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吉诃德韩德强肖像螳螂与蚂蚁的杂合
李吉诃德 韩德强肖像 螳螂与蚂蚁的杂合
看了《人物周刊》对韩德强的访谈，愈加印证了之前对他的判断。只是这次他将自己描画得更深入、更3D了一些，使人看到了他的螳螂与蚂蚁杂合的具象。螳臂挡车，其实是他们曾经无数次嘲弄的被文革虐待迫害以至屠戮的人们的专有词汇，但用到今天的韩德强们似更为贴切。历史前行，那些试图将中国拉回毛泽东时代的人注定了螳螂的命运，貌似凶狠有力，其实经不住时代的轻碾。倒是韩德强自认的“蚂蚁”可以概况他们现在的生态——密致地围绕着一块腊肉，爬来踪去，做着他们的文革残梦。老的领袖早已退场，最可指望的新的“领袖”也已下台，韩德强们的杂性便更加显明了。
暴力与意淫是韩德强们梦回文革的基本元素，他们所受的正是这样两种教育，也因此具备了相应的两种特征与需求。暴力是以为动武可以解决任何问题，意淫是以为人在自家逞凶便可以吓到或战胜远敌，所谓“不战而屈人之兵”。前段时间有一位代言，就是闫芳，她的“隔山打人”终于把自己打出了山门。
毛泽东与文革培养了整整一代信奉暴力与阴谋的“英雄豪杰”。我很奇怪韩德强何以成为“和谐社会”的首倡者，因为他及同道的推崇暴力、打压异见正是和谐社会的天敌。不过再一想到他们所受的阴谋教育，我便释然了。单一的物种显然较之杂种匮乏些生力，除去表面的霸与蠢，他们也还有着足够的伪善与狡猾。
螳螂与蚂蚁以及两者的杂合，在中国仿佛很久了。面向老人妇孺张牙舞爪，面向强人领袖便是虫蚁。这样的物种不为中国独有，却是进化得最为彻底，不仅太监，而且教授，不仅奴才，而且秀才。
韩德强说自己有两个角色，即“公民”与“教授”，并将两个截然区分——殴打老人那个是“爱国公民”，而“为人师表”那个是大学教授，根本就是“两回事”。这样刻意的拆解不过是为诡辩做一点铺陈罢了。我们并不诧异人格或角色的分裂——比如化身博士——，只是谁也没有韩德强这样猥琐，单为了一点卑怯的错误，一个道歉便可以化解的愚行偏要用尽力气，将自己“武装”起来。
我从不担心他会以“英雄”或“暴徒”的形象影响学生，使学生感到自豪或好奇。我倒是担心他会将只敢殴打老人的懦夫本性传导学生，使学生因此赧颜。既然韩德强信奉“要勇于和坏人坏事作斗争”，“对敌人要像秋风扫落叶一般无情”，我倒也想见他除去殴打老人之外，究竟是斗过贪官、批过假劣，抑或抓过窃贼强盗？可惜毫无所得。或许他只是低调，做了“无名英雄”？
事实大抵如此：一个只敢殴打耄耋老人的人最能高声“消灭日寇”；一个谎言成性、诡
辩成癖的人最能翻唱“民族大义”。诸如此类。
韩德强有一个令人瞠目的指责：砸店烧车是被媒体“严重夸大”，“是把局部放大成全局”，是“最基本的错误”等等。他不理解，五四时火烧赵家楼被称爱国行为，而打砸日系车何以叫做暴徒？这点我可以稍作解释，但之前要说：韩德强教授的历史观与是非观等于负数。赵家楼主曹汝霖其时身居高位，是几次丧权辱国条约——包括“二十一条”——谈判的参与者，一个确实的亲日代表。所谓冤头债主，学生烧他恰如其分，烧得合理——不仅烧出了一个五四，也将曹汝霖烧成了一个新人。而日系车主不同，大家原本良善，不过是出于性能质量的考虑购买日车，既无“亲日”动机，也无“汉奸”嫌疑，所以棍锤落到他们身上就是对无辜者的犯罪，没有其他。
为错误或罪恶狡辩其实并非一件容易事，即使教授来做，效果也未必胜于街痞混混儿。韩德强一边支吾“烧日本车只是象征性抵制而已”，一边又强词夺理说“抵制日货有一个基本的逻辑，是说多买一辆日本车，就是多给日本人一些钱去造枪炮子弹来威胁中国”，于是日系车主当该受损，“没有办法”。
这就是韩德强的“基本逻辑”？我看倒像JB逻辑。日系车与枪炮子弹有没有必然联系？日本餐饮与枪炮子弹有没有必然联系？西安车主的脑袋与枪炮子弹有没有必然联系？若有，那么日本的任何商品都不得例外，无数中国人——也包括打砸烧抢者与韩德强等——便都是日本枪炮子弹的“投资人”。韩德强自家也有不止一样日货，为何不拿出来烧砸？因为他“就想不起来是什么”了。
混账逻辑往往就是懦夫的逻辑。诚如韩德强所说，这次北京确实没有打砸烧抢行为，日本使馆前最激烈的“壮举”也不过扔扔矿泉水瓶而已。但韩德强只是说对了一半，即他们的“克制”并非出于“文明”“理智”，而是出于胆怯，或者所谓“明智”。因为但要换个做法就需借给他们每人两副胆子，以备一副“侧漏”。如此可知，还是站在北京，为各地暴徒做做辩解，自己下手抽抽老人耳光来得安全一些。
在自家地盘，打砸自己的同胞，还美其名曰“抗战”“逻辑”，这是何等荒诞与扯淡的事。韩德强们不是一班懦夫孱头又是什么？这样的“英雄”不是卑怯到可怜，无耻到可恶的吗？
仿佛话里话外韩德强也有“战死沙场”的意思，但是如何去战，怎样战死，什么时候呢？他只说“日后”。那么是当日之后还是N日之后呢？他只说“日后”，我只好理解为他是决计要在床上“抗日”了。
原以为“抗日勇士”们会从街上下来，直接兵发钓鱼岛，或启程奔赴东京，因为我看到床单被罩都被他们写满了标语，仿佛灭此朝食，没有明天的样子。但结果他们只是换了新的
床单被罩，回家继续着惯常的生活。该偷奸偷奸，该取巧取巧，该坑蒙坑蒙，该拐骗拐骗，该吃喝吃喝，该嫖赌嫖赌„„，他们的“抗日”呢？大约也只有将“失足妇女”幻化为日本女人罢。
韩德强是有幸遇到了一位八旬老人——或许他也只能遇到八旬老人——，假如他遇到胡紫薇那样的女人，你敢砸她的“老丰田”，她就会第一时间“撞死你丫的”。我信胡紫薇做得出，我也信韩德强不敢做。因为他的全部底气并非源于自己，而是来自群氓，来自对毛泽东时代近乎病态的幻觉。孱弱的人总需要一群孱弱的人与一个强人撑持，唯此才能安然。
而中国并不需要这样的“强人”与“群人”，因为事实证明，他们往往体现为负面的作用，是将国家带向灾难的邪力。不了解这一点便是一个健忘的白痴，便是对历史的无知。
一国的强大是由国民素质的提升所决定，而非由一个强人带领着无数懦夫、愚民或疯子。一个曾经充斥了独裁与内讧、闭关与洗脑的国家，她的“强大”终不过是一时的发作，离真正的强大还远，或者她们原本就不是同一概念。
客观而论，毛泽东时代的“强大”更多体现为精神与口号，各种“打倒”、“砸烂”、“摧毁”、“解放”甚嚣尘上，使人意淫着自己天下第一，无往不胜。但掰开来看，当时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哪一样可称领先？政治黑暗、经济崩溃、文化沙漠、军事上也多凭血肉之勇，人海战术。在“无限忠于”、“誓死保卫”之下，人是最先，也是最可牺牲的资源。愚民是最有效的工具，也是最可悲的工具，这便是所谓“强大”的根由。人只是被当做砖与瓦、机械与零件，并不见独立的思想与人。一国之内，惟有君王与臣奴、使用者与工具的分别。当君王的意志走向歧途——事实上它必然走向歧途——，国家的灾难便不可避免，在劫难逃了。
毛泽东生时被无限神化，死后自然会还原为人，受着历史客观的评价。许多时候我们发现所谓“神性”其实恰是因为缺少基本的人性所致，这不是神性的必然，却是他们劣于常人的所在。当门窗洞开，噩梦散去，人们才觉悟了那段愚昧与荒诞的历史。韩德强们的焦渴正是要恢复那样的愚昧与荒诞，所以他们的意愿除去招来一些同道的暴徒、阴谋家与告密者，不会有任何所得。
也不妨推演一下文革复活的情形，就以钓鱼岛为例，最高指示布达，百十万人蚂蚁样走上长安街，愤怒声讨日本政府侵岛行径，强烈要求将钓鱼岛还给“日本人民”。韩德强届时已成北航造反派头目，耄耋老人自然也在，但怎敢在“革命群众”面前指说“伟大领袖”一个“不”字。于是沉默，也因为沉默，被韩德强发现，横抽两记皮带。老人遂高喊“钓鱼岛属于中国”，又被韩德强扣上“破坏中日人民友谊”，“暗藏国民党特务”的帽子，终于死在“革命群众”乱棍之下，活像一只死蚁。
韩德强说“普通公民就是一蚂蚁，就是一螳螂”是有渊源的，就是文革。我自然不以他的话为人话，而且称“公民”也颇显滑稽，“贱民”或“愚民”似更恰当一些。
我就是“普通公民”，但绝非螳螂蚂蚁。我既不想“阻止历史车轮前进”，也不想做一个随意被人踏灭的虫豸。许多世面的事可以与我无关，许多主张、立场之类可以与我无缘，我只想做一个自由自为的人。但若有什么“英雄豪杰”不容我这点微薄的理想，偏要强制我去站队立正，去反对或赞美什么，那我就会与他们对抗一下，直到有了结果。假如有什么不长眼的“奴隶管家”要带我回到文革，抱歉，恕我不能从命，还要与他搏命，直到有了结果。我不会踩到蚂蚁，但我会踩到韩德强，我的约架信挂在那里已经有了一段时间，只是韩德强始终没有回音。或许未见，或许装作未见，或许心中还自诩“教授”，不大看重我这样的“普通公民”。不过无妨，一是我的约架长期有效，离我活到他所满意的耄耋之年还有很久；二是较他之前，我已经在用看待螳螂蚂蚁的眼光看他了。
一些视点较高的朋友劝我取消约架，说了各种理由，我也理解。但有一个理由却要我继续，就是我对韩德强之类的研究远胜过对螳螂蚂蚁的研究。仿佛他翘起屁股我便能看穿他的扁桃体炎症一般，韩德强是一个懦夫，大约所有小于八十岁的男人都会叫他疑神疑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