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的子女们

　　安庆江边，陈家的老屋早被拆毁，老屋的遗址归属当地的自来水厂，被修建成了平整的篮球场。原址上竖立着一块碑，说明这是革命烈士陈延年、陈乔年家的旧址，并没提到他们的父亲陈独秀。

　　受到“托匪”的牵连，陈独秀的子女们自然处于被遮蔽的状态。原上海市委组织部副部长、统战部副部长叶尚志少时离陈家故居只隔几条巷子，他没听说过陈独秀的两位儿子陈延年、陈乔年的任何情况。

　　叶尚志从工作岗位离休后，多次回到故乡安庆，见到了陈松年。那时陈松年已经79岁，骨折卧床，家徒四壁，空空如也，只有长女长璞在身边照顾。安庆窑厂退休会计师陈松年先生已于1990年过世，晚年曾被安排为安庆市政协副主席。

　　在回忆自己的父母时，陈长璞温情地说，他们都是和善、温润的人。陈松年安徽大学化学系肄业，1950年，这个原来的教书先生没有接受安庆二中的聘书，而是去窑厂做工人。谨慎的他担心，他的身份会给他带来风波――“陈独秀的儿子”带给他的不是荣耀与骄傲，而是紧张与忧虑。

　　陈长璞的母亲窦珩光安徽高师毕业，出身书香门第的她为了支付一子三女的学费，曾去窑场抬土、修铁路、糊火柴盒。

　　“邻居们不知道我们和陈独秀的关系，如果不是政审，学校里也没人知道我是‘黑五类’子女。”陈长璞说。

　　年近退休的陈长璞快言快语、为人直率。在谈论家史时，她不无遗憾地说：“我们家的历史是一部悲壮史。”

　　

　　陈延年、陈乔年与父亲陈独秀以“同志”相称

　　

　　陈延年1898年出生，他自小不苟言笑，对旧书掌故、新书知识都有兴趣。他与小其4岁的胞弟陈乔年感情深厚。1915年陈延年17岁，陈乔年13岁，由其父陈独秀接到上海求学。两年后，他们双双考取震旦大学。

　　陈独秀有一种不同凡俗的性格，也表现在对两个儿子的严酷要求上。他让两个儿子睡在亚东图书馆发行部门的地板上，外出打工自食其力。陈延年兄弟俩勤工俭学，常常吃大饼、喝自来水，平日衣衫褴褛，面色憔悴。他们的继母兼姨母高君曼心生不忍，提出让他们回家吃住，陈独秀不以为然。

　　陈独秀早期传播马克思主义，对陈延年、陈乔年兄弟并无直接影响，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陈独秀不顾凡俗，与姨妹高君曼意气相投，终于同居结婚。陈延年站在生母高晓岚一边，对其父缺乏联系和感情。

　　在赴法勤工俭学之后，陈延年兄弟放弃先前信仰的无政府主义，转而笃信马克思主义。1922年6月，在旅法少年共产党旅欧支部第一次代表大会上，陈延年与赵世炎、周恩来等同被选为委员；后来回国在上海、广州，他是与赵世炎、周恩来齐名的革命家。

　　1923年，中共中央派遣陈延年、陈乔年兄弟同赵世炎等人从法国赴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一年后，因国共合作的需要，陈延年等奉命回国到上海党中央报到，随即被派往广东工作。回国后，兄弟俩都成为中共中央委员，陈延年曾任中共广东区委书记。在党的会议上，父子3人以“同志”相称而不论父子情。

　　

　　陈独秀痛哭失声用酒祭奠两个烈士儿子

　　

　　陈乔年身体强壮，皮肤很白，两颊同苹果一般红。哥哥陈延年则与他相反，不很健康，肚皮比常人大，两条腿比常人细，皮肤黑而粗，浓眉毛，斜眼，近视。这两兄弟是清教徒，吃得坏，穿得坏，绝口不谈女人。

　　1927年6月26日，上海警备司令杨虎派大批军警包围了恒丰里104号，陈延年等人被捕。7月4日，陈延年在龙华刑场站着被刽子手乱刀砍死。

　　陈松年晚年回忆，当年得到噩耗，全家如五雷轰顶，老者痛不欲生，只能由陈松年和姐姐陈玉莹前去处理后事。但当时不仅不让收尸，而且连看都不让看。

　　第二年6月，26岁的陈乔年被捕，又在龙华遇害。又是陈玉莹、陈松年去处理后事，仍然不能看到遗体，其惨烈之情，难于言表。以至陈玉莹受到严重刺激，得了血崩症，一病不起，去世时年仅28岁。

　　陈延年未婚，而陈乔年与一位革命伴侣相恋之后结婚，在上海生有一女。陈乔年被捕遇害时，女儿尚在襁褓中，其妻只得隐姓埋名将女儿送到救助革命子女的互济会抚养，至今下落不明。

　　没有人知道陈独秀得知儿子死讯时的情形。“托派”骨干濮清泉后来回忆，在“西安事变”的消息传进南京监狱后，陈独秀托人打了一点酒，买了一点菜。他先斟满一杯酒，高举齐眉说：“大革命以来，为共产主义而牺牲的烈士，请受奠一杯，你们的深仇大恨有人给报了。”他把酒奠酹地上。他又斟了第二杯，呜咽着说：“延年乔年，为父的为你俩酹此一杯!”接着他老泪纵横，痛哭失声。

　　

　　陪父亲陈独秀走过最后岁月的陈松年

　　

　　陈松年的生母高晓岚女士有大家闺秀气质。高晓岚1930年在安庆病逝，她抚养了亲生子女5人，除小女幼殇外，余皆成人。

　　大哥、二哥、姐姐惨死，陈家家破人亡，处境艰辛险恶。在漫长的岁月里，陈松年一家只得韬光养晦。陈松年养成谦恭本分、与人无争的性格，与两位兄长性格迥然不同。

　　当年，日本侵略者即将占领安庆之时，28岁的陈松年将家中的财产全部搬到乡下，藏在陈家的祠堂里，结果日军还是将祠堂里的财物洗劫一空。随后，陈松年夫妇带着祖母谢氏和刚满1岁的大女儿长玮乘船到武汉，见到了刚刚获释的父亲陈独秀和与陈松年年龄相仿的继母潘兰珍。在陈独秀人生的最后岁月里，陈松年是唯一陪伴左右的儿子。

　　解放后，陈松年一家的处境没有什么变化，甚至生活都无法维持。

　　1953年2月，毛泽东乘军舰“洛阳号”巡视长江沿岸，安庆地委书记傅大章和市委书记赵瑾山登舰迎接毛主席。谈话间，毛泽东问：“陈独秀家里还有谁?”傅说：“有个儿子陈松年，在窑厂做工，生活比较困难。”当得知陈松年尚在此地生活且曾卖房以维持生计时，毛泽东说：“陈独秀后人有生活困难，可以照顾嘛!”

　　地方立刻确认了陈延年、陈乔年的烈士身份，颁发了烈士证书。中共安庆地委统战部开始按月发给陈松年30元人民币作生活补助金，一直发到1990年陈松年过世。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陈松年被安排为安庆市文史馆馆员，后为省文史馆馆员。陈松年子女陈长琦、陈长璞等作为“受教育子女”才得以返城。儿子陈长琦现为合肥工业大学教授。女儿陈长璞泼辣、开朗，曾任安庆文物管理局副局长、安庆侨联副主席等职，对家史非常钟情。

　　

　　同父异母的兄妹们

　　

　　陈鹤年是陈独秀最小的儿子，他与姐姐陈子美为高君曼所生。在他10岁的时候，母亲带着他和姐姐离开父亲，来到南京，从此他们与父亲分居了。

　　陈鹤年1913年出生，在北大读书期间，加入了中共地下组织，妻子许桂馨则组织妇女为游击队做一些后勤工作。但由于其父陈独秀等复杂原因，陈鹤年不为各方所容，后远走香港。

　　上世纪50年代，反右开始后，为了保护好几个孩子，许桂馨与在香港的丈夫陈鹤年宣布解除婚约，以表示她与丈夫划清了界限。即便如此，子女们还是未能走出阴影。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陈鹤年的几个子女都陆续落实了政策。除了二女儿陈祯荣留在北京外，其他子女都去了香港。2000年，陈鹤年在香港走完了他帷幕深掩的余生，时年77岁。家人本着他一贯的低调，不予公告。

　　上个世纪，陈独秀的次女陈子美落难成了“牛鬼蛇神”，走投无路之下，1970年，她与儿子泅海偷渡到香港。在陈子美失踪后，世人都以为她已自尽。谁也想不到，1997年9月14日的《环球时报》上，竞刊发了该报驻联合国特派记者对陈子美老人的专访。原来，在抵达香港后，未等见其弟(陈鹤年)，陈子美便又经千辛万苦亡命美国，直至1989年才成为美国公民。

　　2002年，陈长璞去美国探亲时曾见过陈子美，她评价这位姑姑说：“她是个相当独立、相当坚强的女性，一直能独立照料好自己的生活。”2008年4月，陈子美客死纽约。

　　

　　(据《新民周刊》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