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或为"鱼鳖"

　　“江河横溢，人或为鱼鳖”，这是毛泽东的词，意指历史上的洪灾带给百姓的灾难。其实，千百年来，天灾远比“人祸”善待苍生。那么，“人祸”下的百姓又“或为”什么呢？让我们从沉默而又怒吼着的历史中打捞一点吧。

　　秦始皇死后，后宫嫔妃凡未生子的，“皆从死”。嬴政大殡后，为防止秘密泄露，便将那些工匠全部“闭之墓中”（《资治通鉴》卷7，以下所引只注明卷数）。人成了君王的陪葬品。而活人殉葬竟延续到1500多年后的明朝！

　　汉光武帝建武二年（公元26年），赤眉军占据长安，大举纵火焚烧宫室和街巷民宅，“恣行杀掠”，杀得“长安城中无复人行”（卷40）。汉末，因董卓之乱，洛阳地区的百姓大多东逃徐州。汉献帝初平四年（公元193年），曹操兵临彭城，将男女老幼数十万口全部驱至泗水河中淹死，尸体堵得河水不流（卷60）。公元309年，十六国之汉主刘渊在延津（今河南延津县）大败西晋的王堪，之后把三万多男女百姓全部沉入黄河。人真的成了鱼鳖（卷87）。刘渊死后四子刘聪继承大位，要为皇后刘娥修建宫殿，遭到廷尉陈元达的反对。刘聪大怒，说朕为天子，营造一殿，何需问你这样的鼠辈。命左右将陈元达拽出砍了，并将其妻、子一并枭首东市，让他们“群鼠共穴”（卷88）。高官和贵戚在君王眼中尚且是“群鼠”，那黎民“高攀”一下，也只能是“鼠民”了。

　　汉灵帝时期，元吉任沛国宰相，在任5年，诛杀一万余人。而且每杀一人，都要把尸体大卸几块挂在囚车上游街示众（卷57）。人成了任人宰杀的猪羊。隋末“楚帝”朱粲，率20万军队转战今鄂、陕、川一带，军中乏食，“乃教士卒烹妇人、婴儿啖之”，说“肉之美者无过于人”，只要城乡里有人，我大军就不会挨饿（卷187）。人成了乱世魔王手中的“军粮”。历代几乎都有这样吃“军粮”的将领和军队，包括官军。

　　汉献帝初平元年（公元190年），董卓占领洛阳，将城中富豪均逮捕处死，“死者不可胜计”，再没收财产。又命部下将洛阳城内的宫殿、官府和民宅放火全部烧掉，“二百里内，室屋荡尽，无复鸡犬”。之后驱赶数百万居民向长安迁徙，令步骑督后，不从者杀之。一路上人群拥挤，马踏人踩，加之饥饿寇掠，人员大片死亡，“积尸盈路”。（卷59）。唐昭宗大顺二年（公元891年），中原军阀孙儒横行江淮。一天他将扬州庐舍全郭焚烧，尽驱丁壮及年轻妇女渡江，将老弱杀掉腌制充当军粮（卷258）。此时的人民，真应验了杜甫的那句诗，“被驱无异犬与鸡”。

　　公元222年，陆逊在夷陵大败刘备，杀死一万多人，“尸骸塞江而下”。晋惠帝永宁元年（公元301年），皇族内邹发生“八王之乱”，“兵兴六十余日，战斗死者近十万人”（卷84）。人是皇家的炮灰。安禄山做节度使时，常用设宴的方式引诱奚人和契丹人，于席上用毒酒将他们醉倒，然后活埋，一次常达数千人，借此向上邀功请赏。唐玄宗因此将安禄山的政绩评为“上上考”，且连连升官（卷216）。人的白骨架起了别人向上爬的阶梯。公元193年，曹操率军围攻郯县，未克，于是改攻虑、睢陵、夏丘三县，“皆屠之，鸡犬亦尽，墟邑无复行人”（卷60）。公元870年，唐懿宗宠爱的同昌公主病死了，皇帝一怒之下将20多个御医全部处死，把他们的亲属300多人一律逮捕下狱（卷252）。人成了独裁者解气的冤魂。

　　十六国时的后赵皇帝石虎，乃一条恶棍。他要荡平江南，于是在全国大征兵，同时规定士卒每五人出车一乘，牛两头，米十五斛，绢十匹，不备者斩首。民众典卖子女也凑不齐，很多人寻了短见，路边树上上吊的远近相望（卷97）。公元944年，北方蝗灾，后晋皇帝石重贵派出恶吏36人，每人带众多随从，手持尚方宝剑到民间搜刮。这些人手握刀杖和刑具直闯民宅，不拿钱者立可斩杀，州县吏官又借机敲诈。百姓“大小惊惧，求死无地”（卷284）。人成了生活在火坑里的蚂蚁。

　　公元404年，一天深夜，长江水暴涨，江水卷进石头城中，被激流淹死卷走的人非常多，惊叫声救命声惊天动地。东晋的桓玄皇帝听到后非常害怕，说：“这些奴才们要造反了。”（卷113）死前喊“救命”也犯忌讳。则天皇后天授元年（公元690年），衡水有个地痞无赖叫王弘义，这天他游逛到赵州，见乡间父老正作佛事，便诬告他们谋反，结果朝廷将“集会”的200多人全部杀死，王弘义因此被提拔为游击将军（卷204）。在皇权看来，人人都是可怕而又该杀的潜在的造反者。隋末贵族首领杨玄感起兵，“一呼而从者十万”。兵败身亡后，朝廷处死“从者”三万余人，凡是接受过杨玄感赈济粮米的百姓都被坑杀。就此隋炀帝说了一句“名言”：“天下人不欲多，多即相聚为盗耳（卷182）。”在杨广心中，人人都是潜在的盗贼，而对盗贼必须杀之。

　　事情还可以一直这样说下去，比如明朝的锦衣卫和清朝的“文字狱”，更是骇人听闻。不说了吧，读者很累，我们的心也很痛。

　　有人会说，你说的多是乱世，属于“特殊时期”。那么，“治世”又如何呢？汉哀帝建平四年（公元前3年），谏大夫鲍宣上书皇帝，指出当今百姓有“七亡七死”。“七亡”是水旱灾害、高税重赋、贪官勒索、豪强兼并、苛吏横征、盗贼抢劫等；“七死”有酷吏殴杀、狱卒虐杀、冤陷亡辜、盗贼横发、怨仇相报、荒年饿死、遭遇瘟疫（卷34）。虽然汉哀帝时代已进入西汉末世，但这个“七亡七死”，窃以为还是具有“普世价值”的，基本上概括了皇权专制下普罗众生的生存状态，当然也包括所谓的盛世。鲁迅先生说得就更形象和深刻了，“我翻开历史一看，这历史没有年代……满本都是写着两个字：吃人”。

　　或许有人又会说，你说的都是些“老古董”，历史早已告别皇权100多年了。其实，凭借时间的自然流逝是带不来社会进步的，清朝距秦朝两千多年，但是，爱新觉罗治下的人权比秦始皇时代进步两千多年？不，而是差不多。不争的事实是，我们离“夹边沟事件”、“信阳事件”才52年，离“文革”结束才36年，离“孙志刚事件”才9年，离唐福珍自焚才3年。

　　斯大林常说：“人民是粪土般的废物，是只能跟着强者亦步亦趋的乌合之众。”（《赫鲁晓夫回忆录》卷二）“鱼鳖”也好，“粪土”也罢，都是拿人不当人。而只有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下，人才能“或为”人。

　　（原载《杂文月刊》2012年7月上，本刊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