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秩序的坍塌?

作者：阿列克谢·阿尔巴托夫

翻译：郑东超 郑东超，中共中央联络部当代世界研究中心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 2015年11期

　　 俄罗斯和世界其他国家普遍认为，乌克兰危机削弱了冷战后甚或二战后构建的国际关系体系。通过比较分析，更能强化该观点。

　　 曾几何时，国际关系体系的核心是二战后美苏在欧洲的博弈。现在转变为美俄在原苏联地区的争夺，特别是争相拓展在乌克兰的影响力。冷战时期，地缘政治冲突主要是势不两立的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间的对抗。在沉寂了20年后，意识形态对抗卷土重来，不过对立的意识形态变为俄罗斯保守主义和西方自由主义(提倡同性恋、毒品色情合法化、商业个人主义)。俄罗斯大国情结的上升，美国肆意向其他国家输出自由和民主，加剧了意识形态对抗的激烈程度。

　　 今天，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以全球化和信息化为标志的21世纪初的世界，正重返以争夺领土和地缘政治战争为特征的20世纪上半叶甚至是19世纪。实际上，当前日益碎片化的世界秩序远不完美。与世界其他国家一样，俄罗斯有充足的理由抱怨。但从目前形势看，新世界秩序难言更好。并且，我们无法弄清楚，正在消失的世界秩序的实质是什么?新冷战是否会出现?

　　 冷战的世界和秩序?

　　 国际关系体系的建立不是基于国际法和制度，而是基于大国间权力的实际分布和平衡及共同利益的融合度，这决定了国际法和制度的有效性和实践性。二战后的世界秩序是最贴切的例子。

　　 二战尚未结束时，战胜国在雅尔塔、波茨坦和旧金山会议上达成协议，在此基础上创建了二战后的国际秩序。二战后德、日、意三国溃败，战胜国划定了欧洲和远东地区的国界。根据协议，战胜国创建了联合国。在联合国宪章基础上，大国共同维持和平，解决国际冲突，防止新世界大战爆发。但这样的世界秩序从未建立，美苏在欧洲及世界其他地区的冲突，迅速将新世界秩序摧毁。

　　 苏联军队解放了中东欧国家，继而在这些国家发动群众革命，建立了社会主义政权。此举激怒了美国，后者进行反击，压制西欧国家的共产主义运动。德国也被分裂为联邦共和国和民主共和国，在美国领导下北约成立，西德加入北约。作为回应，苏联主导建立了华约。之后，美苏在两德边界上部署大量军队和核弹头，开创了和平时期的前例。

　　 欧洲的重要边界，如德波边界、两德边界、波罗的海三国边界，西方国家均不予承认。其中，西柏林地位问题成为1948年、1953年和1958年的危机源头。1961年8月柏林危机又起，美苏坦克针锋相对，武装冲突一触即发。直到1971年的协议，才将柏林问题解决。冷战彻底削弱了联合国安理会的作用，使之沦为了大国宣传和辩论的赛场。

　　 两大军事同盟均以准备核战争爆发而扩军，但同时对此又心怀恐惧，这反倒抑制了冲突爆发，平息了欧洲的领土争议。然而，二战后的第一个25年，两大阵营的危机和紧张对峙，不断冲击欧洲大陆。苏军还镇压了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平民和武装暴动(1953年的东德、1956年的匈牙利、1968年的捷克斯洛伐克)。

　　 20多年后，国际形势日趋稳定。1972年，两个核超级大国签署了《限制反弹道导弹系统条约》和《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临时协定》，双方关系短暂缓和。1975年，在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上，签署赫尔辛基最后文件，规定欧洲国家边界的不可侵犯性以及欧洲国家和平共处的十大原则(包括领土主权完整、禁止使用武力及民族自决权)。

　　 然而在冷战时期，欧洲之外的地区世界秩序处于缺位状态。40余年来，全球笼罩在世界大战的恐惧中。除1961年柏林危机外，大国至少三次几乎逾越“红线”，濒临核战争边缘，即1956年苏伊士运河危机、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1973年中东战争。

　　 显然，两个超级大国难以携手治理世界，恐惧核战争又避免了美苏直接的地缘政治冲突。但地区战争此起彼伏，夺去了两千多万人的生命。美国大约伤亡12万人，相当于美国在一战中的伤亡。冲突常突然爆发，又毫无征兆地结束。除地区战争外，还有血腥的内战。

　　 在全球竞争中，对立各方肆意破坏国际法，包括领土主权完整、民族自决权；扛着意识形态的旗帜穷兵黩武，从事颠覆政权行动。在欧洲地区之外，不断变更国界，动用军事将一些国家分裂或统一。几乎在每个冲突中，美苏都各执一方，向各自盟国直接提供军事援助。

　　 全球竞争形式多样，有史无前例的核武器和常规武器的军备竞赛、超级大国的军事对立、空间武器的研发。竞争给所有相关国家造成巨大经济损失，特别是苏联。

　　 冷战时期世界经济分成两个体系：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在此背景下，因为密不透风的贸易壁垒(诸如巴黎统筹委员会)的存在，经济制裁难以迫使敌对方就范。西方国家遭遇经济危机使东方国家欢呼雀跃，苏联深陷经济困难对美国及其盟国而言，也是好消息。20世纪70年代初，各国开始选择性的经济互动，苏联的碳氢化合物出口至西欧，西欧的工业技术和商品出口至苏联。另一方面，苏联经济自成体系，并严重依赖国防，致使社会主义国家陷入经济和技术的迟滞状态。

　　 40余年的两极格局表明，国际法和制度难以发挥作用。罕见的例外是，大国间存在共同利益。大国间的零和游戏抵消了法制的作用，仅被用在为己宣传辩护上。

　　 20世纪90年代末，俄罗斯的不安全感情绪上升。这常被解读为，冷战结束削弱了俄国家安全，这种解读纯属政治误判和心理失常。40余年的冷战产生的恐惧感使人们遗忘了，冷战之前的世界亦非常危险，两次世界大战就是明证。且曾作为全球两大超级大国之一，俄国留恋着世界领导地位，国内曾在冷战时期参加工作，并在冷战后仍旧参与政治的人，沉醉于历史的辉煌，脱离实际，眷恋过去的世界秩序。

　　 新世界秩序

　　 如同在历史上经常出现的，世界权力平衡的颠覆总是与世界秩序变革相伴。但以这种论断分析冷战不一定准确，苏联解体、经济崩溃、政体失灵、意识形态弱化，宣告了两极格局的结束。在20世纪90年代，美国企图创建单极世界，开创新的世界秩序。

　　 应注意的是，冷战结束催生了新全球安全制度。大国达成一系列协议，控制核武器和常规武器，不扩散并且销毁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在维和行动上，联合国作用凸显。冷战结束后的20余年，与冷战时期任何阶段的20年相较，国际冲突数量大幅下降，引发的灾难性后果也有所降低。

　　 中国、俄罗斯和其他前社会主义国家，现在政治制度各异，但已融入全球金融和经济体系，不过影响力却有限。2008年金融危机表明，全球金融和经济相互依赖程度较深，始于美国的金融危机，迅速席卷其他国家，俄罗斯也难以幸免，击碎其仍为“稳定岛”的幻想。

　　 尝试以法律塑造新的权力平衡。1990年，美、苏、英、法签署条约，统一德国；1995年，欧洲安全和合作会议重组为欧洲安全和合作组织；在赫尔辛基最后条约后，1990年签署巴黎宪章、1997年签署“北约—俄罗斯基本文件”；讨论联合国改革。此外，1999年还签署了《欧洲常规武装力量条约修改协定》，展开共同发展导弹防御体系的谈判。

　　 但是，由于美国的全球野心，这些尝试或无效或半路夭折。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凭借其独特的优势与世界其他力量中心联合，本可共同创建新的多极世界秩序，但美国并未把握住机会。美国自视为世界唯一超级大国，并陶醉其中，利用统治力、掌控联合国合法决策力、北约在欧安组织的特权，以希望取代国际法。

　　 以上政策为新世界秩序埋下了定时炸弹：北约东扩、南斯拉夫和塞尔维亚国家分裂、非法入侵伊拉克、无视联合国。尽管苏联解体，结束了冷战，美仍将俄罗斯视为失败国家。两极格局结束后的20年清晰表明，单极世界无法带来稳定或安全，在国家层面和国际层面的专断势必滋生法律虚无主义、滥用武力、停滞乃至失败。

　　 中国、俄罗斯、跨国组织(上合组织和金砖国家组织)、地区国家(伊朗、巴基斯坦、委内瑞拉和玻利维亚)甚至美国的盟国(德国、法国和西班牙)已显露出对“美国秩序”的反对。除在积蓄军事力量和全球军火市场竞争外，俄罗斯也在军科领域公开与美叫板。2008年8月，俄罗斯数年来首次在国外——南高加索地区动用军事力量。

　　 “帝国主义”一词在俄罗斯已无负面含义，取而代之的是英雄符号。核武器和核威慑概念也具有特殊积极意义，俄国内反对削减核武器。之前一般认为，世界帝国主义是扩军、炫耀武力、建立海外军事基地以及军火市场活跃的罪魁祸首，而俄现在乐此不疲。

　　 中国也在发展军事工业，推动核武器和常规武器现代化升级，制定了战胜美国导弹防御体系的计划，与美国精确制导体系竞争。中国还挑战邻国以及美国在西海、南海的军事主导地位，获取亚非自然资源，控制印度洋和太平洋的海上通道。

　　 美国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的失败以及2008年的金融危机，深刻削弱了单极秩序，并将以中美在亚太地区的军事政治竞争和美俄在乌克兰的激烈对峙而告终。

　　 乌克兰真相

　　 就现实主义而言，乌克兰东南部的危机和暴力酿成了人道主义灾难。乌克兰危机的实质是美欧欲将乌克兰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此举显然会遭到俄罗斯强烈抵制，它要将乌克兰留在自己的势力范围。但现实主义并未勾勒出完整画面，因为没有考虑社会、经济和政治因素。

　　 在乌克兰，多数民众支持民主改革，融入西方，取代无效的制度，认为这是克服多年社会经济停滞、贫困和腐败的有效途径。仅有少数乌克兰人(占10％—15％)，多居住在东南部，反对亲西方政策，支持与俄保持传统关系。乌总统维克托·亚努科维奇起初希望与欧盟签署联系国协议，之后态度转变，严重激化了国内政治分歧，引发一系列事件：国内亲欧势力的抗议，警察武力镇压，民众推翻合法政府，克里米亚离乌，乌东南部爆发内战。美国无端指责俄罗斯应为此负全责，但俄仅在克里米亚事件前，与危机国际化有间接关系。

　　 2012-2013年间，俄罗斯新兴阶层将一些国家的群众抗议看作是西方国家幕后操控“颜色革命”的尝试。很明显，俄罗斯已意识到，进一步与美欧和解，将非常危险。因此，俄罗斯放弃20世纪90年代以及普京第一总统任期奉行的“选择欧洲”政策，普京在2003年圣彼得堡举办的俄罗斯—欧盟峰会上提出亲欧政策，该政策一直延续至2007年他卸任。之后，欧亚主义取代欧洲主义。

　　 在国际舞台，俄罗斯将欧亚主义奉为圭臬。在其指导下，俄罗斯与其他前苏联共和国——白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创建欧亚联盟，而不再一味寻求吸引欧洲的投资和先进技术。因此，俄罗斯提出经济再工业化政策，至2020年为国防工业拨出23万亿卢布预算。与这种U型政策转变相伴随的是，宣传上的变化。即自冷战结束以来，西方国家是俄最大的军事威胁。

　　 在此背景下，俄罗斯外交优先选项发生变化。在俄看来，乌克兰欲与欧盟签署关税协议，这是对俄欧亚利益的巨大威胁。在列昂尼德·克拉夫丘克、列昂尼德·库奇马和维克托·亚努科维奇任总统期间，乌克兰也有申请成为北约和欧盟成员国的意向，并未招致俄激烈反应。

　　 在过去20年，俄罗斯政治思想日趋保守，拒绝政治经济改革，并认为此举是合理的，推动了传统观念和政治准则的回归。且不论克里姆林宫如何评价该思想，俄罗斯政治界和媒体界的许多活动家公开呼吁俄复兴正统大国地位，支持合并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克里米亚回归俄罗斯，占领俄罗斯民族居住区域——乌克兰南部和东南部、德涅斯特河沿岸共和国、北哈萨克斯坦和波罗的海沿岸国家部分领土。

　　 数年来，美国及其北约盟国(波兰和波罗的海国家除外)并未对俄罗斯政治新趋势有所反应。但克里米亚回归俄罗斯、乌克兰东南部战争爆发后，加上奥巴马总统被国内保守主义者指责对俄过于软弱，他们的反应日趋激烈。2014年7月，马来西亚航空M17客机坠机，至今原因不明，乌克兰危机全球化。

　　 将所有复杂形势综合来看，解决问题的方法其实很简单，莫斯科、布鲁塞尔和华盛顿之间、基辅和东南部省展开谈判。后果无非有二，或是美西方国家和俄罗斯相互接受乌克兰未来地位，或是乌克兰分裂，带给欧洲和世界严重的社会和经济后果。

　　 下一步

　　 失败的单极世界正被以数个权力中心为基础的多极世界所取代。但是，相较于19世纪的国家协调体系，目前权力中心国家力量分布不均，且社会制度不同，在许多方面还不稳定。尽管美国实力下降，但仍是全球经济(约占全球GDP的20％)、政治和军事中心。中国GDP约占全球总量的13％，正全面追赶美国。欧盟GDP约占全球总量的19％，日本6％，它们在经济领域占据主要地位，但在政治和军事上依赖美国，与其他地区国家(土耳其、以色列、韩国、澳大利亚等)参与美国主导的联盟体系。

　　 俄罗斯作为核大国和政治大国，正筑强与原苏联加盟共和国的关系，建立自己的权力中心。但鉴于GDP总量相对较低，仅占全球的3％，仍无法及至世界金融和经济中心。更严重的问题是，俄罗斯经济和贸易依赖资源出口。

　　 印度是地区性权力中心国家，GDP占全球总量的5％，这与其他区域性大国(巴西、南非、东盟国家以及具有潜力的伊朗)相似。但中国、俄罗斯、印度和巴西并未建立政治—军事同盟，未来也没有组建同盟的迹象。个人认为，显而易见，这些国家之间的军事政治关系以及所谓的经济联盟的层次难以企及美国、欧盟、日本和韩国之间的同盟关系。

　　 过去十年，多中心世界逐渐向对立阵营演变。一条冲突线存在于俄罗斯和欧盟/北约之间，后者的东扩，欧洲导弹防御体系的建立，乌克兰危机均加剧了冲突。另一条冲突线是在中国与美国及其亚洲盟友之间，它们在太平洋西海岸争夺军事和政治主导地位、金融经济影响力，争夺自然资源和交通通道。

　　 客观地说，多中心世界秩序有利于深化中俄关系。但独联体、集安组织、上合组织和金砖国家等多边组织，却难以与西方同盟抗衡。因此，这种对立趋势不会演变为冷战时期的两极格局。上合组织和金砖国家成员国与西方国家间的经济关系远比它们内部之间的关系更广泛，它们严重依赖投资和先进技术(例如中俄贸易量仅占俄欧的1/5，中美贸易的1/10)。与西方盟友内部关系相较，集安组织、独联体、上合组织和金砖国家成员国(俄乌、中印、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之间的分歧更多。当然，美欧之间也存在政治经济分歧，特别是在处理与俄关系上。

　　 乌克兰危机并未解决世界秩序走向多中心还是两极的矛盾，并暴露了多中心世界不对称且规律难觅的缺陷。2014年3月，联合国在克里米亚问题上投票，仅10个国家支持俄罗斯，99个国家支持美国(包括所有的北约和欧盟成员国)，82个(占联合国成员国的40％)国家并未明确表态，以避免影响与美俄的关系。而且，没有上合组织和金砖国家成员国支持俄罗斯，集安组织和独联体中，仅白俄罗斯和亚美尼亚两个国家明确支持俄罗斯。但不久，白俄罗斯总统访乌，呼吁将克里米亚归还乌克兰。已退出独联体的格鲁吉亚，三个独联体国家——阿塞拜疆、摩尔多瓦和乌克兰反对俄罗斯。甚至俄罗斯传统伙伴，如塞尔维亚、伊朗、外蒙和越南也未支持它。但是，美国及其盟国内部亦分歧不断，以色列、巴基斯坦、伊拉克、巴拉圭、乌拉圭拒绝支持美国。在遏制和制裁俄罗斯上，北约和欧盟内部存在不同声音。

　　 重要的是，所有国家和组织共存于同一个金融和经济体系。一方面，西方国家对俄施加经济制裁，长远看可以产生效果；另一方面，制裁可能伤及自身，这使得美国的盟国和商界对制裁颇有微词。俄罗斯采取反制裁措施，拒绝从西方国家进口食品，影响西方国家经济，但也严重冲击俄消费者。尽管俄罗斯政府承诺寻求新食品供应，加大国内食品生产，但苏联在70余年的时间未实现食品自给，俄罗斯在下一个25年也难以实现。

　　 一般而言，拥有共同的经济基础，可以作为抑制政治关系波动的有效“稳定剂”。但是，最近的事件却给出了相反的结果。俄罗斯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关系恶化，破坏了它们之间的经济合作和全球安全体系。

　　 如若乌克兰分裂，俄罗斯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间的新冲突线将在乌克兰内部出现，这样的话，冷战时期的国际关系将重现。美国著名政治学家罗伯特·莱格沃德曾写道，“尽管新冷战与以往冷战存在根本不同，但仍具有很强的破坏性。与以往相较，新冷战不会覆盖全球，世界不再是两极格局，主要国家如中国、印度将避免介入其中。但新冷战将几乎影响国际制度的重要方面。”在诸多区域，俄罗斯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合作也会停止，莱格沃德认为谈判可以解决关于欧洲导弹防御体系、北极能源开发问题、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欧安组织改革、前苏联地区冲突等问题。大国合作清单上还有打击国际恐怖组织、贩毒、伊斯兰极端主义，俄罗斯和西方国家面临共同的全球和跨界威胁。

　　 在新冲突线显现的情况下，新的军事竞赛升级不可避免，特别是在高科技领域，诸如信息管理系统、高精确常规攻防武器。但军备竞赛的规模和速度难以企及冷战时期，主要原因在于主要大国及其盟国可资利用的资源有限。即便在乌克兰危机期间，美国也未停止削减国防开支，无法迫使北约盟国增加军事预算。俄罗斯经济和科技水平有限，难以承担军备竞赛的高成本。

　　 如果中国与美国及其盟友在亚太地区爆发危机，中国将更加接近俄罗斯。但中国也不会为了俄罗斯利益而牺牲本国利益，而是希望利用俄罗斯资源与亚太对手博弈。同时，中国不会选择恶化与美关系，因为俄罗斯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关系紧张，使中国在多中心世界中处于有利位置。矛盾的是，中国也成为平衡东西方关系的因素，而这也是俄罗斯希望利用的。

　　 20年来，俄罗斯外交决策者和外交家支持多中心世界概念，以取代美国的单极世界。但实际上，俄罗斯尚未掌握基本规则，俄19世纪的外相卡尔·内斯尔罗德和亚历山大·戈尔恰科夫早已掌握。这种规则是：在个别问题上应学会妥协，与所有其他中心国家保持最好关系。那么，相应地获得别国的让步，实现自身利益。

　　 同时，俄罗斯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关系比中国与美欧关系更糟，在可预见的将来这对俄罗斯可能是个大问题。中国如此巨大，以至蔓延到西伯利亚和俄罗斯的远东，但与中国做朋友只能根据情况而定。伊斯兰极端主义威胁影响俄罗斯南部稳定。在俄的欧洲领土部分，与不友好国家搭界，如阿塞拜疆、格鲁吉亚、乌克兰和波罗的海国家，并且白俄罗斯外交走向无法预料。俄罗斯正面临国际孤立或军事侵略的危险。并且，俄罗斯面临的不利因素还包括对世界石油和天然气价格深刻依赖。

　　 在乌克兰问题上，如果俄罗斯和以美为首的西方国家达成妥协，并为基辅和东南部省接受，即便重新合作也需要时间，但冲突会逐渐消失，会为创建新的、平衡的、稳定的多中心世界秩序夯实基础，尽管世界秩序会更加复杂和不稳定。同时还有利于解决21世纪的问题，避免重回20世纪或更早时期的政治，诸如推翻不受欢迎的政权、向其他国家输送价值观、地缘政治博弈、以武力重新划分边界、任意修正历史等。

　　 只有在新的基础上，才可能提升国际准则、国际组织和超国家机构的作用和效率。多极世界中以共同利益保持大国相互团结，而不是来自对核灾难的恐惧，这是新安全挑战的需要。这些安全挑战包括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伊斯兰极端主义和国际恐怖主义的增长，还包括不断增长的气候和环境问题、能源短缺、水和食品短缺、人口爆炸、难控的移民、全球瘟疫威胁。

　　 未来美国、中国和俄罗斯在塑造世界秩序上将发挥决定性影响，欧盟、印度和日本的政策选择余地有限。若未陷入新自由主义困境，美国将会适应多中心且相互依赖的世界。这种情况下，滥用武力等同于向玻璃屋扔石头。作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在国际法框架内，美国将发挥重要作用。在美国盟友看来，任何尝试获取霸权和统治力都将会遇到阻力，遭到其他全球和地区力量的反对。

　　 中国应避免积蓄武器、制定强势政策，以免遭到邻国的反对。中国快速增长的经济力量应转化为推动全球经济和政治的影响力，但必须在与其他国家和平签署相互协议基础上实现。

　　 对俄罗斯而言，欲成为全面的世界权力中心，应将资源型经济向高科技经济转型。这就意味着要全力突破政治和经济停滞，防止国家实力直线下降。俄罗斯必须放弃大国论调和自恋心理、形而上学的传统思维、自我封闭思想以及将国防工业作为经济增长的动力，因为所有这些可能会暂时重新点燃社会的爱国热情，但却很可能会恶化俄罗斯问题。真正的经济增长需要民主政治和机构改革：权力的分离和管控、公平选举、政法商分离、活跃的公民社会、媒体独立等，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能吸引投资和高科技。

　　 也许，很少有现代哲学、欧亚主义实践、保守主义和浪漫主义的评论在表达“选择欧洲”思想上比普京更准确、更有自信。数年前他曾写道，“这主要是由俄罗斯历史决定的，我们国家的精神和文化是欧洲文明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今天，我们建设民主主权国家，应完全秉承基本的价值观和原则，构成多数欧洲国家的见解。我们将欧洲一体化视为新世界秩序的客观进程，世界秩序的一部分。与欧盟发展多元关系是俄主要选择。”

　　 这种思想必须成为俄罗斯公众生活的基础，俄罗斯必须回归欧洲发展路径，贸易和石油路线不应成为障碍。“选择欧洲”意味着，俄罗斯经济政治体系变革在考虑俄罗斯的需要和历史发展特殊阶段的同时，也要适应欧洲的基本准则和制度。

　　 原文标题为“Collapse of the World Order?——The Emergence of a Polycentric World and Its Challenges”，载于《全球事务中的俄罗斯》(Russian in Global Affairs)2014年第12卷第3期。本译文得到作者的授权。

作者介绍：(俄)阿列克谢·阿尔巴托夫(Alexei Arbatov)系俄罗斯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研究所国际安全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