库恩科学革命观的新进展

内容摘要：

提要： 本文基于库恩80年代以来几篇公开和未公开发表的文稿，分析了库恩关于 科学 革命的新观点，认为库恩已经深入到语词变化中寻求科学的秘密，剖析科学革命的更深刻的语言根源。这表现在库恩用“词典”或“词汇表”代替了他的“范式”概念，科学革命实际上是科学词典结构的变革，也就是用新词典代替旧词典，同时库恩用“词典”间的“不可翻译”修正了“范式”间的“不可通性”，并指出科学共同体即是“言语共同体”。作者详尽地介绍了库恩的上述新观点，并简要评析了其基本 哲学 立场。

60年代初，托马斯•s. 库恩在他的科学哲学名著《科学革命的结构》(1962年)中，别出心裁地引入了一个不同凡响的概念——“范式”，以此揭示了科学革命的实质，勾勒出科学 发展 的动态结构。库恩一反逻辑实证主义的传统的知识静态积累观的坚定立场，以他的几个可塑性极强的标新立异的概念，在科学哲学界引起很大反响，产生了轰动效应。此后，厍恩一方面在赞扬和批评的声浪中修补和完善他的“围墙”的“结构”，另一方面也试图改换看问题的视角，从语言学和语言哲学的角度进一步探讨科学革命的结构。尤其是80年代以来，库恩在几篇公开和未公开发表的文稿中，已深入到语词变化中寻求科学革命的秘密，剖析科学革命的更深刻的语言根源。本文主要拟以库恩教授的几篇近作 为据，探讨一下他的科学革命观的新进展。

一、从“范式”到“词典”或“词汇表”

“范式”(paradigm)一词首次出现在库恩的“必要的张力：科学研究的传统和变革” 一文中，此文是为1959年6月召开的“第三届犹他大学科学人才识别研究会议”而写的，于同年发表在会议文集之中。库恩只是在宣读这篇讲稿之前几个月才得到这个概念的。此后，尤其是在1962年出版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库恩对这个概念作了详尽的发挥和系统的拓展。除文法上的虚词外，该词在书中出现的比哪个词都多，以致库恩没有必要为它列出索引，否则只能写从首页到末页了。

关于范式的涵义，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未曾定于一尊。也许玛斯特曼女士的“范式的本质” 一文的研究得最为到家了。她周详地列举了《结构》中范式的21种不同用法，并把这些用法按涵义分为三大类，即形而上学范式或元范式(metaparadigm)、社会学范式（sociological paradigm）、人工范式(artifact paradigm)或构造范式(construct paradigm)，它们似乎分别对应着范式的哲学、社会学和科学方面。面对众说纷纭的议论和批评，库恩不得不在“再论范式” (1974年)一文中澄清自己的思想。他指出范式的用法可以分成两个集合。范式的一种意义是综合的，包括一个科学集体所共有的全部规定。另一种意义则是把其中特别重要的规定抽出来，成为前者的一个子集。他认为范式一词无论在实际上还是在逻辑上都很接近“科学共同体”这个词，他觉得把范式改为“专业基体”(disciplinary matrix)意思会更明确些，他列举了对集团认识活动最根本的三种范式成分：符号概括、模型和范例(exemplers)。不管对范式的涵义作何理解，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库恩把常规科学视为范式定向下的日常解题活动，而科学革命则是范式更替的非常时期。

80年代以来，作为库恩科学观的中心概念的范式一词突然从他的著述中基本消失了，代之而起的则是“词典”(1exion)或“词汇表”(vocabulary) 。按照库恩的新观点，科学革命表现为语言本身所包含的先于描述 自然 知识的变化，科学革命实际上是科学词典结构的变革，也就是用新词典代替旧词典。

库恩用他所津津乐道的三个例证说明了这个问题。事例1是亚里士多德-牛顿。当他用人种史研究者的读法阅读亚里士多德的著作时，结果发现，亚里士多德物 理学 中的“运动” (motion)一词指一般变化，不仅仅是指物理客体位置的变化。像生长(橡子长成橡树)、强度变化(加热铁棒)、许多一般的性质变化(从生病转化为健康)，在亚里士多德看来都是彼此相似的，它们共同构成一个自然家族(natural family)。亚里士多德物理学的第二个概念结构的基本点在于，质(qualities)和特性(properties)起着中心作用，它在本体论次序上高于物质(matter)，而物质只不过是一种中性基质。物体的个体性不能用它的物质特征来解释，而要借助于特定的质(热、湿、颜色等)来解释，个体性是用特定的质“受孕”的，一组质或特性构成了所谓物体的本质(essence)。物体的位置(position)或地点(place)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也是质，因而局部运动(local motion)是一种状态变化而不是状态，这样牛顿的惯性定律就变得难以置信了。显而易见，亚里士多德的词典与牛顿的词典是大相径庭的。在事例2(伏特- 现代 电学)中，从伏特的“接触生电”的静电学概念到现代电学的电化学理论，也是词汇表的转换。在事例3 (玻耳兹曼-普朗克)中，词汇表的更替表现在用“量子”和“振荡器”代替“基元”和“谐振器”上。这些术语的变化，都隐含着某种先验知识的变革，从而决定了科学的革命性的变化。

一部词典或词汇表，也是一种最适合于描述世界的高度完善的工具，为科学共同体及其成员所运用。它包含两种术语：其一是必须描述的事物、活动和状态的命名即指称术语(大部分是名词)；其二是描述它们的性质或特征的命名(大部分是形容词)，以用于识别和挑选它所指称的东西。这样一来，词典便命名了出现在自然界和社会界的事物的行为和状况的类型，也命名了这些类型的比较突出的特征，它体现了科学共同体的分类。因此，它所包容的知识一方面是语言和世界，是事物和性质的名称，另一方面是那些相同的事物和性质。在词典中，一些范畴必然是固有的，由遗传决定的，所有人都具有的。另外的范畴尽管不是固有的，但由于自然环境同样是种普适的(species-universal)。很难想像一种语言没有关于太阳、关于白天和黑夜的词。当然也有一些范畴相应于特定的杜区发展而进化，随时间地点而变化，随社区成员与环境的相互作用而变化。这类范畴因文化和语言的不同而异，因 历史 时期的不同而不同。

在为事物、活动、状态命名的指称术语中，引人注目的是所谓“自然类术语”(natural kind terms)。它有两个基本特征。第一，涉及到不同自然类的术语，不管涉及到狗和猫、金和银、恒星和行星，在它们所指称的对象中都不能部分一致，除非一类完全包含另一类。也就是说，没有对象是两个相异的类的成员，除非两个类是种与属的关系。第二，所指称的对象的术语必须在词典中共同具有一个特有的词条，该词指出可以期望它们什么。因此，像亚里士多德的运动和牛顿的运动不能同时作为自然类术语出现在同一词典中。自然类术语尽管没有仅靠观察而给出，但它提供了共同体观察词汇表的重要部分。

不同的词典其差异主要在于结构的不同，即分类范畴或同异关系(similarity-difference relation)不同。这也是一个词典的标识特征。亚里士多德词典中的运动与牛顿词典中的运动，就代表两种不同的分类范畴的名称，它们把不同的事物或现象按同异关系分门别类。古希腊天文学与哥白尼等人天文学的词典结构之不同，也具体表现在分类范畴或同异关系上。古希腊天文学只有两类天体，即行星和恒星；它们大部分作为光点是可见的，是永恒的。在一年大多数时间内都可以看见的，并处于规则的运动之中。但行星比恒星更亮，只出现在天空中的黄道带区域，比闪烁的恒星更持续地发光。虽然恒星和行星一起绕天极向西逐渐运行，但行星有慢得多的向东的附加运动。根据以上同异关系，古希腊人把当时已辨认出的月球、水星、金星、太阳、火星、土星和木星归入行星类。但是，在哥白尼之后的词典中，分类范畴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太阳成了恒星，地球披归入行星，一个新范畴卫星为月球创造出来。此时，当然是按新的同异关系分类的：恒星要自发光，不自发光的不能算是恒星，这是新引入

的特征。此外，行星的附加运动被取消了。库恩进而认为，术语的意义不是与特定的一组特征有关，而是与词典的结构即它具体化的等级关系和同异关系有关。

诚如库恩所看到的，语言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一面向外望着世界，一面向内望着存在于语言的关联结构中的世界映像。因此，词与事物处于无法摆脱的混合之中，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谈论词典常常采取谈论世界的形式，反之亦然。词典的结构即分类范畴或同异关系，决定了语词附着自然的方式，对自然进行切割和组合的方式，以及已知客体和情境在分类范畴中分布的方式，从而构成了不同的可能世界。这个世界具有共同的自然类，随之也具有同一本体论。在一组可能的世界中发现真实的世界正是科学共同体成员要做的事情，这也是常规科学的事业。但是，向他们敞开的世界受到共同体成员共同具有的词典结构的限制，科学的发展有时要求打破这种限制，对词典进行局部的修改。由于共同体把关于世界的知识的方方面面都纳入词典的结构之内，新经验有时使内装的知识发生大胁变，局部的修改已难以奏效，只有通过词典结构的大变革才能加以消除，此时科学革命便应运而生了。科学革命无非是对词典的分类范畸的重新划分或对同异关系的重新调整。

库恩概括了科学革命的一般特征。第一，科学革命多少是整体性的，也就是说自然界一些方面的整体画面必须同时加以改变。反映到词典上，这种变化不仅关系到调整划分范畴的准则，也关系列调整已知客体和情境在前在范畴中分布的方式。既然重新分布不仅涉及一个范畴，既然这些范畴也要相互界定，这种变换也必须是整体性的。更进一步，整体论来源于语言的本性，因为划分范畴的准则事实上也就是使这些范畴名称附着于世界的准则。第二，足以表征革命特征的，是词典结构即分类范畴的变化，这种范畴是科学描述和概括的前提。也就是说，语言中革命变化的特异之处在于，不仅改变术语用以附着自然的规则，而且也大规模地改变这些术语所附着的客体或情境的集合。第三，随着科学革命而不时改变的类隐喻的并列关系，对于获得科学语言和其他语言的过程来说是很基本的。隐喻往往以模型和类比把世界加以分割，用语词建立起某种类似性模式，从而构成了同语言结构相对应的世界结构。

二、从“不可通约”到“不可翻译”

在库恩近年的著述中，似乎很少见到不可通约的提法了，代之而起的是“不可翻译”(intranslatable)。库恩在其三篇一组的希尔曼纪念讲演 （“恢复过去”、“描绘过去”、“使过去具体化”）中，认为他的不可通约概念在实质上是正确的，但在细节上要做显著修正。库恩承认，他在以往把向前行进的科学家的经验模式化了，过分接近力图回溯的历史学家的经验。第一，历史学家一般用一次跳跃包含在历史上以较小的步骤发生的一系列变化。第二，正是(科学家)群体恰好向前行进，而个人(历史学家)则回溯，相同的描述术语不能无批判地用于二者。例如，个人能够经历格式塔转换，但把该经历赋予群体则是一个错误。库恩认为他把不可通约隐喻地用于相继科学理论之间的关系，意味着无公共词汇表，没有一种术语集合能够用来充分而准确地陈述两个理论的所有成分。他觉得蒯因在25年前所提出的不可翻译比他和费耶阿本德所考虑的不可通约更好，因此使用蒯因的隐喻代替了他的隐喻。不可翻译在这里意指，通常不可能用目前的术语代替古老文本中的术语，使得如此形成的每一个陈述的真值能够恰当地用于它原始的真值。也就是说，保真翻译(truth-preserving translation)并非总能完成。

库恩看到，在文学作品的翻译中，译文不可能是严格的，原来语言中词语所携带的联想，只能部分覆盖译文语言中它们最接近的对应词的联想。因此，译者必须用折衷办法前进，在每一种情况下都要决定，原文哪些方面最重要，值得保留，哪些方面应该舍弃。对此，不同译者可能因人而异，同一译者在不同场合也会措辞不同。翻译科学的困难比一般认为的那样更像翻译文学的困难。而且，在科学和文学二者之中，相关的困难不仅在于从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的翻译，而且也在于同一语言的较早的文本和较晚的文本的翻译。

由此可见，在缺乏广泛的人种史解释(它能唤起人们了解某些术语不熟悉的意义而超越翻译)的情况下，从—种文本到另一种文本的所谓翻译都会系统地使人误入歧途。对于作者来说具有重要含义的段落(在原文中或为真或为假)，今天在译文中读起来如此令人惊奇，以致无法使人辨认它们在当时的真伪。因为一个陈述在一种语言中是为真或为假的候选者，而在另一种语言中也许根本不能作为真值的候选者来谈论，也就是它是不可说的。尽管用一种语言的词典能够造成的许多陈述也能够用另一种语言的词典造成，或者用同一语言在较后时期的词典造成，但是另一部分陈述却不能继续这样做下去，即使借助于丰富的词典。这些陈述的内容无论如何能够比较和交流，但是所需要和要求的东西不是译文，而是语言学习和诠释。用牛顿的词典无法翻译亚里士多德的运动、物质、地点等术语，但是通过学习和诠释却可以理解。

库恩多次强调他的这一观点：在一个共同体是真值的明确候选者的陈述，在另一个共同体只不过是不可说的而已。希腊人关于“太阳是行星”的陈述，按照他们的分类标准来说是真陈述。用我们的词典无法翻译希腊人的这一信念，因为行星的术语的含义在两种词典是大相径庭的。还有，亚里士多德认为自然界没有虚空，这个陈述现在在我们看来显然是不对的，因为17世纪的气压计和空气泵提供了可信的证据。但是在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中，它却是一个真陈述。因为亚里士多德把位置或地点视为质，而质与作为中性基质的物质不能分开存在。这样一来，有位置之处必定有物质，虚空即空虚空间的概念就在术语上自相矛盾，犹如方的圆一样。用亚里士多德的原话来说，既然虚空(假定它存在的话)必然是失去了物体的地点，那么这样的虚空便是不存在的。

按照库恩的词典的观点，术语的意义并非与特定的—组特征有关，而是与词典的结构，即它具体化的等级关系和同异关系有关。正是结构上的差异，妨碍了保真翻译。在上述的有关例子中，尽管两个词串是相同的，但用它们组成的陈述的意义则是不同的，没有一种保真方法能够用我们后来的词典翻译希腊人的陈述。尤其是，不能用某些术语串代替希腊人的行星的对应词，同时借助于希腊人使用的特征术语提供一个公认的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