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中国政治变革趋势的前提
2012年08月21日 07:56
姚选民
郑永年先生在其专栏文章《如何理解中国政治变革趋势》（刊于2012年8月7日《联合早报》，以下简称“郑文”）中用“政党”分析概念，佐以中国政治实践经验，欲在现代西方政治学的框架内，同情地理解当代中国政治变革的趋势（其核心为“开放的一党制”趋势）。“郑文”中不仅一贯地展示了郑先生型构华语文化圈自主知识体系的“点滴／宏大”努力，还依凭郑先生宏阔的思维方式和满富创造性的思想文字，浮现出了他关注中国政治问题的“政治哲学家”面孔。
尽管如此，然而，笔者不得不指出的是，“郑文”中的论述或思想方式，却不经意地流露出西方知识体系对郑先生思维的“潜移默化”，甚或钳制。即是说，在“理解中国政治变革趋势”这一论题上，郑先生对其思想的前提似乎关注不足；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
一方面，郑先生默认源自于西方社会经验之“政党”观念中的潜在价值预设。
郑先生对中国政治问题非常敏锐；谈到“中国政治变革的趋势”问题，郑先生首先抓住了中国政治的“党治”特征；这无疑是中国政治问题的要害。但是，郑先生在试图理解中国政治运行的过程中，却将中国的党治政治与西方的政党政治归于同一范畴，即“政党”范畴；这似乎表明，郑先生对源自于西方社会经验之“政党”观念的潜在价值预设并无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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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而言，西方的“政党”观念预设着“人人平等”、“主体个人”等更深层的价值观念，而这些价值观念更远的历史渊源，则是西方基督教文化中的“上帝面前人人平等”观念、基督教会的集会习惯等西方文化元素。然而，中国人在引进西方的“政党”观念时，原本的愿望是想将西方的“政党”政治搬到中国，但是，中国没有西方政党政治运行的历史文化环境，不过，这种“歪打正着”之对西方政党政治观念的引进，却很好地包装了中国既有的“结党”政治和家族政治。正是因为西方“政党”政治中的理想要素，使得中国业经包装的结党政治和家族政治，能够在中国近现代期间有效凝聚中国社会力量，对内逐渐形成稳定的国内秩序，对外扞卫中国人既有的生活方式，从而让源自于西方的“政党政治”（更确切地说，是其外壳）在中国政治实践史上留下了良好形象。
“中国人看重什么”
尽管如此，中国的“政党”绝不同于西方的“政党”。具体说来，中国之所以有“政党”观念的一席之地，一方面是因为“政党”观念于近现代中国独立自强过程中所似曾建立的“历史功绩”；另一方面是因为在“西方压倒东方”这一全球意识形态格局中，中国人必须借助西方具有反“反思性”的东西，来追求所要的中国理想生活。在这种意义上讲，时刻警省“中国人真正想要的是什么”，抑或“中国人看重什么”，才是中国人（甚或华语文化圈）“学习西方却不受制于西方”的不二法门、才是建立华语文化圈自主的知识体系之源。
另一方面，郑先生对关乎中国人生活核心的“中国人看重什么”这一问题，并没有足够的重视。
郑先生之所以将中国的党治政治与西方的政党政治同归于“政党”范畴，是因为他预设：中国人与西方人所真正想要的东西（或所看重的东西）是相同的。这种预设显然不成立。当然，这主要是在关涉政治之社会生活方式的层面上来讲的。
一般而言，西方政党政治旨在追求一种平等自由之“人”的社会生活，而中国党治政治追求的是建基于国－家社会结构形式的家－国社会生活。也就是说，西方人的政党政治，是源自于西方社会生活的自然演进，是其社会生活方式的结晶。而中国党治政治是源自于中国现代性的发端和全球性政治的开始。中国前党治政治时代的家族政治（以皇族为典型代表），无法有效地凝聚社会力量来应对世界现代性（主要是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全球扩展），并维护中国人既有的生活方式。
由于中国前党治政治时代的家－国社会结构，无法维护所要的家－国社会生活方式，因而，经由近现代约百年内忧外患的政治实践，中国人所摸索出的党治政治结构模式（即“西方现代政治学所谓的国－家社会结构形式”），能够有效维护中国人的家－国社会生活。在这种意义上讲，不论是中国人的历史政治实践，还是日常社会生活，都表明中国人所真正看重的是：每一个中国人的“家”。中国人一直是在为各自的“家”而孜孜以求。因而，如果“每一个中国人不会无缘无故地‘自宫’”这一假定会依凭极少的条件而成立（即“得到人们的‘公认’”）的话，中国政治变革的趋势一定是在朝着“让每一个中国人都有一个像样的‘家’”这一目标在趋近。反观历史，中国政治领域几乎所有的问题，都是源自于对这一目标的偏离，甚或背离。
当然，尽管在这里，笔者指出了“郑文”中所存在的“问题”，却并不是说郑先生对这些“问题”根本没有关注，毋宁是说郑先生在对中国政治进行政治哲学思考时，并没有对他自己所使用之源自于西学的学术工具，时刻进行有意识的彻底反思和清算。所以郑先生在运用西学知识资源来理解中国政治时，将西学知识中所深深隐含的价值，不经意地偷换成评判中国政治变革的价值判准。
作者是中国湖南省社会科学院政治与公共管理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