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财政思想史第二次作业-王星岚
《读商君书“垦令第二”有感》
商君者，为敝人崇敬名臣之一也。尝观《大秦帝国之裂变》，剧中商君之业绩可谓盛大矣。然观之其意，似对商君美化太过，则易致人非议。今观其人，当剖析其利弊两面，客观评价，彰其功而不掩其过，方可为我辈之鉴。
春秋战国，大争之世，七雄并出，五霸争强，列国兼并，弱肉强食。而秦处蛮荒之地，积贫积弱，国土沦丧，文明不化，几番败于魏，以致士子不入，六国卑秦。商君以为，唯有变法方可图强。时六国如魏齐者未尝不行变法之道，声势浩大，成一时之霸业，然终不敌秦，国丧家亡，何也？以其变法之路不同于秦也。
商君变法无他，精髓唯有两路，其一，奖耕种，其二，激勇战。商君以为，大争之世，不图虚名，当务实事，欲图大业，当垦荒增粮，以强国力。是以商君《垦令第二》所言：訾粟而税；无以外权爵任与官；以其食口之数贱而重使之；使商无得籴，农无得粜，废逆旅，壹山泽，贵酒肉之价，重其租，令十倍其朴，重关市之赋，以商之口数使商，令之厮、舆、徒、重者必当名；重刑而连其罪，声服无通于百县，使民无得擅徙，国之大臣诸大夫，博闻、辨慧、游居之事，皆无得为，无得居游于百县；令军市无有女子，百县之治一形；令送粮无取僦，无得反庸，无得为罪人请于吏而饷食之等皆为垦荒地而行。压制百业，唯兴农耕，重农轻商，短期内使秦粮产大增，府库充盈，国力大涨；刑法严苛，连坐之法由此而兴，此驭民愚民之策，使百姓只知耕战，不知其他，使官员唯法是从，以法治国，不敢舞弊，奴隶除
籍，与贵族同伍，有功无分贵贱同赏，有过无分尊卑同罚，人人奋勇，苦战杀敌。大争之世，此等变法方使秦国能脱颖而出，短短数十年，一跃而成霸强，虎狼之师所向披靡，横扫六合，一统天下。然秦法严苛，思想受钳，百姓终不苦其患，揭竿而起，一夫作难而七庙隳，可谓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焉！
今人观之，商君之法固然有时势所迫之因，然行法严苛，不施仁义，乃至孝公亡后，人怨沸腾，千夫所指，欲由商旅躲避追逃，却因商君有令，无有证件不得留宿，作法自毙，终致车裂而死。
商君虽死，然其变法革新之精神流芳于千古，其人不畏强权，法制严明亦为后世所仰。我辈所鉴者，乃其人治国积财之道：鼓励劳动之得，惩戒游手好闲之徒，统一赋税，严明法度，依法治国。然其重农抑商之举，则压制财货流通，于封建社会早期发展有利，更有钳制百家之言，民众不能议论时政，此等长期实行，危害甚矣，久而成大祸。而后两千余年，历朝历代，多效商君，外施儒教，内行法术，影响其为深远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