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经贸关系的辩证法

作者：贾保华

中国改革报 2000年04期

　　最近，有人提出：我国虽然是贸易“大国”，但却不是一个贸易强国；世界前八大贸易国出口商品高科技含量为40%，我国只有6%； 结论是我国应当调整出口商品结构，即逐步放弃劳动密集型产品转向高新技术产品；建议政策鼓励、财政支持、人才培养、配额优惠等；目标是到2010年，我国出口商品结构与发达国家基本相同。这个战略作为长远目标无可非议，但是，对于这个战略一定要辩证地看。

　　相对概念不能成为绝对标准

　　首先，贸易国家大小与强弱并非一成不变。

　　亚洲金融危机前，我国出口额占世界的2.6%，日本7%，德国9 %，美国占12%。似乎只有美国才是贸易“强国”。从人均出口额来看，中国只有140美元，而日本是3714美元，德国7367美元，美国3167 美元。哪个国家都比中国高出20多倍，因此它们似乎都是贸易“强国”。其中，德国比美国高出1倍以上，仿佛是贸易超“强国”，相比之下， 我国就成了贸易“小国”和“弱国”。

　　如果使用贸易额占GDP比例指标去区别贸易国的“大”与“小”， 那么，1996年我国是40%，日本17%，德国46%，美国24%。我国与德国似乎是不相上下的贸易“大国”，而美日却成了贸易“小国”。比如，泰国是83%，菲律宾94%，马来西亚183%，而新加坡则高达356%。实际上，出口占GDP比例超过100%的国家与地区少说也有20个，它们究竟是贸易“大国”，还是贸易“小国”呢？

　　换个角度，情况又发生了变化：据世界银行资料，1993年发达国家高技术产品占出口比例是：美国37.3%，日本36.7%，德国21.4%，美日是贸易“强国”。但是，爱尔兰高技术产品的出口却高达43.6%。难道爱尔兰是贸易“强国”吗？它1996年的商品和服务出口额540 亿美元，约相当于中国的1／3，日本的1／9，德国的1／12，美国的1／15。

　　事实说明：在贸易上不论是大国小国、强国弱国，也不论是高技术低技术，都是一个相对的概念，要因人、因国、因时、因事、因标准而异。如果我们错把相对的、变动的东西当作绝对的东西来看待，必然误入歧途。

　　其次，技术高低与含量的多少也不是一成不变的。

　　去年，英国《经济学家》在“数字经济言过其实”的文章中指出：“许多人都认为，高技术企业目前在社会经济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实际上，事实并非如此。”比如原先美国商务部把企业购买软件的费用都算做成本，现在则算做投资。结果，“这样一来，既增大了信息技术投资的表面规模又提高了美国近年来的经济增长速度。”OECD（经合组织）的估计：1985年在发达国家的经济中，知识经济的比重占企业总产值的45%，现在则占51%。原来，它的统计范围“除了计算机和电信业以外，还包括了汽车、化工、保健、教育等许多行业。”

　　因此，只要“稍微”修改一下统计“口径”，就会得出大相径庭的结论。去年美国商务部的研究报告指出：如果只把计算机硬件与软件产业、以及电信业作为统计对象的话，那么数字经济在美国国民总产值中的比例仅占8%。 戈德曼一萨克斯公司两位专家分析认为：如果把电信服务行业中多年前就存在的电视、广播以及消费电子业等除外的话，那么，计算机与电信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例只略高于5%。 高技术产业最发达的美国都如此，那么，“从整个世界来说，信息技术产业可能在各国仅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4%。”

　　由此可见，高技术产业或信息技术在发达国家出口产品中究竟占多少比例，并不是一个可以轻易回答的问题。既然如此，我们要求调整出口产品结构时提出的有力论据——高技术含量占发达国家出口产品的40%，而我们只有6%又有多少可靠性与可信度呢？

　　国家的发展战略、政策措施是对投资方向、产业结构、技术含量等进行调整和改变的重要依据，必须持认真严肃的态度，否则，必然会给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造成损失。

　　出口结构与国民经济结构的关系

　　不发达的经济结构导致不发达的贸易和出口结构。国民经济结构是发展中国家，而贸易和出口结构如何与发达国家“基本相同”呢？另外，发达的经济结构也未必导致发达的贸易和出口结构。我国经济结构在一二十年内，“跳跃”到发达国家的水平，贸易和出口结构达到“与发达国家基本相同”的目标，难度也是相当大的。

　　因为：一个不发达的经济结构固然不会导致发达的贸易和出口结构；一个发达的经济结构也不一定会导致发达的贸易和出口结构。前者是基本常识，后者人们却未必能理解。

　　二战后，美国成了世界头号经济强国，据常识判断，似乎出口产品结构应当是资本密集型的，而进口产品结构应当是劳动密集型的。但是，经济学家列昂惕夫却发现了相反的答案：“美国参与国际分工是以劳动力集约度高、而不是以资本集约度高的主产专门化为基础的。换句话说，这个国家进行对外贸易是为了节约它的资本并解决它的过剩劳动问题，而不是相反。”因此，尽管“许多人都认为，同世界其他国家比较，美国经济的特点是资本的相对过剩和劳力的相对不足，现在证明这种看法是错误的。事实上，情况正好相反。”经济发达的美国尚且拥有“不发达”的贸易和出口结构，那么，对我国而言，其贸易和出口结构难道不值得我们进行冷静的思考与谨慎的判断吗？

　　出口的首要目标是增加就业。有人提出调整出口产品结构的建议，重要原因是为了减少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扩大知识和技术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实现以质取胜、以少换多、增加外汇的目的。这是无可非议的。但对发展中国家，更重要的是为了增加就业、特别是增加农村劳动力在非农业部门的就业机会，而增加外汇不过是扩大出口的“副产品”。我国农业劳动者有3亿多人， 农村富余劳动力的惟一出路是进入非农业部门，而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加工、特别是出口，是其脱贫致富的出路。

　　鼓励和扶植高新技术产业出口，使我国出口结构达到发达国家水平的目标本身没有错误，但是，实现其目标，改变现有的资源配置、经济和产业结构，就会减少就业机会。这未必对整个国民经济有利，对缩小工农、城乡和贫富差别也将产生不利的因素。

　　从最有效地利用资本、最大限度地使用人力的角度来看，至少在今后50年内，外贸和出口战略的基本目标应当是进一步扩大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只要能够扩大就业，即使我们只能在来料加工中赚取一点“辛苦钱”，用1 亿件服装或鞋子换取一架大型飞机，也是值得的。这不说明我们软弱无力，其实恰恰证明了强大和有力：因为，较少的资本换取了较多的资本、较低级的技术换取了较高级的技术、较陈旧的知识换取了较新鲜的知识、较多的就业换取了较少的失业——这恰好说明我们做到了扬长避短、以长攻短、以弱胜强。由此可见，吃亏与赚钱、强大与软弱、长处与短处等等，也完全是相对的和变动的概念。

　　注重目标的科学性

　　新中国的经济发展史证明：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脱离客观实际的、各式各样的“超前”意识、观点、建议、政策、计划等等，总是层出不穷、屡禁不止。而且，大约20年出现一个“周期”。虽然收到轰轰烈烈、激动人心、“大干快上”的短期效果，但是由于资源配置和产业结构受到了人为的强行“扭曲”，好景不长，就会导致国民经济的严重比例失调。

　　我们又仿佛进入了一个新周期：知识经济。如果我们的目的仅仅是为了强调科教兴国的重要性，为了重视知识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贡献、为了说明我们与发达国家的差距，那么，有关知识经济的大量宣传还是有一定积极作用的。但是，如果我们的目的是为了实施所谓“跨越”或“跳跃”式的发展战略、为了把有限的资源从工农业转移到高新技术产业、为了减少劳动密集型行业的出口与就业的话，那么，它的结果可能与我们的初衷恰恰相反。

　　经济、产业和贸易结构的变化是一个长期的历史演变过程，而不是依靠人为的“拔高”就可以迅速改变的。我们只有实事求是，提出符合国情的对策，才能避免经济发展的大起大落，维持对外贸易的稳定扩张，为增加就业机会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做出贡献。

作者介绍：贾保华 对外经贸大学国际贸易研究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