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子与文化虚无主义

春秋战国进入到末期，只剩下两家影响深远的显学：一个是法家，一个是儒家，别的学派几乎都被打败。墨家搞的那一套已不切时用，其下流者沦为暗杀分子，做起黑社会来了，已不成气候；其上流者做起了侠客，与儒家的好武者一道干起除暴安民的事来。这些都是江湖的东西，放不得政治台面上，所以，这两边的影响就没有了。道家已渗入诸家内部，它的独立发展已经结束，在庄周之后，没有一个纯粹意义上的道家学者。后来的道士根本谈不上为道家，他们把迷信与阴阳家混杂在一起，只对个人的长命百岁发生作用，无予于政事，没有什么出息，除了害死几个皇上之外，看不出他们有什么大本领来。剩下的好像还有纵横家，不过，当秦击败六国时，纵横家也就宣告破产了。所以，秦一统天下时，对统治发生局外影响的只有儒家，作为法家最后一个理论家——韩非子要对付的主要是儒家，事实也证明，儒家的影响一直到始皇“焚书坑儒”为止。

韩非子的学术表面上看很驳杂，有道家的、儒家的、术家的、法家的，所以，说他的学术是“集大成者”。什么叫“集大成者”？就是把各种不相干的学术放在一起，并用一个核心的思想串联在一起，使之不仅有一个完整的外貌，且有一个中心的内核。韩非子的学术就属于这样的东西。他对各家几乎没有什么发明，但把各家内在地串连在一起的时候，他实际上创造了一个全新的东西：既不同于儒家，也不同于道家法家及术家，但又都有各家的成分在里面，但不能因此理解，他比儒、道、术、法都多一些东西。只能说经过他的“集大成”，各家的有机结构完全走了样，都不是本来的各家原貌。否则，他不可能自成一家。所以，关于他是法家的“集大成者”的传统说法根本靠不住，他事实上也不是法家，准确的说，他是一个被改造后的术家，他一生致力于建立一套阴森的统治术。

这个统治术有一个最大的外相，就是看起来好像是法家。司马迁没有把韩非子列入“商君列传”是有他的依据的，他大概认为，用法家来范围韩子太局小了点。但史迁把韩非传放在老子之后也不太准确，韩非的学术根底固然是道家的，但他回归不了道家。他的学术向外扩散，收不回去，他只有器用，没有道根，这是道家根本不可能接受的东西。庄子责惠施“逐物”于外，“悲夫”！这用在韩非子身上也非常适合。道家学术对于韩子而言也不过是拿来的工具，而且他对各家的态度都是如此。他有一个进化论的东西，在他的老师荀子那里，进化论是用来法“后王”的，法“后王”还讲一个不变的道统。韩非不同，他没有道统，进化论在他眼里恰恰成了无法无天的理论工具：没有什么固在的东西，也就没有什么可以敬畏的神圣。道家打倒世间的圣人，韩非子应该心领神会，他不仅没有圣人，也没有天地外面的大道。所以，我说他是无法无天：在人间不法圣人，在自然不法天道；光杆司令一个，只有自己，只有工具，只有实用。照这个逻辑，他也没有“法”，的确如此，韩非子的“法”也是一个使用工具，他耐人寻味的批评商鞅，认为商鞅因为没有术，使得“法”不为君主专用。“专用”怎么讲？就是根据君主的喜好憎恶随便的解释法、应用法，这样，法的客观外在性也就没有了，它变成一个欲望的揉捏工具，还有什么独立的个性呢？韩非批评申不害的术势学术，认为申之术没有一个外在的法制的模样，所以，服不了众，欺不了人。要使“术”的使用毫无痕迹，就需要一个外在的法，使得暴君的个人喜好具有了公正的表面外装，这样君主的私心就被隐藏起来了。可以说，韩非因为“法”后面有一个“术”，所以他没有法；因为“术”外面有个“法”，所以他的术一下子变得艰深起来，深深的隐藏在“公正”的后面。因为这个原因，就不能说他是法家，商鞅的法是一种外在的东西，对上下都有约束。太子虔犯法，他“黥其师公贾”，就是在太子老师脸上纹了字。商君的法“行之四年，太子虔复犯约，劓之”，劓，就是割掉鼻子。连太子都不放过，好一个黑面包公，一点私情都不讲。“商君相秦十年，宗室贵戚多怨望者。”这是商君覆灭的根本原因。秦孝公死后，太子虔立，他们杀商鞅有个很好的借口，你不是讲法吗，我就法办了你。商鞅被告发为有谋反之心，搞得商鞅毫无办法，只好亡命出奔。《史记》中有这样一段记载：商君亡至关下，欲舍客舍，客人不知其是商君也，曰：“商君之法，舍人无验者坐之。”商君的反应是很奇怪的，他喟然叹曰：“为法之弊一至此哉！”这话是不是真的，我搞不清，也许是司马迁帮他叹气的，我想商君应该不会叹气。他怎么会全盘否定自己呢？这不可能！不管怎么说，这一叹气预示着法家的后来的发展是往朮家靠拢的，韩非子恰好是这样一个人！这预示着在专制的君主统治下，法不为上层服务又可以干什么呢？所以，在这样的社会期盼一个公正的客观法是不太现实的，商君太理想，所以他垮了。韩非子基本上把商君客观法的精神全丢了，他是顺着商君的叹气一路走过去，最终，客观外在的法在他那里全部覆灭。放在整个中国哲学史上看，韩非子对法家的改造意味深长。中国三大主流文化都对纯粹的外在客观性不太关注：最具有儒家客观性精神的《大学》就讲“有德此有人”，没有内在的德，外在的肉体的人根本毫无意义。道家不关心有形的外部世界，她宣扬在一种大精神中的内外无别，单独的外部世界没有意义，而且，逐物于外是道家最忌讳的；。佛家认为法相的世界根本不真实，甚至人本身作为法相世界也是要不得的；佛祖为什么要以身饲虎，就是因为要破除珍惜身体的恋“有”之心，把身体都舍了，还有什么不可丢弃的呢？韩非子暗合了中国主流文化精神，他破坏了法的客观性，只可惜他也没有什么内在的心性学术，他那个心性学术实在是讲不出口的。这就是荀子的人性恶。

韩非子的学术在两个方面都具有破坏性：第一，他破坏了法家的客观理性主义，斩断了中国学术向客观性追求的可能走向。从这一点讲，他根本不是法家的继承人，谈不上什么法家的集大成者，他基本上断送了纯粹意义上的法家精神。其二，他毁灭了三代以来的儒家人文主义的传统。虽然，他还够不上罪魁祸首，但他无疑起了一个巨大的推动作用。法家本来就有仇视儒家的传统，但到他这里，踵事增华，文化不但没有用处，而且还是祸害。所以，在有秦一代，社会结构很简单，上面是法与术，下面就是耕战，没有中间的过度层次，整个国家变成一个外在的机器，没有内在于人心的文化去消融、调解它，没有文化的润滑剂，社会必然干枯而死。秦朝的迅速灭亡就是没有文化、没有人性，人，在这样的社会只是可以利用的工具，并且是个时时需要防范的潜在的敌人而遭到严罚酷刑打压，整个社会因为缺少活力资源而枯竭败亡。

因为不要文化，儒家的师道精神被丢到一边，懂得一两句法律条文的狱中小吏就可以为老师了，这叫做“以吏为师”。文化这个东西是蛊惑人心的，这家这样讲，那家那么讲，有什么标准？没有标准，还不是胡说！所以百家之学不过是胡说八道，扰乱视听，根本要不得！哪里象法律那么有标准，一颁布出来，清清楚楚，全国上下都不会搞错，这才代表真理，小吏的法律知识多，那还不可以做老师了！韩非子这种说法的严重影响就是文化的虚无主义，它直接造就了汉代第一代的流氓皇帝——刘邦。刘邦没有文化，也不要文化，他的广为人知的举止就是喜欢拿儒生的帽子当尿壶，顺手揭掉读书人帽子，当面就往里撒。不过他后来接受了儒家的文化，比项羽要强得多。据说，中国文化典籍的最大破坏者还说不上是始皇，他只是烧了民间的诗书，秦宫的书籍保存的好好的。项羽做了一个最大的坏事，就是一把火烧了秦宫，把国家图书馆也烧了，这火烧了一个多月，百家书籍就此荡然无存，只有少数大胆的藏书者用很隐蔽的方式藏了少量图书，大部分的书毁于这把火中。到了汉兴的时候，要读的儒家典籍已经没有了，只能靠记忆零散的记录下来，所以，汉朝也是假冒产品空前盛行的时代。为了获取巨额的赏金，书生们铤而走险，伪造先秦图书，搞得后代花很大精力用在辨伪考证上面。

文化虚无主义很难断灭，“文化大革命”提出的口号就是向工农兵学习，没有反过来工农兵也可以向知识分子学习，这就与“以吏为师”没有什么区别了！今天则是商品实用经济时代，一切东西都被打上了实用的痕迹，功利主义泛滥成灾。简单的说，这个时代只要马桶，不要图书，因为马桶可以坐着拉屎，能坐在图书上拉屎吗？图书对大多数人唯一的用处是：在“方便”之后，可以用它做一些善“后”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