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主义合理性与局限性及其超越

山东社会科学

２００５年第１期（总第１１３期）

Ｓｈａｎｄｏｎｇ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

Ｎｏ．１，２００５（ＳｅｒｉａｌＮｏ．１１３）

科学主义厶日理性与局限性及其超越

陈其荣

（复旦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上海２００４３３）

［摘要］科学主义认为自然科学是真正的科学知识，惟有自然科学的方法才能富有成效地用来获取知识，它能够推广用于一切研究领域并解决人类面临的各种问题。科学主义不仅推进了自然科学自身的进步，而且造成了其他研究领域移植、借鉴自然科学方法，促进了人文、社会科学的迅速发展。它的“统一科学”的思想，反映了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汇流发展的趋势。但它追求工具理性、忽视价值理性，把自然科学的观念、方法不加限制地外推搬用并规范人文、社会科学，是违背科学精神的。用人文文化对科学文化加以补充和调节，实现两种文

化的并协共进，是对科学主义的一种超越。

［关键词］科学主义；合理性；

工具理性；价值理性；科学文化；人文文化

［中图分类号］Ａ１０３［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４１４５［２００５］Ｏｌ—００３５—０５

一、科学主义的本质

“科学主义”，译自英文“Ｓｃｉｅｎｔｉｓｍ”，亦译“唯科学

主义”。它作为一种哲学思潮和科学观，在不同的历

尔则在１９５７年出版的《历史决定论的贫困》中用“科学主义”指称“对科学的方法和语言的错误模

仿”［３］（瑚）。郭颖颐在１９６５年发表的《中国现代思想

史时期和不同哲学体系中有着不同的形式，从而在不同的学者那里有着不同的界说。据英国著名学者

哈耶克考察，“科学主义”这个词最早见于１８６７年默里（Ｍｕｔｔａｙ）出版的《新英语词典》，意指“科学家的表

中的唯科学主义》中指出科学主义是以自然主义的形态出现的，将科学主义定义为：“是那种把所有的实在都置于自然秩序之内，并相信仅有科学方法才能认识这种秩序的所有方面（即生物的、社会的、物理的或心理的方面）的观点。”洲ｒａＴ）

不过，国内学者有关科学主义的定义引用得更多的是下述两个经典表述。一是１９８６年美国出版的《韦伯斯特新国际英语词典》的定义：科学主义是“认为自然科学方法应该用于一切研究领域（包括哲学、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在内）的主张，是一种相信自然科学的方法才能富有成效地用来获取知识的信念。”二是托姆・索雷的定义：“科学主义是一种关于科学的信念——特别是自然科学——它认为科学是人类知识中最有价值的部分，之所以最有价值，是因为它是最权威的、最严密的和最有益的。”…ｎ）前者把科学主义归结为一种科学方法万能论的信念，后者则把科学主义概括为一种关于科学是人类知识中

达习惯和模式”。ｌｌＪ（两’哈耶克于１９４１至１９４４年在《经济学》杂志上发表《科学主义与社会研究》的长篇论文中用“科学主义”贬义地指“对科学的方法和语言的奴性十足的模仿”…㈣）。韦莫斯在１９４４年发表的《科学主义的本质与起源》一书中提出：“‘科学主义’一词的意义可以理解为一种信仰，这种信仰认为只有现代意义的科学和由现代科学家描述的科学方法，才是获得那种能应用于任何现实的知识的唯一手段。”【２］（ｍ）。欧文于１９５２年出版的《唯科学主义，人与宗教》一书中认为科学主义是一种取代宗教的感情态度的文化现象即“科学崇拜”，指出：“把科学地位提高的结果在某些方面使科学被认为是全知全能的人类救世主而逐渐受到崇拜。”【２Ｊ（Ｖｔ６）卡尔・波普

收稿日期：２００４—１０—１５

作者简介：陈其荣，复旦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主要有自然哲学、科学哲学与科学史、科学技术

与社会。

ｏ

万方数据　

最有价值的信念。从下述的历史分析我们可以知道，这两种信念是彼此关联的、互补的，只有将它们整合在一起，才能大体上表征和覆盖科学主义的内

涵。

科学主义完成于１９世纪中叶法国哲学家、社会

学家孔德。孔德指出，人类精神的发展经历了神学、形而上学、科学（又名实证）三个阶段。他认为，实证阶段是人类知识的最高阶段。按照他的实证原则，除了观察到的经验事实以＃ｔ－，没有任何真正的知识；哲学只存在于具体的科学之中，应摈弃那些既不能证实也不能推翻的“毫无意义”的形而上学问题。他将自然秩序的概念移植于人类社会，提出了社会秩序概念，并机械地模仿物理学，把他所确立的社会学命名为“社会物理学”，将之划分为社会静力学和社会动力学两部分。据此，他还提出了“统一科学”的设想，试图建立起统一百科的实证哲学体系。

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后期，从哲学的角度将科学及

其方法定为至尊的努力在逻辑经验主义那里达到了

顶点。１９２９年，维也纳学派在其发表的由卡尔纳普、纽拉特等人执笔的纲领性宣言《科学的世界观》

中宣称：“我们将会看到，科学世界观的精神将越来越广泛地按照理性的原则渗透到个人和公共的生活

方式中，渗透到教育、陶冶、组织机构以及经济和社会方式中去。”［５］（聃’这一著名宣言书的发表，掀起了一场举世瞩目的“科学的哲学”运动。这场运动的纲

领，正是科学主义的哲学观和科学观。它包含如下

五个基本点：

（１）科学是统一的。即认为科学是一个统一的系统，在这个系统之内并无在原则上不同的对象领域；所有的科学都可以使用统一的语言和统一的方法，这就是物理学的语言以及在物理学中得以典型体现的自然科学方法。

（２）科学是无界限的。即认为科学知识是无限的，原则上不存在科学所回答不了的问题，没有科学

所永远不可解释的领域。

（３）科学已在预测、说明和控制方面取得巨大成

功。

（４）科学方法赋予科学活动以客观性。即认为惟有科学方法最能保证科学认知成果的客观性。

（５）科学是有益于人类的。即认为惟有科学最能造福于人类，科学的发展对人类的影响总是积极的、有益的，通过科学及其发展能够保证人类社会的

进步。［４］（Ｐ４）

由此我们认为，科学主义的本质可以概括为：认定真正的科学知识只有一种，即自然科学；自然科学知识是人类知识的典范，能够推广用于解决人类面

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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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数据ＩＩ缶的各种问题；只有自然科学的方法才能富有成效

地用来获取知识，将它引入包括哲学、人文学科和社

会科学在内的一切研究领域，才能摒弃它们的非科

学形态。

二、科学主义的合理性与局限性

黑格尔说过，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都是现实的。无疑，科学主义具有诸多的合理性。

首先，科学主义的产生有着深厚的自然科学前

提和经验主义哲学渊源。１６、１７世纪近代自然科学

诞生之后，科学作为人类理性的鲜艳花朵日益绽放得光彩夺目，特别是牛顿的力学理论在实践上获得了一系列光辉的确证，如预见哈雷彗星的回归、天王

星的发现等，使得拉普拉斯作出了科学可以完全预

测的狂想；人类凭借科学在控制自然、改造自然的过

程中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获得了愈来愈多的前

所未有的物质和消费品，……使得人们以为人类面临的一切问题，惟有借助于科学才能解决。正如普特南所指出的：“科学的无与伦比的成功把哲学家催眠到如此程度，以致认为，在我们愿意称之为科学的东西之＃１－，根本无法设想知识和理性的可能

性Ｏ’’［６］（Ｐ１９６）

以Ｆ・培根、休谟等人为代表的经验主义是科学

主义哲学渊源。培根认为一切认识都求之于感官，

知识来源于感觉经验，只有将经验与理性结合起来，才能获得真正的知识。他提出科学是实验科学的看法，认为科学就在于用理性方法去整理感性材料，归

纳、分析、比较、观察和实验是理性方法的主要条件。

休谟提出两种知识说：关于“事实的知识”来自经验，

只有或然性；关于“观念关系”的知识是由理性思维活动获得的，具有普遍必然性和确定性。真理的标准就是感觉本身。他给自己写于１７３９—１７４０年的著作《人性论》取了“在精神科学中采用实验推理方

法的一个尝试”这样的副标题，鲜明地表达了他要在

哲学领域清除形而上学的意图。

第二，科学主义形成之后，它反过来成为推动科

学的重要力量。科学主义促进科学进步的一个有力

事实是，由于科学主义的推动作用，法国在１８世纪取代英国成为世界科学活动中心。本一戴维指出这一事实：“唯科学主义运动在法国继续坚持下去，并且在１８世纪的启蒙运动中产生了最大的影响。

……对力量日益增强的唯科学主义运动来说，在更广泛的意义上，科学是进步的象征。因此，在法国，科学继续保持了它对唯科学主义运动的象征性的重要性，对那些在智力上有创造性的人来说，科学也继续保持了作为可进行自由和安全的智力活动的唯一领域的特权地位。……这种解释既说明了科学在英

国的兴起和相对下降，也解释了１８世纪世界科学活动中心向法国的转移。”【＿８］（唧一１６０）

第三，由于科学主义的影响，造成了人文、社会科学竞相模仿、移值、借鉴自然科学的概念和方法，有力地促进了人文、社会科学的迅速发展。自从１９

世纪中叶科学主义形成以来，这方面就表现得较为

充分。著名科学史家Ｗ・Ｃ－丹皮尔在《科学史》中写

道：“在最近一百年或一百五十年中，人们对于自然

的宇宙的整个观念改变了，因为我们认识到人类与其周围的世界，一样服从相同的物理定律与过程，不能与世界分开来考虑，而观察、归纳、演泽与实验的科学方法，不但可应用于纯科学原来的题材，而且在人类思想与行动的各种不同领域里差不多都可应用。”【９Ｊ（麟）人文、社会科学从自然科学吸取概念、理论和方法，不断丰富自己的研究内容，改善自己的研究方法和手段，纷纷走上了定量化、数学化、精确化的道路。如把自然科学中的“熵”、“信息”、“反馈”

等概念引入经济学，把电学中的“阈”的概念引入感觉、知觉范畴，把力学的“惯性原理”引入社会学，将

控制论的基本原理与方法用于现代管理、人口研究、货币控制等。自然科学中的假说、类比、模拟、思想实验等已成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普遍使用的方法。由于自然科学的概念、理论和方法的广泛应用，在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之间涌现出了一系列综合学科，如思维科学、行为科学、环境科学、生态科学

等，体现了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综合。

第四，科学主义的“统一科学”的思想反映了自

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汇流发展的趋势。我们知

道，在人类文明发展的相当一段时期内并不存在什

么科学门类之分，也不存在哲学与科学之别。那时，哲学包含了所有科学知识。到了１５世纪下半叶，随着生产的发展，科学也逐渐发达起来。于是一个又一个独立的学科诞生了，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

也逐渐分离。１８世纪８０年代，康德在《纯粹理性批

判》中将“人类理性的法则”分为“自然法则”与“道德法则”，认为探讨自然法则的自然哲学回答“是什么”的问题，探讨道德法则的道德哲学回答“应该怎样”的问题。由此构成了科学与道德、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分立。１９世纪末至２０世纪初，狄尔泰、文德尔班、李凯尔特等人从理论上将这种分立进一步强化并固化为自然科学与精神科学（包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对立。对此，许多哲学家都作出尖锐的批评，科学主义者更是不遗余力地予以抨击，指出在最终意义上不存在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二元对立，

并以“统一科学纲领”与之抗衡。尽管这个纲领最终

未能实现，但它在客观上反映了自然科学与人文科

万　

方数据学汇流发展的历史必然性。人们注意到，差不多在孔德提出“统一科学”的同时，马克思也在他的《１８４４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写道：“自然科学往后将包括关于人的科学，正像关于人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一样：这将是一门科学。”【７Ｊ（嗍）

应当肯定，科学作为人类精神活动的产物，它的

一切具有真理性的光辉成就，都有其永恒的、持久的价值。然而，这决不是说科学所提供给人们的一切观念、方法、模式都可以无条件地适用于任何一个领域和时代。科学主义只是一般地提出科学化的要求，不考虑非自然对象的特殊性以及在这些领域应用自然科学的概念和方法的条件。当代美国科学哲学家伽汀就指出，在社会科学中不存在什么使一致

和发展成为可能的共同准则；用意义和价值范畴内

的术语对人类所作的描述没有客观性；社会科学的理论的失效，是由于它没有按特定方式观察自己，而不是由于被证伪；社会科学的方法论是回顾性的而不具有预见性。［１０］（踟。４５）科学主义把自然科学的一般有限原则加以不适当地推广和转换，将自然科学的观念、方法不加限制地外推搬用并用以规范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这是违背科学精神的，凡是严肃的科学家都不会赞同，科学至上、科学方法万能的主张，决不是科学共同体所共有的信念。

科学主义主张科学万能论，坚信理性或科学能解决人类的一切难题，而且认为科学的发展是无限度的。他们根本没有意识到理性是有限的，科学也有负面的效应，倘使科学的发展丧失了人的目的和价值，迷失了方向，甚至可能成为毁灭人类自身的异

己力量。

近代以来，科学经历了几个世纪的辉煌，它所引发的思想观念的变革，以及通过技术在社会生产的广泛应用，充分显示了科学之于社会发展的强大推动力。但是，科学的进展尤是一种悲喜交集的福音。在经历了“化学家之战”（一战的“气体战”）、“物理学

家之战”（二战的“原子弹之战”），及至面临与新技术

革命相伴而来的“人与自然之战”（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以来的“生态危机”），科学已愈来愈深地进入全面、深刻的价值反思。科学主义者断定科学是人类知识中最有价值的部分，惟有科学最能造福于人类，但是他们只是强调科学是追求工具理性的最佳方式，却不明白科学不是追求价值理性的最佳方式。爱因斯坦说，科学提供了人类所向往的目标的手段，可是它不能提供目标本身。…（聊’工具理性本质上是一种技术理性，以自然科学的定量化、形式化和逻辑分析为方法论基础，严格区分事实与价值，单纯追求工具化的实用目的和控制手段，强调数学上的可计算性、

囝

逻辑上的形式化和机械上的可操作性，力求合乎理性地控制所有事物，而对其所追求的目的本身则不加反省。倘使科学主义所持的这种工具理性不加批判地扩张，就不可避免使实质的是为追求真理、创造福祉的科学技术被一再地用于消极的甚至是邪恶的

目的。

三、对科学主义的一种超越：科学文化与人文文

化的并协共进

奥地利著名科学哲学家弗兰克曾从这样一个角度提出问题，即现代人类文明所受到的严重威胁是什么？他的回答是：“科学的迅速进展同我们对人类

问题的了解无能为力。”而造成这种状况的重要根

源，又在于“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之间存在着一条鸿

沟”。［１２］㈣）为此，我们就不仅需要理解科学本身，而

且还必须了解科学在整个人类文明中的地位，说明科学与伦理、政治等等的关系。这是非常有见地的。确实，科学只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一种有限性手段，仅靠它并不能使人类达到一个至善至美的世界。科学是实现人类目标的工具，但终极的目标指向并非科学研究的客观实在；科学是批判的、进取的，但社会的运行还需要保守的、稳定的机制，包括伦理、法律规范在内的意识形态则具有强制性，不能仅以科学方法论原则推导；科学研究程序的主旋律是理性的，但人的内在情感世界包含着非理性的直觉内容。正如美国科学社会学家巴伯所指出的：“科学在我们的社会中独立于整个社会所持的批判理性的价值。科学的理性仅仅是我们的这种价值之最明显的工具，仅仅是社会影响之最丰富的源泉。但是，理性，无论表现在什么地方，对产生变化和破坏已有的社会秩序具有同样的影响。因此，社会不稳定是我们为理性的建制化所付出的代价。”［１３］（脯一２４７）科学文化尽管可以算得上是现代人类文明结构层次中最基础的部分，但它绝对没有涵盖人类文化的全部，“科学这种既是观念的财富同时又是实际的财富的发展，只不过是人的生产力的发展即财富的发展所表现的一个方面，一种形式。”［１４］（蹦埘’因此，要使科学在推进人类文明建设的过程中显现出更大的社会价值，必须要用人文文化对科学文化加以补充和调节，实现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紧密结合。

所谓“两种文化”，即指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就是人类文化中以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为基础形成的、以科学观和人文观为主要内容并在哲学上表现为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的两种基本文化。科学主义的科学观如前所述，认为自然科学是人类知识的典范，科学家描述的科学方法是获得那种能够应用于任何现实知识的唯一手段。而人文主义有人道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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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数据义、人本主义的含义，它确认人对于自然界的优越性，认为人是衡量一切事物的标准，强调人的自由意志以及人的价值和尊严的实现。由于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在研究对象、理论特征、研究方法等方面表现出的差异性，一般地说，在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目前的这种异质状态仍然存在的情况下，要完全消解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对立是不现实的。但是，这不

意味存在着超越科学主义的可能性。在当代，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已经出现了交融的新趋势，这本身就是对科学主义的一种超越。

英国哲学家波兰尼从认识论出发，通过批判实证主义的科学观，证明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知识一样，其实质上是一种人化的科学。他创立的“默会理论”，指出在非言传性的“默会知识”层面，科学与人文是相通的。科学家Ｃ．Ｐ．斯诺则在以《两种文化》（１９５９）为题的著名演说中提出弥合两种文化“互不

理解的鸿沟”的主张，要求自然科学家应具有高度的

人文关怀，呼吁教育应该有较宽的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基础。现代科学中和科学哲学中出现的“新人文主义”和“历史主义”，则从自然科学自身的理解出发，揭示科学的人性基础和科学活动的心理的和社会机制。美国科学史家萨顿指出：“没有同人文科学对立的自然科学，科学或知识的每一个分支一旦形成都既是自然的也同样是人的。”［１５］㈣’在他看来，科学不应该是自身的目的，也不只是满足人类自然欲望的工具，更不仅仅是达到以科技为目标的方法；科学应当与合乎人性的价值体系以及行为原理相配合。他所倡导的“新人文主义”，就是一种试图将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结合起来的有益尝试。他在《科学史和新人文主义》一书中写道：“新人文主义”是建立在“人性化的科学之上的文化”，“它赞美科学所包

含有的人性意义，并使它重新和人生联系在一

起”［】５Ｊ（嬲），他强调：“无论科学可能会变得多么抽

象，它的起源和发展的本质都是人性的。每一次科

学的结果都是人性的果实，都是对它的价值的一次证实。”【１５Ｊ（脚’科学历史主义则力图将它们对科学的哲学理解建立在历史的基础之上，将科学真正当作人的科学来理解。科学历史主义揭示的科学活动的范式结构，表征着人的科学活动具有与人类的其他活动本质相同的社会、心理机制。美国科学哲学家瓦托夫斯基也强调对科学的“人文主义理解”，他认为科学与哲学的关系作为科学哲学的基本关系，不仅涉及科学是什么，或科学思想是如何发生的问题，而且也涉及科学思想与常识、科学的概念框架与常识的概念框架和哲学的概念框架的关系。科学哲学的目的就是要以某种首尾一贯的方式提供两种文

化，即“科学的”与“人文的”两种文化之间的联系。瓦托夫斯基说：“哲学如果不致力于寻求首尾一贯性，不致力于把我们这一领域的知识与其他领域的知识综合起来，那它就无存在的必要了。”【１６Ｊ（Ｐｔ３）与过去一般仅仅从自然科学的外部“观察”科学的传统人文主义完全不同，这些对科学理解的“新人文主义”是７ｒ足于科学之中，通过揭示科学的人性前提，揭示先于科学并使科学成为可能的历史性条件而强调科学的人性化的，因而是真正意义上的科学的人文主

义。

当然，说到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融合，还包括了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关系问题。科学精神是人哲学地理解科学规范，将科学的特征推至极致而领会到的乖４－ｑ：的理想的精神气质。当人们用这种精神规范科学家群体的行为、价值取向、道德素养时，就变为了我们所说的科学的人的精神。科学精神是一种理想精神，默顿最初的“四规范说”从现实的科学活动中是提炼不出的，而只能通过科学规范来理解。既然它是人的一种理想，因而与以人的自由为终极意义的人文精神就不可能是矛盾的，它们都是人作为人的精神的。把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结合和统一起来，这显然是对科学主义的一种超越。

参考文献

［１］Ｆ．Ａ．哈耶克．科学的反革命［Ｍ］．南京：译林

出版社，２００３．

［２］郭颖颐．中国现代思想中的唯科学主义

（１９００—１９５０）［Ｍ］．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９．

ｆ３３卡尔・波普尔．历史决定论的贫困［Ｍ］．北

万　

方数据京：华夏出版社，１９８７．

【４ＪＴｏｍＳｏｒｅｌｌ．Ｓｃｉｅｒｔｔ／ｓｍ：ｐｈｉｌｏｓｐｈｙ

ａｎｄｔｈｅ

ｉｎ—

ｆａｔｕｄ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Ｓｃｉｅｎｃｅ［Ｍ］．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Ｌｏｎｄｏｎ

ａｎｄＮｅｗ

Ｙｏｒｋ，１９９１．

［５］Ｍ．ｗ．瓦托夫斯基．维也纳学派和社会运动

［Ｊ］．哲学译丛，１９８５，（２）：６９—７４．

［６］希拉里・普特南．理性、真理与历史［Ｍ］．上

海：上海译文出版社。１９９７．

［７］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３卷［Ｍ］．北京：人民

出版社，２（３０２．

［８］约瑟夫・本一戴维．科学家在社会中的角色［Ｍ］．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８．

［９３Ｗ－．Ｃ．丹皮尔．科学史及其哲学和宗教的关

系［Ｍ］．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７５．

［１０］伽汀．范式和解释学——论库恩、罗蒂和社会科学［Ｊ］．哲学译丛，１９８４，（６）：４０—４５．

［１１］爱因斯坦文集：第１卷［Ｍ］．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７６．

［１２３菲利普・弗兰克．科学的哲学——科学和哲学之间的纽带［Ｍ］．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５．

［１３］巴伯．科学与社会秩序［Ｍ］．北京：三联书

店，１９９１．

［１４］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４６卷下［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０．

［１５］乔治・萨顿．科学史和新人文主义［Ｍ］．北

京：华夏出版社，１９８９．

［１６］Ｍ．ｗ．瓦托夫斯基．科学思想的概念基础［Ｍ］．北京：求实出版社，１９８９．

（责任编辑－扬眉）

＠

科学主义:合理性与局限性及其超越

作者：作者单位：刊名：英文刊名：年，卷(期)：被引用次数：

陈其荣

复旦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上海,200433山东社会科学

SHANDONG SOCIAL SCIENCE2005，(1)9次

参考文献(16条)

1.W·C·丹皮尔 科学史及其哲学和宗教的关系 19752.约瑟夫·本-戴维 科学家在社会中的角色 19883.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20024.希拉里·普特南 理性、真理与历史 19975.M w 瓦托夫斯基 维也纳学派和社会运动 1985(02)

6.Tom Sorell Scientism: philosphy and the infatudtion with Science 19917.卡尔·波普尔 历史决定论的贫困 1987

8.郭颖颐 中国现代思想中的唯科学主义(1900-1950) 19899.M w 瓦托夫斯基 科学思想的概念基础 198910.乔治·萨顿 科学史和新人文主义 198911.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012.巴伯 科学与社会秩序 1991

13.菲利普·弗兰克 科学的哲学--科学和哲学之间的纽带 198514.爱因斯坦文集 1976

15.伽汀 范式和解释学--论库恩、罗蒂和社会科学 1984(06)16.FA哈耶克 科学的反革命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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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学位论文 崔丹 新历史主义再评价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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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学位论文 姜红 现代中国新闻学科建构与学术思想中的科学主义（1918—1949） 2006

二十世纪初，“科学”(和“民主

”，再到科学成为一种意识形态和价值取向——“科学主义”，科学在现代中国被塑造为贯通一切知识和领域的“普遍之道”。这种作为普遍之道的“科学”不仅对现代中国的思想和观念产生重大影响，更成为二十世纪前半叶中国现代意义上的学科建构和学术思想中具有决定性影响的概念，同样，它对于新闻学这门初诞于二十世纪中国的新学科更有着难以抵御的魅力。

在宏观的层面上，本论文旨在考察与检讨科学主义”对现代中国新闻学科建构与学术思想的影响和渗透；在微观层面上，更希望呈现作为现代知识形态的“新闻学”与“科学”在学科范式的建构、范例的形成、观念的变迁等多方面的交缠纠结。由于科学本身与现代性密不可分，本论文的另一条或隐或显的思路是：通过对科学在新闻学科和学术思想中霸权地位的建构的分析，反思现代性及其已经或正在展开的一系列价值对中国新闻学研究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在此基础上，思考人文与科学和谐的新闻观念建构的可能性。

问题史的研究思路也使得本论文没有像以往同类研究那样严格按照时序或历史时段安排章节，而是围绕“科学主义”(现代性)的核心问题，将三十年的新闻学术思想史视为一个“历史文本”，从不同的层面切入以探索个中堂奥，根据问题与问题之间的逻辑联系安排章节，整体上呈一个扇面打开，力求每章针对．和解决一个问题。顺着每一章的逻辑顺序，本论文力图解决的问题有：科学在二十世纪前半叶中国的思想、学术、文化领域是如何由工具理性上升为价值理性的?新闻“有学无学”的论争背后体现了以“科学”作为现代新闻学知识与学科的裁定者，科学凭什么获得合法性并拥有合理性?在新闻学科的建构过程中，科学如何在早期新闻学研究群体那里成为划定学科版图的基础，并建构最初的研究“范式”?现代中国新闻学术思想中科学主义的代表类型，及各自产生的条件、原因和形态、特征是什么?现代中国新闻学术思想中，进化论为不同学术派别共同尊奉，在新闻学研究，尤其是新闻史研究中，进化论的观念如何在历史分期、材料选择、评价方式诸方面折射出科学主义的价值向度?最后反思在新闻学这样一个特定的学科与研究场域中，科学和人文究竟应当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中国新闻学研究是否在科学主义的视野中失落了人文精神和价值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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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

4.学位论文 张秀丽 反科学主义思潮下中国现代史学的人文指向——以“东南学派”为中心 2009

清末民初是中国传统史学向现代转型的重要阶段，在这一时期，史学摆脱传统经学的束缚，开始迈出了独立发展的第一步。与此同时，“科学”取代“经学”而获得了至高无上的地位。在科学的外在导引下，中国现代史学很快走上了科学化的道路，史学的自然科学化和社会科学化分别是中国现代史学发展过程中先后占据史学主流的两种科学化史学，而进入史家视野的也分别是这两种类型的科学化史学。然而，考察20世纪初期史学的整体面相，我们发现，在强烈的反科学主义思潮下，除了这两种科学化史学之外还存在另外一种史学形态，这就是人文主义史学。在20世纪初期的史学发展过程中，这一形态的史学若隐若现地在两种主流科学化史学的夹缝中寻求生存，并没有在史学史叙事中占据重要地位，也没有引起主流学者的充分关注，充其量将其作为反动、落后的一方给予了批判。事实上，虽然人文主义史学并不代表中国现代史学发展的潮流和趋势，也并不代表史学现代化过程的重要特征，但是作为史学发展的一个支流对中国现代史学的长期发展具有重要的建设意义，并为史学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合理的内核。其对史学学科性质的重新思考，对史学求真与致用功能的讨论以及对史家主体的强调都显示了此派学者对中国传统文化和史学的深沉的人文关怀。发掘中国现代史学中的人文因素，不仅对于全面了解中国现代史学发展的整体面相，而且对于当今史学的健康发展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首先对中国现代科学化史学的弊端给予批判和反省的是以章太炎为代表的国粹学派，他们除了接受西学的影响外，主要从传统史学里发掘出反思科学化史学的资源。国粹学派对乾嘉学派既有继承也有超越，在求真的基础上讲求致用，并在很多时候将求是的治学宗旨服从于致用，以致用为先。出于对传统文化的热爱，章太炎等人对顾颉刚为领袖的疑古运动不表苟同，在历史研究中更侧重于对文献资料和正史的征用；并对以梁启超为代表的进化史观派全盘否定传统史学并依据西方社会科学理论阐释历史的做法给予了批评。

而中国现代史学上真正的人文主义运动发端于《学衡》，在继承中国传统人文因素的基础上，学衡诸子吸收了西方白璧德新人文主义的合理成分，以此作为强大的思想武器，企图从价值理性的角度来制衡以追求工具理性为目标的新文化运动所带来的道德失衡和人文精神的异化、失范。白璧德所提倡和宣扬的新人文主义不仅被他的中国学生所接受，而且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内化到《学衡》这本杂志中，由《史地学报》、《史学杂志》、《国风》、《思想与时代》等柳门弟子所创办的各个刊物都奉行了这种人文主义思想。发端于文学领域的新人文主义运动，逐渐过渡到史学领域中人文史学与科学主义史学的对抗。柳诒徵作为学衡诸子中重要的一员，在与吴宓、梅光迪等人的学术交流中，逐渐对白璧德新人文主义有了基本的了解并与中国传统人文思想两相对照，形成了独特的人文主义史学理念，成为“东南学派”实际的精神领袖和核心力量，对于缔造“东南学派”的人文主义传统具有重要的作用。

以柳门师生为主要力量的“东南学派”对史学有其独到的理解，走出了一条与科学化史学不一样的治史路径。他们首先向古史辨运动发起了挑战，以柳诒徵为代表的“东南学派”与以顾颉刚为领袖的古史辨运动之间在1921-1925年间有过三次交锋。柳诒徵在《史地学报》上先后两次对疑古运动进行了挑战，一是对胡适诸子研究的批判，二是对顾颉刚《说文》问题进行的批评，中间加上刘掞藜对顾颉刚古史考辨的争论，构成了北京大学与南高--东南大学的唯一的一次正面学术交锋。其次，在对史学学性质的理解上，东南诸子不同意将史学等同于科学尤其是自然科学的见解，他们既强调史学与科学之间的联系又注意二者之间的区别，在此基础上指出史贵求真，但又不止于求真，在承认史学科学性的基础上，强调史学所具有的人文属性。第三，对于自然科学化史学所倡导的为学问而学问的观点，东南诸子不表赞同。在对史学客观知识的追求上，东南诸子和主流科学化史学派并没有多少区别，他们并不否定史学求真的目的。然而，与主张“为学术而学术”的科学化史学派不同的是，东南诸子并没有止于求真，他们更关注和提倡史学经世致用的传统。求真虽然是史学研究的首要目标，但不是史学研究的最终目的。求真之外，史学当有“更重大更切要”的事业要做。在求得客观的历史知识之后，史学研究应有益于社会、人生。第四，对于科学化史家所提倡的“史学即是史料学”的观点，东南诸子给予了批判。他们对历史学的概念予以重新界定，并对史学、历史、史料等相关概念进行了严格的区分，并指出历史固然是由若干史实组成，但不是史实的简单堆积，对基本史实考订之后，还有史料之采择、前后彼此之关系等问题有待处理。仅仅依靠现存的史料无法还原历史，必须在考证史料的基础上作省察的工夫。在对“史学即是史料学”的观点进行修正的同时，对于史学概念的廓清和对史学理论的纵深发展有重要意义。

“东南学派”所创办的《思想与时代》杂志提倡科学时代的人文主义，为钱穆等新儒家人文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学术阵地，钱穆在1940年代左右发表在《思想与时代》上的一系列文章标志着其学术研究的转向。在外缘柏格森生命哲学的同时，钱穆等人发掘了传统经学中宋明理学中的心性、义理之学来反对植根于乾嘉考据形态的新汉学，使得“东南学派”的这场人文主义运动得以延续传承。钱穆治史主张通与专的结合，强调历史的人文属性与特殊性，强调考据之外对义理的并重，在求真的基础上讲求经世致用，这都与史料学派的治史宗旨格格不入，甚至有点针锋相对的意味。此后，钱穆与傅斯年为代表的科学化主流史学之间一直存在着治学路径的歧见。新中国成立后，钱穆与傅斯年一去台湾开拓领域，一去香港白手创业，各守阵地，将这种学术分歧演变了下去。这种分歧甚至不因傅斯年的逝去而消失，双方各守门户以香港和台湾为阵地，各自继续发扬自己的治学宗旨。

以章太炎厕身其中的国粹学派、以柳诒徵为代表的“东南学派”以及以钱穆文化史学为典型代表的新儒家，是中国现代科学主义史学大势下潜在的一股人文主义史学暗流。其兴起有一定的合理性，它向内承袭了传统经学中心性之学的宋学遗产，对外依托于西方新人文主义和反理性主义的潮流而起，而民族危机的特殊的时代背景则为其兴起提供了现实依据。将其与科学化史学相比较，我们发现人文主义史学具有如下特点：人文主义史学虽然在某些方面与唯物史观派史学的主张有契合之处，如对经世的强调，对史家主体的重视及对主观、哲学的注重等；但人文主义史学毕竟存在这样那样的局限和缺点，相对于社会科学化史学而言，它反对历史规律的普遍性；相对于自然科学化史学而言，双方有通与专、义理与考据、求真与致用、哲学主观的重视与否的区别。人文史家主张史贵博通，强调史学的整体性和系统性；主张考据基础上对义理的发挥和阐释，强调微言大义，因而更加注重史家主体的作用；主张从传统文化中发掘史学崛起的内在因素，强调发扬中国的人文传统和人文精神。

当然，人文主义史学并不代表中国现代史学的发展趋势，其本身存在一定的局限。人文主义史家在强调历史学与自然科学的区别时，虽然肯定了史学的科学性，但将其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这说明他们的理论仍有一定的局限。且他们将历史发展的本质归结为心理的、主观的一面，过分强调人的道德的、心理的作用，将民族信念、民族精神作为主要的发展动力而忽视甚至否定经济的、物质的因素，这就陷入了唯心主义的樊笼。

5.期刊论文 杨淑君.YANG Shu-jun 穿越科学主义的历史视野——对

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术界对五四思潮是否属于科学主义性质存在激烈争论.笔者认为,五四科学思潮的科学主义发展轨迹不容回避,但同时也要细致地分析其生成、演化、变迁的特定历史语境,只有综合思想和历史两个层面,才能全面准确把握五四科学主义思潮的影响,从而获得

6.学位论文 罗建河 论教育管理理论的知识论基础 2006

本研究提出的问题是，当前我国教育管理研究的理论水平低下，我国教育管理学科的水平与西方发达国家的教育管理学科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如何尽快缩小这一差距，改变我国教育管理科学的落后局面呢?我们认为关键而具有统领性质的第一步就是要找到建构教育管理理论的科学的知识论基础。因为正如西方自然连贯主义教育管理理论家依维斯和拉科姆斯基指出的知识论形塑着教育管理理论的结构和内容。于是，接下来的问题就包括，什么是教育管理理论的知识论基础?当前有哪些可供选择的教育管理理论的知识论基础，这些知识论基础如何影响着教育管理理论的结构和内容?我们应该坚持怎样的知识论基础，在这种知识论基础上如何丰富和发展教育管理理论?本研究的主要内容就是围绕着这些问题的分析和解答而展开的。所以，本研究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是教育管理理论的知识论基础”。首先通过考察哲学认识论和知识论这两类问题的历史演变指出它们之间是不可分离的，所以本研究主张将两个概念合二为一；又因为教育管理理论自身的辩护优先于具体内容的构建，即在教育管理理论的构建上“知识论”的问题比“认识论”的问题具有理论上的优先性，所以本研究采用了“知识论”这个概念包纳传统意义上的哲学知识论和认识论两个概念。于是，教育管理理论的知识论基础实际上包含两个内容：一是与作为认识的结果的知识的性质、表现形式及其确证有关的问题。它作为教育管理理论的知识论基础主要影响着教育管理理论的结构、体系、表现形式和学科性质定位等，同时为理论的合法性进行辩护。第二个部分的内容就是与知识获取的过程有关的问题，即关于人的认识过程的问题；它主要影响着教育管理理论的一些具体内容，如决策、组织设计、管理培训等等。当然，这些划分并不是绝对的，传统知识论领域的问题同样会影响教育管理理论的具体内容，如决策、组织设计、管理培训等；而传统认识论领域的问题也会影响着教育管理理论的结构、性质和确证等方面。于是，所谓教育管理理论的知识论基础就是教育管理理论的建构者从事教育管理研究、建构教育管理理论时所持有的知识论观点，这些观点影响着教育管理理论的性质、内容和确证方式。

第二部分由第二、三、四章组成，要解决的问题是当代有哪些可供选择的教育管理理论的知识论基础，这些知识论又是如何影响着教育管理理论的结构和内容的。本文认为当代主要有西方科学主义教育管理理论的知识论基础、西方人文主义教育管理理论的知识论基础和西方自然连贯主义教育管理理论的知识论基础。这些知识论基础又是如何影响着教育管理理论的结构和内容的呢?这个问题的解答主要是通过分析西方科学主义、人文主义和自然连贯主义这三大教育管理理论流派的知识论基础来完成的。首先分析科学主义教育管理理论，指明科学主义教育管理理论的知识论基础是逻辑实证主义或逻辑经验主义知识论，这种知识论决定了科学主义学者将教育管理学定位为社会物理学。以格林菲尔德为首的一大批教育管理学者不赞同逻辑经验主义的知识论以及科学主义教育管理理论的主张，倡导人的主体性，弘扬人的价值和道德，以主观主义知识论为基础，形成了西方教育管理理论的第二大流派，即人文主义教育管理理论流派。如果说科学主义教育管理理论遵循逻辑实证主义的要求强调事实与价值的分离、强调科学只研究事实，从而在教育管理领域剔除了价值问题；那么人文主义教育管理理论则正好相反，他们倡导教育管理是“具有价值并从属于价值的科学”。具体而言，人文主义教育管理理论又包括，主观主义教育管理理论、霍金森的教育管理价值理论、教育管理批判理论、教育管理文化理论和后现代主义教育管理理论，它们的知识论基础分别是主观主义知识论、价值知识论、认知兴趣结构理论、哲学解释学和后现代主义反知识论的知识论。为了调和二者的矛盾，自然连贯主义教育管理理论以一种整合论的姿态出现，它的知识论基础包括整体主义知识观和自然化认识论的主张，统称为自然主义知识论。

第五章和第六章是本论文的第三部分，要解决的问题是我们应该坚持怎样的教育管理理论的知识论基础。首先是以马克思主义实践知识论作为理论基础，反思和批判当代西方主要教育管理理论的知识论基础，证明马克思主义实践知识论的科学性和合理性，从而指出应该以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知识论作为建构我国教育管理理论的基础，而中国的主体教育管理理论正是以马克思主义实践知识论为基础构建新的科学的教育管理理论的一个新尝试。事实上，尽管当前的主体教育管理理论并不十分完善，在某些具体的方面也许还比不上科学主义、人文主义和自然连贯主义的教育管理理论，但是它具备发展成为最具科学性的教育管理理论的可能性。当然，主体教育管理理论的丰富和发展必须遵循着马克思主义实践知识论的基本要求，这是保证主体教育管理理论的科学性和合理性的基础。所以，本研究最后还根据马克思主义实践知识论的基本要求，针对当前主体教育管理理论的不足之处，提出了主体教育管理理论的一些新的发展方向。

7.学位论文 牛利华 从生活世界中生成意义——关于教育研究的方法论转向 2004

从学科建设的角度来看,教育学已经被认为是门类较为齐全的学科.但如果换一个角度看,它又急需摄取新的素材、探索新的研究方法.该文较为客观地陈述了教育研究方法论的演变脉络,进而对方法论转向的动因做了较为细致的分析,并在教育研究领域首次明确提出了

8.期刊论文 孙士杰 超越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教育走向科学人文主义理想 -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35(1)

9.学位论文 辛翀 丁超五科学易学思想研究 2007

中西文化的会通以及科学与人文的对话，从古至今都在宽泛而又深入地畅扬和推展。英国学者李约瑟博士所撰《中国科学技术史》的问世，更将其交织的程度全方位延伸。李约瑟很有见地地认为，中国科学传统将为科学的未来发展开辟道路。他认为，直到17世纪中叶，中国和欧洲的科学理论大约处于同等水平。仅仅在那段时间之后，欧洲思想才开始迅速向前发展。但是，引导其前进的笛卡尔-牛顿机械论观点，不能持久地满足科学的需要。把物理学看作是对更小的有机体之研究和把生物学看作对更大的有机体之研究的时代必将来到。那时，欧洲并且整个世界便能使用一种非常古老的、充满智慧并且丝毫没有欧洲特色的思想模式。他认为现代科学的进步给人类带来的各种道德上的问题，都可以从中国文化所包含的伟大的传统道德精神取得解答，中国人民的特殊天才可以在这方面影响整个人类世界，中国人的冷静头脑可用于把西方世界从它陷入的机械唯物论的深渊中解救出来。但是，李约瑟又进一步提出，既然中国古代科学技术成就非常伟大，那么为什么中国古代文明没有能发展出近代的科学技术这样的问题，俗称“李约瑟难题”。“李约瑟难题”的提出，并不是李约瑟博士本人的苦闷，而是从另一方面在更深程度上对中国古代文化价值取向的肯定和认同。李约瑟提出了一核心课题：科学和道德的有机统一才是科学发展的方向和路径。这与当时社会的混乱和科学文化进步性的矛盾以及社会的经济结构的不合理性相关联，它刺激了许多学者关注中国文化的科学性和发展潜力。时代的呼唤和国人的觉醒迫使人们把注意力引向中西文化的会通层面，而不是冲突和缰持，更不是我行我素，各执一端。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才诞生了丁超五这位科学易学研究的先驱。为了深入分析丁超五科学易学的科学背景和科学基质，笔者在论文引言中，从古代中国易与科学的共生互动、近代易学与科学的互渗和融会及中西文化会通历程等方面，铺设了丁超五易学科学性和合理性的知识背景。使其易理科学之内涵和语境得以展示和掘析，并为将其易学之科学性征的提揭和彰示奠定基础。

在我国古代，以数的推演和组合来理解宇宙之万有，已形成了数学基础上的理性论证。其中的合理性思维模式不能不对当时科学的发展产生影响。“一阴一阳谓之道”的命题无疑有助于科学接受阴阳思想。实际上科学范式的三大主轴即宇宙秩序原理、方法论原则和科学技术观，无一不是受易之思维方式的影响和启迪。在其后的各自发展中互为基础、相资为用。易学对科学的影响，不仅从思维形式上对人们的理性活动提供语境分析，因时而变，“时行则行，时止则止，动静不失其时”，而且在具体的学科分类和内容的涉略上，都程度不同地对其渗入和影响。当然，中国科学近代化的主流是产生在欧洲现代科学在中国的传播。这实可认为是同一问题的两个方面，一为易学的科学理念促进西方科学在中国的快速传播，一为西方科学影响和改

造着易学的发展方向，并不存在根本的对立和矛盾，相反出现了西学东渐和东学西被的网状交织的发展态势，建构了易与科学联动互促的时代特征。 为了更好地反映丁超五科学易学之思想，本文在第一章对丁超五的研易之心路历程作了分析和简介，反映了丁氏苦研习易，善于从易图、卦、象的源流出发，以历代易学家、特别是近代易学家对易学的科学展示为基础，顺应中西文化会通之不可逆转之势，对易学中的科学观和科学思维模式及其哲理性给以提揭，终于构成了自己的独特的科学易学理论体系。第二章从他对易卦源渊的认知视角给以剖析，溯本追源，以强铸其易学科学理论体系的拓展基础。宽泛地讲，卜筮和易之科学思想能否关联、是否同根，已成为人们探讨易学所首先介入的话题。现代意义的“科学”应该说产生于欧洲，但是，无可否认，科学的历史起点与人类文化的起点同出一源。文化人类学的相关研究表明，在原始社会时期，科学与巫术并没有明显的界域分野，并普遍认为巫术与科学在认识世界的概念上是相近的。丁超五并没有展开对卜筮与科学具体关系的论证，也没有对卜筮表示过多肯定的话语，而是基于易学发展的层面，从卜筮这一文化涵项和对象指涉上，发现了易卦生成语境的基因质料，丁氏看到了易卦以阴柔为先、为本的重心所指和本质核心，并由此提出了“卦应从坤起”的命题，进而对孔子易理科学思想给以了深入的解剖和定位。从《易传》所阐述的“天道”与“地道”的关联框架中，使人们更好地领悟《周易》的精神实质和科学思想，提揭孔子易理内核中涵摄人文关怀的自然哲学体系。他的研究视野从易源的本然顺延至孔子的易道理念，并从中体察到《周易》科学思想在《易传》中的主线脉胳和架构体系，看到了易道数理科学思想在易学发展史上一以贯之的发展态势，从而开启了对伏羲先天图数理哲学研究的新领域。本文第三章从丁超五的易学哲学思想层面，立足于易学之象数的合理内核和内在本质提出并加以阐发他的哲学思想的合理性。从象数学观到易学的数理哲学分析及与马哲辩证法的比较，提出了“易学是一门数理哲学”的命题，进而给易学以科学定位。他通过对先天图的数理分析，界定了太极为先天易数之本、阴阳数的数理基础、易与九九关系、逆数等的哲理内涵，并对易卦组成的原则、易卦对立与统一的辩证思维立基于阴阳互相涵摄的科学基础之上给以论证，揭示易之科学本质。丁超五先生对易卦演成的数理基础非常之坚定，认为正因为数理的东西在易道中的流行和应用，才使得易道理念的科学性更加透显而易于弘扬。在本文的第四章，着重阐述了丁超五科学易学思想的核心内容。本部分主要从丁超五的数学观和生命学说两个方面来阐述，他的数学观是他对易学科学性论证的基础内容，是他的数理思想的基石。他把先天图的演成及伏羲小圆图、文王后天图看成是立足于数学基础上的一种涵具人文思想的科学演示，不是先辈随意之作，“仰观府察”是完全自然而合乎数理规律的，并给出了代数乘方证明、数字证明和阴阳奇偶证明的多种论证。而且，伏羲方圆图之形状特征也有其涵摄着数学的科学性。在他的生命学说中，丁氏确实把握住了易理的精髓，提揭了“生生之谓易”的易道主线。他认为易之经传涵蕴着生命流演之程式，他从生命之起源和演进，继而论述到阴双阳单的生命规律，然后通过对先天数和门德尔遗传定律、快脱莱的法则的比较，反映出了自然生命规律和先天数的演化程式的一致性。从而把易学定位为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的蕴涵宇宙生命之学的数理科学。为了更好地理解丁超五易学对易道科学理念及其哲理提升的客观表述，很有必要对他的研易方法给以分析和解读，故本文第五章主要就丁超五研易的方法论思想作了一定程度的探讨。纵观丁氏易学的学理结构，可以发现他为了将易学的时代特征更加朗显，广泛地运用了类比、对比、数学等方法。他把易的象数功能理性化、科学化，着眼于易本身的科学性和科学内涵，用类比、分析及其它数学、生命科学的手段和方法对易之象数涵摄的科学思想和主线脉胳给以彰明。他既反对用科学来诠释易学，又反对用易学来诠释科学的思维方式，提倡立足于易学本身的科学思想和科学方法的张扬和阐发，进而使易的时代特征和价值功能“以时发矣”，“含弘光大”，“品物咸章”。也就是说，他对易学的研究不是西方式的介入和套用，而是基于易学本身的科学性和科学思想给以提揭和彰显。同时借助西式计算法来表明其思维的科学性和合理性。这也逻辑地将论文的意义逐步地给以展示出来，引起了笔者的极大兴趣，利用最后一章即第六章来阐发丁超五易学思想对后世学者的启迪和意义。丁氏易学告诫我们，从合理性这个层面来讲，东西方不同科学传统和不同文化背景既有其内在的差异性，同时又存在相对的独特性，任何“自我中心主义”的科学史观都是错误的。不同的科学传统和科学成就都会在探索未来、造福人类活动中具有应有的历史价值、现实价值和奠基未来的价值。正确的态度应该是坚持互通而又互动的原则，互相启发，相资为用，他立足于从对先天图的数学分析为起点，对易的象数思想的科学内涵给以科学的分析，使易的科学性征得到弘扬，并在此基础上对两仪的阴阳对待观给以哲学的提升，提出了八卦及六十四卦两仪演成论数学演化模式。同时，他的文风非常之严谨，对于每一个命题的提出都要旁征博引，分文析义，考辨异同，力求一言一事，必有其征，表现出朴实、严谨的可贵学风。他从不回避不同的意见，也从不人云亦云，而是将正反两方面的意见给以训诂释辨、据史依实、原典考究，表现出很强的说服力和很高的张显系数，其文高洁，足以动人。尽管丁超五先生提出易学是一种数理哲学，可以说这样的定位是非常科学而又经得住时间的考验的，但并不意谓着凡是数学的方式都适应于易学。易之本来所涵具的数学规则是由易之本义所内在地规定的，并不是所有易的思想都可以套用数学方法。另外，我们说科学思想和科学思维方式是值得提倡和广扬的，但“科学主义”

和“唯科学主义”是应该鄙弃的。“科学主义”或“唯科学主义

10.期刊论文 宋涛.Song Tao 实证主义、科学主义与诠释社会学——二十世纪社会实证分析主义思潮研究 -前沿2010(21)

针对社会实证分析方法的研究,应采取新制度主义法学派的视角,并着重参考马克斯·韦伯的诠释社会学的观点,特别是将其

引证文献(9条)

1.杨兴玉 边缘性整合:当下文艺学的现代性[期刊论文]-阴山学刊(社会科学版) 2010(1)2.谢柯 从科学主义视角重新审视许渊冲先生的某些翻译观点[期刊论文]-宜宾学院学报 2009(1)3.王雁 学前教育需要生态研究[期刊论文]-教学与管理（理论版） 2008(1)

4.浦艳秋 科学主义与民族科学意识的培养[期刊论文]-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07(1)5.李丽 科学主义的价值之维[期刊论文]-北方论丛 2007(2)

6.钱振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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