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别贫困奔小康
粮票——这个伴随了我们三十年的东西,现在已经很少看到了,它已经成为了一种收藏品,被放进了纪念册里。
六十年代初期,由于天灾人祸,出现了所谓“三年自然灾害”,全国上下都为吃饭发愁,一些地区甚至饿死了人。
记的1960年,当我走进中学时,老师让我们登记粮食定量。按照年龄、性别和身体状况,确定每人每月的粮食分配数量。当时十三、四岁的男孩子,一般的定量是每月不到二十市斤(十公斤)。其中有三分之二是粗粮(即玉米面),三分之一是细粮(即大米、白面),因此就需要用“粗粮票”、“面票”和“米票”来区分。另外,对食用油、白糖、肉、鸡蛋、牛奶、肥皂等副食和日用品,也要定量供应。
在北方,如果你想吃上一次鱼,或者嗑上一把瓜子儿、花生,只能等到春节来临的时候。即使是“人人有份”,也要排起长龙,耐心等待,凭本供应。对于买到手的几条冷冻带鱼和发黑的花生、瓜子,人们绝对没有挑毛病的闲心,只会当作宝贝似的收藏起来,准备用来款待前来拜年的客人。
如果你要出差去外地,不仅需要准备钱,更重要的是准备粮票。由于全国各省的粮票都不相同,并且不能流通,所以到外地去时,必须用本地粮票兑换“全国通用粮票”。这种“全国通用粮票”,简直就是“硬通货”和“外汇”,仅用本地粗粮票是不能换到的,需要搭配米票、面票和油票,才能换到,而且还需要单位开证明!
可以这样说,在粮食极度缺乏的日子里,最可宝贵的是粮票,第二才是钱。你可以用粮票换到钱,但却很难用钱买到粮票。
记得一次,母亲发现我生病发高烧,情急之下把刚刚领来的粮票塞进一本杂志中。等我们从医院回来,她却怎么也想不起粮票的去处了。这可是全家一个月的粮票啊!没有了粮票,食堂不能去,饭馆里的主食也不能买。也许您会说,不吃粮食没关系,多吃副食一样能活,还能减肥呢!可是,那个年代,没有粮食,也就没有多少副食可以买到。
当时的北京还算不错,在西单商场有时还可以买到“高级点心”和“高级糖”。所谓“高级”,不过是水果糖和核桃酥之类的,而且一市斤要五元钱;和一般职工每月四、五十元的工资相比,确实太贵了,所以才称为“高级”。即使是这样,大家也不得不抢着买。
我家一个月没有粮票,除了靠亲戚、朋友接济一些外,就只能吃“高级点心”了。我和弟弟正在长身体,每天只能吃几块点心,那段日子怎么过来的,现在已经回忆不起来了。不过,却记得后来我们找到了夹在杂志中的粮票,全家人喜出望外,从食堂里买回了许多“久违”了的米饭和馒头,一直吃到躺在床上动弹不得为止。
在那个年代里,对于有城市户口的居民来说,所谓“粮食关系”是与城镇户口同等重要的。如果你想到另外一个城市去找工作,除了需要办理户口转移手续外,还必须办理“粮食关系”的转移(见附件),否则,你就无法吃饭。可见,粮食的短缺和实行粮票制度,对于人才的流动和农民进城务工,都是不可逾越的障碍。
那时,农民是没有粮票的。他们按照参加集体劳动的“工分”,可以分得“口粮”,如果不够吃,只能另想办法。一些农民用自己家的鸡蛋和蔬菜,与城里人换些粮票,以解决口粮不足的问题。还有一些特殊的“粮票”——购买短缺工业品(如手表、自行车)的“工业券”和购买布料、衣服的“布票”。当年,人们想买这些短缺商品,不仅需要攒钱,而且还需要凑够这些必需的票证。看到现在商店里的自行车和手表泛滥成灾,像是卖玩具似的,真有一种“往事不堪回首”的感觉。现在的孩子们,从来不知道什么是粮票,确实是幸福的。不过,看到机关食堂里被浪费的粮食,以及餐馆里吃不完而倒掉的山珍海味,又觉得他们幸福得过了头。
更让人不安的是,近些年来,农民或是种不起地、或是无地可种,纷纷弃农经商和进城务工,使农业生产力水平下降。这样下去,是否又会出现粮食短缺的情况呢?中国的人口比六十年代增加了一倍,如果我们自己不能养活自己,又能靠谁来养活呢?
小小的粮票,蕴藏着许多故事,又时时提醒着我们: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命脉,不解决好“三农”问题,就不能解决好中国的根本问题。我希望每个家庭,都把过去的老粮票放在镜框里,挂在房间最显眼的地方,以此来警示自己,教育后代。
1、妈妈的“豆腐帐”——见证贫困到小康
家住杨浦区眉州路的纺织女工杨燕秀,今年77岁,从1965年为了还盖房子借的钱开始记录家里的每一笔开销,小到几分钱,大到几百元,无一遗漏,一记就是37年。在杨妈妈的帐本上,1965年所有的支出都是柴米油盐,2元5角已经算是大额的支出了;到了1980年,帐本上出现了一笔天文数字:电视机456元2角。就是这样一本中国百姓再普通不过的家庭“豆腐帐”却被中国革命博物馆当作宝贝一样收藏起来(14本)。就如中国革命博物馆馆长夏燕月所说:“它记载了由计划经济、人们相对贫困到解决温饱、到现在小康社会这一段发展的30多年的历史。这个时代已经过去了,这样的东西再也不会有了。”
2000年11月27日,上海市统计局城乡调查队的专家来到了杨妈妈家为她算了一笔账:2000年10月,杨妈妈家的消费系数是44.4%;而1965年10月的消费系数是79.7%。这三十五年中杨妈妈一家的系消费数下降了35.3个百分点。据上海市统计局城乡调查队的专家分析,在“大杨浦”,在全上海,向杨妈妈这样的家庭可以说是十分普遍的。按照消费系数的标准,一个家庭用于购买食品的费用在总支出的比例越高,生活水平就越低,消费系数79.7%是绝对贫困;而44.4%则已经进入了小康。这一巨大变化的轨迹,是与上海市民35年来总体生活水平提高的曲线相吻合的。杨妈妈一家生活水平的变迁犹如一滴“水珠”,折射出上海许许多多普通家庭在经过20年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之后,生活水平有了极大的提高,已经走出“贫困的社会主义”,跨入了“小康”。
2、女儿的账本——新世纪的消费倾向
杨妈妈的四个女儿中只有老大陆琛瑜继承了记帐的习惯,可是记的内容和方式都大不一样。陆琛瑜:“基本上我这个是记事本,也不象我妈那个一天的流水帐那么多,我记的基本上就是自己觉得要记下来的大的事情,比如说添大件、家里面儿子结婚、人情来往啊,这些方面大的事情我会记一下。”在她的薄薄的帐本上,我们只能找到大年初二晚上全家人花1200元去“古月楼”包饭的记录,还有用2000元请律师的支出,再就是上千元的人情来往。相比杨妈妈的“豆腐帐”,陆琛瑜的只可称为是“家庭大事记”了。不仅内容上的差别大,在保留帐本的习惯上母女两人也是完全不同。
帐本的演变显示了家庭开支计划性的转移,北京“零点调查公司”近期对全国十个大中型城市的4000问卷调查,结果显示,目前居民比较强的计划性支出只集中在住房、汽车、教育、家庭投资等四个领域了,家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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