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观应晚清"明星CEO"

　　在晚清历史上，郑观应的确可以称得上是位叱咤商界的响当当的人物。作为职业经理人，他在外资、官督商办及民营企业纵横捭阖。最风光时，同时担任五六家知名企业的总经理，绝对可称是当时的“打工皇帝”、“明星cEO”。

　　1936年，延安。毛泽东和美国记者斯诺兴奋地聊起少年往事，为了读一本奇书，“在深夜里我把屋子的窗户遮起，好使父亲看不到灯光，正是它，激起我想要恢复学业的愿望。”多年后，毛泽东在改天换地的革命中仍不能忘却的这本书，正是晚清明星cEO郑观应所写的《盛世危言》。

　　也许是这段谈话的影响太大，郑观应此后一直以“启蒙思想家”的地位，被史家反复诠释和解构。然而，郑观应的第一身份，并不是所谓的“启蒙思想家”，而是商人。他有先在太古轮船当总买办，后来又在轮船招商局、汉阳铁厂、粤汉铁路出任CEO的显赫商界履历，让他在100多年前名震天下，一言一行便可震动晚清商界。

　　

　　千手观音呼风唤雨

　　

　　郑观应(1842-1923年)，本名官应，字正翔，号陶斋，广东香山(今中山)人，那是一个盛产买办的地方。16岁那年(1858年)，郑观应“高考”落第。虽榜上无名，却脚下有路。他离开家乡到上海追随其叔父，顺利进入英商宝顺洋行实习。

　　郑观应的外企职场生涯相当顺利。两年不到，他就开始管理宝顺洋行的丝楼及轮船揽载事务。当1867年宝顺洋行在全球金融风暴中倒闭时，郑观应无论在经验还是资金的积累上，都已经可以单飞，展露其“千手”之能。他先在和生祥茶栈担任翻译，不久便盘下了这家茶行，经营两湖、江西、徽州等地的茶叶生意。同时，他还成为了外资企业“公正长江轮船公司”的董事，参与上海最早的外资驳船公司――荣泰驳船公司的经营。英资太古洋行成立太古轮船公司后仅两年，郑观应就出任该公司总买办。这一年(1874年)，他才32岁，登上了外企华籍员工的顶峰。

　　此时，郑观应的年薪己在7000两白银以上，还有不菲的办公津贴(按当时行情，一般为年薪的5～6倍)。当时，一亩良田的卖价，亦不过6两白银。郑观应的收入中如果再加上佣金、分红和自己的投资，据估计年入银高达100万两以上，远远超出一般买办1万～5万两白银的年收入。

　　头上顶着外资名企(太古洋行绝对是当时的世界500强，至今仍在香港等地上市)的灿烂光环，兜里揣着叮当作响的真金白银，“千手观音”郑观应并没有成为一个守财奴，而是积极地将手伸向政界。他除了掏钱捐官外，还开始大力参与上海商界的筹捐赈灾活动。这个广东人，迅速融入了官场上的江浙帮派，并赢得了李鸿章、盛宣怀等人的青睐。

　　年轻的郑观应在政界的投资迅速结出果实。1880年，李鸿章邀请郑观应加入大清国第一家官督商办棉纺企业一上海机器织布局，担任副总(会办)。机器织布局权力握在官方代表手中，四川候补道、总经理(总办)彭汝琼和郑观应的关系总是不谐，导致企业筹建进展艰难，甚至连房租食用都要付不出了。李鸿章见状不妙，便将彭汝琼调开。已经捐官混到了厅局级(道台)的郑观应，顺势成了新的总经理。他利用“一把手”的权威，压制了新调来的官方代表龚寿图、戴恒等，成功地在招股过程中规避了“姓公姓私”的无聊问题，以公开募股的办法，超额筹集到50万两股本。

　　有作为，自然就有地位。郑观应一炮走红，除了织布局总办外，他还兼任了电报局、轮船招商局总办，一人“千手”，统揽三大官督商办公司大权。

　　

　　好运到头盛年退隐

　　

　　但此时，“千手观音”呼风唤雨的好运也走到了头，郑观应在织布局栽了一个巨大的跟斗。因为资金、设备等问题，织布局迟迟难以开工，等到终于动起来时，国际形势却风云突变。中国和法国因越南问题兵戎相见，法国军舰武装集结于上海港口，摆出进攻姿态，十里洋场泡沫破碎。机器织布局股票从原价100两跌破70两，并最终从《申报》的股价公告栏中消失。

　　在此艰难之际，“千手观音”却成了“千脚观应”，拼命逃离。郑观应成功说服了湘军名将、粤东防务大臣彭玉麟，以组织名义，将他调往广东，为抗法战争前线服务去了。机器织布局这块“鸡肋”就留给了经元善。经元善本和盛、郑是一伙的，接盘后，就使劲追查龚寿图等人挪用公款的“罪证”。龚被逼急，反戈一击，抖出了郑观应利用公款炒股，“利则归己，害则归公”的丑闻，上海道台邵友镰奉命查办。

　　结果是，台面上虽查无实据，却发现郑观应融进的股本金，很多居然是股票，有很多水分，最后还是郑观应自掏了2万两银子补账了事。

　　屋漏偏逢连阴雨。织布局的事件还未平息，郑观应又在香港被法庭扣留。原因是他在离开太古时推荐了继任者杨桂轩，这位杨总不仅不善经营，而且手脚也不干净，导致太古公司损失惨重。洋人们难咽被窃之气，便将担保人郑观应扣起来一起追债。

　　如此两番折腾，郑观应大为灰心。“年来命运坎坷，事多拂逆。以致上司朋友责于外，父兄妻子怨于内，进退维谷，申诉无门。惟今身败名裂，不足取信于人，虽到处乞怜，终难应手”。1884年，郑观应于42岁盛年退隐澳门，同时，修订早已经给他带来巨大名声的《盛世危言》(旧作名为《易言》)，改行做了思想家。

　　而这时，郑观应花了大量财力和精力修道炼丹。在修道炼丹之外，郑观应还大娶侍妾，以至于晚年他要教育儿子：“娶妾不宜多，多则不和，且伤身体，使费亦多”。他在后来的遗嘱中，也特别强调“男子以色欲不节而妨其发达。”可见当年的他，对纵情声色十分投入。

　　1891年，在盛宣怀推荐下，郑观应担任了开平煤矿粤局总办，第二年又成为招商局帮办。还担任了汉阳铁厂总经理、商办粤汉铁路有限公司总办等。复出之后，郑观应依然活跃在国有、半国有和民营企业里，因《盛世危言》的盛名，风头更胜当年，直到去世。一部《盛世危言》

　　郑观应在宝顺洋行、太古轮船时，还利用宝贵的时间，拿来“不务正业”――写书。他在这段时间写的《救时揭要》和《易言》，并不是如今功成名就的老板们的附庸风雅之作，而是大声疾呼他的“商战救国论”。当时的郑观应，身为洋行买办，却充满爱国激情和义愤。他愤怒地写道，“庚申之变(1860年英法联军侵占北京)，目击时艰，凡属臣民，无不眦裂”。郑观应的老板，正是英国人，但他却毫不避讳地设计了一整套抗击英国的方略，“初则学商战于外人，继则与外人商战”。试想一下，如果今天微软、英特尔、可口可乐的中国区总裁，出书痛骂西方公司的经济入侵，并且提出一整套战胜洋人的商战战略，那将会产生怎样的轰动效应?

　　而在他退隐期间，这个失意商场、落败官场的书生，在痛苦的眩晕中痛定思痛。1890年左右，他出版了更为著名的《盛世危言》，其核心即为“富强救国”、“防外侮更重于防内患”、“商战重于兵战”、开展西

方式教育、设立议院实行君主立宪、新闻自由、选举官吏和议员，他的这些主张，早于“公车上书”，更早于“戊戌变法”。

　　《盛世危言》刚刚面世，张之洞就评价说当时的同类书籍中，没有一本比得上它的“统筹全局择精语详”，可以“坐而言”、“起而行”。光绪皇帝甚至下旨，印刷2000--部发给众大臣学习。《盛世危言》一时洛阳纸贵，人人争读。在这本书的忠实读者中，有时年37岁的康有为，也有时年29岁的孙文，还有一位是在湖南韶山才刚刚牙牙学语的毛泽东。

　　

　　主张上海办博第一人

　　

　　在《盛世危言》中，郑观应提出了举办世博会，他是中国主张办博的第一。《盛世危言》中的《赛会》一篇集中反映了郑观应对世博会的理解，他不仅充分地认识到了世博会对一个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而且还大胆提出了在上海举办世博会的主张。他写道：“故欲富华民，必兴商务，欲兴商务，必开会场。欲筹赛会之区，必自上海始。”为什么要在上海举办呢?郑观应写道：‘上海为中西总汇，江海要冲，轮电往返、声闻不隔。”甚至在上海举办的办法、经费等集款招商、辟地建屋的具体问题及解决的途径，郑观应在书中都一一想到。文中还提出具体的筹办步骤，先组织小会，逐渐推广每岁扩充，以与东西各国“齐驱并驾”，裕民足国、致富通商，最后希望当事者“高见远识”，促成此事。

　　在3000多字的《赛会》篇中，郑观应叙述了英国伦敦开创的世博会，以及后来法、奥、美、日等国举办的巴黎、维也纳、费城、东京世博会。他还详细地介绍了当年(1893年)在美国芝加哥举办的世博会，包括世博会举办的内容、组织、占地、筹备、资金等都有详细解说。并阐述了他认识的世博会的重要性：“其振兴商务有三要焉：以赛会开其始，以公司持其继，以税则要其终。”他认为，世博会可以使“民之灵明日辟，工艺日精，物产日增，商务日盛”，“利国利民”。郑观应还在《盛世危言――技艺》附《振兴工艺制造说》(1900年刊行)中提出“救中国之贫，莫如大兴工艺”的四大策略，其中一策就是“设博览会以励百工”。他从1760年前的欧洲博览会说到英国的万国通商大会及以后的著名世博会。

　　这是迄今为止所发现的最早主张中国举办世博会的实例。一百多年前，举办世界博览会是一个国家展示自己昌盛国力的骄傲行动，而在那时的中国，它还只能是萦绕在郑观应等仁人志士心头的一个梦想。不知郑观应如果当时知道了一百多年后的中国实现了在上海举办世博会的梦想，他的心中会不会有一丝安慰。

　　

　　矛盾重重人格分裂

　　

　　终其一生，郑观应似乎都一直显示着“人格”的分裂：他是一位声名显赫的企业家，却几乎没有创办过属于自己的上规模的企业，说到底不过是一个高级打工仔；他是一位很受“老板”们(不管是公家还是私人)欢迎的职业经理人，却总是和自己的同事难以和谐；他总是热衷于开创新业，也同样热衷于在遭遇困难时抽身离去；他大声疾呼商战，却在骨子深处向往着当官。只要有机会，他就从商场溜到官场，尽管他做官的本事比经商的本事要差得多；他高调反腐败，提倡有德行的生活，却也悄悄地大搞腐败，还毫不掩饰地沉溺于声色。

　　作为一位思想先驱，他的著作激发了后人的思考，至今，“郑观应××思想研究”的论文依然充斥着中国各大学术论文数据库。他被供奉上了政治和学术的双重神坛。他那些“激轮飞电收权利，织雾开山救困贫”的打油诗，“自知不足以登大雅之堂”，也被后人郑重整理出来，并在史料价值之外上纲上线，他，被塑造出一个伟大诗人的形象。

　　应该说，郑观应是较早研究“政治经济学”的中国学者。但这种动辄将一切经济问题都从政治层面找原因的思维方式，也令崇拜他的后人们成为上层建筑万能论的信奉者。中国最为缺乏的企业家精神，沦为政治的婢女，企业家从此可以方便地通过责难政治来逃避自己的应有责任，如同郑观应一样，永远批判他人、批判自己身外的一切。(编辑／王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