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爆发后国民党的组织危机及其应对措施

作者：彭敦文

民国档案 2008年08期

　　中国国民党(以下简称国民党)作为中国第一个“以党治国”的执政党，对民国历史产生了十分重大的影响，其“以党治国”的形态以及作为执政党与社会各阶层、各级政权的关系，都是研究者们非常关注的问题，其自身建设中的各种问题，也有不少专论涉及。在这些问题中，以历史阶段来划分，上升为执政党过程，即革命过程的组织发展及其体制问题、抗战时期政党状况及其与民众的关系、统治崩溃时期的若干问题，都是人们关注的热点。这些问题，不仅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确实对国民党有着重要影响，而从中国政党发展史的研究角度来看，其中也包含着一些值得探讨的历史和理论问题。本文拟在学术界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①选取抗战开始后国民党所碰到的组织危机问题作为切入点，探讨民族战争条件下国民党处理组织发展中凸现出来的若干问题及其所带来的影响。

　　一、组织危机的状况

　　所谓组织危机，系指国民党无论从质量来说还是从数量来说都感觉到自己不能适应民族战争的形势要求。一般地来说，国民党开始严重意识到民族战争条件下自身组织的这种危机，是在抗战爆发前后的三民主义青年团的建立过程中。对三民主义青年团，蒋介石等人不仅曾视其为集中抗战力量的一种政治组织，激愤之时，甚至有要以青年团代替国民党的想法。蒋介石认为，“对外抗战，为实现三民主义必经之过程，为国内统一后之革命第二阶段。本党领导革命，曾有灿烂光荣之历史；但本党从事革命斗争，事实上必须有新的力量之集中，以发扬本党革命之精神”。②与此相对应，对国民党，蒋介石对其抨击得非常厉害。他甚至说“国民党这几年来消沉散漫，成为积重难返的局面”，已“不能彻底改造过来！”“所以要另外设立一个青年团”。③所谓“必须要有新的力量之集中”，国民党已“成为积重难返的局面”，都表明蒋介石已经意识到了国民党组织出现了明显的危机。从有关资料来看，蒋介石的这种危机意识，在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前后达到了顶点。他指出：“党差不多已经成为一个空的躯壳而没有实质了，党的形式虽然存在，但党的精神差不多是完全消失了！”“党的精神衰颓散漫，党的基础异常空虚”；党员和非党员没有区别，“在平时已有不能存在的危险，何况在此严重艰难的局面之下，更如何负得起非常的责任？”④为此，他系统地指出了国民党在组织和精神方面存在的缺点，从面对危机的角度出发，提出了“救国必须救党”，“救党必须先救党员”，“救党员必先救干部”的警语。⑤

　　蒋介石的危机感并非空穴来风。抗战前国民党的组织状况与其执政党地位就有明显的不相匹配之处。党员在区域分布上，过分集中在沿江沿海地区，组织分布也不均衡，省级党部不健全，甚至很多地方的县一级都没有设立县党部。在成分构成上，军人以外，多是机关职员、教师、商人、学生。⑥更重要的是，清党和派系斗争使党员认识混乱，党内派系林立，组织涣散，纪律松弛。这种状况愈来愈难以适应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对执政党所提出的要求。五届二中全会上，国民党中央认为，“党的基础日趋薄弱，前途实堪忧虞”。1937年的三中全会也感到“党的生命，不能活跃，前途实堪隐忧”。⑦为此，中央全会屡次通过加强体制和组织建设的决议案。⑧但积重难返，暴露的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各地党部工作，大都流于空泛，不切实际”，“党的运用难期灵活自如”。⑨

　　抗战爆发后，战争及其引起的混乱，尤其是淞沪、南京、徐州会战与西迁所引起的混乱，使国民党组织受到很大的打击。当时国民党中央已认识到“组织颇感松懈，党员亦甚涣散”的问题，因而“为重奠几濒动摇之基础，故以清理党员党籍，分别编组为先务”。⑩所以，临时代表大会之后，国民党中央决定发起党员总报到活动。此举是国民党抗战后切实整顿组织的开始，也说明党部对党员已不能完全掌握。总报到活动虽经反复指示、宣传、指导和催促，但结果仍然不佳，“党员数目较前锐减”(11)。因而，不得不在规定期限(1938年12月)以后，继续办理党员补行报到。即便这样，依据有关数据，到1939年10月，后方省市党部及铁路特别党部等原来的党员报到和补行报到者也只有196，436人，大致是原来这些党部党员人数382，496人的一半。地区分布参见表一。

　　表一 各地党部办理党员总报到一览表

　　

　　原有 报到

　　呈缴报

　　党部名称 党员数人数

　　到表数

　　江苏省党部15202 5794

　　浙江省党部3272932373

　　22437

　　安徽省党部17790 51563049

　　江西省党部[1**********]910

　　湖北省党部17419 52984542

　　湖南省党部2052715827

　　15172

　　四川省党部37484 3131

　　西康省党部 417

　　325 325

　　河南省党部32192 69516892

　　陕西省党部 12948

　　11768

　　甘肃省党部13079 95219521

　　青海省党部 3015 1289

　　福建省党部1986814591

　　11750

　　广东省党部105421

　　40140

　　33542

　　广西省党部10016 54703971

　　云南省党部12000 49884988

　　贵州省党部 7935 75567556

　　宁夏省党部 2111 973 971

　　重庆市党部 67926332

　　平汉铁路特别党部

　　3285 11391137

　　粤汉铁路特别党部

　　3437 25711301

　　广九铁路特别党部

　　810

　　728 215

　　浙赣铁路特别党部 648 648

　　陇海铁路特别党部 1209

　　880 880

　　中华海员特别党部 4722

　　846 846

　　汉阳兵工火药厂区党部 3078 1856 639

　　中央政治学校区党部 540

　　699 657

　　察绥蒙旗党务办事处

　　34 34

　　合 计

　　[1**********]6 163494

　　资料来源：李云汉主编，林养志编辑：《中国国民党党务发展史料：组织工作》(下)第158页附表。有删节。

　　从表一来看，战事激烈的地方如河南、湖北、安徽、江苏、广东，党员队伍损失很大，分别由原来的32192、17419、17790、15202、105421人，减至6951、5298、5156、5794、40140人。与战区相毗邻的铁路党部，如平汉、陇海两线也损失较大。这说明战争对国民党组织的破坏很大。另外还可以看到，即使在非战争发生区域，如云南、贵州、广西、甘肃、四川等地也有不同程度的下降，有的甚至还很严重。国民党组织部门的解释是很多党员奔赴了战场，因而造成后方党部党员人数的减少。但是，军队党部清理党籍的结果，虽依据现有资料，难知其确切、完整的数据，但依据列有部分军队党部清理党籍情况的《各军队党部清理军人党籍概况一览表》，组织状况亦不容乐观。如第十一集团军抗战前的党员只剩65人(不包括士兵党员，事实上士兵党员当时无法统计)，主力师第125师只剩16人，主力军第五军情况稍好，也只剩326人，其他师党部也只有几十至几百人不等。(12)战区的组织状况更为混乱，党员的具体数据中央也难以确知。(13)从上述情况来看，战争对国民党组织的打击很大。实际上，当时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门也不清楚到底自己有多少党员。在五届五中全会的组织工作报告中，说到党员数量，举出新增党员数之后，只能说“连前应有”多少。(14)这种情况下的国民党，加上原本不佳的组织状况，与其执政党的地位相比，无论是从领导全国抗战，发挥政治、组织作用，还是从政党竞争来看，都是一种政治危机。并且，在地方实力派长期控制的西南、西北，国民党向来组织力量较为薄弱，(15)全国政治中心的西移，也要求执政的国民党巩固和扩大在西南、西北地区的组织基础。而从表一所反映的情况来看，国民党组织在西南、西北地区的党组织力量在抗战之后不是增强而是削弱了。这更加重了危机的紧迫性。

　　从上述情况来看，抗战开始以后，国民党组织在原有“基础日趋薄弱”，地区和成分分布不均，精神涣散等不足的基础上，突出地表现出党员人数“锐减”，实际上形成了从组织队伍、组织基础到精神面貌的全面危机。

　　二、组织危机的应对措施

　　如前所述，由于国民党组织向来存在的不足，抗战爆发不久，国民党中央就开始着手整顿国民党组织和调整党政关系，这表现在三民主义青年团的筹组和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上“改进党务并调整党政关系”议案的提出并获通过。蒋介石在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上一再指出国民党存在的不足，以引起党内的主意。他在开幕词中说，“大会所要讨论的，当然不止一端，但我以为根本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本党自身的改进。”他认为，国民党存在的缺点有“组织松懈纪律废弛”、“精神不够紧张，生活不够严格”、“团结意识薄弱，个人成见和私见高于一切”。(16)在会议中间，蒋介石又作了《对日抗战与本党前途》的长篇讲话，号召“复兴本党”。在闭幕词中，又提出“为党创造新生命”。(17)接着召开的国民党五届四中全会，蒋介石又作了《改进党务并调整党政关系》的报告，再次系统地分析了党务中存在的问题以及形成这些问题的原因。在他看来，造成国民党不良状况的原因有：由于党部办事人员采取有给制，造成“靠党”、“吃党”的现象；党部人员没有自身固定的专业，不能在社会各种事业中发挥作用；党组织对党员没有训练、考核、奖惩；党员不明职责、不谙本分，以致党政分立，力量抵消；党员不守纪律，缺乏责任心、义务心。并强调要落实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上提出的党政关系调整办法，“使步步趋于实际，事事深入民众”。(18)5月1日，在有省市党部干部和军政人员参加的扩大纪念周会议上，蒋又发表“救国必须救党”的长篇讲话，提出“救国必先救党，救党始能救国”。(19)6月间国民党又召开了省市党部委员联席会议，会议的重点是整顿组织。蒋介石在会上发表了《革新党务巩固党基》的讲话。在讲话中，蒋称“这一次会议，可以说是本党起死回生的会议”，“要为本党立定一个起死回生的基础”，再次强调“救党必先救党员”。(20)在短时间内，发表这么多关于党务方面的讲话，且强调的程度之高，在蒋介石此前的政治生涯中还是第一次。表明他对国民党所面临的组织危机的极为重视和决心扭转抗战开始后国民党不良状况的魄力。

　　由于蒋介石的重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门也积极行动，制定原则、措施和大量的组织章程条例规定，力图全面充实壮大国民党。

　　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门认为，全面充实和壮大国民党组织，从量上来说，“为巩固本党基础，增强抗战力量计，似有扩大征求党员之必要”；从组织方面来说，“在游击区及战地，以军事影响，致原有组织陷于凌乱支离者，必须立即重行建立。其在后方各省市，徒具形式，未足负荷斗争之艰巨任务者，必须立即充实健全”。(21)在这些基本原则的指导下，有一些具体措施出台。主要是以下两方面：

　　首先是大力扩大党员数量。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后，国民党已意识到扩大组织力量的重要性，为此，组织部门根据各省的综合情况和人口、性别、成份、地理关系的比率，拟具了以四川、湖南、湖北、江西、浙江、福建、广东、广西、贵州、云南、陕西、河南、甘肃、青海、宁夏、西康、蒙藏等地为实施区域的党员征求计划，决定分三期实施，第一期吸收党员17万余人，第二期27万余人，第三期57万余人。计划实施完毕时，使党员总数达到165万余人。按此计划，需新增党员一百余万人。(22)但实施的结果并不理想。到1938年底，中央组织部直接征求的新党员、预备转为正式的党员，甚至还包括1937年1月之后的所有新增党员加在一起，两年之内都只吸收新党员11万多人(见表二)。按此种发展速度，完成计划所需时间将会很长，显然不适应蒋介石和国民党急需重整、扩大组织力量的要求。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召开，这次会议期间，蒋介石发表《唤醒党魂发扬党德与巩固党基》、《整顿党务之要点》等的演讲，指出国民党员懒惰、虚伪、散漫、迟滞缺点的同时，大力号召发展党员。要中委以下各级负责人和一般党员，“以广征党员、发展本党为唯一要务”。他甚至提出了很具体的要求，如：半年之中，要“照现有党员总数扩充五分之一”；要把“担任下层自治工作的各乡镇保甲长等尽量吸收入党”；中委每人每半年至少要征求六人入党等。(23)在蒋介石这种思想的影响下，全会也认为，今后“应力谋本党新力量之增加与培养”，“务须注意吸收社会有守有为的分子”和乡村社会力量。(24)接着，1939年3月蒋介石下令恢复军队党部，由军事机关和特别党部办理军人入党，后又令各机关公务人员必须入党。随即，组织部也制定了征求党员计划，全力推动组织扩大。

　　表二 1939-1944年国民党新党员发展数量统计表

　　 统计发布新增党员数 备注

　　时间(人)

　　1939年1月 114567

　　①资料来源：《中国国民

　　党党务发展史料：组织工

　　1939年11月 393896

　　作》(下)所载各次中央全

　　会的组织工作报告。

　　1940年7月 2014645 ②五届五中全会(1939年

　　1月)的数字包括1937年

　　1941年3月 900165

　　1月以后的新党员，但不

　　包括预备党员，截止期为

　　1941年12月 932181

　　1938年12月。

　　③发布时间指中央全会

　　1942年11月 492844

　　开会的时间。

　　④新增党员数为历次中

　　1943年9月 340482

　　央全会组织工作报告中

　　的各项征求新党员数

　　1944年5月 363140

　　之和。

　　此举效果显著，至1939年10月中旬，近10个月时间内，新增党员数接近40万(地方：103，324人，军队：285，111人，中央：5，283人，特许：178人)。(25)这个数目比1937年1月为止的全国普通党部所属党员总数367，474还要多。(26)此后国民党党员数量持续增长。到1945年3月底为止，党员总数达6，867，802人，(27)是抗战后国民党员报到总数28万余人的20多倍，是当时中共党员数121万的五倍多。(28)党员数量的急剧增加带来党的基层组织数量的增加。据统计，仅就地方而言，1939年8月份时区分部数还只有7，407个，到1940年7月就发展到17，817个，1940年底则有25，899个，到1942年6月止，后方18省市就有区分部33，363个。(29)而到“六全大”时，后方省市党部、战地党部、边疆学校及职业(包括铁路、工矿等)党部的区分部数则达62，011个。(30)这个数字如果加上占党员总数比重最大的军队党部的基层组织，则更为可观。原来组织基础薄弱的西南、西北地区，普遍建立了县党部。到1943年6月止，四川有137个县、贵州有78个县、云南有87个县、陕西有92个县、广西有100个县、甘肃有68个县设立了党部。这与1936年这些省份很少设立县党部的情况相比，大不一样。(31)从数量上看，国民党的党员和组织可以说获得了空前的发展。

　　其次是加强党员训练和监督。训练方面，可以说比抗战以前大为加强，形成了一整套做法，主要内容有党员训练和干部训练(包括特种干部训练和军队党务干部训练)。党员训练是将每个党员编入区分部的党小组，然后实施经常性政治训练。党员必须隶属区分部、必须参加小组会议，是五届四中全会上蒋介石提议的。从形式上看，这一决议得到了实行。以十二中全会上宣布的数字而论，后方省市所属党员被划分为164，183个小组，军队所属党员则被分为107，505个小组。(32)编成小组的目的是为便于思想训练，因而小组训练被当成党员训练的一项主要内容，中常会为此制定了“小组训练纲领”、“小组训练纲领补充办法”、“军人党员小组训练办法”等。训练内容则多种多样，虽依党员职业不同而有所不同，但主要是思想政治训练。组织部门为此编印了很多的训练材料，用于提高政治认识，如《三民主义大众读本》、《三民主义之哲学基础》、蒋介石的《三民主义之体系及实行程序》及有关时局政策的讲话、《党务与教育》、《党务基层干部训练》、《新党员训练》等。中央组织部门还要求，在政治训练中，“各单位应就地取材，一以充实小组训练内容，一以减轻中央印发书刊之负担”。(33)五届十中全会上，蒋介石还要求小组会议上要切实展开公开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相互规过劝善，以共策精神与工作之进步”。(34)这些制度十分明显地参照了共产党的组织建设方面的内容，旨在强化国民党组织的凝聚力。干部训练方面，国民党也下了很大的气力，从中央到地方形成了一套完整的训练制度和机构。蒋介石和组织部门对此事亦都十分重视。1939年一年，军事而外，蒋最重视的就是干部训练。中央一级开办了中央训练团、西北干部训练团、战地工作干部训练团、中央训练团新疆分团，分期选训一些中上级党务干部。地方组织部门也开展了各种不同形式的中级以下干部训练班，“或称训练班、或称轮回训练班、或称工作讨论会、或称工作检讨会”等等。(35)后来还制定有党务工作人员进修办法。党务干部受训人数，仅就地方训练机构而言，至1944年4月止就达88，441人。(36)无论从体制上看，还是从规模上看，都是抗战以前无法与之相比的。

　　监督方面，临时代表大会确立了新的监督制度，其中之一是分区督导制，由省党部实行委员分区督导制，县党部的工作受省党部常驻委员的指导和监督。废除县、区党部的监察委员会或监察委员的设置，改由上一级(主要是省、县)派常驻委员建立党员监察网进行监察。为切实实行分区督导制，1939年3月中常会制定了《省执行委员分期分区轮流督导各县党务实施纲要》。依据该《纲要》，省执行委员以三至四个月为一期，连续不断地对各县的所有党务工作进行督促、指导，并将每期情况呈报中央。根据中央全会上的有关组织工作报告，这一制度至少在形式上得以贯彻执行。如七中全会的报告指出：“除四川省系由中央调派人员前往督导，多数能按期报告工作外，以福建省成绩最佳”。八中全会的报告也说：“各委员及区督导员多能确实到区工作，参加各县及乡镇区分部党员大会指导实际工作方法，解决少数疑难问题”。(37)但是，该制度实施也带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问题，即由于省执行委员都长期到下级督导工作，省党部机关十分空虚，以至省党部“委员会议亦不易召集”。(38)为既保证这一制度的实施，又不因此而影响省党部日常工作，九中全会以后，国民党中央决定扩大省党部机构，增设秘书、组训、宣传三个处级机构，(39)以救其弊。此举显然强化了分区督导制的实行。分区督导制以外，具有监督性质的还有党务视察、党员监察网、党员调查网。视察是不定期的、抽查性质的。党员监察网，从制度上来看是废除县、区党部的监察委员会或监察委员的设置后，实行分区督导制的基层党员监督网络。从有关的资料来看。1941年以前，该制度在粤、桂、黔、湘、鄂、陕、康等省的249个县得到实施。据报，这些省份一共遴选了17，367人作为检察员。(40)党员调查网又称“党网”，属中央调查统计局。该局1939年冬始设有“党网建立与运用委员会”(徐恩曾亲自主持)和党网科，其职责主要是对后方各级党、政、财经、文教各机关及社会团体进行行为监督和敌谍侦查(包括防共)，带有特务性质。“党网”是随着组织规模扩大而扩大起来的，兴盛时期，在各机关、团体中拥有成员10万人左右，遍布全国。(41)总的来看，督导、视察、监督网、党网四者构成了组织规模扩大后的整个监督体制，它们各有重点，相互为用，不可谓不严密。

　　再次是全面加强国民党对各机关、军队、团体的控制。蒋介石和国民党中央意识到组织危机以及应对组织危机的根本出发点只有一个，就是加强国民党对民族战争的领导权。换句话说，也就是实现对全国的全面控制，保证在国民党的领导下进行民族战争，维护其执政地位。因此，应对组织危机中的一个必然内容就是加强国民党的执政地位和领导地位。以军队组织来说，中央1940年2月制定了《中国国民党军队特别党部组织条例》、《中国国民党团(区)党部组织条例》、《中国国民党连(区分部)党部组织条例》等。以后又制定有《军队党务工作实施纲要》等。加强国民党对军队的控制。以地方组织来说，主要内容是强化党团和县以下的党政合一。党团制度在国民党发展史上屡被强调，但实际情况似乎不佳。为此，五届八中全会通过了《加强人民团体内党的组织及活动案》、《增进各级党部与政府之联系并充实本党基础案》、《加强政府机关内党的组织及活动案》。前一案是针对中央党部所属社会部改为行政院所属的行政机关的情况，强调国民党要发挥党团的作用，以“确立本党对人民团体的领导权”。(42)后两案是针对政府机关中国民党组织松散的情况而推出的新举措。规定省党部主任委员应与省政府中担任主席、秘书长、厅长及委员的党员，编成特别小组，以增进党政联系。县级照此办理，小组“直隶省党部实施党团办法”。同时，要求“各政府机关内，普遍建立党的组织，即按其机关性质及党员人数多寡，分别设置区党部、区分部”，(43)加强对从政党员的领导。这种体制调整十分明显地推动了组织系统的扩大，(44)也增强了国民党对行政权力的影响。关于县以下的党政合一，五届十中全会上，蒋介石提出，“提高县党部书记长之地位与人选标准，以书记长兼任县长为原则”；“以区党部书记兼任乡镇长或中心学校国民学校之校长，实施即教即行与党政学三合一之方针”。(45)这种措施显然是想在基层彻底实行以党控政，而从党的体制发展来看，则是将临时代表大会所确定的“党政融合”进一步具体化。至于地方党部与中央或省直属党部之间的关系，主要是规定了会报制度，以加强这些党部之间的工作协商、配合。(46)所有这些规定，从整体上来看，既系统又全面，似乎没有什么太大的漏洞。

　　通过上面的论述可以看到，在蒋介石和国民党中央意识到国民党组织的巨大危机之后，从扩大国民党组织的规模和加强对党员的训练、监督方面，下了很大的力气，也因此而使其在规模和制度方面大大不同于抗战前的国民党组织；同时也大力加强了对行政、军队和社会团体的控制。这些反映了国民党在民族战争和国共合作的条件下，努力加强自身建设，力图通过政党合一的方式和途径在政治上掌握领导权的主观意愿。

　　三、组织危机应对措施的效果分析

　　国民党应对组织危机所采取的一些措施，从表面上看，确实给国民党带来了很多变化。首先是改变了组织队伍锐减的状况，在短时间内使国民党成为了拥有几百万党员的中国第一大政党；其次是通过调整党政关系，加强了国民党对行政机构和军队的控制；第三是健全了组织体制和一些规章制度。这些方面都是很直观的事实，毋庸置疑。下面着重对这些措施的负面影响做些粗略分析。

　　按照国民党章程的规定，“凡志愿接受本党党纲，实行本党决议，遵守本党纪律，请求入党经本党许可者，不分性别，得为本党党员。”(47)这里强调的是“志愿接受”和“实行”决议、遵守纪律。也就是说，其中既包含着很大的自愿和自觉性，也包括组织对能否进入党内者的遴选限制。此外，从中国具体政治环境下的政党发育、发展来看，革命过程中的中国政党在信仰、政治行为、社会参与和社会改造等方面，都应该起着领导者的作用。这是中国独特的政治环境对中国政党提出的政治要求。对执政党来说，更是这样。以此来反观抗战开始后国民党应对组织危机而使规模急剧扩大的过程，可以看出国民党在政党运作上的缺陷。

　　国民党组织规模急剧扩大的实现得益于非正常的强制性入党和依赖行政与军队系统的组织发展模式。按蒋介石的规定，士兵一律入党以外，“军队党务经整理一年以后，凡军官之无党籍者，概无铨叙之资格”；“凡受训员生务于入校入班一个月后，即举行入党手续”；(48)同时，按蒋介石手令的要求，全国各机关公务人员一年内也必须加入国民党，届期无党籍者，免去官职。(49)这样的组织发展，与其说是吸收党员，还不如说是将有关人员强制性地编入党内。在组织扩大过程中，现成的行政和军队系统发挥了重要作用。军队系统的组织发展是这样实现的：先办理部队长官及政治部主任的党籍，同时规定，“军队特别党部设特派员一人，由该单位主官任之，执行委员三人至七人，由该单位高级长官及政治部主任任之；书记长一人，由政治部正或副主任任之”，“无政治部之单位，……书记长由各该单位长官遴选保有党籍之适当人员兼任，呈请中央核委”。其余党工人员皆由特派员和书记长选任。(50)这样，军队中党组织的发展，是由很多原来不是党员的军事长官在一夜之间成为党员后，层层建立党的组织，完全依赖于军队系统来发展的。行政机关的组织发展情况也与此类似。中执委秘书处函告国民政府、省党部函告省政府，号召“全国各机关主管长官首先加入本党，以资倡导，而期充实本党力量”。(51)政府接函后即训令各机关办理。由于临时代表大会后，“省党部主任委员大都由主席兼任”(52)，组织发展较为顺利。以湖北省政府机关为例来说，建设厅、教育厅等奉令后，长官即将本厅公务人员吸收为党员并造册具报。(53)县级以下的组织发展，由于采取融党于政的形态，更易依赖行政系统。例如广东省党部(主任委员为省主席李汉魂兼)拟利用训练区乡长之机，先发展区乡长入党，并任其为区乡分党部书记或委员，建立党的基层组织。(54)这样，强制性的要求军人和公务人员入党，加上利用军队和行政系统予以推行，使国民党组织规模和人数急剧地膨胀起来。也正是由于利用军、政两大系统来扩大组织规模，国民党党员成分明显失衡。受这两大系统直接控制的单位，党员占绝大多数。据报告的数字，军队党员有420多万人；省市及学校工矿党员近200万人，其中工农党员多少不得而知，但吴铁城在国民党“六大”党务报告中指出，国民党组织“上层臃肿、中层隔阂、下层虚弱”，党员“城市较多，乡村特少”。(55)由此看来，组织规模的扩大并没有改变国民党组织基础薄弱的状态，也没有改变党员的成分结构。这样一种结果，与国民党想通过有力措施加强组织力量以应对组织危机的出发点相对照，显然有较大距离。

　　这种强制性地要求加入国民党，既排斥了“志愿”接受和遴选限制，还加入了外在的强制性，必然带来良莠不齐，甚至鱼龙混杂的结果。越是规模扩大，作为组织的品质来说就越是降低。同时，这还给组织训练带来很大的压力。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后，国民党强调小组训练，想以此来提高党员的政治觉悟，使其在工作中发挥作用。但是，在党政军各机关中，“小组长以各单位主管任之”，为小组训练而设的小组长会议，亦“由各机关长官召集”。(56)按照这些规定，党员思想训练的日常工作，在行政和军队系统都交给了各级的行政或军事主官，党与政、军，不仅在组织上混淆不清，在事务上也纠缠在一起。以军事单位来说，特别党部的特派员，团、连党部的指导员，均由同级的军事长官担任，总揽党部事务。党部所辖小组亦基本以军事单位来划分。(57)国民党在军队中的党组织完全与军队指挥系统重合。在这种制度下面，国民党成为了军政系统的附属品，不仅真正的党员训练难以落实，还带来很多弊病。国民党“六大”的党务报告指出：“党员大会及小组会议不能按期举行者，占抽查全数五分之二，其后虽迭经改进，然仍未能使人满意。其中最感不足的，就是开各种会议，无论区分部会议或小组会议，亦多流于形式主义，”认真进行训练的，“可说没有。”(58)由此可见，国民党想通过各种训练以强化党员责任感、提高政治觉悟的目标并没有达到。

　　由于党员素质不一，党员训练又没有能够达到目标，国民党的一些制度建设也多流于形式。以党员监督网而论，1940年时组织部门认为，“实施将已两载而成效尚微”。(59)因此，抗战中期以后，国民党仍旧是一个百弊丛生的政党组织。1945年8月叶秀峰、唐纵等人在比照中国共产党组织进行研究以后，得出国民党组织缺点主要有：①党员革命精神不足，成份不均衡；②党的组织欠健全，党内民主精神不足；③党务机关衙门化，党务工作形式化，党务工作人员官僚化；④党部与党员脱节，党员与群众脱节；⑤纪律不明，考核不严，督导不周；⑥党政不能配合，互相沟通。(60)产生这些缺点的原因虽然很复杂，但我认为，主要源于两个方面，一是重视数量的发展模式；二是以党的组织依附于行政、军队系统。重视数量的扩大使国民党总碰到一个党员的质量问题。(61)国民党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是加强训练和督导。训练和督导体制随着党员数量的扩大，愈变愈繁，党务机关的衙门化、形式化、官僚化也就由此而产生。正因为是这样，叶、唐等人提出吸收党员不要只重数量，入党前要有培训，各级党务机关要紧缩。(62)重视在短时间内党员数量的扩大，尤其像国民党1939年以后所采取的在军队、行政系统中无差别地强制性要求入党的做法，带来的另一个消极影响是，混淆了党员与群众的区别。这种情况在军队中尤其明显，军队中的党员数几乎与国民政府军队数目相等，使党员完全丧失了应有的自我意识。所谓精神不足、党员不能在机关及群众中发挥作用，均由此种状况而产生。党的组织依附于行政、军队系统的情况上文已有具体论述，主要体现在组织发展和党员的日常训练之中。组织发展和党员日常训练由行政和军队主管负责，势必造成党政、党军不分，要么是以党代政或以党代军，要么是行政、军队组织淹没党组织。以国民党的情况而论，由于此前在军队、机关和地方政权中党政是分立的，党组织在这些部门向来缺乏组织基础，骤然依赖行政和军事的层级系统逐级建立组织，其结果是行政和军事组织淹没政党组织。当时国民党内即有人从党政关系角度指出，“目下党政混合之制度流弊极多”，要求彻底改变，“凡从事党务工作者，一律不兼政府职务，同志之适宜于行政事务者，即不必在党务上负责”。(63)民主精神不足、党政不能配合等情况也由此而产生。此外，党政、党军的在体制上的这种混合，还使两者不同的运作方式混淆，使党在思想、行动上的先进性不能发挥。其结果，不但党组织原来的缺点得不到克服，行政上、军队中的弊端还会侵蚀着党的肌体。抗战时期国民党组织产生的种种缺点显然与蒋介石和国民党应对组织危机的措施有直接的因果关系。

　　上述分析显示，国民党应对组织危机的措施，尽管从表面上看形成了国民党组织规模的扩大和国民党员充斥政府和军队的外观，也形成了一系列的训练和监察制度，但从党务的实际运作来看，并没有解决国民党自执政以来在组织上的根本缺陷，不仅如此，有些缺点甚至还因此而更为突出。

　　中国政党产生于民主革命的过程之中，承担着引导、凝聚民众完成民主革命任务的历史责任。因此，中国政党组织必须在政治上具有先进性。只有这样，才能存在和发展起来。也正因为如此，中国政党组织的运作模式自然不同于西方的议会政党。国民党早期以政变或武装斗争为手段夺取政权，并在掌控政权后，在中央层面实行“以党治国”，以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代行人民的四种政权，在理论上则高唱三民主义的先进性和唯一性，借此确立国民党执政的独占性和合法性。在地方层面，国民党组织以执政党的身份对地方行政进行监督，对地方社会则只是通过各种活动施加影响。这种政党运作模式使得国民党地方基层组织基础薄弱，因此，受抗战初期的影响，国民党基层组织几乎成瓦解趋势，组织危机因此而产生。无论从战争的政治动员，还是从坚持“以党治国”、维护执政党地位的角度出发，重新奠定国民党在各个领域及地方基层的组织基础，都成为十分紧迫的事情。

　　纯粹从政党运作的角度来讲，壮大党员队伍、加强党员训练和强化行政和军队中的组织系统建设，无疑有助于巩固国民党的执政地位，因此，国民党中央面对组织危机所采取的这些措施是合乎理论逻辑的。这些措施中所包含的内容，如加强体制建设、加强党员训练、强化国民党对政权和军队的控制，在国民党执政史上，都具有重大意义。通过这些措施，国民党从上至下，在社会的各个领域建立起了直接控制的权力网络系统，也形成了一系列规章制度。但是，蒋介石和国民党借助行政和军队权力系统扩大组织规模的方式，尤其是排斥“志愿”和遴选性的强制性做法，使组织规模的扩大陷入了重数量而不重质量的方式。结果，规模固然扩大了，而国民党组织的品质也下降了，党员训练和体制上的强化完全达不到效果，党与军、党与政、党与群混淆不清，流弊丛生。同时由于国民党组织与行政、军队权力系统在形式上、人员上都过分重合，也进一步丧失了国民党作为政党的独立面目。因此，相比于抗战以前，国民党的统治更进一步滑向官僚统治和军事独裁。从这一点来看，抗战开始后，国民党应对组织危机所采取的措施，在客观上推动了国民党统治向官僚统治和军事独裁发展。

　　注释：

　　①关于抗战时期国民党组织问题的研究，较早的有王贤知《抗战时期国民党组织建设与组织发展的几个问题》，《近代史研究》1990年2期；陈廷湘《论抗战时期国民党的政治建设》，《抗日战争研究》1992年2期；土田哲夫《中国国民党党员构成的特征和变化》，第四次中华民国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2000年9月)；另外王奇生的未刊博士论文《国民党基层权力群体研究——以1927-1949年长江流域省份为中心》，有“战时党务与乡村社会”一节涉及党务。拙作《抗战时期国民党的体制变化与组织状况》(日本《国际东方学者会议纪要》第47册)着重对抗战时期国民党体制变化下的组织状况进行了探讨。王奇生《战时国民党员与基层组织》(《抗日战争研究》2003年4期)从国民党、三青团、共产党三者的对比中对国民党基层组织的状况进行了探讨。

　　②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 政治(三)，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719页。

　　③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会编：《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15卷，(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4年版，第474页。

　　④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 政治(一)，第374-375页。

　　⑤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会编《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15卷所收《救国必须救党》和《革新党务巩固党基》两文。

　　⑥关于抗战前国民党党员的区域分布和构成，参见王贤知《试论抗战前国民党组织发展的几个基本特点》，《民国档案》1990年3期，以及土田哲夫的文章。

　　⑦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 政治(二)，第589、629页。

　　⑧国民党“五大”有五个有关组织建设的决议案，一中全会有“党务工作纲领案”，二中、三中全会也有体制和组织建设方面的决议案。

　　⑨李云汉主编、林养志编辑：《中国国民党党务发展史料：组织工作》下(以下简称《组织工作》下)，(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会1993年版，第99、100页。

　　⑩李云汉主编、林养志编辑：《组织工作》下，第2页。

　　(11)李云汉主编、林养志编辑：《组织工作》下，第117页。

　　(12)李云汉主编、林养志编辑：《组织工作》下，第162页附表。

　　(13)这些数据参见李云汉主编、林养志编辑《组织工作》下，第158—159页及第158页所附《各地党部办理党员报到概况一览表》，第160页所附《各地党部清理战区党籍概况一览表》。这两个表有一些相互矛盾之处，所引数据采前一个表。又依据第160页所附表无法判断战区党员的数目，但可以看出党员人数已减少。如绥远省党部只有31人，天津市特别党部只有87人，北平市特别党部只有332人。

　　(14)李云汉主编、林养志编辑：《组织工作》下，第123页。

　　(15)这些省份党的组织薄弱情况从1934年的中央组织委员会的报告中可以看出，当时云南、贵州、陕西尚未正式成立省党部，四川、西康、宁夏、青海只设有特派员办事处。又据土田哲夫《中国国民党党员构成的特征和变化》的分析，1933年国民党员的地域分布是：华中17.8％，华东22.54％，华南23.44％，西南和西北加在一起都只有14.74％。

　　(16)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 政治(一)，第374-378页。

　　(17)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 政治(一)，第403、419页。在提出这些口号的同时，蒋介石也多次指出国民党的缺点。

　　(18)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会编：《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15卷，第222-234页。

　　(19)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会编：《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15卷，第271页。

　　(20)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会编：《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15卷，第287、288、290页。

　　(21)李云汉主编、林养志编辑：《组织工作》下，第119、320页。

　　(22)李云汉主编、林养志编辑：《组织工作》下，第119页。

　　(23)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会编：《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16卷，第40-42页。

　　(24)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册)，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版，第553-554、564页。

　　(25)李云汉主编、林养志编辑：《组织工作》下，第163-165页。该书第165页所记总数335140人，是至9月底的新发展的党员数，与其所附各表总数至10月中旬的数字相加不同。文中表二的该项数字为各表相加的数字加上特许登记的党员数。

　　(26)李云汉主编、林养志编辑：《组织工作》下，第93页。

　　(27)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 政治(一)，第698、702、703页。文中的数字为书中省市路党员数、军队官佐学员党员数、士兵党员数、战地党员数、海外党员数五项相加。

　　(28)当时中共党员的总数，参见胡绳主编、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普及本)，第204页。

　　(29)李云汉主编、林养志编辑：《组织工作》下，第381、428、475页。

　　(30)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 政治(一)，第723-725页。文中数字为各项区分部数的总和。另外，吴铁城的党务报告中称，一共有党员692万多人。

　　(31)李云汉主编、林养志编辑：《组织工作》下，第512页所附《各省市党部所属各级党部数量一览表》。1936年县党部设立的情况可参见该书《五届三中全会中央组织部工作报告》附表三。

　　(32)李云汉主编、林养志编辑：《组织工作》下，第526-527页。

　　(33)李云汉主编、林养志编辑：《组织工作》下，第421页。

　　(34)荣孟源《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册)，第812页。

　　(35)李云汉主编、林养志编辑：《组织工作》下，第419页。

　　(36)李云汉主编、林养志编辑：《组织工作》下，第528页。另据《中国国民党第五届中执会向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所作党务报告》，地方训练机关训练党务干部人数为13231人。该报告载《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 政治(一)。这一数字与文中所引数字相差较大，疑有误。

　　(37)李云汉主编、林养志编辑：《组织工作》下，第387、429页。

　　(38)李云汉主编、林养志编辑：《组织工作》下，第472页。

　　(39)依据1939年3月中常会修正的《省执行委员会组织条例》，九中全会以前，省党部只设科长、干事助理、录事若干人。将原来的科升格为处，扩大了机构。其意义不仅仅是坚持了分区督导制，而且扩大了省党部的权力，提高了省党部的地位。它是组织扩大后的必然发展。

　　(40)《中央党务机关三十年度工作成绩考核——关于党员监督网》，日本东洋文库藏。

　　(41)参见张文《中统20年》，载江苏省政协编《中统内幕》，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党网”是否由临时代表大会确立的党员监察网制度变化而来，不得而知。据张文回忆，1943年前后，徐恩曾想把“党网”交给中监委，改称“党员监察网”，蒋介石也同意，但中监委并未正式接收。

　　(42)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 政治(一)，第515页。党团的运用在九、十、十一、十二中全会的组织工作报告中有反映，而在以前的报告中较难看到，看来国民党在民众团体中大规模地推行党团制度是在八中全会以后。另外，民意机构(包括国民参政会、省县临时参议会)中在此之后也设立了党团。

　　(43)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 政治(一)，第512、516页。两案的办理情况在九中全会的组织部工作报告中有反映。据称，在湘、鄂、粤、闽、黔、甘、渝等省“颇著效绩”。参见李云汉主编，林养志编辑：《组织工作》下，第457页。以后的情况在十、十一、十二中全会的组织工作报告中也有反映。看来两案都普遍推行了。

　　(44)十中全会的报告统计，机关区党部有126个，区分部有2159个。

　　(45)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册，第815页。

　　(46)关于此点可参见中常会制定的、收录在中央训练团编印的《中国国民党法规辑要》一书中的《地方党部与中央(或省)直属党部联系办法》。

　　(47)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 政治(二)，第103页。《中国国民党总章》经“一大”制定后，“三大”修订过，南京“四大”有决议不修订，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作出过修订，但主要是组织体制方面的修订，对入党要求没有做修订。

　　(48)李云汉主编、林养志编辑：《组织工作》下，第278页。

　　(49)国民党湖北省执行委员会档案，湖北省档案馆藏，卷号LS66—2—6①。湖北省政府未接到该手令，但该手令载《扫荡报》1939年2月22日。

　　(50)李云汉主编、林养志编辑：《组织工作》下，第235页。先解决长官、政治部主任的党籍问题是因为当时“部队长官及政治部主任，颇多无党籍者”。参见同书第236页。

　　(51)国民党湖北省执行委员会档案，湖北省档案馆藏，卷号LS66—2—6①。

　　(52)李云汉主编、林养志编辑：《组织工作》下，第317页。

　　(53)国民党湖北省执行委员会档案藏，湖北省档案馆藏，卷号LS66—2—6①。该案卷中收有1939年省厅办理公务员入党的名册。

　　(54)李云汉主编、林养志编辑：《组织工作》下，第311页。

　　(55)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 政治(一)，第797、784页。土田哲夫《中国国民党党员构成的特征和变化》一文，根据国民党的有关统计所列的党员职业构成显示，1944、1945两年农业领域的党员比重均占40％左右。这个估计存在较大问题。如果达到这个比例，吴铁城不会说“乡村特少”。

　　(56)中央训练团编印：《中国国民党法规辑要》，1941年，第120-121页。

　　(57)中央训练团编印：《中国国民党法规辑要》，第75-79页。

　　(58)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 政治(一)，第786页。

　　(59)《中央党务机关三十年度工作成绩考核——关于党员监督网》，日本东洋文库藏。

　　(60)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 政治(二)，第143-146页。

　　(61)抗战时期历次中央全会的《关于党务报告之决议案》几乎都要以不同的方式来指出党员质量的问题。五届中执委向“六大”所作的党务报告也说“党员数量虽有增加，而质量则犹欠合理发展”。参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 政治(一)，第728页。

　　(62)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 政治(二)，第143-145页。

　　(63)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 政治(二)，第79页。

作者介绍：彭敦文，武汉大学历史学院 武汉 4300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