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政治文明建设路径

作者：万绍红

兰州学刊 2005年05期

　　〔中图分类号〕D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492(2005)01-0013-03

　　以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界，中国进入了激荡的“改革时代”。透过历时性的考察可以看出，中国二十多年的改革过程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经济制度的变革过程，还是一个具有明确政治方向与目标的变革过程。这个方向就是政治文明的建构。这次全会因而也成为了中国真正开始走上现代化道路的圆点。

　　一、现代化与政治文明

　　“现代化”是一个动态历史的概念，是普适的话语，它已成为一种为社会普遍接受的基本价值取向。文艺复兴是一次伟大的思想革命，它是现代化开始的先兆，是现代化的思想准备阶段。现代化的物质进程正式启动于18世纪的第一次产业革命。现代化是现代性在物质的、制度的、观念的三个层面上的累积和扩展。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是现代性的两面旗帜。现代化的判断指标主要是：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世俗化、法治化、理性化。它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层面。

　　许多人在物质层面上求变的欲望很强，但在制度、观念层面上却是“保守主义”的，甚至持有“科技乌托邦”的倾向，这就必将导致“瘸腿的现代化”。我国的社会主义是建立在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基础之上的，现在仍然处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时期，仍然处在现代化进程当中，不仅需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大丰富社会主义的物质财富，尤其要重视现代性在制度、观念层面上的积累和扩展。也就是说我国的现代化，在经济上要分三步走，在21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在文化上建立科学、民主、大众的先进文化；在政治上要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建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

　　二、政治文明建设的内核：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构建

　　民主具有规范和经验两个层面的意蕴。从规范层面来界定，其实质内容就是自由、平等、最高的善；从经验层面来界定，民主则是一种程序、一种机制。在这种安排下，采用竞争性选举投票来决定人民“代表”、“代表之代表”，再由这些接近“公意”的代表来代表选民决策。

　　当代西方学者对民主制度极为推崇。弗朗西斯·福山甚至认为，自由民主制度也许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和“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并因此构成“历史的终结”。[1]笔者对所谓“历史的终结”抱有谨慎的疑虑，毕竟民主作为一种政治制度，并不是完美无缺的。“多数的暴政”就是民主永远的痛。[2]萨托利则认为：多数原则是零和原则。这也许就是哈耶克与布坎南等自由保守主义者对民主持保留态度的原因吧。但是作为避免人性之恶的艺术，它能够使多数人免于受压迫的命运，至少在目前我们还“找不出比自由民主理念更好的意识形态。”[3]

　　社会主义民主作为一种民主形态，它既具有民主的共性，又有自己的特色。马克思主义者更倾向于从经验的层面来考察民主，实现了民主分析的经验转向，从理想走向了现实。在马克思主义那里，民主既是规范的，也是经验的。它是一种议事决策机制，是一种政治制度。民主的实现机制主要表现为三个原则：多数原则、程序原则和少数原则。强调民主的运行，必须有法定的、可以遵循的程序和规则。这种程序和规则，一旦确定，就不能随意改变。在少数服从多数的前提下，允许少数人保留自己的意见，不化约少数派的权利。

　　传统政治的主体是国家，现代政治的主体是人民。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必然会由政治民主迈向社会民主，作为国家形态的民主必然消亡，自由是人类的本质，未来社会是自由人的联合体，在未来社会里人权达到了最大化，这就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最终奋斗目标。达致这一目标的通路就是驱动民主政治制度建设、配套规范程序建设、政治文明的观念建设以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创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

　　在规范与实证统一的理念之下，笔者认为可以通过宪政主义的张扬、公共领域的培育、民主法制文化的培育、市场经济的发展、执政党的建设等路径来建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驱动社会主义民主。

　　三、政治文明建设的路径

　　1.宪政主义的张扬

　　“中国自有宪法已将近百年，然而中国之宪政建设尚待完成。盖宪政之于宪法，犹如法治之于法制，其盛衰兴废，不独受制于法律之制度，更取决于政制之安排、社会之结构、公民之素质与民众之信仰。故修宪法虽易，行宪政实难。”[4]有了宪法并不见得就有宪政，宪法只是宪政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要条件。

　　宪政是西方历史发展的一个自然产物，“它根植于西方基督教的信仰体系及其表述世俗秩序意义的政治思想中”。[5]基督教的原罪说是基督教的理论与实践得以立足的基础，人不是“天使”，人类具有与生俱来的罪恶性和堕落性，人性本恶，因此，权力必须受到制约。宪法又建基于一定的价值基础之上，这些价值主要体现在“自然法”之上。自然法与人的本性是一致的，服从自然法就是服从自己的本性。”[6]就一般意义而言，自然法指全人类所共同维护的一整套权利或正义。

　　宪政，意味着国家领导人和政府机构的权力是有限的，并且这些限制可以通过成文的程序得到实施；政府既为社会全体谋利益，也维护个人的权利。宪政的实质意义是用良宪限制国家权力，以建构个人权利。

　　宪法是宪政的基石，它是任何一个现代法治国家的根本大法。宪法“应然”是公意的表现形式。现代宪法学的理想就是人民主权，也即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它的内容主要包括公民权利和国家机关的权力两部分，但公民权利始终处于中心地位，它的最终目的就是为了限制政府权力，保证人民享有一切法律规定的权力，实现人的幸福。在肯尼斯·米诺格眼里，宪政的基本精神就是：“选民能够‘把败类淘汰出局’。”[7]它内含价值、制度、行为三个层面。“要使宪法成为任何人都必须遵守的不可侵犯的力量，先得制定出一部好的宪法。法律权威从采就不仅仅来自以国家暴力机器为凭借的外在强制，而是更多地来自法律自身的内在理性。惟有良法而非恶法，才具有为人遵守、不可侵犯的内在力量。无良法则无善治。”[8]价值向度是宪政的核心指向，它决定和表现宪政的真正本质，为宪政奠定最终的正当性、合法性基础。如果价值维度缺失便会只有宪法秩序，而没有宪政秩序。

　　我国的第五部宪法吸纳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政治文明和人权等因子，表明人权成为了国家的价值观，人权从政治权利升华为法律权利，成为国家机构工作的基本或最高准则。立法为民、执法为民、司法为民逐渐具体化。政治文明写入宪法，表明了执政党对政治权力的运作向更为科学和更为合理的形式发展，以更文明的方式治理国家；也是党建构宪政秩序，推动政治文明的制度安排。

　　2.公共领域的培育

　　“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的要义在于对公共权力提供制约和纠错的机制，以凸显公民的权益和人民的利益。哈贝马斯在他创作于1961年的教授资格论文《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一书中，探讨了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起源、产生、发展、瓦解的历史及其社会结构、政治功能、观念与意识形态、社会结构的转型、政治功能的转型以及公众舆论。虽然哈贝马斯认为“本书的目的是分析‘资产阶级’公共领域。”[9]并被许多学者认为过分注重对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研究，而忽略了对平民公共领域的关注，但其公共领域的理论的普遍性和代表性还是不需怀疑的。笔者在此借用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概念就是在其普适意义上使用的。如果我们抽去“资产阶级”的限定语，那么公共领域作为一个有待实现的目标，对于推动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是很有研究和借鉴意义的。

　　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来自汉娜·阿伦特的“公共空间”的概念，是指政治权力之外，作为民主政治基本条件的公民自由讨论公共事务，参与政治的活动空间。

　　根据哈贝马斯的理论，所谓公共领域，意指我们社会生活中的一个领域，这一领域向所有公民开放，某种接近于公众舆论的东西能够在其中形成。今天的报纸、杂志、广播和电视就是公共领域的媒介。公共领域指一个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公共空间，市民们在这个空间中具有话语自由，不受国家的干涉。么共领域是民主得以显现的重要路途。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大众传媒的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由于大众传媒自身的经济利益驱动和现代观念的深入人心，加之政治因素对大众传媒影响的适度调整，大众传媒除宜传党的政策、方针外，传媒在传播信息、实施监督、提供表达等方面逐步拓展了比较广泛的空间。中国的大众传媒在保证正确舆论导向的前提下，逐渐给受众提供日渐宽松的意见环境和表达空间。

　　各种传媒结合自身特点以不同形式，给公众民意和多元意见的表达提供机会。如报刊开设的小言论、读者来信、专题讨论，广播推出的热线传呼，电视谈话类节目广受欢迎，日益“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其中，还不乏对建构中国公共领域起到很强推动作用的作品，如中央电视台的《实话实说》，《南方周末》的《百姓茶坊》、“猫眼看人”，人民网的“强国论坛”等，这些“公地”敢于针砭时弊、反映现实、表达民意。这些“公共空间”对“公共领域”的生成大有裨益。

　　3.民主法制文化的培育

　　民主的质量取决于公民的素质，需要相应的民主信念、政治文化来支撑。政治文化一直是现代化运动中具有全局影响的一个因素。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培育科学理性并在此基础上促成主体政治文化发展观的变革和消除政治发展中的偏见，极为必要。我国现代化运动的根本性突破，在于实质性的思想解放和政治文化观念的更新。教育是影响政治行为的最有力因素之一。根据柏拉图的观点，有了良好的教育体制几乎一切都可能得到改善。胡适立志20年不谈政治，要从百年树人做起。教育如此重要，必须由国家本身提供必要的手段.柏拉图甚至认为拯救国家的惟一办法是运用经过训练的智力。奥斯特罗姆也持相似的观点，即：观念改变现实，人们对事物的概念可以型构生活本身。对公民进行民主法制规范的教育，是使公民对民主、法制“信仰”，建构现代“政治人”，为公民的现代生活进行设计。同时政府也将具备民主、法制的观念并身体力行。

　　在现代社会政府的作用是不可“缺席”的，新公共管理模式在市场政府两分的逻辑基础上，由于过分推祟市场价值，而忽略了政府、第三部门的作用以及它们的协调而被“治理”所替代。要实现党的十六大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政治文明”，要使“社会主义民主更加完善，社会主义法制更加完备，依法治国方略得到全面落实，人民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权益得到切实尊重和保障，基层民主更加健全，社会秩序更加良好，人民安居乐业”，除了宪政主义的张扬、公共领域的培育之外，对公民的民主法制文化的培育是必不可少的第“三只手”，是公众自身发展完善的内在需求。

　　在“公共领域”的作用下，人民的利益通过制度化渠道，如人民代表大会等获得表达，人民的利益要求得以输入政治系统，通过政治系统的整合，输出符合人民利益需求的制度、政策和政府行为，使所有的社会基本善——自由和机会、收入和财富、自尊的基础——平等地分配，除非对其中一种或所有价值的一种不平等分配合乎每一个人的利益。这其中，人民如何向政治系统表达自己的要求，如何利用政治系统输出法律、政策等制度化的要求就需要一个民主法制教育的过程，来提高公民参政的水平和加速对政治体系产品的认同，同时也提高政治系统维持者、人民利益代表者的素质与能力。

　　4.市场经济的发展

　　经济利益驱动是社会前进的最基本动力。从遥远的古希腊我们就可以看到正是由于财富的增加，文雅生活才成为人们的需要，人文主义的学术研究才开始兴起，诸如音乐、心理学、伦理学、政治学。市场经济对民主、法制要素有着本能的强烈要求，高度的社会和经济发育度是政治文明、民主政治的催化剂、动力源泉。社会主义的政治文明的发展建基于高度发达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上。政治文明的巩固、发展、完善需要有现实经济和社会的充分发展。亨廷顿认为，贫穷才是使民主无法在中进、后进国落地生根的根本因素而非文化。他认为经济发展对民主的发展有巨大的推动作用。利普塞特亦认为：“国家越富裕，出现民主的可能性就越大。从亚里士多德到现在，一般的论点是，只有在没有什么真正穷人的富裕社会中广大公众才可能有效地参与政治，不受不负责任的宣传鼓动的蛊惑。”[10]

　　政治大厦建基于经济基础之上，政治文明的发展程度最终离不开经济的客观基础。政治改革的迫切和被重视程度取决于社会经济生活的发展所遭受的阻碍和破坏程度；取决于政治体制中的不同层面与经济改革相联系的密切程度。

　　简单、保守的自然经济排斥开放、进取的民主观念，与政治文明格格不入。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的建立与发展创造了高度的物质文咀，使民主空前发展，缔造了现代政治文明，而具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为更高阶段的民主与政治文明奠定了基础。

　　经济发展可以扩大民主的社会基础，可以促进政治文明的发育。“我国经济比较发达的农村地区村民对基层自治所表现的热情，也为民主与经济发展的正相关性提供了证明。”[11]经济发展到一定的程度，人的需要层次也就由经济层面自然提升到政治文明层面。

　　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发展道路的探索，中国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已形成了这样的内在发展逻辑：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和发展为动力，通过经济的成长和社会的进步采全面推动中国的政治文明建设进程，形成经济成长、社会进步和政治民主三者的良性发展。

　　5.执政党的建设

　　政党就是将民意带到政治共同体中的一种民意组织。现代政治都是政党政治，政治文明建设中的一个最为关键的问题是，执政党对于政治文明建设的态度以及在政治文明建设过程中的措施问题。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生成离不开执政党的建构性努力。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的执政党，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中国共产党“应然”应领导人民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是我们推进政治文明建设必须遵循的基本方针，也是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区别于资本主义政治文明的本质特征。党与国家、社会所形成的高度紧密关系，决定了党的组织形态、制度形态和运作形态，将直接影响整个国家的政治生活。

　　我们党历经革命、建设和改革，从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要完成政治文明建设这样宏大的历史使命，必须有强烈的执政意识，加强自身的建设，具备得到人民公认的执政能力，从而获得人民对政治体系的衷心认同、“同意”，“它治下的人民确信政府的结构、程序、法案、决定、政策、官员以及领袖具有‘正确’、适当或道德上的美德这些品质，简言之就是享有制定有约束力的法规的权利。”[12]从而不断加强党的政治合法性，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完成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建构。政治文明的发展是一个不断演进的过程，上述路径的建构只是其中的一些基本路途而已。作为多元函数，政治文明的建设进程取决于许多变量，例如，国际环境、领导人的道德境界、富有开拓精神的改革者从政治传统中汲取支撑性力量的能力等。作为一项复杂的社会工程，中国政治文明的生成是缓慢渐进的，规范的制度结构对政治权利的调试也是渐进的，其最终的目标是让政治在政治文明的制度框架里运作，建构生机勃勃的公民政治生活，使“社会主义民主运转起来”。

　　［收稿日期］ 2004-09-27

作者介绍：万绍红(1974-)，男，江西南昌人，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现当代政治学理论，西方政治思潮的研究。中国人民大学 国际关系学院，北京 1008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