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外交豁免权的理论依据

论外交特权与豁免权的理论依据

——以三学说为视角

陈艺文

法学1001

学号：10261002

摘要：奥康奈尔认为：“外交特权与豁免的基础是出于一种必要性。倘若外交使节不能自由地代表派遣国，那么就不能达到派遣使节的目的。”那么这种必要性理论性何在？在外交豁免权的发展历程中形成了三种学说即代表性说、治外法权说、职务需要说，我的这篇论文主要对着这三种学说进行分析、评价，以此来解读外交豁免权的理论依据。

关键词：外交特权与豁免权 理论依据 代表性说 治外法权说 职务代表说

一、代表性说

（一）代表性说概述

代表性说是关于外交特权与豁免权理论依据的最早的学说。它认为，使馆及其人员之所以享有外交特权与豁免权，是因为他们是国家的代表，而国家彼此之间是平等的，相互之间没有管辖权。使节被视为君主的个人代表，他们对接受国没有效忠的义务，不受后者的法律管辖。接受国同意接受他们，就意味着默示同意赋予他们君主希望他们享有的特权与豁免。换言之，使节在东道国被视为其君主的化身，犹如君主本人莅临接受国进行谈判、结盟和从事其他外交活动。外交使节享有特别的礼遇和待遇，其人身不受侵犯，他们可以随时返回本国向本国君主进行汇报和请示。

（二）代表学说的实践情况

在实践中，代表性说成为外交特权与豁免制度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在文艺复兴时代，每一个君主视其使节为自己的个人代表，而对使节个人的任何冒犯被视为是对其君主本人的不敬。今天，代表性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在现代外交法中仍然可以寻觅到个人代表说的痕迹。如今，使馆馆长同样被认为是派遣国国家元首或国家本身的化身，而使馆馆长中最重要的两级也是向接受国的国家元首派遣的。如果说使馆及其人员的使命是代表派遣国并代表其利益的话，那么，外交豁免的目的就在于保护使馆及其人员本身的安全与自由行使职务。

（三）代表性说不足以成为外交豁免的理论依据

应该注意的是，与以前不同，今天的外交代表是代表国家而非统治者本人。因此，仅仅代表性说不足以成为外交豁免的理论依据。原因如下：

第一、如果说使馆馆长是派遣国的代表，那么代何况表性说可以解释公务行为享有外交豁免权。但是，它却不能够解释为什么对于外交代表，特别是非使馆馆长的其他外交人员的私人行为也给予外交豁免。更何况，今天即使是使馆馆长也不能够被视为主权国家及其元首的化身，更不用说使馆行政与技术人员、领事人员。

第二、使节权是作为国际法主体的主权国家固有的独立权和平等权两大基本权利所派生出来的一种权利。不论是国家元首的积极使节权亦或是消极使节权都是国家元首作为国家机关的行为而非个人行为。在现代国际法上，主权是国家的固有属性，君主个人却不再被视为主权者。

总之，代表性说理论在现代外交法中仍具有重要地位，并与职务需要说一起构成现代外交豁免的理论依据。1958年，在起草外交关系条约时，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指出，在目前实践不明确的情况下，它将以职务需要说为指导，同时也将考虑到使馆本省和使馆馆长的代笔性特征来确定外交豁免的理论依据。

（四）代表性说的相关学说

在历史上，关于外交特权与豁免的另外一种相关的理论是盛行于18世纪的主权替代说。这种理论认为，外交人员的豁免是其主权者转移的豁免，是主权尊严的一种表现。由于外交人员代表着主权者，是主权者的代理人，取代国家而从事谈判，所以享有与君主谈判时所享有的同等的特权与豁免。只有在他屈服的情况下才从属于东道国的管辖。这种理论的逻辑后果是外交豁免的范围也将涉及主权属性和非主权属性、统治权行为和事务权行为之间的区别这些区别对外交人员的情形极为荒谬，因为其履行职能的自由不得取决于接受国国内法对于这些复杂问题的解决方法，所以该种学说影响不大。

二、治外法权说

（一）治外法权说概述

治外法权说出现于16世纪的欧洲。依据这一学说，尽管使馆及其外交人员处于接受国而非派遣国的领土之内，但是，他们处于接受国的领土管辖之外。治外法权说是一种拟制学说，从理论上将，它包括两个内容：（1）就使馆而言，驻外使馆是派遣国领土的一种延伸，因此处于接受国领土之外；（2）就外交代表而言，他们处于接受国领土管辖之外，犹如没有离开派遣国领土。因此，对使馆及其人员的治外法权地位的侵犯，就是对派遣国领土主权的侵犯。

（二）治外法权学说的实践情况

在实践中，治外法权曾盛极一时。从现有资料来看，在整个16到17世纪中，还没有任何一位大使因为犯罪而被接受国处以死刑，或者处以长期监禁。虽然治外法权说已经为人们所摈弃，然而，在过去，治外法权说长期得到国际法学者的支持。1620年，格劳秀斯就提出治外法权的概念。1753年，瑞士国际法学家瓦泰尔写道，“至少，在一般的、正常的情况下，大使的寓所，如同其人身一样，被视为是处于接受国领土之外的。”1883年，英国学者洛里默在其国际法著作中更明确的指出，“英国大使及其家庭成员和随员在国外执行职务时就是在英国居住。

（三）治外法权学说的衰落

然而，治外法权即使在其盛行一时时也未能对一些问题提供令人满意的解释，如外交人员尊重接受国法律秩序的义务、抛弃豁免的可能以及接受保护国外交人员的义务等。从20世纪开始，作为外交特权与豁免权的理论依据的治外法权说在国际法学界和司法判例中的价值越来越低。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两个：

第一、从实践上来说，治外法权总是与强权政治联系在一起的。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期，西方国家逐渐把治外法权作为其在北非和亚洲国家设置的所谓的“国际区域”中的“领事裁判权”“混合法庭”和“国际飞地”的法律依据。更有甚者，对于在东道国中发生的只要有一方当事人为派遣国国民的案件，派遣国的领事就享有管辖权。治外法权理论影响极其恶劣，日益受到人们的唾弃。

第二、从理论上来说，这一拟制性学说未能为外交特权与豁免权提供充分的理论依据，而按照治外法权说理应享有的豁免的程度在实践上从未为人们所接受；相反，现实的情况是：使馆馆舍和外交代表在许多方面都是处于东道国的领土管辖之下的。例如，即使是使馆馆舍通常也应支付当地所提供的特定收益服务费；如果外交代表拥有不动产或以私人身份从事贸易或商业活动，则不享有当地法院的管辖豁免，并应缴纳税捐；尽管外交人员不会因违法而被起诉，但仍应遵守接受国的法律和规章制度。

不过，我认为治外法权说在今天并非已经完全过时，它依旧具有某种实用价值，并且在一定程度上仍然为人们所引证。至少在两种情况下，使馆及其人员仍被当作不在接受国领土上一样来对待，由此我们仍然可以寻觅到治外法权理论留下的痕迹。其中一种情况是使馆内的政治庇护。另一种情况是对于使馆内所发生的事件，适用的是派遣国而非接受国的法律，而这也是适用治外法权理论的结果。

三、职务需要说

（一）职务需要说概述

职务需要说理论亦非一种新的理论。瓦泰尔是促使外交法向现代方向发展的最有影响的国际法学家之一，他对职务需要说给予极大重视。瓦泰尔在其著作中写道：“大使和其他公使是维持国际社会存在及国际社会成员交往的必要工具。他们无法完成使命，除非享有安全、自由、忠实、成功地行使职务所必要的特权。职务需要说认为，使馆及其人员享有豁免的原因在于，如果没有这些特权与豁免，他们就不可能有效

执行职务。换言之，就是根据职务需要来给予使馆及其人员以特权与豁免。使馆的职务，除其他事项外，包括：在接受国中代表派遣国；于国际法许可之限度内，在接受国中保护派遣国及其国民之利益；与接受国政府办理交涉；以一切合法手段调查接受国之状况及发展情形，向派遣国政府具报；促进派遣国与接受国之友好关系，发展两国之经济、文化与科学关系。

（二）职务需要说也未能为外交豁免权提供一个令人十分满意的理论依据

首先，这一理论未能顾及一个事实，即为了接受国的有效管理和自身的利益，应该限制外交特权与豁免。设置常驻使馆，派遣外交人员是为了帮助其有效执行职务而非凌驾于东道国的法律规章之上。因此，即使在行使外交事务时，外交人员享有的特权与豁免也绝不能达到破坏接受国的公共秩序、妨碍其正常的社会秩序的程度。更通俗的话来讲，外交人员虽是客人，但毕竟是外人。

其次，外交人员应该恪守诚实信用的原则，不得干涉接受国的内政，危机接受国的国家安全。因此，基于职务需要说的特权与豁免理论至少应该含有一项假定，即派遣国不得向使馆及其人员委以对东道国的安全造成威胁的任何职务。外交特权与豁免不应该是一种绝对的特权与豁免。

第三、关于接受国的哪些行为构成对外交职务干预的问题，各国的立场与态度并非总是一致。一些学者试图根据职务需要的标准来对外交代表享有的各种特权与豁免权加以区别，而一些国家在实践上也已经接受了这种区别，结果就造成各国关于外交特权与豁免的内容与程度存在不同的做法。英美法系认为，只要是外交代表，其一切行为就享有完全的豁免。大陆法系各国历来区分外交使节以外交官所从事的行为与其他具有私人性质的行为。当然，根据职务需要说，接受国作出这种区分在理论上是可能的，事实上也是允许的，虽然从实践上来看，人为地将外交特权与豁免限制在所谓的外交官适当履行职务所需要的范围内是不明智的。

第四、职务需要说不足以解释在同一接受国中存在差异的使馆及其人员却享有相同的特权与豁免。

四、总结

通过以上对代表说、治外法权说和职务需要说三种理论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现代外交特权与豁免不能仅以某一种学说为理论依据。这正是20世纪初期以来关于外交特权与豁免理论基础的发展趋势。一般认为，职务需要说与代表性说共同构成现代外交豁免权的理论基础。《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中兼采职务需要说与代表性说作为外交豁免的理论依据，这客观地反映了当今国际社会的事实，有助于我们分析解释有关问题。不过，我认为，欲全面透彻理解现代外交豁免的实质与内涵，也应该从历史的角度加以分析，对治外法权说给予适当的注意。只有这样，才能够全面理解外交豁免权的理论依据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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