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大力提倡"第二种忠诚"

应该大力提倡“第二种忠诚”

忠诚者，赤诚无私、诚心尽力是也。

忠诚好不好？当然好！一个人需要对国家、民族的忠诚，这种忠诚是一种凝聚力，没有它就是一盘散沙；一个人或一个组织也需要忠诚，首先体现的是对信仰理念的追求和忠诚。因此忠诚历来是衡量一个人或组织的优良品德的尺度标准之一。

历史上有奴才对主子的忠诚，有草民对天子的忠诚，有革命者对献身事业的忠诚……既有盲目、为私的忠诚，也有理智、为公的忠诚。从这个角度分析，“忠诚”并非都是合理或正确的。某些口头上或形式上的表面“忠诚”、实为一种自我保护自我掩饰的一种手段或假象。现实中某些人对信仰、对事业、对上司、对组织、对爱情等等的所谓“忠诚”，我们不仅要“听其言”，关键要“看其行”。也就是说判断一个人或组织是否“忠诚党的事业”、“忠于人民的利益”等，决不能只停留在口号或书面上，而是看他（它）自始自终的实际效果如何。

实际上我们常年来提倡的“忠诚”，通常是一种主仆概念的“忠诚”（对人民的忠诚暂且不谈）。这种“忠诚”表面是组织纪律约束，但往往表现为一种“唯上级命令是从，从不知抵制上级的错误决定”的忠诚。这种“忠诚”客观讲有一定的历史意义作用，但更多的是带有传统弊端臀印的；主观讲，与我们的教育和提倡有极大关联。40多年来我们提倡雷锋精神。雷锋精神对人民的忠诚没有错，表现上看好象无大错，可实质呢——假如上级的决定是错误的，有害于国家有害于民族有害于组织，难道还有无条件的服从？于是雷锋和雷锋精神一度也随着几次“运动”经历了“宣扬——批判——再宣扬”的实用。这种任人各取所需的“忠诚” 的曲解和推广，往往会客观上起着助纣为虐的群体反向破坏作用，例如“文 革”各派相互对峙都采用对毛主席、“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忠诚”名义，并当作权力、派性、武斗、批判、整人的灭人性的“革命”利器。从建国来大多“运动”的盲从导致的血的教训和危害，我们还见得少么？一个人或组织不可能永远不犯错。如果对某种错误不能进行有效的抵制，都采取盲目服从绝对忠诚，那岂不是又是“文革”批判的“驯服工具论”和“只低头拉车，不抬头看路”翻版么？

这是一种“忠诚”。特征为“勤勤恳恳、任劳任怨、老实听话、从无异议”，效果往往是“本人在个人利益上必须做出或大或小的牺牲，但比较安全、顺当，一般不致招灾惹祸；由于可爱，在仕途上还往往可以步步高升”。很多年来，这种忠诚，“由于受到格外的爱护栽培，不断灌溉、施肥，便生长得茁壮而茂密了。”

还有另一种忠诚，类似“直谏”作风的忠诚。采取敢于大胆质疑提出问题的坦率作风，它注重和认可的只是真理、客观和事实，不是人云亦云的随潮流夹尾巴做人。由于它“不大招人喜欢”，“还要付出从自由、幸福直至生命这样昂贵的代价”，就显得凤毛麟角的珍贵了。这种被称做为“第二种忠诚”的提法，是来自20多年前那位我始终尊重并视为真正有良心的正直的共产党人、著名作家刘宾雁先生的一篇报告文学里的首发。这种提法当年曾引起争议，与当时的环境有很大关系。后来宾雁先生成了“自由化”和“不同政见”代表人物被高层点名开除党籍，80多岁不能归国治病客死海外。于是“第二种忠诚”提法更不能为一些官员所容忍，也就“在干旱而贫瘠的土壤里“，“贫弱而稀疏了”。近30年过去了，如果敢于重视现实的话，看看至今我们社会的一些反常现象，大约不能不感到提倡“第二种忠诚”的真知灼见，并为它难以生存的土壤而感到难为情。

诚然，组织有组织的纪律，国家有国家的法规。但从来没有一种纪律或法规扬言不能抵制错误不许撼动错误的提法和规定。盲目、被动的听话是忠诚，只是一种低级的忠诚；理智、主动的“不听话”的忠诚，更是一种深邃的高级忠诚。后一种忠诚，往往不是前一种忠诚所能取代的忠诚实质的反映。其实无论过去还是现在，我们不缺第一种忠诚，恰恰缺乏和最需要的是第二种忠诚。这种忠诚不是“反骨”，更不是“敌对势力”，而是一种表面尖锐实则深沉爱护的赤子拳拳之心。对这种忠诚是采取鼓励支持的态度，还是采取压制打击的态度，是衡量一个文明法制民主国度的试金石。本府老人家早就说过：“共产党员对任何事情都要问一个为什么，都要经过自己头脑的周密思考，想一想它是否合乎实际，是否真有道理,绝对不应盲从，绝对不应提倡奴隶主义。”“对于危害革命的错误领导，不应该无条件地服从，而应该坚决地抵制。”实际就是对“第二种忠诚”的最好诠释——尽管他老人家也经常食言。

嘴巴不是单一只具备吃饭的功能，还有说话的权利。嘴巴是封不住的，无非是私下的讲。与其私下讲容易飞长流短的惑众，倒不如敞开心扉让大家说，既能了解民情又能给自己警示，何乐而不为呢？让人讲话，天不会塌下来的。这里我不妨先谈个历史例子举一反三：

唐初有个历史最为著名的敢于“直谏”发表不同意见重臣叫魏征的，常常守着朝廷诸臣公开发表与太宗意见相左言论而让其大丢面子，几度令李世民大动肝火背后当着老婆的面扬言要杀掉这个不识抬举的“乡巴佬”。可太宗毕竟是我国历史上少有的“任人唯贤”的开明封建皇帝。他能采取杀兄弟逼父亲让位的“玄武门之变”血腥暴力，却能容纳不同意见有点民主。因为他很理智明白“水舟论”的辨证关系，知道要想巩固自己的李家统治，就要有容纳“逆耳”忠言的大度。于是他即位后能居安思危，任用贤良，虚怀纳谏（如接纳曾经是政敌的“逆臣”魏征赦而不罪委以重任）。在魏征等忠臣辅佐下实行轻徭薄赋、疏缓刑罚政策，积极推行一系列政治、军事改革，终于促成了社会安定、生产发展、民族融合（如文成公主和松赞干布的唐吐“和亲”）的升平景象，史称“贞观之治”。以致魏征病逝，太宗不胜唏嘘亲临吊唁发出千古：“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朕尝宝此三镜，用防己过。今魏征殂逝，遂亡一镜矣”的感慨名言。

魏征的这种“直谏”，大约与刘先生提出的第二种忠诚相似。魏征的不同意见能得到唐太宗的肯定采纳，应该说是中国历史上君臣和谐的一个范例。一个封建皇帝尚能如此，我们一千年以来后人，难道还不如他？改革30年了。如今仍容不了“第二种忠诚”善意本质的表露，不知这究竟是谁的悲哀！

可为什么这种敢于发表不同意见的忠诚，没有沿袭下来并超越李世民甚至做的比他更好呢？大约有下面主要原因：

历史看，中国是个有着几千年封建专制传统的国家。由于历代长期的高压政策沿袭，导致国民一种不敢轻易“犯上作乱”、只能“歌功颂德”的“良民”“顺民”习性。你就是有善良出发点并正确的“不同意见”和“万言书”，也有可能招致轻则惩罚重者杀头乃至灭族的危险。就是民间也盛行“好行是”的美言维持着人际复杂关系。尽管名人哲言“名贤集”一直鼓励人们说真话，实际这种做法最终结果往往是得不偿失，被讥讽为“不识时务”、“政治不成熟”、“不世故”、“心无城府口无遮拦”的蠢货。

现实看，我们很多领导同志名为先进阶级的代表，实脑袋内仍残存封建意识。一旦做了“老大”就把他人看作“异端”处处设防。只喜欢听赞歌，容不得反面意见，甚至动不动就用传统的手段上纲上线打击压制不同意见。在他们眼中， “权力是自己打天下夺取的，或者是上级圈定的，不是人民给的。所以他们只对上级负责而不为人民负责；只对自己权力负责不对民众的权利负责。现实里人们随处不难看到某些高喊“忠诚”口号、打着“拥护”旗帜的达官贵人的龌龊嘴脸。他们干的那些贪污受贿鱼肉百姓、损害人民根本利益和党、政府公信力的勾当，难道你能认定他们是在真正的搞什么“忠诚”么？对这些把握权力的害群之马行为，决不能采取盲从的“服从”和“忠诚”乃至“拥护”，只有抵制、反对乃至把他们拉下马的份。如果对他们采取宽容和姑息，就是对党的事业人民的利益的极大犯罪！

因此，就目前国家和社会出现的许多问题和现象，我们每个国民，是不是应该大力提倡鼓励广开言路的“第二种忠诚”呢？首先应该要求党员、干部和一切有识之士身体力行率先垂范带个好头，因为时代需要这种科学、民主、文明、和谐的忠诚的发扬光大。对这种有良知有道德于国于民于党都有好处的作风，为什么不能予以宽容和提倡？现在早已不是“帝修反”封锁的非常时刻了，民众多为新社会培育教育成长的人群。难道还需要当年“阶级斗争为纲”的基本路线去治国理民？不明白！毕竟“人血不是水”。我们的历史教训太多太多，已经不起反复的“政治定性”的折腾了。

由于上述原因，要真正实施“第二种忠诚”的确很难。或许有网友会嘲笑我这番言论的“无知”和“无聊”。不过没什么，我也能理解——毕竟历史的痼疾体制的弊端不会一朝一夕轻易退出舞台。但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谁也无法阻挡。历史的重任、民族的崛起、国家的兴亡、人民的幸福需要我们这一代大胆无私无畏去做。对敢于反思的“第二种忠诚”，引用当年刘先生那句话说，就是“现在，应该是做出重新评价和选择的时候了。历史既提供了条件，也提出了紧迫的要求”。

2008年12月8日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