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申辛亥革命的伟大意义

　　辛亥革命到今年是一百年，百年后的今年，一些学人对辛亥革命的评价却是最低的一年。这是受到两种思潮的影响： 中国论文网 http://www.xzbu.com/4/view-12698.htm　　 一是革命不如立宪说，认为20世纪初的中国如果君主立宪成功，可能会像日本明治维新一样，提前进入现代化，言下颇有埋怨革命之意；二是辛亥革命从“驱除靼虏，恢复中华”到提倡“五族共和”，是从种族主义上升为民主革命，正因为如此才成就几千年未有之历史功勋。而当今民族主义者则指责，从反满到满汉一家是出卖了汉族的利益，甚至指责孙中山先生是“汉奸”。受这两股思潮的影响，对辛亥革命之评价可想而知。 　　 因此纪念辛亥百年，有必要重申这一革命的伟大意义。 　　 辛亥革命最大的功勋是在亚洲建立了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中华民国，虽然这在今天是敏感的话题，但又必须面对，因为这是事实，事实就是真相，只能尊重，不能抹杀。 　　 中华民国的建立有三件大事，光照历史。一是制定宪法，这在中国是前无古人之举，从制度上启动了政治现代化的历程；二是推进中国现代化经济建设，它在20世纪30年代取得的成就，已为经济学界所公认；三是领导抗日战争的胜利，国共合作，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这不是一党一派的功劳，而是中华民族的胜利。抗战胜利后租界全部撤消，中国国土才有了完整的主权，并成为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可以说，中国人摆脱百年屈辱，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是从抗战胜利开始! 当然，辛亥革命也是一个未完成的革命，尤其是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加速腐败，失去民心，在国共战争中一败涂地，有其自身的原因。 　　 关于清末能不能实现君主立宪的问题，似乎不在今人的论定，事实已击碎了好心人的立宪梦。尽管人们都以英国和日本的君主立宪为榜样来说明君主立宪的可行性。问题是为什么在日本和英国可行的，在中国却行不通? 这是偶然的还是必然的? 　　 要认清这问题需要历史的追溯。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从政治体制上说，只存在两种形态，那就是先秦的诸侯分权制和秦以后的中央集权制。商、周时代施行“封土建国”，权力按照血缘的亲疏，层层分封，天子、诸侯、卿、士大夫形成塔形结构，天子由于权力的下移和分散，实际权力要受到邦国的牵制，类似西方和日本的“封土封臣”。但这种分封制被秦王朝废除，分权式的封建制已经结束。实行的是以郡县为特征的中央集权制。 　　 与先秦的分权制相类似的，是英国和日本的君主制。君主并不具有绝对的权力，以这样有限的权力走向立宪并不困难，君主立宪反而使英国和日本的皇室得以长存久安，这是两厢情愿的选择。英国和日本的君主有这样的归宿，是分权制走向现代化的必然结果。 　　 与分权制中有限君权不同的是，集权制中的君主权力是无限的。在中国君权的有限还是无限与国祚的长短紧密相关。在先秦封建制中，商朝存在了644年， 周朝有645 年，若以最后一个周天子赧王被杀计算，周代存在有800 年之久。而实行中央集权制的秦汉隋唐宋元明清诸王朝，超过300 年的只有汉朝和宋朝，可是汉有西汉和东汉，宋有北宋和南宋。真正由一姓王朝一统终始的是秦、隋、唐、元、明、清，唐朝是289 年，明朝是276 年，清朝是267年，元朝97年，隋朝37年，秦朝只有16年，最长的不足300 年。以分权制和集权制的国运相比，商、周的国祚是唐、明、清的2倍至3倍。对此人们不禁要追问，中央集权制的王朝，不是集中了全国的人力和财力办大事吗? 不是兴修了令世界震惊的长城、运河大工程吗? 能办大事，作大为的，为什么不能保障自己的国祚，挽救国破家亡的命运? 　　 这是一个悖论! 要解开这一谜底并不难，问题出在集权的性格，从秦始皇建立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体制以后，朝纲独断，天下事无论大小一切听命于君主，皇帝口含天宪，言出法随，集神权、皇权、族权于一身，从而成为人世间至高无上的主宰和绝对权威。 　　 这样的权力具有三大特点：一是扩张性，二是独占性，三是自蔽性。从秦皇、汉武到康熙、乾隆，再圣明的皇帝也逃不脱这样的法则。开国皇帝都梦想万世一系，权力绝不容许他人分享，宋太祖的“杯酒释兵权”，明太祖的大杀功臣，不论是软的硬的，都是为了权力不外移。继位者不论是昏君还是暴君，是白痴还是幼儿，都被顶礼膜拜，即使断子绝孙的正德皇帝，也要找个旁系的朱家子孙来继承，权力为独家所有，绝不允许他姓染指，种种事例都说明，权力能激发人性中最贪婪、自私的欲望。一旦登上皇帝的宝座，对权力的追逐，犹如吸食鸦片成瘾，再也不能自行了断。俗话说“当了皇帝要成仙”，生动地道出独裁者的性格，这就是封建集权制的本性。 　　 在这种制度下，你能梦想皇帝会主动让权，与臣子分享，实现君主立宪吗? 　　 中央集权制引发的社会矛盾与分权制下的社会矛盾并不相同。在中国历史上，改朝换代往往都要经过全国性的农民战争，战争规模之大，声势之烈，杀人之多，世界少有。 　　 农民起义的矛头指向谁? 试看历代农民起义的口号：秦末起义领袖陈胜、吴广说的是“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民谚有“始皇帝死而地分”，锋芒直指秦王朝的统治者。东汉黄巾军打的旗号是“苍天已死，黄天当立”，扬言取代汉王朝，矛头所向并非一般地主。明末李自成起义，最鼓动人心的口号是“迎闯王，不纳粮”，不向国家交税，不是不交租。从这些口号纲领来看，仅从地主和农民的阶级矛盾是主要矛盾来分析是远远不够的，虽然王朝与农民的矛盾在本质上说，也可归入地主和农民阶级矛盾的范畴，但又有不同。晚明社会一度出现赋役高于地租的现象，农民宁可向私家交租，不愿向王朝缴纳赋役，被投靠者利用特权，用活洒、死寄、畸零带管、寄庄等等办法，隐占人口，瞒田偷税。农民没有特权，不能逃税，只有投靠地主，宁愿交租不纳税，这一现象揭示以朝廷为代表的官府利益与农民的矛盾已超出地主与农民的矛盾，这才可能发生这样的事态，所以农民大起义都是官逼民反，那种反对地主，抗租的，都属小打小闹，不会形成大事变。在西方，市民、农奴往往联合国王反对庄园主，在中国反对皇朝的农民起义却有地主参加，真正酿成全国大乱的都是王朝与民众的矛盾，这岂能用地主与农民的矛盾一言以蔽之? 　　 为什么大起义都指向中央王朝？这是因为高度集权的政府，是全能性的体制，王朝政府管天管地，管人管事，一直管到人们的穿衣吃饭，穿靴戴帽。朝廷权力无限扩张的结果，是导致各种社会矛盾向朝廷集中，王朝往往成为各种矛盾和冲突的焦点。在这种制度下官与民的冲突是无法避免的矛盾，矛盾多，冲突大，这是集权王朝比分权王朝短命的重要原因。 　　 由集权而至极权，是权力扩张的必然结果，到明代连孟子都被朱元璋诅咒，宰相被取消，上朝的官员都要向家人诀别，唯恐天子一怒，身首异处，君权被推向极致，令人胆颤心惊。为什么从秦汉到明清，集权制一路强化? 国运有盛衰，权力决不放? 要指望这样的统治者主动让权，实行君主立宪，岂不是与虎谋皮! 清王朝到最后已经岌岌可危，在命悬一线之时，慈禧无奈允诺立宪，但仍坚持以满人为主组阁，抓权不放，以致功败垂成，再次表现出集权者至死不悟的性格，而不是偶然的失措。 　　 对于皇权过分集中的弊端，中国早期的启蒙思想家们已有所思考，明末的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提出 “分治之于群工”、“复方镇”、“公其非是於学校”，用加强官僚机构职能的办法，实行舆论监督、扩大地方权力的措施，减少君权独揽、中央集权之弊。力图从权力结构的本身，分解出制约君主的力量，以对君主的他律而不是自律，实现抑制权力的主张，这在一定程度上接近孟德斯鸠“以权力制约权力”的思想。 　　 当世界走向近代化的十六、十七世纪，已有西方的科技和宗教输入中国，但从未发现有政治思想的引进。这就是说，这样接近西方“以权力制约权力”的言论，是在没有任何西方政治思想影响下，从中国本土萌生的社会思潮，这比卢梭、孟德斯鸠的理论要早一个世纪。其时的中国，并无资本主义，更无工业革命，在思想上却超越经济发展的局限，先期提出限制君权的主张，这表明限制君权是人类共有的价值。不论东方和西方，不论国情和时代，凡有君权泛滥之处，就有抑制君权之主张。激烈的社会矛盾，促发中国政治思想的早熟，正如梁启超在上个世纪20年代所说，在“卢骚(今译卢梭)民约论出世前之数十年，有这等议论，不能不算人类文化之一高贵产品”。他自述：“我自己的政治运动，可以说是受这部书的影响最早而最深。”与此相应的是，孙中山在革命初期也广为散发这一书籍。在风云变幻中，不论是立宪派和革命派，不论他们有多少分岐和争论，都以《明夷待访录》为原动力，在制约权力、反对专制主义上达到一致。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