~139页。 孔令仁主编:《中国近代企业的开拓者》,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下,页12~13。 上海市粮食局等编:《中国近代面粉工业史》,第109、201页。
这些企业集团发展方式多种多样,无论是通过同业的横向联合以求规模利益和以优汰劣的经营效益,还是实行供产销的垂直联合以节省交易费用及超额利润36,抑或实行跨部门多角化经营以规避风险,它们的兴起都不同程度地提高了中国民族工业的规模经营水平、技术水平和经营管理水平37,对于抵制外国经济侵略发挥了一定的作用,都反映了中国民族工业产业组织调整的内在要求,有着积极的历史意义。
六、企业管理体制的改革与行业管理机制的更新
美国经济学家哈维·莱宾斯坦(H. Leibenstein)提出著名的X-非效率理论,使之成为产业组织理论中的重要内容。X-非效率理论认为企业不是有一个单纯的群体构成的,随着生产集中程度的提高,企业规模的扩大,企业内部各个利益集团的分野也日益明显,一些集团的行为就会偏离利润最大化这一企业本来目标,而在组织内部追求各集团自身利益,致使
38企业效率下降,这种情况被称之为“X-非效率”(X-inefficiency)。在近代中国民族工业
企业中,现代公司制度形式上是建立起来了,但是在企业内部“X-非效率”普遍存在,严重影响了企业的竞争力。因而在中国民族工业“白银时代”,实行经营管理改革也成为产业组织调整的重要内容。
当时在多数民族工业企业中,内部管理仍旧沿袭和采用传统工头制、包工制式的管理模式,以纱厂为例,“在经营管理方面普遍实行着文、武两场:文场相当于现在的科室,武场相当于车间。文场中保留着相当浓厚的封建衙门的传统和积习,亲族、帮派等封建关系充塞于企业中。武场由各级工头组成,工头多是由封建帮会安插进来的人物。文场管财务的人甚至不懂新式簿记,武场更是为一群无知识、无技术、不知现代工业生产为何物的封建把头及其爪牙。工头把持生产大权,不仅不容技术人员置喙,连企业经理也管不了。工头还利用封
39建关系对工人进行着人身控制。”这种管理体制有着种种弊病,同社会化生产严重不适应,
因此在产业组织调整中成为改革的对象。
1914年,曾赴美留学,获农学硕士学位的穆藕初回国,相继创办德大、厚生、豫丰等纱厂。他认为中国经济落后的原因之一是“无管理方术”,主张结合实际,推广运用西方先进的管理方法,“引伸触类变通,化裁而妙用之”。他与人合作翻译出版了美国管理学家泰勒的《工厂适用的学理学的管理法》,编译印行《中国花纱布业指南》,并开始在国内改革企业管理体制,取得一定成效。
20至30年代,企业管理体制改革在国内渐成风气。从1924年起,荣家企业从申新三厂开始,尝试改革工头制。荣德生先后聘请一批原在日商纱厂工作过或从杭州甲种工业学校等专业学校毕业的技术人员到申新三厂担任技术工作,在遭到武场工头的强烈反对后。荣德生采取了新老两派分头管理的办法,将生产效率较高的英制纱机交由工头按原来的体制进行管理,而将生产效率较低的美制纱机交由新进厂的工程师、技术员管理,并从行政到技术管理采取了一系列改进措施,其结果是生产效率大大赶上并超过工头管理的先进设备的效率。荣德生遂推广改革,取消了过去封建式的手工工场管理方式,把过去设的总管、文场、武场,由头脑(工头)、领班直接管理生产,监督工人的组织形式一律取消,建立了由技术人员负责的保全部、考工部和试验室等新的管理机构,实行行政、技术统一领导。各厂以至车间都实行了由工程师、技术员负责组织生产、管理工人。对原来的领班、工头用辞、歇、降、调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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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详见马俊亚:《中国近代企业集团形成的经济因素》,《福建论坛》文史哲版,1998年2期。 详见吴承明、江泰新主编:《中国企业史》近代卷,企业管理出版社2004年,第539-542页。 [法]泰勒尔著,张维迎等译:《产业组织理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93、95页;杨治: 赵靖主编:《中国近代民族实业家的经济管理思想》,云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1、22页。
《产业经济学导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67页。 39
等办法予以处理,统一了全厂的行政、技术管理。时人对此举的评论是:“厂内工程管理,多由工程师,工务主任、公务员等任之,已无文场武场之别。权责既一,纠纷自少,虽尚未达科学管理及工作合理化之阶段。而于论工论货工资之厘订(并条、粗纱论亨司,细纱论木棍及重量计算工资),以及工人之训练考核(招募生手工,由教师就指定机台,专事训练按
40期考试),均有相当改进。”
取消工头制,改为以职业经理以及工程技术人员为主体的管理体制也同样发生在其它纺织企业和其它行业,上海等工商业较发达的城市有相当一批公司企业逐渐建立起一些合理的企业管理制度和管理组织机构。新式会计制度开始在公司企业中逐步得到推广应用,同时现代会计师制度也在中国应运而生。但是,对于那些规模较小的公司企业来说,传统的、家族式的管理还是具有较大的市场;而且即使是在大中型的工业公司中,科学管理的推行也并不
41一帆风顺,而是遇有很大的阻力。
与企业管理体制改革相呼应,新的民族工商业行业管理机制逐渐形成,并逐渐强化。 当时这类行业管理职能主要是由各类工商社团充当。北洋政府时期曾颁布《商会法》和《工商同业公会规则》,饬令各地筹建同业公会。1929年,南京国民党政府又新订《商会法》和《工商同业公会法》,规定对原有的会馆公所在一年内完成改组更名,还规定一地同业行号在7家以上时均要依法组建同业公会。民国年间颁布的上述法规,使得原有的会馆公所等纷纷改组,新型工商社团在社会上的法律地位进一步提高,组织和运作更加规范,有助于这类组织在更广大地区城镇的推广。到1933年止,全国同业公会数已达6000家。其中,以工商经济较为发达的江苏、浙江两省为最多。其后,随着南方各省工商业的发展,到1938年全国工商同业公会数已超过1.3万家。
新式商会、同业公会等工商社团一般都以会员大会为最高权力机关,由会员大会选举会董或委员等,再由会董或委员等推举会长等领导干部,各级选举遵循“依格选举,宁缺毋滥”的原则,按照民主方式进行,可以说这是中国新兴资产阶级走上政治民主化的开端。商会、同业公会经费主要来自会员缴纳的会费和捐赠,开支一般都有明确的财务制度管理,也体现了一种民主化、规范化的精神。与旧式公所、会馆等相比,同业公会等在活动机制上更注重规范化和制度化建设,办事讲究公开性、效率性。因此有学者指出,从行会到同业公会的转化,标志着工商同业组织近代化过程的基本完成。42这一转化,也意味着近代中国工商业行业管理机制的更新。
这些工商社团“以维持增进同业之公共利益及矫正营业之弊害为宗旨”,43都在不同程度上参与制定业内企业经营规章,实行行业管理,并经常与价格欺诈、哄抬物价、虚假广告和冒牌假货等经营行为进行斗争。它们作为内行,在反对假冒伪劣方面往往能收到很好的效果。1920-1936年间,这些新式工商社团的行业管理功能逐渐强化,为改良企业的外部环境条件,维护同业利益,加强同外货的竞争,促进民族经济的发展,发挥了一定的历史作用。44
40 陈真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四辑,第283~286、99、97页,三联书店1961年版。转引自张忠民:《20世纪30年代上海企业的科学管理》,《上海经济研究》2003年6期。 41 详见张忠民:《20世纪30年代上海企业的科学管理》,《上海经济研究》2003年6期。 42彭南生:《近代工商同业公会制度的现代性刍论》,《当代史学评论》(香港)第4卷第4期;樊卫国:《近彭泽益主编:《中国工商行会史料集》下册,中华书局 1995年 版,第987、988页;实业部参事厅编:《实 例见黄汉民、陆兴龙:《近代上海工业企业发展史论》第六章第三节,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代上海经济社会功能群体与社会控制》,《上海经济研究》2001年第10期。 43业法规》,1933年刊印,第369页。 44
结 语
吴承明先生指出,过去有一种定型的看法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是一个向下沉沦的社会,直到70年代出版的近代经济史著述中仍“大都给人以一片凄凉、每况愈下的感觉”。他称这种历史观为“沉沦观”。他主张采用“发展观”,认为与政治和文化的进步相适应,中华民族的经济史是一部不断发展和进步的历史,其间有严重曲折,但即使在这种时代也有它发展和进步的一面。45本文是用吴老提倡的“发展观”重新考察1920~1936年间中国民族工业发展史的一个尝试。
本文对以往学术界有关1920~1936年间中国民族工业的观点提出了不同意见,认为从棉纺织、机制面粉、机器缫丝等民族工业主要行业的资本增长、生产能力增长、年产量、年利润率,整个工业资本年均增长率及工农业总产值等指标的比较研究来看,1920~1936年间并非如有些学者所说是“不断陷于危机和萧条”,而是可以称之为中国民族工业继“黄金时代”之后的“白银时代”。这一时代比“黄金时代”亦有明显进步之处,主要是在市场因素作用下,进行了主要包括生产和资本的集中、企业联合与企业集团的发展、企业管理体制改革和行业管理功能更新等方面的产业组织调整。
按照规模经济理论,生产的集中,规模的扩大,将有利于采用更先进的工艺,使用更大型的或专用的高效率设备,有利于实现标准化、专业化和简单化,有利于原材料的节约和充分利用,这些都将降低单位产品生产成本。企业规模的扩大,也有利于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的集中使用,更便于各司其职,发挥其专长,还有利于通过大量销售降低单位产品流通费用。这一理论在近代中国也完全适用,而且由于当时中国民族工业尚属于“幼稚工业”时期,工厂大多规模很小,所以加强生产和资本集中的内在要求更为迫切。荣氏兄弟能较早地认识到这一点,通过负债经营方式极力扩大企业规模,抢占先机以获取更多的规模经济利益,因而在棉纺织和机制面粉两大行业都成为近代全国首屈一指的“大王”。
近代中国还有一个显著特点,就是民族工业企业之间经营管理水平差异特别大,因此笔者认为经营效益好的企业通过兼并同业,不仅可获得上述诸方面规模利益,还可以把优秀的经营管理经验推广、移植到效益差的企业中,收到以优汰劣的经营效益。这一点也被许多史料所证明。
有关当时中国的企业联合与企业集团的发展、企业管理体制改革等的历史意义,近年来已有不少论著进行讨论。本文另提出行业管理功能更新问题,认为这也属于近代中国产业组织调整的重要内容。总的来讲,这几方面的调整都符合产业组织合理化的内在要求,都有助于提高中国民族工业企业的竞争力,是中国民族工业能与强大的外资进行抗争,在逆境中仍能生存并有所发展;而且当时的产业组织调整在有关规模经济的探讨,企业制度的建设及行业管理机制建设等多方面为后人积累了宝贵的历史经验,有着积极的历史意义。
45 吴承明:《中国近代经济史若干问题的思考》,《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年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