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战争:从何说起

　　提起朝鲜战争，一时间竟感觉无从说起。与历史上许多大事相比，这场战争几乎被遗忘了。官方多年不曾纪念，文学影视作品中少有它的踪影，民间的讨论稀稀拉拉，对于这场战争的评价早就没了主流的声音。 　　若论个人的记忆，我首先能想起的是小时候家里的一本小说，名字早已忘记，创作时间更不知晓，故事情节也记不住许多，但有一些细节还有印象。譬如战士在战壕里修土墩，用来架设高射机枪，指导员踹了一脚，连一点土渣都没崩落，于是很赞赏；又如朝鲜军队呼唤炮火覆盖时喊的电报口令，是“庄稼成熟，请求收割”之类。说起来，小说中的许多人物形象，我只对那位喊口令的朝鲜军官印象深些，作者笔下，他衣装笔挺，声音洪亮，一副大义凛然的模样，大概非此不足以表现其正义性吧。 　　正义性，这个词拿来形容朝鲜战争，大概有些不合时宜了。最近有杂志发表了几篇纪念文章，立纲领的第一篇称这场战争保证了国家的安全。我和朋友议论，这样讲貌似坦率，其实是在大步后退，庶几于防线不保了。近年来有良心的历史学家们多爱谈论百年来的几场战争，关于朝鲜战争，一般的结论都是，与其打，不如不打。战争由北方发动，是为非法；美军饮马鸭绿江，无意窥伺中国东北；更何况，今天看过去，南方境况如此，北方如此境况，两相对比，是非对错似乎一目了然。固然，历史当中，前事的对错，并不能用后事的是非来确认，但在追问历史价值之际，眼见得结果如此，怎能不让人感觉丧气，继而虚无呢? 　　朝鲜战争是一段尴尬的历史，除了半岛上依旧对立的两国，大概没有人愿意多谈它。当时麇集在联合国军旗帜下的国家有数十之多，如今每到纪念日，除了韩国人依旧为之行礼作拜之外，还有几国大事纪念呢?中文网络上曾流行一张照片，土耳其博物馆展示该国在朝鲜战场上的战功，展览品中，赫然有一面国民党的军旗。虽然几乎损失了全部赴朝作战的部队，土耳其人依旧混淆了与他们战斗的对象。看起来，这就像是对这场战争的写照，充满了误解、错觉、困惑、欺骗，战争已如梦幻，纪念便更属无谓了。 　　算起来，只有美国人写在朝战纪念碑上的口号依旧掷地有声：自由不是无代价的。显而易见，二战之后，冷战之初，雅尔塔体系的“托管”地带当中，所谓自由，只是政治、军事角力的美丽包装，但是，好歹这是一个很动听的口号，更是一个底气雄厚的口号一它的背后，是这个国家完整的自我价值表达，这种表达当仁不让地把历史的意义揽入自己怀中。相比之下，作为朝鲜战争的另一个主角，我们的表达在哪里呢? 　　多年之前，我们是拥有自己的表达的。朝鲜战争是旧有的中国近现代反帝斗争的自然延伸，同时也是新世界体系形成过程中的一次剧烈版块碰撞。新与旧相互缠绕，凝聚在这场战争中的意义因此格外复杂。旧的方面，自甲午中日战争起累积起来的历史教训异常深刻，使得新中国的国家领导者不可能对半岛上出现的外国势力置之不理，“唇齿相依”、“唇亡齿寒”，这些不仅是友好的说辞，更是迫切的现实压力。 　　但是，如果只把参战归因为维护国家安全，就很难解释战争过程中的许多现象。大而言之，这无法解释为何志愿军在相当长时间内把撵美军下海作为自己的战略目标，他们完全可以如美军最初所预计的那样，在中朝边界建立一道缓冲区以避免战争冲击国内；小而言之，这也无法解释普通志愿军士兵在战场上表现出的勇猛斗志，这种斗志显然出自真正的同仇敌忾之情。其实，中国人在朝鲜战场上投入的是自己全部的历史情感和历史经验：志愿军的士兵进入朝鲜，亲眼见到美国空军轰炸之下燃烧的村镇和困苦的人民，指导员告诉他们，这是美帝国主义和李承晚伪军犯下的罪行。他们也许只是质朴的农民，不是心思灵活的知识分子，分辨不出这话语之中的意识形态意味，更没有在一切世事中洞察出欺骗和虚无的天赋，但他们此时的情感是真实的，正是一种鲜明的爱憎之情促使他们奔赴战场。这情感既是个人的，也是民族的，它既牵动着每个个体的经历和感悟，也有整个中国近现代史为之作注脚。 　　以情感论历史，似乎太过简易肤浅。我们习惯于将历史视作一个由旧而新的发展、进步的过程，而这一过程又经常被表述为某种理念的完善或实现。但是，近几十年来的吵吵嚷嚷无疑教会我们，与迁变不居的现实相比，这种基于理念的表达往往易于僵化，乃至衰亡。而在它僵死之后，附着于它的历史叙述也便立刻变得空洞。实际上，空洞的并不是历史本身，而是人们将历史编织进现实的方式。假设只满足于视历史为佐证现实或未来的工具，便不要奢望能够躲避最简单的物理定律：工具总要承受其作用对象的反作用力。历史期许的是同情和理解，如古人所言，应当“以意逆志”、“知人论世”，由同情之理解而上升至理解之同情，而同情本身就是情感。如今，朝鲜战争也几乎成为我们望之失语的对象，关于它的许多宏大的说辞，可能将永远失落了。但是，即便所有关于朝鲜战争的历史解释都丧失效力，单单战争本身的兴起、过程和结果依旧能够在不抱偏见的心灵中唤起敬意和热情，原因就在于，回到当时的历史情境中，它始终令人同情。 　　之所以强调情感，也是因为同情正是许多人在看待历史时最为稀缺的品质，否则很难解释，为何中国近现代对于外敌入侵的不断抗争，会成为一段极艰苦却又饱受指责的历史。大概是对于“进步”或“文明”的追求太急切，乃至于反抗本身都成了落后或者野蛮的象征。最典型者如义和团运动，文人笔墨之下，众恶归之，几乎已经让人想不起来，它本是人们在自己的国土之上反抗外来势力，而这外来势力的所作所为，也根本谈不上“文明”二字。有时候我不禁会想，朝鲜战争之所以免于许多先进人物的口诛笔伐，也许只是因为打赢了，或者说没打输，否则，小米加步枪对飞机坦克，难免被嘲笑作大刀长矛对火枪火炮的翻版。 　　但这场战争毕竟没有打输，甚至从某种角度看，是打赢了。论及朝鲜战争与以往反帝斗争的最大区别，当属这“战胜”的结果。不过，胜负虽重要，却并不充分，如果朝鲜战争只是一次旧王朝式的开疆攘夷，或者是如欧洲列强一般的殖民扩充，那么即便是胜利，也并无纪念的价值。“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朝鲜战争继承了反帝的传统，但它也有全新的内涵，渗透在战争的全部过程中。 　　长久以来，关于中国何以会出兵援助朝鲜的问题，一直颇有争议。看起来，不出兵的理由非常充分：国内内战方歇，百业罢疲，人心厌战，东南数省仍在用兵剿匪，台湾尚未解放，数十万计的军队正准备解甲归田；半岛上战事凶险，所谓联合国军势力正炽，美军现代化水准远非解放军可比，并且拥有绝对的制空制海权；而同一阵营中，朝鲜军队几近崩溃，不堪大用，苏联允诺提供的支援又非常有限。权衡利弊，似乎不出兵，或者有限地介入半岛战事，才是理性的选择。近年来有学者论证，称中共领 导层之所以下决心出兵入朝，是基于某种深远的战略考虑，即一旦朝鲜半岛落入美军手中，东北地区就会变成美苏争霸的最前线，苏联进入东北便势所难免，考虑到东北是当时中国最重要的工业基地，且在近现代历史中长时间处于分离状态，这肯定不是一个美好的前景。这种战略考虑是建立在美军会出兵东北的基础之上的，因此又不免有研究称美军当时并无此种计划，而中国领导人后来也颇感后悔云云。 　　作为史学考证的一家之言，这类研究自有其价值，但并不必成为评鹜这场战争的着眼点。史事中有大端，有小节。后人看待战争，往往更注意庙算者的定策筹划、指挥者的经营谋略，这些固然是战争的核心，却未必是战争的意义所在。甲午战争中，清朝军队在朝鲜和黄海溃败，当时有士大夫上书朝廷，要求杀李鸿章以抵其轻启战事之罪。但很明显，此时就算斩千万李鸿章之头，也挽不回甲午之役失败的后果，这场战争的意义已经远远超越了李鸿章的个人际遇和满清一朝一代的存亡，与国运的衰微相比，它们都是小节。同样，中国领导人在当时下决心出兵，堪称勇敢，但真正成就了这一决定的是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的胜利，而不是相反。胜利的意义也不仅仅在于领导人的个人成就，更表现为历史的重大转机。即便出兵朝鲜的决定所依据的是不确实的战略判断，也丝毫不会影响这场战争的历史价值。更何况，后人眼中那种旁观者清式的“正确判断”，在两个互相敌视且互不信任的国家之间，原本就是不现实的。 　　朝鲜战场上发生的事情中，最为不可思议的，当属装备、后勤全面落后的志愿军在正面战场以大规模战役的形式对抗技术先进且具有海空军优势的美军，竟然能够战而胜之。特别是，在近二十年来的数场战争中，作为技术领先的一方，美军都以巨大的优势获胜，对于现代人的经验而言，志愿军在当年的胜利更显得像一个异类。很难说今天我们对这一事实有什么深刻的认识，相反，一提及此事，最常见的解释便是所谓“人海战术”。关于这一点，在韩国人的影视作品中经常能看见各种夸张的表现，很多人也习惯于以此来说明解放军在国共内战中的军事胜利。且不论在现代军事技术条件之下，这种简单的战术是否有存在的可能性，持有这一观点的人显然忘记了，中国人口众多，这不是一朝一夕间的事情。在朝鲜战争之前，追溯至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国军队一般都是以优势兵力抵御外侮，却难免屡战屡败，偶尔的军事胜利，也因为政治失败而化作泡影。而在朝鲜战场上，经过改编的国民党旧部，可以变成百折不回的志愿军铁军，是什么样的力量在起作用，人海乎?洗脑乎?在稍严肃的国外相关著述中，经常能看到外军对于志愿军战术素养和战斗意志的赞赏之词，这些赞赏是给予那些最普通的作战人员的。显然，他们并非生而能战者，也并不全是久经沙场的老兵，用旧式的话语来讲，他们是在战斗的集体中成长的。对于一支军队而言，作战经验和战术素养的积累、总结、传授和实践都需要严密的组织和完善的制度，这些因素在中国军队抗击外敌的战场上，还是第一次广泛出现。 　　制度之外，还有勇气，当然这也是最易受到讥谤的。大概没有人会否认志愿军在战场上所表现出的战斗意志和牺牲精神，但怀疑这种牺牲是否值得，却是今天再寻常不过的论调。这很悲哀，也很正常，不仅因为历史同情的欠缺，更因为当下的时代精神只习惯以根据简捷的收益来衡量“价值”，建立在尊严和信仰基础上的牺牲自然变得难以理解。其实这并不仅仅是一个历史评价的问题，放在今天，它依旧不失其价值。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的历史对于志愿军的战士们是有亏欠的，假设我们不仅仅将他们视作士兵，便不难发现，他们的形象，正是更多中国人的代表。这些在朝鲜半岛的冬天里衣装单薄，依靠一把炒面维持生命，利用铁锨��头挖掘隧道来抗击敌人，心思质朴却意志顽强的士兵，其实也正是这些人：他们在近现代中国的内忧外患中忍受苦难，在各种内战外战中牺牲生命，在和平年代中默默劳碌，近二十年来在工厂和工地中创造了所谓奇迹，在几乎每一次制度变革中都要首先承担代价、最后享用果实。假如说他们的牺牲是无价值的，那并不意味着他们缺乏力量、德操或者智慧，那只能说明掌握权柄和话语者的无能。 　　朝鲜战争的结局也同样值得深思。严格地讲，这场战争并未真正结束，维持半岛和平状态的只有一纸停战协定，所谓“联合国军”的称号、机构依旧存在，美军依旧在半岛屯有重兵，朝鲜与韩国之间的军事冲突也时常发生。但是，对于中国而言，这场战争已经结束了，1958年志愿军便完全撤出了朝鲜，没有留下一兵一卒，也几乎没有在朝鲜的内政中留下一点影响力。之后的数十年间，中朝之间的关系并不亲密，朝鲜的许多作为很难说顾及过中国的国家利益，而朝鲜官方曾有意识地淡化甚至抹煞志愿军在朝鲜战争中的作用，这也是众所周知的事情。朝鲜战争结束之时，世界早已进入冷战的时代，冷战中，美苏都曾多次在亚非拉国家中颠覆异己政权，扶植亲信力量，甚至发动代理人战争。在别国土地上制造动荡、战争来为本国赚取利益，这正是强权政治中惯常使用的手段。朝鲜半岛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它难免会成为大国角力的前线，在朝鲜战争的起始、经过，以至今天的现状中，都不难看到大国势力的影响。作为周边国家，中国难免会被卷入半岛的争端当中，过去如此，将来也一样，虽然这并不动听，却是地缘政治的现实。尽管如此，志愿军从朝鲜撤军这一举动，还是超越了国际政治中的一般逻辑。 　　亚洲不是欧洲，二战之后，欧洲国家兴废继绝、恢复秩序，并没有经历长时间的冲突，即便如此，两大阵营依旧拆分了德国，并且在各自的势力范围内不同程度地操纵他国的内政外交。在亚洲，除了日本之外，其他国家在近现代历史中都难以掌握自己的命运，而日本在这一时期的所作所为，与欧美大国也并无本质差别。因此，二战之后，亚洲国家在争取独立的过程中遭受了更多的阻碍，付出了更大的代价。将志愿军的出兵与撤军放在这一历史背景之下，其意义才更加显明：出兵意味着中国不再接受西方列强强加的亚洲秩序，而撤军则表示，中国并无意像列强一样干涉他国内政，决定别人未来的道路。它们共同构成了新中国国际观的两个面向：反帝反侵略与国家独立。 　　新中国的国际政治理念是一个复杂的统一体，一方面，因为意识形态的亲缘关系，也因为历史和现实方面的诸多因素，新中国在外交上全面倒向了以苏联为中心的社会主义阵营。另一方面，作为这一阵营的后来者，中国却较早地表现出了叛逆者的个性，与所谓国际主义义务相比，中共领导层对于国家的主权独立要更为关注。因此，本质上说，新中国的政策是内敛型的，重在自我发展，并不谋求领土或者主义的对外扩张，也不热衷于在国际上结党结盟。但是，内敛并不意味着消极，在二战之后的国际环境中，一个天生为大国坯子的国家，却反对旧有的由大国把持、操纵的国际秩序，主张国家之间平等、和平相处，互相尊重主权，互不干涉内政，这本身就是对于国家关系和国际秩序的全新想象。对于许多正在谋求独立自主的国家来说，这也具有解放性和示范性的价值。在后来的岁月里，中国与苏联阵营终于分道扬镳，却在第三世界国家中获得了更多的支持，对于新中国的国际观而言，这些都是很自然的结果。 　　时过境迁，现在看来，当年的理念似乎有些陈旧了。最根本的一点改变是，今天中国的国家利益已经和既有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紧密联系在一起，与之前的挑战者姿态相比，当下中国的国际形象要模糊得多，在国际秩序中所起的作用也远为复杂：挑战，当然依旧有，但更多的是对旧有规则的接受、适应和实用主义的改造。这些与建国之初的国际观念是否契合，可能并不能肯定。不过，有一点则是肯定的：与中国经济影响力在全球的迅速扩张相比，我们对于相关问题的言说要贫乏得多。与许多问题一样，历史遗产丢掉太多，就难免要失语，而再丰厚的经济利益也未必能转化成理直气壮的声音。我们是否能够再创造出那种兼顾国家利益与国际正义的理念表达，还是未知数。在这方面，朝鲜战争的遗产依旧存在，但与许多历史遗产一样，没有充分的表达，我们便不能从中获益。 　　美军将领李奇微在回忆录中讲，在停战谈判的过程中，他见过许多朝鲜和志愿军的军官。朝鲜的军官们全部表情严肃，不苟言笑，再滑稽的事情也不会让他们启露笑颜；志愿军的代表则轻松许多，看见美国人坐垮了椅子，会禁不住哈哈大笑。李奇微讲这个故事，当然有更深的隐喻，但无论如何，对于志愿军代表的笑声，我们都能够为之骄傲。这笑声的底气充沛：在战场上，志愿军能够战胜敌人；在信仰上，志愿军光明磊落；在道义上，即使是对手也不得不承认，志愿军是更加文明的敌人，这些凝聚在一起，才会有谈判桌前无须掩饰的笑声。这笑声也使得我们今天的失语和暧昧显得尤其尴尬――与失败相比，无力承认和继承前人的胜利，这才是最大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