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社会主义发展的外部环境与国际新秩序

作者：杨鲁慧

山东大学学报：哲社版 1997年03期

　　人类文明的发展，把世界上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生活方式、社会制度的各个民族和国家愈来愈紧密地联系于国际大环境之中。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与发展需要有一个有利的外部环境。没有良好的国际环境。我们的改革与发展就会步履艰难。因此，中国对外政策的核心目标之一，就是要为社会主义发展，创造一个有利的外部国际环境。

　　国际环境一般包括和平环境和发展环境两个方面。和平环境，主要是指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以及关系国家安全与主权的外部条件。如果世界处于战争与动荡状态，国家的主权、安宁就要受到威胁，就难以集中精力搞建设。所以，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首先要争取一个和平安宁的外部环境，这是社会主义发展建设的基本前提。发展环境，主要是指世界经济形势和各国经济实力的变化、各种资源和市场要素分布和流动的情况，以及国外与本国的双边经济关系等。所以，争取有利的发展环境，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搞好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对社会主义的加快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和平环境与发展环境，是相辅相成、互相制约、互为条件的。没有一个和平的环境，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就不可能获得稳定的发展；没有一个好的发展环境，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的政治、尤其是经济也不可能取得长足的进步，地位就不巩固，安全也很难有保障。

　　研究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的外部环境，必须正确分析国际关系，深刻认识和把握时代的基本特点和基本矛盾。二战后，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发生了重大变革和调整，虽然没有改变时代的主流，基本矛盾也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但是出现了一些新情况。一大批国家和地区实现了民族独立，社会主义国家由一国发展成为多国，并成为参与决定世界命运的力量。在这个基础上，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日趋突出、尖锐起来。两种社会制度所处的历史地位及其相互关系反映着时代的本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将长期并存、斗争与合作。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国际舞台上又出现多种力量的重新组合与调整，构成国际政治、经济新格局。正确认识这一变化的特征，对于制定国家的对外政策与对外关系，为社会主义发展创造和平稳定的外部环境至关重要。

　　第一，国际舞台上活动的角色越来越多，出现由两极向多极发展的趋向。在国际格局的众多角色中，人们对几个大国的经济力量及所处的地位，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两极向多极发展，本身就意味着在其转变过程中，存在着错综复杂的关系，他们既互相依存、制约，又互相矛盾、斗争。把握这一特点，其意图在于科学分析各种政治力量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和作用，不能仅仅看到一两种力量而忽视其它力量的存在，正确制定对待各种力量的相应对策，发挥中国在国际上各种政治力量之间的独特作用，巧妙地推动国际政治格局朝正确、有利于维护和平与发展的方向进展。

　　第二，国际政治格局中各种角色之间愈趋密切，互利合作已成为相互关系中的主导方面。不管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也不论是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都在这种相互交往中走上了互利合作的道路。这种现象的出现有着深刻的国际背影：其一，世界经济—体化的发展，使整个国际间的经济、政治和精神生活日趋紧密。国家之间经济上的相互补充、相互依存，必然使超越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的互利合作成为一种现实可能。其二，高新技术的发展，促进了各国之间的交往与合作。现代科技日新月异，拓宽了人类活动的空间，缩短了各国之间的距离，有利于彼此相互沟通，增进了解。

　　第三，生产力的发展改变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国际形势处在复杂而深刻的变动之中，发展经济、振兴经济已成为当代世界各国的普遍愿望，经济优先正在成为影响国际关系发展的主导因素。

　　从以上国际关系的新特征中可以明显看出：和平与发展已经成为时代主流和客观趋势，各国都在力求把更多地注意力放在创造有利的发展环境，争取更快的经济发展和更大的经济利益上。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任何国家的经济实力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他们的国际政治地位，并影响对外关系的发展。恩格斯在考察沙皇俄国和其它强国的外交政策以及国际关系问题时，就深刻地阐述了这一思想。恩格斯指出：沙皇俄国政府”他们并没有创造什么新的东西，他们只不过正确地利用现存的形势。俄国外交的一切成就都具有非常明显的物质基础。”世界历史发展已经证明，生产力是最革命、最活跃的因素，生产力发展与国际关系变化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我们必须从唯物史观出发，动态地看待分析和研究国际关系背后蕴藏着深层的经济要素。要始终清醒地认识到，国际关系中的实力原则是以生产力水平来衡量；国际关系中的矛盾以经济矛盾为主体；解决国际关系中的问题，以经济效益为筹码；解决国际关系问题的方法，从双边协商向多边协调转化。由此可见，争取一个好的发展环境和争取一个和平环境同等重要。和平与发展这两个全球性的大问题是密不可分的，共同决定着人类社会历史的命运。然而，在当代二者中更为重要的是发展问题。邓小平指出：应当把发展问题提到全人类的高度来认识，要从这个高度去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只有发展中国家摆脱贫困，经济发展起来，整个人类社会才能前进；也只有发展中国家真正繁荣强大起来，制约战争和维护世界和平的力量才能得到增强，对国际局势的稳定才能起更为显著的作用。对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来说，抓住当前的国际有利时机，争取更好的发展环境，加快经济发展是当务之急。

　　为社会主义国家发展创造一个好的外部发展环境，最重要的就是要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中国作为一个世界大国，在国际问题上“无所作为不可能，还是要有所作为。做什么？我看要积极推动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63页）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以来，国际关系的变化及其在发展态势中，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一方面建立在两极格局基础上的国际秩序，已不能适应国际局势的新变化，世界的发展到了一个重要转折时期；另一方面，建立新的国际秩序，已成为当今国际社会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促进世界共同繁荣和发展的必然要求。早在1988年邓小平同志就以他的政治战略家眼光敏锐地洞察到这种新变化，高瞻远瞩、审时度势地向国际社会提出：要争取一个长期和平、稳定，经济发展的国际环境，就必须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他从战略高度深刻地揭示和平与发展这一带有根本性的命题。

　　国际秩序作为一个历史范畴，总是同一定时期的国际关系和世界格局紧密相关，体现与之适应的处理国家之间关系的基本准则和行为规范。世界格局发生变化，必然随之建立与其相应的国际秩序。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形成了以“凡尔赛体系”为基础的世界格局，这种国际秩序以列强争霸为主要特征，以统治欧洲和全球为根本目标。二战以后的国际秩序是在“雅尔塔体系”的基础上形成发展起来。但从本质上讲，仍然是战前国际秩序的延续和发展，是不平等、不公正、不合理的秩序。这种旧的国际秩序严重阻碍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具体表现是：第一，政治领域的不平等。世界上少数经济大国凭借着自己综合国力优势，垄断国际事务、主宰国际秩序，肆意干涉他国内政，奉行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政策。战后的国际秩序并没有为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提供平等参与国际事务的权利和机会。第二，经济领域的不公正。这种不公正集中体现在不合理的国际分工体系、不等价交换的国际贸易体系、不公正的国际金融体系之中，并未给广大发展中国家带来经济繁荣和自由发展的机会。第三，军事领域轮番升级的军备竞赛，使全球缺乏安全感。战后军备竞赛近乎达到疯狂程度，不能不波及到广大发展中国家，他们为了维护主权和安全，就必然要加大军费开支，这就超出自身经济的承受能力，甚至以牺牲经济和社会发展为代价。

　　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世界局势中又发生新情况。其中最为突出的被称为“政治大地震”的新事态，就是东欧剧变、苏联解体。这一切，标志着二战后延续40多年的以德国分裂、欧洲分治、军事集团对峙、美苏对抗为主要特征的“雅尔塔格局”的崩溃。然而，新的国际格局尚未形成，世界进入新旧格局交替的过渡时期。由于东西方冷战结束，两极格局不复存在，尽管发生世界大战的危险进一步减少了，但并没能给世界带来更多地稳定和安宁。相反，由于旧的力量平衡被打破，新的力量平衡一时还建立不起来，原来曾经长期被抑制和被掩盖的政治、经济、民族、宗教、边界领土等各种矛盾突出起来，许多旧的矛盾并未消除，又触发出许多新矛盾，使国际政治领域和国际关系出现了动荡和混乱。同时，也给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造成新困难，南北矛盾更趋尖锐，国际局势中不稳定因素骤然增加。在国际局势发生这种巨大变化的情况下，如何处理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制定正确的对外政策，以确保建立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为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经济创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已成为我们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为此，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问题进一步提到全世界面前。

　　中国政府一贯主张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这一主张和基本设想，是遵循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从国家和民族利益以及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依据世界历史发展的要求和当今国际社会的客观现实提出来的。我国明确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应成为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基本指导原则。四十多年的实践已证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能够被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所接受，能够为不同制度的国家服务，能够为发达程度不同的国家服务，能够为左邻右舍服务；能使双边邻国、互相尊重，平等相待，是解决好周围邻国之间关系行之有效、普遍适用的原则。国家与国家之间不管社会制度如何不同，意识形态有何差异，相互之间的关系经历多少挫折，只要彼此恪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国家关系就能顺畅发展。否则，就会引起国家之间的摩擦和冲突，造成动荡与混乱。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具有丰富的内涵，不受时空限制，反映世界各国多样性的需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明确、简洁、全面、高度概括了最根本的国际关系准则，完全符合各国利益，深刻反映了新型国际关系的本质特征。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建立国际新秩序的基础，是历史和现实的必然选择。只有遵循这些基本原则，才能处理好国际新格局下的国与国的关系，才能使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逐步建立起来。

　　国际新秩序的核心应是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都是独立自主的，都是国际社会的平等成员。其具体内容可概括为：

　　第一，各国有权根据本国国情，独立自主地选择本国的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和发展道路。任何国家尤其是大国不得干涉别国内政，不应把自己的价值观念、意识形态和发展模式强加于别国。在当今多元化的世界中，是很难以某个国家的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和发展道路为“标准模式”强求在世界各国推行的。同样世界上也不可能只有一种价值观念、一种意识形态。由于各国的历史传统、文化背景、宗教信仰各不相同，经济和文明发展程度各异，由此各国所遵循和信奉的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也就有所不同。所以，任何国家的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只有合乎其历史传统、文化背景、经济基础以及经济和文化发展水平，才能有利于它的稳定和发展。

　　第二，国际新秩序要求在国际关系中不得以大压小，以强凌弱，以富欺贫，国际事务应由世界各国平等参与协商解决，任何国家都不应谋求霸权主义或推行强权政治。实际上，国际社会中共同制定的许多国际法基本原则并没有真正得到贯彻，而且少数大国、强国、富国及其国家集团始终操纵着整个国际生活的权柄，国际政治、经济生活中这种极其不平等、不公正、不民主的状况，严重阻碍着人类文明和进步事业，阻碍着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因此，建立国际新秩序其关键就是要反对并摈弃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承认世界上所有国家不论大小、强弱、贫富，对世界的和平与发展既享有平等权力，也有各自应尽的义务。

　　第三，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任何国家不得以任何借口侵犯或吞并它国领土，国际争端应当通过和平谈判合理解决，而不是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国家享有主权，主权的原则体现的是利益的原则，国家主权是国家利益的集中体现。作为国家利益，内容是广泛、多方面的，尤其是在当今多样化的世界上，必然存在着利益上的多元性。这就难免会发生国家之间基于利益上的分歧、纠纷和争端。对此，如果没有适当的原则加以规范，或处理方式和手段不当，不仅会影响国家之间的关系，而且会影响国际社会的稳定和安宁，甚至也威胁到所在地区的和平与发展。

　　第四，改变旧的国际经济关系，建立公正、合理、平等互利、等价交换的国际经济新秩序。世界经济是一个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整体，发展中国家固然需要发达国家的资金技术，但发达国家也需要发展中国家的原料和市场。发展问题是当今世界面临的重大课题，发展问题的实质是南北关系问题，而目前国际经济关系中的南北矛盾日趋突出，经济差距仍在扩大，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现存的不合理和不公正的国际经济旧秩序造成的。建立国际新秩序的重心就是缩小以至消除反差南北问题。我们认为，南北关系如果得不到根本改善，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也就难以保障，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也不可能得到真正快速发展。尤其是在当今世界经济—体化的情况下，经济因素在国际政治生活中居于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国际政治新秩序不可能是建立在国际经济旧秩序之上的。因此，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就必须改善国际经济关系，代之以公正合理、平等互利、等价交换的国际经济新秩序。

　　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必然涉及到每个国家的利益关系，各国都在力求建立有利于自己国家利益的新秩序，并将其作为本国对外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加以推行。由于东西方冷战结束，两极格局解体，全球性的力量失衡引起国际局势动荡，国际社会中的各种政治力量重新分化组合，促使各国都在研究对策和调整对外战略，极力争取把正在形成中的新的国际格局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推进。西方发达国家，主张建立以西方的价值观念为基础，由它们起主导作用的、资本主义一统天下的所谓“新秩序”，实质是旧秩序的延续甚至强化。而广大发展中国家和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则希望建立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促进共同发展和繁荣，为它们提供平等参与国际事务权利的真正平等、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建立新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关系到当今国际社会的走向，也关系到未来世界能否具有一个和平、稳定、发展的国际大环境，更关系到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的外部环境。这是一项庞大、艰巨和长期的工程，需要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的人们和各国政府组织共同关注，并为之进行坚持不懈地努力。

　　建立国际新秩序是实现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根本保障，顺应了历史潮流，反映了时代主题。持久的世界和平与稳定，将为各国的经济发展提供良好的国际环境；而各国经济的共同发展，又为巩固和加强世界和平提供物质条件。以和平与发展为宗旨建立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必将推进人类社会历史发展新进程，把一个和平、稳定的世界带入二十一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