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经传与易学史新论]读后感

“读书破万卷”，大概不是把万卷之书都读到破损地步的意思。“破”字左石右皮，其意在

打开石头表皮而求其实质。楚人和氏得玉璞楚山中，奉而献之厉王。厉王使玉人相之。玉人曰：

“石也。”王以和为诳，而刖其左足。及厉王薨，武王即位。和又奉其璞而献之武王。武王使玉

人相之。又曰：“石也。”王又以和为诳，而刖其右足。武王薨，文王即位。和乃抱其璞而哭於

楚山之下，三日三夜，泪尽而继之以血。王闻之，使人问其故，曰：“天下之刖者多矣，子奚哭

之悲也？”和曰：“吾非悲刖也，悲夫宝玉而题之以石，贞士而名之以诳，此吾所以悲也。”王

乃使玉人理其璞而得宝焉，遂命曰“和氏之璧”。这是《韩非子·和氏》中所讲的故事。厉王、

武王及其玉人皆不能“理其璞”——琢磨而治玉，因而既不能得宝玉而又妄对和氏加之以非刑，

其失可谓大矣！璞乃为含玉之石，必破理之而后方能获得宝玉。以此而解读“读书破万卷”之意，庶几近之。

近读廖明春君《周易经传与易学史新论》一书，笔者深为是书作者有“破”万卷书之功夫而

折服。是书可谓为近代以来富有“含金量”之作。

今有人以治学“功夫”之大小而比较学问高低者。甚至以“文字”、“音韵”、“训诂”、

“考据”等为“小学功夫”，目之为难登大雅之堂之技，似乎不如大谈什么“宇宙论”、“本体

论”、“天地生成论”、“唯物论”或“唯心论”等为高手功夫，可以“中国古代哲学”冠冕而

堂皇之。对此，笔者实不敢苟同。今结合《周易经传与易学史新论》读后感而并言之。

北宋五子中，程颢、程颐二兄弟评论邵雍之学，虽谓其“安且成”，然尚有“邵尧夫犹空中

楼阁”、“邵尧夫，善自开大者也”等议论。邵雍于百原山上筑庐读书，冬不炉，夏不扇，几三

十年方于物理之学、义理之学和性命之学方面有所建树，所著《皇极经世》与《伊川击壤集》均

为传世之作而见于《道藏》与《四库全书》经史子集四部。如此“洵粹然儒者之言”（《四库全

书总目提要》语），犹得二程先生“犹空中楼阁”、“善自开大”之评价，可见做学问具有扎实

“基础”功夫之重要。

起先，廖君自邵阳师专毕业在中学里从事语文课教学七年，正是如此七年工夫的“折腰”生

涯，奠定了他做学问的“基础”功夫。接着，廖君重进高等学府深造，1988年获武汉大学文学硕

士，当此之际廖君步入章黄之门，于训诂、文字、音韵和古籍整理方面进一步奠定了他做学问坚

实的基础。其后，廖君师从著名国学大师金景芳先生，并于1992年获吉林

大学历史学博士，又是

当此之际廖君奠定了从考据以求义理的史学路子。1995年以来，廖君又为西北大学历史学博士

后，以至工作于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迄今，廖君已发表学术论文130余篇，有9部有关易

学、史学方面的专门著作问世。

廖君服膺王国维先生所主张的“两重证据法”，并以此而提出了自己做学问的“逼近法”，

坚持出土材料和传统文献的互证，努力以出土材料为突破口去诠释传统文献，沿着实证的路子，

步步逼近真理。70年代以来，长沙马王堆帛书《周易》经传、安徽阜阳汉简《周易》、商周战国

“数字卦”、王家台秦简“归藏易”、上海博物馆藏楚简《周易》等，接踵出土，这无疑是廖君

以“逼近法”从事比较研究的有利客观条件。生逢此时之学者多矣，于此方面有兴趣者亦不为

鲜，然而能有效地利用出土材料并能有所建树者，唯有基础功夫扎实者能之。廖君即是其中以

《周易》传统文献与出土材料进行比较研究之脱颖而出并获显著成果者。

近代以来，疑古之风渐起，诸多问题亦随之提了出来。就儒家经典而言，有人提出了“《周

易》纳入“六经”的时间是在秦汉以后”的问题。就《周易》而言，所提出的问题就更多：“十

翼非孔子作”（钱穆、顾颉刚、李镜池、郭沫若、冯友兰、伊藤东涯、本田成之、内藤虎次郎、

蒙传铭等）、 “《周易》卦爻辞非成于周初”（郭沫若、陆侃如、屈万里、李汉三、平心、梅应

运等）、“《说卦》晚出”（康有为、梁启超、钱玄同、郭沫若、李镜池、李汉三等）、“《彖

传》先于《象传》”（顾颉刚、李镜池、严灵峰、张岱年等）、“‘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

解为：非谓学《易》或至五十岁时始学《易》”（钱玄同、郭沫若、本田成之、平心等）、“坤

卦的本字是由川字变化出来的”（郭沫若等）。此外还有“《周易》经文专为卜筮而作，其中本

无义理”、“八卦卦气说始于孟喜、京房”等问题。

“疑古”正确与否，不过有二端。疑其当疑者为恰当，疑其所不当疑者则过勇。随着对出土

材料的深入研究，一些“疑古过勇”的问题，也就暴露了出来。廖君《周易经传与易学史新解》

一书比较系统地就“疑古过勇”的诸多问题进行了梳理，得出了新的结论。试举几例。

以考辨帛书《要》的内容而证《周易》列入“六经”的时间，得出“至少在战国中期儒家已

将《周易》与其他五经并列”的结论，并进一步认为历史上有关孔子与《周易》关系的记载是不

能推翻的；用语言的历史比较方法分析《易经》各种词汇，认为《易经》成书

于殷末周初；从先

有卦象后有卦德的逻辑关系中推出《大象传》早于《彖传》的结论；以“土位在申”即坤位在申

而证“坤”卦之名是战国以前人据“八卦卦气说”而造出，而原名则为坤卦符号转写而来，但绝

不是“川”字。以此联系《说卦传》所言八卦方位（坤位在申），从而得出“战国以前已有八卦

卦气说”的结论，并告诫人们“决不能低估今本《说卦》形成的时代”；以帛书《要》与《论

语》对比，驳斥了疑古派的诸多歧解，认为“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这句

话是孔子68岁时所说，意思是“再多给我几年时间，如果我从五十岁时就像现在这样学《易》，

就可以不犯大的过错了”。把“加我数年”解为倒退数年，颇合帛书《要》篇中的有关文义；以

出土材料与传统文献比较研究，对乾坤两卦多处卦爻辞作出了新的解释：指出乾九三爻辞“君子

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惕”本字为“析”，当训为“止息”，是强调君子要因时行

止，并非昼夜都提心吊胆地忧患而无止息，从而强调了《易经》中本有的义理。乾六爻皆九，坤

六爻皆六，“用九”、“用六”就是“通九”、“通六”。以八卦卦气说分析，今本坤卦辞“西

南得朋，东北丧朋”当作“东北丧朋，西南得朋”。坤六二爻辞“直方大”之“大”字非衍文，

对比《小象传》与《文言传》指出，当断为“直方，大”，“大”是“直方”的结果之一；而

“习”当为“摺”字之借，同“折”，当训为“折败”。坤上六爻辞“龙战于野，其血玄黄”，

解为“群龙争战至天边野外，它们的首领已劳瘁不堪了。阴与阳争胜则病”，六五“元吉”而至

上六则“病瘁”，由吉转凶，与“阴极必反”爻位有合。

诚然，对某些问题的辨析，并非是廖君开其端，如有关《说卦传》早出及《大象传》先于

《彖传》的问题，刘大钧先生早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就提出来了。然而，能如此地进行对比研

究且有自成系统的成果，则是廖君于此书中所表现出来的特色。学海拾贝，有得其大者，有得其

多者，能既得其大又得其多者则富矣。笔者之所以前曰廖君此书富有“含金量”，意在此也。

廖君此书向读者所展现的内容，只是其游弋“学海”所得之一部分，而且是新得之部分居

多。如果能遍览其陆续发表的百多篇论文，则可窥其学问之门庭矣。廖君之作，不可不谓之大，

亦不可不谓之精，大而且精，方知见其学问功底之深。

以某之拙见，廖君论孔子“既然因《易》又有天道而好《易》，又怎么不言天道呢”，可谓

至论。这是研读帛书《

要》篇的重要心得。既曰“八卦卦气说”与《说卦传》早出，则孔子言

《损》、《益》二卦时曰“益之为卦也，春以授夏之时也，万物之所出也，长日之所至也，产之

室也，故曰益。损者，秋以授冬之时也，万物之所衰老也，长夕之所至也，故曰产。道穷□□□

□□□□。益之始也吉，其终也凶；损之始凶，其终也吉”（帛书《要》），亦正是本“八卦卦

气说”而发言。风雷《益》，震位东方，时当春分；巽位东南，时当立夏，《益》自初爻至上

爻，其间自是“春以授夏之时也，万物之所出也，长日之所至也”。山泽《损》，兑位西方，时

当秋分；艮位东北，时当冬至后，《损》自初爻至上爻，其间自是“秋以授冬之时也，万物之所

衰老也，长夕之所至也”。以万物化生为吉，万物衰老为凶，则《益》始春分终夏至，始吉终

凶；《损》始秋分终冬至后，始凶终吉。显然，孔子此说不离《说卦传》所言八卦方位，既曰

“损益之道，足以观天地之变”，则亦是据“八卦卦气说”而言之。此一例，既证孔子与《说卦

传》有关又证孔子本言天道。

当然，笔者读《周易经传与易学史新论》一书，并非全是褒扬之意。在笔者读来，是书亦有论

说不当处。如谓《说卦》某一章，先儒“都认为是先天卦位之序，其说有一定道理”云云，则是

对邵雍“先天之学”的来龙去脉有所不明。其实，《说卦传》原本并无什么“先天卦位”与“后

天卦位”之分，也无什么“羲、文卦位”之分，“帝出乎震”一章所言是二维平面卦位，而“天

地定位”一章就不可能是二维平面的“卦位”。即便邵雍亦曰“天地定上下之位，坎离列左右之

门”，从无“乾南坤北”之说。其说“乾坤纵而六子横”，亦是“天上地下”。言离南坎北的卦

位早在战国中期，而言“乾南坤北”卦位则是始于宋代。明、清先儒以所谓“先天卦位”分析

《说卦传》，是受到了邵雍和朱熹“先天之学”的误导，不足论也。

总之，廖君《周易经传与易学史新论》一书有如一枚白璧，既有微瑕亦不能掩其晶莹剔透之

光。读《周易经传与易学史新论》而知，能观察世界，臧否人物，发微言而申明大义，从恒道而

求真理者，必是能“读书破万卷”而有悟性者，必是具有扎实基础功夫者。以此而比之廖君，当

会有多人而自愧不如。是书一定会成为不朽之言而传世，当可预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