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雪峰后半生岂是被一首诗所牵扯

冯雪峰（1903—1976），浙江义乌人，现代作家、诗人和文艺理论家，人民文学出版社创社社长。

冯雪峰后半生岂是被一首诗所牵扯

——唐山的一篇文章搅乱了很多史实

文｜方馨未

4月28日《北京晚报》登载《冯雪峰，一首诗牵扯了后半生》一文（以下简称“唐文”)，作者署名唐山。因该文关联诸多历史人物，且有许多史实错误，作为冯雪峰的后代亲属，我们依据史料和事实做如下陈述。

“肤浅和轻浮”是谁说的？

“唐文”：1928年初，冯雪峰来到上海，正赶上创造社、太阳社围攻鲁迅，冯写了《革命与知识阶级》，……鲁迅很不满意，说冯“大抵是创造社一派”的人，称该文“肤浅和轻浮”。

《革命与知识阶级》是冯雪峰25岁时所写维护鲁迅的文章。因当时发文维护鲁迅的人并不多，鲁迅起初误以为“大抵是创造社一派”，后经过柔石解释，误会即消除；鲁迅还主动拿“关于辩证法的小册子”（日文译本）叫柔石带给冯雪峰，并转述鲁迅的话“我买重复了一本，去退还内山书店也麻烦，你带去送给你那个同学去罢，省得他再买了。”鼓励冯雪峰从事翻译。此后，柔石带冯雪峰去见鲁迅。

“肤浅和轻浮”并非鲁迅之言，而是冯雪峰在重读《呐喊》、《坟》和《华盖集》等文深入了解鲁迅后写在《回忆鲁迅》中的自谦自责之言。唐山却将其变成了鲁迅“批评”的话。

冯雪峰“将鲁迅操纵在手中”？

“唐文”：冯雪峰通过“韧的坚持”，将鲁迅操纵在手中，但冯有时也嫌鲁不“听话”。据胡风披露，冯雪峰曾私下对他说：“鲁迅还是不行，不如高尔基；……他只是签一个名。”

唐山的文章中，多处引用了许广平回忆中的话，这里有必要呈现许广平回忆的原文。（文中加着重号的，是被唐山反复引用的几句）

许广平：和某某社（按：指未名社）保持相当友谊，曾在北平旁听过先生讲书的青年Ｆ（按：指冯雪峰），后来在闸北和先生住在同里，而对门即见，每天夜饭后，他在晒台一看：如果先生处没有客人，他就过来谈天。他为人颇硬气，主见甚深，很活动，也很用功，研究社会科学，时向先生质疑问难，甚为相得。……先生说：“有什么法子呢?人手又少，无可推委。至于他，人很质直，是浙东人的老脾气，没有法子。他对我的态度，站在政治立场上，他是对的。” ……有时听听他们谈话，觉得真有趣。Ｆ说：“先生，你可以这样这样的做。”先生说：“不行，这样我办不到。”Ｆ又说：“先生，你可以做那样。”先生说：“似乎也不大好。”Ｆ说：“先生，你就试试看吧。”先生说：“姑且试试也可以。”于是韧的比赛，Ｆ目的达到了。对庄严工作努力的人们，为了整个未来的光明，连自己的生命也置之度外的，先生除了尽其力所能及之外，还有什么需要坚持?这时候见到的先生，在青年跟前，不是以导师出现，正像一位很要好，意气极相投的挚友一般。——引自许广平《欣慰的纪念》。

许广平“觉得真有趣”的“韧的比赛”，即冯雪峰与鲁迅的对话：“先生，你就试试看吧。”先生说：“姑且试试也可以。”——唐山将这种关系说成了“冯雪峰通过‘韧的坚持’，将鲁迅操纵在手中。”

显然，当年28岁的冯雪峰，不可能将年长自己22岁的文学家、思想家鲁迅先生“操纵在手中”。他们之间的情谊，恰恰是许广平笔下“甚为相得”、“很要好，意气极相投的挚友一般”的亦师亦友的情谊。

唐山还说：“冯有时也嫌鲁不‘听话’”，继而以“据胡风披露”的冯雪峰“曾私下”说的话去“印证”。这里需提请注意：既然是“私下”，那原本应是冯雪峰与知心朋友的单独聊天了，那么这类话是在冯雪峰生前还是死后披露的？如果是后者，便是死无对证之言论。是否属实？无法得到认证——先逝者冯雪峰已没有出证和辩诬的机会。现存大量史料与事实皆证明：无论鲁迅生前与逝后，冯雪峰都非常敬重鲁迅。所谓冯雪峰对朋友“私下”说的话，倘若被误记或误传，岂非辜负了说话人对对方的信任？唐山却偏偏引用了无法对证的单方面言论。

“冯雪峰的性格”

“唐文”的第一个分标题下曰：冯家世代务农，父亲性格粗暴，少年冯雪峰常遭虐待，在性格中留下印记，鲁迅夫人许广平说他“为人颇硬气，主见甚深”。

唐山从一开始就刻意勾勒冯雪峰的父亲“性格暴躁”等（出自冯雪峰对家庭情况的自述，而对他身上继承了祖父与母亲淳朴、正直、善良的秉性与家风视而不见），再扯上在冯雪峰“性格中留下印记”，继而嫁接上许广平回忆鲁迅与冯雪峰关系时所说的“为人颇硬气，主见甚深”，在读者眼前PS出“冯雪峰的性格”。此后，从分标题（《鲁迅遭遇“韧的坚持”》、《一时冲动酿大错》等）到内文（多处断章取义地“截取”时人回忆等），唐山都对其所认为的“冯雪峰的性格”进行渲染。

《北京晚报》刊文

1.被省略掉了的“不过……”

“唐文”：冯的性格急躁，唐弢说：“曾经和他（指冯雪峰）发生过几次争论。……令人望而生畏。”

但唐山省略不引“令人望而生畏”后面的“不过……”。事实上，唐弢接着说：“不过，他的诚实仍然使你相信：这个人决不会弄虚作假，暗箭伤人；甚而至于只要相见以诚，满天乌云，随风消逝，反过来还会设身处地接受别人的意见。……我们的争论涉及对于鲁迅作品的理解。……回想起来，大都是由于我的措词不当，或者态度不够谦虚的缘故。”——引自唐弢《追怀雪峰》。唐山在引用楼适夷所说冯雪峰性格脾气的一段话时，也采取了类似的手法。

2.“未经任何人批准”？

“唐文”：1936年10月，鲁迅去世，冯雪峰未经任何人批准，便在治丧委员会中列上毛泽东的名字。

这一重大历史事件，至今尚未见到权威部门的解密，唐山何以下此定论。

3.“七七事变”后，冯雪峰回延安了吗？

“唐文”：“七七事变”后……冯雪峰后来回到了延安，但此次出走给人留下恶劣印象。

“唐文”此说不是事实。冯雪峰在“七七事变”以后，没有回过延安。

纵观冯雪峰的一生，他的性格可以用“刚正不阿，嫉恶如仇”来概括。他始终都在追求社会进步，面对社会的不良现象他时常会发气，但却很难找出哪怕一次他是为自己的私事而发气的例子；他公而忘私、以身作则——“自身硬”的例子却比比皆是。

冯雪峰的后半生岂是“因诗获咎”？

“唐文”：冯偏偏又因诗获咎，给自己后半生带来无穷烦恼。

唐山所说“因诗获咎”是指冯雪峰在1932年“左联”与“第三种人”论争时，因芸生（即邱九如）的《汉奸的供状》这首诗——鲁迅为此写了《辱骂与恐吓决不是战斗》，使冯雪峰“后半生”获周扬的“咎”（罚）。唐山还说“因为一首诗，冯雪峰与周扬成了死对头”，并在其文章开头引了冯雪峰的《菖蒲》一诗，与其文章标题相呼应，客观上形成了其后文与《菖蒲》一诗有关——即冯雪峰是因自己所写的诗而“获咎”的表象。

事实却是：冯雪峰后半生蒙冤，主要是因1936年“两个口号”论争时的事，并非是因1932年“第三种人”论争时所谓“一首诗”的事。冯雪峰1936年4月到上海先找鲁迅和茅盾，是遵照党的指示。周扬等人与鲁迅之间的矛盾在冯雪峰到上海之前就已经存在。1957年周扬等人以冯雪峰1936年到上海“先找党外，后找党内”、“分裂上海左翼文艺界”，并将冯雪峰为病中的鲁迅所起草的《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一文（全文经鲁迅增删修改，其中指称周扬等人为“四条汉子”的千余文字为鲁迅手迹）说成完全是冯雪峰的文章，再附以其他编造的种种罪名，将冯雪峰打成“右派”，开除党籍，进行错误批判。

尤其是在冯雪峰蒙冤中起关键作用的鲁迅《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一文的手稿，周扬在1957年8月14日召开的那次错误批判冯雪峰的作协党组扩大会议之后，根据许广平在会上发言时所披露——原稿保存在北京鲁迅博物馆的线索，去调看并且清楚看到了其中写有“四条汉子”的大段文字都是鲁迅的亲笔。但周扬在看过之后，却令郭小川撤掉了许广平的相关发言记录，隐瞒了事实真相。——黎之、丁宁、郭小川等见证人对此均有回忆。

冯雪峰从1957年遭受错误批判后，含冤二十余载，直到去世三年后的1979年4月才得到平反。以上事实证明：唐山所谓“冯雪峰，一首诗牵扯了后半生”的观点是错误的。

“多借着鲁迅名义”行事？

“唐文”：冯雪峰拿出“钦差大臣”的派头，行事多借着鲁迅名义，与周扬各行其是，……

1936年冯雪峰带着中央的“四个任务”到上海，他联络民主人士宋庆龄、沈钧儒等，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与“特科”徐强接上关系，单线领导并布置工作；设法建立电台；到四川面见刘湘，做“停止剿共、一致抗日”工作，为党筹借抗日资金；派人将斯诺与马海德送往陕北；找到毛泽东的两个儿子毛岸英、毛岸青，设法派李杜、杨承芳送往法国巴黎转去莫斯科……等等。这些事冯雪峰没有“借着鲁迅名义”行事。

“钦差大臣”之语，出自1957年对冯雪峰错误批判时的发言中。倘若1936年周扬将冯雪峰看作“钦差大臣”，为何拒绝冯雪峰当年5月中旬的约见？

再订正几个史实错误：

■“唐文”：“李大钊遇害后，冯雪峰毅然加入党组织，从此极少写诗。”冯雪峰的诗集《真实之歌》（后选编为《灵山歌》）及许多集外诗歌等，都是在“此”之后创作的，且数量远超其“湖畔时期”。并非如唐山所写“从此极少写诗”。

■四诗人题赠给鲁迅的《湖畔》诗集，唐山说是“冯曾托人将其辗转送给鲁迅”，此说没有根据。

■1926年，冯雪峰翻译的《花子》，是自己投稿，不是“请李霁野转交鲁迅”；《花子》发表在《莽原》，不是“《未名》”；《花子》的发表是在冯雪峰初次拜访鲁迅之前，不是之后。

■1926年8月冯雪峰初次拜访鲁迅，是他自己去的，不是“李（霁野）带他拜访了鲁迅”。

■茅盾是1928年7月去日本的，不是“1929年3月”。

■“左联”筹委是12人，不是“8名筹委”。

■鲁迅的文章标题是《辱骂与恐吓决不是战斗》，而非《讽刺和辱骂绝不是战斗》。

■《锦鸡与麻雀》最早见刊见报是1979年，周扬不可能如唐山所说在1975年读到这首寓言。寓言的手稿上，冯雪峰没有提到周扬，也没有相关暗示。（该寓言手稿见《冯雪峰全集》第2卷前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