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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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３１年９月１８日，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实现其先变中国东北为它的殖民地，进而征服全中国、征服世界的基本国策，由盘踞在中国东北境内的日本关东军，制造了经过精心设计的“柳条湖事件”，并以此为借口，向沈阳中国军队的驻地——北大营，发起突然袭击，侵占了中国东北。这就是后来给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带来巨大灾难的“九・一八”事变。

一、大陆政策与《田中奏折》

　　

日本帝国主义之所以要制造“九・一八”事变，发动对华侵略战争，并不是偶然的。除了中国经济技术落后、社会制度腐败、内部四分五裂、蒋介石引狼入室的不抵抗政策等自身的原因外，主要还是取决于日本法西斯的军国主义本性。而所谓“军国主义”，概括地说，就是以大肆扩张军备和对外侵略为国家的最高目标和基本国策，而且国家的一切政策都是以此为出发点、服务于这一目的的。纵观日本近代发展史，可以说，就是一部对外进行军事侵略、残酷掠夺的历史，而日本帝国主义所发动的“九・一八”事变，只不过是其既定侵略过程中的一个步骤而已。这正如日本近代著名史学家井上清所说：“在世界近代历史上，像日本这样从来没有间断地从战争走向战争的国家，而且战争之间很短促的间歇也主要是为了消除上一次战争的后果和准备下一次战争。战争的规模一次比一次大。除日本外再也找不出第二个国家”。

日本之所以走上军国主义道路，有其深刻的历史根源和社会根源。在长期的封建社会里，日本的封建武士是其重要的社会基础。这些封建武士有两大基本信条：一是认为日本是天下万国之本，妄想征服世界、统治世界；二是崇尚武力致胜，相信武力是立国的基础，也就是人们所熟悉的所谓“武士道”精神。这些武士以对内对外的杀伐征战、穷兵黩武为无尚光荣。认为战争“是创造之父，文化之母”，国防的目的和本质就是“国家生存发展的基本活力”。

日本对中国的侵略野心由来已久，早在明治维新初期，日本就确定了一条露骨的军国主义道路，并开始制定对中国和朝鲜的侵略扩张政策。这项后来给中国人民带来巨大灾难的政策，始于早期的日本老牌军国主义分子、大军阀——山县有朋。１８７９年，日本当时的参谋本部长山县有朋，为了刺探和掌握中国的军备与政局情况，以制定相应的对华方针政策，即秘密派遣以桂太郎为首的１０余名军官到中国的华北地区，在北京、天津等地进行探查，并起草了对华作战方案。第２年，山县有朋又派了１０多名“中国语研究生”，到中国进行调查活动。根据这两次调查的结果，编写成了详细论述中国军备情况和日本侵华行动方针的《邻邦兵备略》。山县有朋还为此专门写了奏折，于同年１１月３０日，一起上奏明治天皇。这对日本大陆政策的形成，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后来，随着山县有朋先后出任首相、陆军大臣以及日本军国主义的扩张本性，日本的大陆政策便逐步形成。这从山县有朋的一些言论中看得很清楚。他在１８９０年３月在呈给天皇的奏折中说：“国家独立自卫之道有二：一曰捍卫主权线，不容他人侵害；二曰防护利益线，不失自己的有利地势。”１８９５年甲午战争结束后，山县有朋在给天皇的关于《陆军兵制改革奏议》中，进一步阐述了他的这种观点。他说：“历来之军备，专以维持主权线为根本，然而，如欲不使此次之胜利失其成效，进而成为东洋之盟主，

则必须考虑利益线之开辟。”山县的意思很明显，是说过去的日本只是以武力保卫自己的主权线；而现在的日本，已经强大起来，可以保卫其利益线了。此外，山县有朋１９１８年提交给寺内内阁的一份建议书中还强调说：“未来我国利权之扩张方向应为中国”，“帝国与中国之地理位置、国际关系，优于其他各国，向中国扩张国权、增进我国之利益，必然是十分有利的。”这里所说的“利益线”，是指同日本有政治、经济等各方面利害关系的地方。也就是说，凡是日本军国主义认为同它有利害关系的地方，它都要用武力去“保卫”。而中国、朝鲜等大陆地区则是日本侵略、扩张的首要目标。山县所说的开辟、保护利益线，就是要加深和扩大对中国、朝鲜的侵略。日本军国主义的这种侵略政策，就是后来作为其根本国策的“大陆政策”。这一“大陆政策”的核心内容就是用武力征服中国和朝鲜。其步骤是：第一期征服中国的台湾；第二期征服朝鲜；第三期征服中国满蒙（大体上是指辽宁、吉林、黑龙江和热河——热河指现在的河北省北部、辽宁省西南部和内蒙古自治区东南部的范围）；第四期征服中国内地；第五期征服全世界。

以对外侵略扩张为基本国策的日本军国主义，在确定和形成大陆政策的同时，即开始发动对中国的军事侵略。１８９４年至１８９５年的中日甲午战争，更是标志着日本侵略中国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在随后，日本军国主义更是变本加厉地对中国进行各种侵略活动，而且其侵略的重点也更加明显，这就是直指中国的东北。日俄战争之后，日本继承了沙皇俄国在中国东北的全部特权。随后，日本军国主义为了贯彻实施其对华侵略、扩张政策，巩固其侵略成果，即开始积极策划进一步对中国东北的侵略。

从１９０６年起，日本先后在中国东北地区设置了一系列的侵略机构，其中主要的是“南满铁路股份公司”（简称“满铁”）、“关东都督府”（１９１９年起分为“关东厅”和“关东军司令部”），以及日本驻奉天（今沈阳市）总领事馆。这些机构都是日本军国主义推行其大陆政策、在中国东北实行殖民统治的得力工具。

１９０５年日本虽然打败了沙俄，夺得了沙俄在中国东北的“权益”，取代了沙俄的地位。但当时从国际形势和日本的实力及其它各方面情况来说，日本还不可能独霸东北，还需要一个逐步实现的过程。因此，１９０６年“满铁”便应运而生。继“满铁”设立后，日本为便于对东北的统治，紧接着又建立了关东都督府。都督府下设民政部与陆军部，主要负责管理东北地区的行政及军事事务。后来，为了协调国内各部门之间的关系，日本决定废除关东督府，将原来的都督府分为关东厅和关东军。但基本职责并没有什么大的变化。１９１９年４月１１日，以陆军第１２号军令的形式，发布了《关东军司令部条例》，正式建立关东军司令部。按照规定，关东军司令官由现役陆军大将或陆军中将担任，直属日本天皇。关东军自成立之日起，就成为日本设在中国东北的一个最重要的侵略工具。在随后的数年内，日本侵略者在东北制造了一系列严重干涉中国内政的侵略事件，如１９１９年７月的“长春事件”、１９２８年６

月４日的“皇姑屯炸车事件”、“１９３１年７、８月的“万宝山事件”和“中村大尉事件”等，都是由关东军一手策划和实施的。特别是１９２５年１１月２３日，受当时全国革命形势影响的奉系将领郭松龄，倒戈反对奉系军阀张作霖，挥兵直指奉军根据地——奉天。在张作霖处境危急的时候，１９２５年１２月２５日，日本内阁会议通过决议，调遣驻朝鲜龙山的日本侵略军，在关东军司令部的直接指挥下，至奉天帮助张作霖，打败郭松龄军。结果郭松龄兵败被杀。事后，日本人即利用这一机会，开始大量增加关东军的数量。从而，使日本的关东军成为一支实力颇为强大、不容忽视的军事集团。

１９２７年６月２７日至７月７日，日本首相田中义一在东京主持召开了“东方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日本外务省政务次官森恪、日本驻华公使芳泽谦吉、日本驻奉天总领事吉田茂、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陆军大将、陆相白川义则等军政要员，会议共举行了１１天。这次会议除正式议程之外，还有一系列的秘密议程和秘密活动，会议的主要内容就是确定对华政策，中心议题是关于日本的所谓“满蒙政策”。因此，这次会议完全是田中义一为了制定新的更加积极的对华、特别是对中国东北的侵略政策而召开的。

这次会议的实际主持者森恪，是一个典型的大陆扩张主义者。在会议之前，他就与参谋本部、陆军省和外务省的一些极端军国主义分子商定了“把满蒙从中国分割开来，划为单独的区域，在这个区域内渗入日本的政治势力”的方针。森恪的主张和首相不谋而和。所以，这次会议除了强调东三省在日本国防和国民的生存中有着重大利害关系外，就是提出“对于满蒙的主权，日本也有参与的权利。”最后形成了一个用武力干涉中国内政、扩大侵华方针的《对华政策纲领》。会议之后，为了进一步落实这次会议所确定的《对华政策纲领》，森恪又在同年８月１３日，在中国大连召开了有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驻华公使芳泽谦吉和驻奉天总领事吉田茂参加的“大连会议”，又称“第二次东方会议”。这次会议又进一步提出：在东北，凡是与日本利益有冲突者，日本都要干涉。

“东方会议”结束后，日本首相田中义一又将会议所讨论决定的方针政策，拟成了一个秘密文件，题为《帝国对满蒙之积极根本政策》，并于７月２５日上奏日本天皇。这就是后来人们广为传说的《田中奏折》。

《田中奏折》是近代中日关系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与后来发生的“九・一八”事变关系密切。中译本约有二万四千字，分为二十项内容。主要提出了日本侵略中国和称霸世界的总战略。它露骨地提出：“按明治大帝的遗策，第一期征服台湾，第二期征服朝鲜等，均已实现。唯第三期之灭亡满蒙，以便征服中国全土。然后再利用中国的资源，征服印度及南洋群岛，并进而征服中小亚细亚以及欧洲，还有待于继续努力……”。因此，“欲征服全世界，就必须先征服中国；欲征服中国，就必须先征服满蒙”。由此可见，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目标并不仅仅限于“满蒙”和中国，而是整个亚洲乃至于全世界。后来的事实也充分表明，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活动，特别是对中国东北

的吞并和全面侵略活动，可以说既是出自《田中奏折》又是完全按照该奏折的要求和规定进行的。

“九・一八”事变前的东北地区包括辽宁、吉林、黑龙江和热河等４省，总面积约１１３万平方公里，几乎相当于日本国土的３倍多，比法国和德国的面积之和还要大。它的东面和东北面隔乌苏里江、黑龙江与前苏联为邻，又临渤海、黄海与日本隔海相望。东北是我国自然资源的宝库。铁、煤、铜、铅、锌等矿产都十分丰富集中，当时东北地区生产的石油占全国总产量的９３％，冶铁量占７３％，黄金开采量占５５％，铁路线占４１％，另外森林面积达１８００万公顷，占全国的１／３。这对于资源贫乏而又富于侵略性的日本帝国主义极具诱惑。因为东北既是它的一个原料资源丰富、地理条件方便的供应地；同时，对国内市场狭小的日本工业来说，中国东北又是它的一个重要市场。东北地区优越的地理位置和自然条件，决定了它本身经济发展的广阔前景。关东军高级参谋、“九・一八”事变的主要策划者——板垣征四郎，在１９３１年３月所写的《从军事上所见到的满蒙》一文中这样说：“从战略上来观察，满蒙北以黑龙江，西以大兴安岭与俄国为界，东南以鸭绿江与朝鲜为界，西南以松岭、七龙头、阴山等山脉与中国本土隔开，划出了四周天然的屏障，它本身就形成了一个战略据点……众所周知，在对俄作战上，满蒙是主要战场；在对美作战上，满蒙是补给的源泉。从而，实际上，满蒙在对美、俄、中的作战上都有最重大的关系。由此看来，满蒙在军事上有着何等重要的地位！”因此，日本帝国主义始终是把中国东北当作一块求之不得、咬住不放的大肥肉。

二、皇姑屯炸车事件

　　

“东方会议”确定独占“满蒙”为最高国策后，日本关东军即制造了以炸死张作霖为目的的“皇姑屯炸车事件”，企图乘炸死张作霖、造成东北政局混乱之机，借口“维护治安”，出兵占领中国东北。

当时，中国东北地区是由奉系军阀张作霖统治。张作霖依靠日本人的扶植取得了东北的统治权，并于１９２７年７月带兵入关，与直系军阀一起掌握了北京政权，随着自己势力的逐渐扩大，他与日本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尖锐。因为日本侵略的胃口越来越大、要求越来越高，这直接威胁到他的统治地位。日本在“东方会议”后，即对张作霖提出了进一步控制东北的各种要求，而张作霖对日本人的要求，既不敢公开反抗，又不想完全听命，因而便采取了拖延的策略，这便引起日本的不满。

另外，在此期间，中国国内形势也发生了很大变化。１９２７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大屠杀，在外国势力的支持下，取得了南方政权。１９２８年春，蒋介石联合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等举行北伐，向控制北京政权的张作霖发动进攻。日本帝国主义乘机强行逼迫张作霖答应扩大日本在东北的权益。当蒋介石军队逼近北京时，日本政府于５月１８日向蒋介石和张作霖同时发出备忘录称：现在动乱已波及京津地区，东北也有受其影响的可能。而维持东北的治安，是日本最重视的问题。如果现在动乱涉及到东北地区，日本政府将全力阻止，并将采取“适应措施”。这里所说的“适应措施”，就是绝对禁止蒋介石政府的军队进入东北，解除张作霖军队的武装，使张作霖成为只有仰仗日本人的鼻息才能生存的光杆司令。很显然，这是日本人对蒋张双方的警告。与此同时，日本关东军开始向奉天集中，并沿京（北京）奉（沈阳）线向锦州、山海关出动，准备以武力占领东北。为了进一步向张作霖施加压力，日本公使芳泽奉田中首相之命，劝告张作霖收兵回东北，并威胁说：如不听劝告，那么东北军一旦失败而退回东北时，关东军将在山海关进行拦阻。在此情况下，张作霖被迫同意离开北京，率师退回东北。

就在芳泽劝告张作霖的同时，日本关东军高级参谋河本大佐等人策划的杀害张作霖的方案正在加紧准备。河本的方案是：当张作霖乘车回奉天时，在京奉铁路上炸车除掉张作霖。炸车地点本来选在巨流河铁桥，可当着手准备时，却发现该处奉军戒备森严，无法下手。于是便改在皇姑屯附近京奉铁路与南满铁路交叉处的桥洞处。负责执行这个计划的是日军独立守备队东官铁男大尉，他指挥由朝鲜调到奉天的日军工兵队在选定的铁路交叉处埋置了足够的黄色炸药，并在附近埋伏了一排日军。日军为防止在事先被人发现，在炸车事件发生的前８天，就在这一带设置警戒哨，不许行人通过。这种异常现象曾被当时的奉天城宪兵司令齐恩铭发现并电告在北京的张作霖，请张早做防备。但张作霖对这个报告未予重视。

６月３日，张作霖及随从人员乘专列由北京出发回奉天，这时，派驻北

京侦察张作霖行踪的关东军参谋竹下义晴立即报告了关东军司令部。当张作霖的专列通过山海关、锦州、新民等重要地点时，预先派遣的日军侦察人员，接连不断将专列通过的时间及地点准确地报告奉天。同时，为确保万无一失，南满铁路运行的火车全部停止。当张作霖的专车平安通过天津、山海关并于４日晨接近奉天时，车上的人员都松了一口气，以为不会出什么事了。可怎么也没想到，当专列于５时３０分通过皇姑屯车站，行至南满铁路桥洞时，一声巨响，将张作霖所乘贵宾车厢和３节客车炸翻，张作霖被当场炸成重伤，还有多人被炸死炸伤。

事件发生后，日本关东军为掩盖事实真相，立刻调动工兵赶修被炸铁路，并处死２名中国人，在尸体上穿上国民党北伐军的衣服，伪造了“国民军东北招抚使”的３封书信，炸弹２枚，布置了一个假现场，声明经调查后确认是南方的便衣队搞的，以掩盖其阴谋。但是，“皇姑屯事件”是日本侵略者企图占领中国东北而制造的这一事实，是任何人也无可否认的。对此，该事件的直接策划者河本大佐在战后所写的回忆录中作了详细的叙述。

张作霖被炸成重伤后，迅速被送到市内的帅府，但因出血过多无法挽救，在当天上午９时３０分死亡。但因为担心张作霖死亡的消息传出后，日军会乘机发难，因而东北当局决定严守秘密，封锁消息，一切待张学良由北京回到奉天后再决定。

张学良在得知其父亲被炸死的消息后，立即化装潜回奉天处理后事。半月后在宣布张作霖死亡的同时，张学良出任奉天督办。７月４日，又宣布张学良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此外，张学良还表明了国家统一的意向。

日本为了使东北完全脱离中国以达到其侵略之目的，在张学良就职后，即对张学良采取了一系列高压措施。先是日本驻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奉田中首相密令，三次警告张学良。在８月８日张作霖的葬礼上，日本政府派林为特使，又对张学良提出警告，并威胁说：如东三省与国民党政策妥协，影响到日本在满蒙的权益，日本关东军将采取“自由之行动”。张学良在强敌威胁下，一面与敌周旋，一面派代表与国民党政府谈判，在国民党政府答应将热河省划归东北，每年拨东北军饷一千万元并任命张学良为国民党政府委员的条件下，１９２８年１２月２９日，张学良通电全国，宣称：“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并在东北改挂“青天白日”旗。这就是历史上的“东北易帜”。张学良的通电，既表明了国家的统一，又表明了日本企图乘“皇姑屯事件”武装占领中国东北阴谋的破产。但从另一方面来说，又促使日本人更加疯狂地进行战争准备。对此，“九・一八”事变的主要策划者之一花谷正，在他后来的回忆录中说：“河本大佐曾经打算乘炸死张作霖的机会占领满洲南部，但失败了。如果那次干得漂亮，后来的满洲事变也许在那个时候就发动了。……从炸死张作霖事件中所得出的教训，是要制定周密的计划。考虑起来，那时的时机还是不成熟的。”花谷正的这段话表明，日本帝国主义制造“皇姑屯事件”，确实是为了制造出兵侵占东北的借口，只是由于当时的

主、客观条件还不成熟，才没有达到预期目的。

不过，还有一点要说明的是，虽然从事件的本身看，具体参与制造“皇姑屯事件”的只是河本等少数人，但日本的许多军政要员都同这个事件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如当时的关东军司令官村岗长太郎，就可以说是该事件的主要策划者之一。可以说，如果没有日本军政要员的指使和支持，没有“东方会议”所确定的武力解决“满蒙”问题的“最高国策”，河本等人是无论如何也没有可能制造如此重大事件的。因此，“皇姑屯事件”的发生决不是偶然的孤立事件，它是日本军国主义推行其“大陆政策”的必然产物。

三、疯狂的战争准备

　　

中国东北地区丰富的物产，军事上的战略地位，早为日本侵略者所垂涎欲滴，因而在“东方会议”之后，即加快了以武力占领的步伐。特别是“九・一八”事变爆发前，日本帝国主义更是按照其“大陆政策”的总方针和“东方会议”所确定的侵华策略，进行了一系列的准备活动。

其中，为了“名正言顺”地吞并中国东北，日本人首先是千方百计地寻找侵占东北的“理论根据”，进行舆论方面的准备。而实际上这种舆论准备，早已随着“大陆政策”的形成而开始，在“东方会议”后逐步得到加强，到１９３１年“九・一八”事变前夕达到了高峰。在制造侵略舆论中，不仅日本驻中国东北的各个侵略机构特别卖力，就连日本国内的军政要人、党派头目和“民间团体”的极右分子，也一齐出动。他们四处演讲，发表文章，出版小册子，散发传单，狂热地鼓吹各种所谓的“合法依据”。主要有三个方面：

第一，否认中国对东北的主权，日本军国主义为了制造占领东北的“合法性”，竟然明目张胆地歪曲历史，否认中国对东北的主权。日本政友会头目、著名的极右翼分子——森恪公开宣称：“满蒙并非中国的领土。满蒙作为清朝始祖、即爱新觉罗氏的发祥地，是满蒙的领地。而我们所说的中国，是指中国本土的十八省。本土的汉族对满蒙地区历来都是不关心的。以此来看，中国并不具有对满蒙的主权。”森恪的这一主张，不仅在日本各个阶层都有很大影响，而且还受到日本首相田中的赞赏。

第二，强调满蒙与日本的特殊关系，是日本的“生命线”。认为满蒙对日本来说，不仅在国防上十分重要，而且对国民经济的发展也是必不可少的。“满蒙对帝国的国防和国民的经济生活具有很深的特殊关系”，“在这里形成了帝国国防的第一线”，“是帝国自给自足所绝对必需之地区”。因此，一定“要牢固地确保和死守这条生命线，而不必害怕任何国家和任何人”。

第三，极力鼓吹武装占领中国东北。虽然日本帝国主义早已决定要吞并东北，并已成为其基本国策的重要一环，但为了掩人耳目，在公开场合一般还是用“维护帝国在满蒙的权益”之类的外交辞令。而到了１９３１年上半年，就开始公开鼓吹武装占领的问题了。１９３１年１月２４日，日本满铁调查科长佐多弘治郎在旅顺关东军司令部发表演讲时说：“要建设大日本的超级大国，必须取得相应的领土或具有同等价值的东西，……很显然，这就需要把满蒙置于我国绝对权力的统治之下”。这里所说的“绝对权力的统治”，说穿了，就是军事占领之意，在这种近乎一边倒的舆论煽动下，日本武力侵华的战争狂热达到了新的高度。为了扩大影响，在“九・一八”事变爆发前的９月７日，驻日本京都的第１６师团第３飞行联队，竟然派飞机在日本的广岛、福冈、松山、富士山、金泽等地上空，散发十多万张传单。传单题为“醒来吧，国防！”其内容除了极力主张以武力占领中国东北外，还附有一张注有日本在“满蒙”特殊权益的详细图解。

在日本人为吞并中国东北所做的各种准备中，军事方面的准备可谓是整出戏中的重头戏。为了加快扩军备战的步伐，日本整个国家的工业体制全部转入战时轨道。另外，大规模的扩军备战需要资金的保障，所以尽管当时的日本财政已经很紧张，而且其军费开支在国家财政支出中占的比例本来就很高，但为了扩军备战和发动侵华战争的需要，日本人还是不断增加军费开支，扩大军事预算。仅以１９３０年来看，日本陆海军的军费开支就占全年总收入的２７．８％，到了１９３１年则上升到２９．７％。而１９３１年军费占整个财政收入的比例：英国是２４％、美国２１％、法国是２２％、意大利是２４％。日本军费开支占国家财政总收入的比例，名列世界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之首位。“九・一八”事变之后，为了保证战争需要，其军费开支更是逐年递增。详见下表：日本陆海军军费开支表（单位：百万日元）

年度总收入

１９２７

１９２８

１９２９

１９３０

１９３１

１９３２

１９３３２０６２２００５陆军海军临时费合计占总收入％２３．８％２０．９％２７．１％２７．８％２９．７％３３．６％３７．２％１７４．１９１３６．５４１８０．９６５４９１．６４５１６７．６２１４３．０２２０６．５９２５１７．２３８６１８２６１７８．８９１４７．６４１６８．３７５４９４．９２１９９１５９６１７４．５４１４６．８８１２１．４２７４４２．８５９６８１５３１１６３．６８１３８．９１１５２．０１８４５４．６２１３４２０４５１４８．２６１４０．７４３９７．３７８６８６．３８４６２３３１１６６．４７１７８．８２５２１．１２２８６６．４１５

１２

——见国民党南京政府中华民国３７年４月版《日寇侵华秘密内幕》第５３页。

这种异乎寻常的高军费支出，使日军的武器装备得到了较大的发展，仅以１９３０年为例，陆军即拥有７２０辆坦克、６００架飞机、１１８４门火炮，并新扩建了２个空军联队。在“九・一八”事变前，还新增设了拥有４７２架陆基飞机和３２９架舰载飞机的海军航空兵。日本政府这种全力以赴地加强武装力量，取得了显著成效，到“九・一八”事变前夕，日本已拥有一支用新式武器装备起来的２５万大军，排列在世界强国的前５位。

此外，日本帝国主义还大搞“非正规军”的训练，以满足扩大侵略战争或补充部队的需要。１９２５年以后，在日本全国中等以上学校普遍实行军事训练，为加强学校的军事训练，将裁减下来的军官全部分配到全国公、私立的中学和大学去担任军事教官。据１９２８年的资料统计，在日本５００万中等和高

等学校的学生中，有１４０万受过军训。同时，日本政府对一般社会青年也普遍实行军事教育和军事训练，在各地建立许多青年训练所。日本军国主义分子曾经吹嘘日本的这种教育和训练制度，可以使其掌握“２０余万现役军人、３００余万复员军人、５—６０万大中学生和８０余万青少年。”

在大肆扩军备战取得显著成效的同时，日本关东军即开始积极制订侵占中国东北的具体方案。早在１９２９年７月，就由当时的关东军高级参谋石原莞尔起草了《关东军占领满蒙计划》的文件。接着，关东军的另一名参谋佐久间亮三经过充分调查研究后，于１９３０年９月起草了《关于满蒙占领地统治的研究》。１９３１年５月，在板垣征四郎、石原莞尔等具体策划下，又制定了《处理满蒙问题方案》，强调了在非常情况下，关东军自行决定占领满蒙之决心。关东军在研究制定各种武装侵占东北方案的同时，即展开了武力占领东北的军事部署。从１９２９年开始，板垣征四郎、石原莞尔等人便以“旅行”的名义，曾先后组织了多次对东北各地的战略侦察。

１９２９年７月３日至１２日，由板垣、石原率领数名参谋人员到哈尔滨、长春等地研究了“攻击哈尔滨和防御海拉尔的问题”。７月４日，石原到达长春时，还专门以《对现代战争的观察》为题作了讲演，提出了就“有关统治占领地区问题进行研究”的提案。因此，在战后，石原的长春之行就被称之为揭开了“满洲事变前史”的第一页。７月５日，石原在由长春至哈尔滨的途中，又提出了日本扭转“国运的根本国策在解决满蒙问题案”。１９２９年１１月，石原等人又到辽西地区，研究了在锦州附近作战问题，并在制定了“夜袭弓长岭的现地研究”和“攻打奉天城之要领”后，又开始进行新民屯渡河、向锦州方面追击，进攻锦州和山海关西部的作战方案之研究。１９３０年５月，日军参谋本部派人与关东军的参谋人员一起在奉天、长春等地作了一次现地战略侦察，以进一步研究、落实以武力占领东北的军事计划。另外，从１９３１年初起，关东军司令部特意将每星期六研究东北问题作为一项制度，主要是根据情况的变化完善和修改其侵占东北的军事计划。

１９３１年４月，日军军部调驻仙台的多门二郎中将率领的第２师团，代替京都第１６师团到中国东北换防。这个师团的士兵大多是在日本北部寒冷地区生长的，因而特别适合在中国东北作战。６月，日本召开军制改革会议，７月１日，陆军省即发表了一项声明：增加１个师团到朝鲜，将中国东北驻军由轮换制改为永久制。日本参谋总长和陆军大臣对这一改革的说明是“完全为了用兵作战之目的。”另外，为了适应未来的作战需要。１９３１年８月１日，日本军部还进行了人事调整：任命本庄繁陆军中将为新的关东军司令官，建川美次少将为参谋本部作战部长。本庄繁可说是个侵华老手、有名的“中国通”，曾任过张作霖的顾问，对东北的各方面情况非常熟悉。８月３、４日，他由板垣陪同出席了驻朝鲜日军、关东军、驻台湾日军司令官、师团长会议，于８月２０日到任。此外，原任天津日本特务机关长的土肥原贤二大佐，８月１８日被任命为驻奉天特务机关长。“九・一八”前，此人曾在中国居住１８

年，被视为日本陆军内部的“中国通”。对于“事变”的发动，特别是对于“事变”后伪满洲的建立，土肥原都是一个关键性的人物。在此东北形势日益紧张的关键时刻，日本军部任命此二人，可说是用意颇深。

１９３１年７月，关东军的情报机关在侦察到攻占奉天须用大炮时，便决定从国内秘密运来２门２４０毫米大口径榴弹炮和数门２８０毫米的要塞炮，置于独立守备队兵营内。为了掩盖他们将要发动武装侵占东北的阴谋，关东军在运输时，采取了严格的保密措施。他们把炮身装进外形似棺材的大木箱里，指定必须用客船从神户运往大连，到大连码头后，直接卸到地下室。并令其士兵穿上中国人的衣服，装成当地的码头工人进行搬运。随后，在进行大炮的安装时，为挖大炮的掩体，因须挖一条约５米长、深１米的沟，日本人还欺骗当地居民说，他们是在挖游泳池。为了保证射击精度，日本人还派关东军士兵化装测量了东北军驻地北大营附近的射击目标。并在事变前把炮口对准射击目标：北大营和飞机场，以便实射时闭着眼睛也能命中。经过一番周密配置，到９月１０日安装完毕。后来在“九・一八”事变的当天夜里，这些巨型重炮果然发挥了作用。

８月２７日，日本南满铁路守备队由大连秘密开赴苏家屯、奉天车站一带。另外，８月下旬，关东军还从国内紧急调运飞机３０架、野炮２０余门至苏家屯车站附近。在此期间，南满铁路沿线的日军亦同时举行军事演习２周。特别是对铁路守备队的步兵进行了操作大炮的训练，并预先就各个“攻击目标”的位置在炮身上做上记号，这样在实际射击时，只要把记号与标尺配合起来，就可完全命中目标。

就在驻中国东北的关东军加紧准备的同时，驻朝鲜的日军为了支援关东军作战，在１９３１年８月中、下旬，也曾多次在图们江进行越界架桥和在江中施放水雷的演习，甚至越界过江在中国境内埋设地雷，步兵也越过图们江在中国境内进行散兵演习。此外，在正规军加紧训练的同时，日本在东北的“在乡军人”，也于９月８日接到密令，要求分别集中到奉天、长春、哈尔滨报到。

为了在“事变”发生后，日军能够迅速及时的调运，９月１４日，驻抚顺日军第２中队长川上大尉召集了一个警备会议，出席的有警察署长、宪兵分队长、在乡军人分会长（兼防备队长）、大官屯和抚顺两车站站长。会上决定了两项绝密事项：（一）为了保证驻抚顺守备队在突然事变发生时进占奉天，要求大官屯、抚顺两站长从即日起，每晚必须准备好夜间可以随时出动的４辆编组的列车；（二）“事变”发生时，驻地安全秩序，由防备队、警察和宪兵协助维持。

一切准备就绪后，在“九・一八”事变爆发前，关东军还频繁举行军事演习。据不完全统计，从１９３０年１０月至１９３１年７月，日军先后在沈阳等地进行的军事演习共计５０余次，参加人数达７０００余人次。９月２、３日，日军整天在北大营附近之旺官屯、关帝庙、老瓜堡等地进行野外演习。９月４日

至５日，日军又先后举行包围东北兵工厂和沈阳城的攻击演习。９月８日，日军竟然在沈阳北门外架起机枪，作攻城演习，并在合堡大街进行巷战演习。随后还接连不断搞一些城市边沿战、夜战和拂晓战等有针对性的演习。９月１４日至１７日，日军在北大营一带连续进行实战演习，有一次甚至贴近北大营的围墙。１７日，竟有两名日本警察闯入北大营将电线切断，真可说是嚣张至极。

８月２０日，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一到任，就频繁到南满铁路沿线各日军部队进行所谓的“巡视”，实际上是到处作战前动员。９月７日前，本庄繁到大石桥、鞍山等地日军部队。９月８日到奉天，在石原的陪同下，访问日本奉天总领事馆的林总领事，并就当前时局交换了意见。９月１２日到公主岭的独立守备队，９月１３日在离开长春前，对所属部队发出训示，宣称：“铁道守备队要保护帝国居民的安全……。”９月１８日上午９时，本庄繁到驻奉天的第２师团司令部“检查工作”，最后对该师团多门二郎师团长说：“目前满蒙的情势日益不安，我军不能一日苟安，万一发生事变，各部队应积极行动。因此从现在起你们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当天下午１４时，本庄繁一行结束“巡视”，从辽阳急切地回到了位于旅顺的关东军总司令部。以上种种迹象表明，日本侵略军在疯狂地进行战争准备，“事变”即将发生，当时的东北业已是处于战云密布，一触即发的战争前夜了。

四、制造战争借口

　　

日本帝国主义既然已经决定武装侵占中国东北并且已经做了充分的战争准备，因此在“九・一八”事变爆发前，便开始制造种种挑衅事件，以为发动大规模军事进攻寻找借口，制造舆论。而“万宝山事件”和“中村事件”便是日本人在“事变”前所制造的两个主要借口。

万宝山位于中国长春市以北约３０公里的长春县三区境内，这里既非“满铁”附属地，也不属于１９０９年签订的《中日图江界约》所定的特区，完全是中国政府所辖之地。１９３１年４月，“长农稻田公司经理”、汉奸郝永德在万宝山地区租用土地５００垧（约７５００亩）。租约最后一条规定：如县政府不准，则该约仍作无效。但郝永德却未待县政府批准，就擅自把上述土地转租给由于日本侵略而丧失土地后流落到中国的朝鲜族农民团李升薰等９人。为了引水灌田，李等１８０余人在万宝山附近的伊通河上截流筑坝，并挖了一条宽、深各约３丈、长达２０余华里的引水渠。这条水渠把沿途经过的当地中国农民开垦多年的熟地截为两段，并占用许多土地。而且一旦截流引水成功，位于河流下游的中国农民２千多公顷（约３万亩）土地，就有可能被淹没。为此，当地农民派了１００多名代表，要求长春县政府出面制止李升薰等人的非法活动。５月３１日，长春县派警察到万宝山屯，命令李等人立即停止挖渠筑坝。但就在中国警察刚到时，日本驻长春领事馆也派来了日本警察到现场干涉。这些日本警察支持和怂恿李升薰等人的作为，威胁和压制中国农民。中国地方当局为避免纠纷，便与日本驻长春领事馆交涉，要求日本人停止干涉中国的内部事务。可日本领事田代重德不仅蛮横无理地完全拒绝了中国的正当要求，反而又引来了大批非中国籍的朝鲜人，帮助李升薰等人加紧挖渠筑坝。为了保护这种公然侵犯中国主权的非法行径，日本领事馆还派了五六十名便衣警察，携带机枪到万宝山地区，准备镇压中国人。７月１日，５００余名忍无可忍的万宝山农民，自发地集合起来，填了李升薰等非法挖掘的水渠。于是双方发生冲突，日本警察当即向中国农民开枪。第２天，日本方面又增派了４０多名警察来到这里。就这样，在日本警察武力保护下，李升薰等又恢复了引水渠的开挖。并于当月１１日通水。

在这场冲突中，中国农民有多人受伤，而日本警察和朝鲜人并没有人受伤，但是，存心制造事端的日本侵略分子，当然不会放弃这一“千载难逢”乘机出兵“北满”的好机会。事件发生后，日本一方面在日本国内和朝鲜各地捏造事实，鼓动排华、仇华运动。另一方面立即派出以侵华狂热分子森恪为首的代表团前往调查，实际上，森恪此行，名义上是调查，但真实目的却是想找到一条“根本解决满蒙问题”的方法，也就是如何利用此次事件来落实“武力占领东北”的既定方针。因此，森恪等人在出发前就同日本军部进行了协商，到东北后，在各地都受到日本宪兵队的迎接，并替森恪等人充当向导。森恪等人回到日本后，即大肆煽动立即“乘此有利时机”出兵中国东

北。７月２２日，中日双方开始就此事进行谈判，但由于日本人根本没有谈判的诚意，完全是想利用这一事件为出兵找借口，因此使谈判毫无进展，一直到“九・一八”事变爆发，谈判也就自然停止了。

在“九・一八”事变爆发前，日本侵略军蓄意制造的另一个重大事件，就是大兴安岭地区中国边防军处死日本军事间谍为导火索的所谓“中村事件”。

日本自从确定以武力侵占中国东北的“根本国策”后，就不断向各地派遣间谍，进行各种军事侦察活动。在“九・一八”事变前夕，随着发动军事进攻的时机日益迫近，日本派遣军事间谍的活动更是显著增多。“中村事件”发生的大兴安岭地区，是日本人派遣间谍的重点地区之一。

１９３１年５月中旬，日本参谋本部的情报员中村震太郎大尉，奉命到大兴安岭地区进行军事侦察。他率领退伍骑兵曹长（上士）井杉延太郎、一名担任向导的蒙古人和一名白俄罗斯人，假冒“黎明学会干事农学士”，假装农业专家并化装成中国人的模样，从海拉尔出发，至兴安岭、索伦山一带进行侦察活动。６月２７日，在准备经洮南回国的途中，被驻防当地的屯垦军第３团逮捕。第３团的官兵在掌握了中村等进行间谍活动的确凿证据后，便将中村等秘密处死。

本来按照国际惯例，主权国家完全可以处死敌国的间谍。中村等人不仅作为军事间谍的罪证确凿，而且是在中国政府明令禁止进入的边防军事要地被逮捕的。因此，中国边防军将他们处死，完全是正当的行为。然而，正在千方百计制造武装侵略中国东北借口的日本侵略者，是绝不会放过这一大好机会的。

日本政府在７月中旬得知中村被处死后，立即隐瞒了中村等进行间谍活动的真相，在国内公布他们被处死的情况。然后，一方面向中国提出强烈抗议，另一方面还动员各种组织、机构，利用一切机会，尽量渲染，故意扩大事态，宣传所谓的“满蒙危机”，煽动战争狂热。在８月２０日召开的内阁会议上，陆相南次郎在谈到中村事件时，提出要求中国方面保证不再发生类似事件，否则，日本将使用武力。９月８日，日本内阁会议专门讨论“中村事件”，会议一致同意：“以中村事件为由，首先进行铁路交涉，进而解决一切悬而未决的问题”，会后发表了许多强硬的意见。当时正在东京活动的驻奉天特务机关长土肥原声称“奉天政府即便承认这个事实，但如不表示诚意，或者玩弄拖延谈判手段时，我们准备采取最大限度的报复手段。”关东军参谋、“九・一八”事变的具体策划者石原莞尔说：“中村事件只不过是新增加的一个悬案，是向附属地以外的地方出兵之天赐良机。”并明确提出了利用“中村事件”扩大事端，以武力解决“满蒙”问题的建议。由此可以清楚地看出：同以前所有的“事件”一样，这一次日本人也是蓄意扩大事端，以乘机实现其完全占领中国东北的“根本国策”。

五、“九・一八”事变爆发

　　

沈阳市地处东北平原的南部，位于辽河平原中部、浑河北岸，它是连接关内和吉林、黑龙江、内蒙以及连接朝鲜各铁路干线的枢纽。它东靠煤都抚顺，南为钢都鞍山和煤铁之城本溪，西临动力煤基地阜新，是中国矿物原料和动力原料极其丰富的中心。此外，沈阳的战略地理位置也很重要，早在２１００年前，它就是关外的一个边防要地。公元１６２１年，（后）金太祖努尔哈赤攻占沈阳后，因考虑到沈阳在战略上的重要地位，将其作为当时的都城，称之为“盛京”。“九・一八”事变前，国民党东北军阀的政治、经济、军事等最高行政机构大都设在沈阳。１９３１年春，关东军制定的“处理满蒙问题方案”，就在原则上规定了“在满蒙采取军事行动时关东军必须集中于一地”。他们认为：“应使关东军主力迅速集中于奉天，以便先发制人，待将敌之最精锐的奉天附近的军队，加以歼灭。即能控制东北四省之中枢。”而为制造侵占沈阳的借口，关东军就选择了距沈阳东北军的北大营不远的柳条湖（沈阳与文官屯之间）附近的南满铁路路轨一段作为爆破地点。

早在１９３０年冬，关东军参谋石原莞尔就准备把柳条湖作为挑起武装侵略的地点。１９３１年春，板垣等人即制订了制造柳条湖事件的初步方案。１９３１年６月底，又进一步制订了在柳条湖制造事端的详细计划：规定第一期军事占领的范围即为“以满铁线的长春及其以西２５０公里的四洮路的洮南，长春以东１００公里的吉林，以及吉林以东１５０公里的敦化为界限。这大体上相当于整个东北的三分之一的南满地区。”时间预定在９月２８日，并要求在柳条湖爆炸铁轨的同时炮轰北大营，实施“闪击战”，一夜之间占领奉天全城。

９月中旬，关东军制造“柳条湖事件”的计划在日本国内暴露，为避免节外生枝，关东军便决定把原定的２８号提前１０天。因此，日本帝国主义长期以来为图谋中国东北所一手制造的“柳条湖事件”，终于在１９３１年９月１８日晚上爆发了。

当天沈阳的天气异常晴朗，白天平静无事。夜１０时２０分，日本关东军所属岛本大队川岛中队的河本末守中尉，率七八名部下，在中国军营——北大营以南约六七百米的柳条湖点燃了预先安放在铁轨下的炸药，随着一声巨响，炸断的铁轨和枕木向四处飞散。这就是“柳条湖事件”。事件发生后，日本侵略者采取贼喊捉贼的一惯伎俩，诬称是中国军队所为，并以此为借口立即向北大营发起了全面攻击。在“事件”发生后不到１个小时，即１９３１年９月１８日夜１１时１８分，关东军参谋、奉天特务机关辅助官花谷正少佐，就以特务机关长土肥原（此时土肥原正在从东京返沈阳途中）的名义，给关东军参谋长和日本陆军大臣南次郎发出了第一封电报，内称：“十八日午后十时半左右，于奉天北面的北大营两侧，暴虐的中国军队，破坏我南满铁路，袭击我守备队，同赶赴现场的我守备队某部发生冲突。”紧接着又于１９日零时１０分发出第二封电报捏造说：“北大营的中国军队炸毁我南满铁路，其兵

力有三四个连，现已陆续逃回营房。我军于十一时许，在与北大营之敌军五六百人作战中，已将该营之一角予以占领，而敌仍在不断增加机关枪和步炮，我军目前正在苦战中。”

随着爆炸声，事先埋伏在距爆破点约４公里文官屯的川岛中队，即根据预先计划向北大营发起攻击，驻奉天的日本守备队用早已标定好的大炮，向北大营的中国驻军开炮实施精确射击，１０时４０分，日本步兵第２９联队立即按预定计划开始向奉天城攻击。“九・一八”事变由此而爆发。

“事件”发生后，首先是板垣征四郎以代理关东军司令官、先遣参谋的名义，接连发布了四道攻占北大营和奉天城的命令：

（一）令独立守备队第２大队扫荡北大营之敌；

（二）令步兵第２９联队进占奉天城；

（三）令独立守备队第５大队从北面进攻北大营，受独立守备队第２大队指挥；

（四）要求第２师团以主力增援之。

紧接着又以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的名义，发布了由作战主任参谋石原莞尔起草的八项电令，除了命令占领营口、长春等地外，主要命令有关部队迅速向奉天集中，以支援进攻奉天的日军。同时，还请求驻朝鲜的日军越境增援攻占奉天之战。在这里，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不仅对板垣扩大侵华的主要行动表示赞许，对他以代理司令官名义发布的四项命令予以承认，而且还把这些命令和以自己名义发布的八项电令，一起电告日本军部。

日本军部收到这些电报后，于１９日上午７时召开了会议。参加会议的有陆军省次官杉山中将、军务局长小矶中将、总务部长梅津中将、参谋本部次官二官中将、第一部长代理今村大佐、第二部长桥本少将。会议一致认为“关东军此次之行动，是完全适当的”，并同意给关东军增援兵力。在日本军部的支持和关东军司令的命令下，沈阳城和全东北被侵占的命运已经是无法避免了。

随着日本从奉天南站向北大营和奉天飞机场发射的２４０毫米重炮的轰隆声，９月１８日１１时３０分，日军守备队第２大队占领了北大营的西北角；接着又于１９日早晨５时３０分完全占领了北大营。日军进攻沈阳城兵分之路：第一路进攻商埠地南市场，首先攻入第一、二公安分局，然后将南市场全部占领；第二路攻商埠地北市场，也将那里的警察缴械并予以占领；第三路分别侵入大小西边门，先将第四警察署包围，接着又包围宪兵司令部、电话局、无线电台、有线电局等。然后又包围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省政府等重要机关。至１９日早晨６时３０分为止，就在日本军部召开会议之前，一夜之间沈阳全城易手，被日本关东军所占领。由于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对日本采取不抵抗政策，致使日军仅以死７人、伤２０余人的微小代价，取得沈阳全城。据统计，９月１８日一夜之间，仅官方的财产损失就达１８亿元之多。尤其严重的是武器弹药的损失不仅巨大，更为日军的下一步侵占全东北的军事行动

提供了方便。另据不完全统计，有２６０架飞机、６５０余门大炮、２３００余门迫击炮、近１０万支步枪和２５００余挺机枪等军用物资，全部落入日军之手。

北大营的炮声，揭开了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国东北、进而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序幕！

六、东北的沦陷

　　

日本侵略军占领沈阳后，日本内阁于１９３１年９月１９日召开了紧急会议，为了掩人视听，会议作出所谓的“不扩大”方针，但实际上却对关东军扩大侵略战争的作法完全支持。而此时的国民党政府却仍然坚持卖国的“不抵抗政策”。“九・一八”事变前，中国东北军除了１９３０年调进关内的７万人之外，当时驻在关外的军队共有１９万人，其中辽宁６万人，吉林８万人，黑龙江５万人。另外，“事变”发生后，驻辽宁军队有５万人退进关内，这样，在“事变”发生时，东北还有约１４万人。而当时关东军仅有１万人左右。“九・一八”事变后虽然陆续增兵，但至１９３３年４月中旬，总共也不过２万余人。中日兵力对比如此之悬殊，而日本侵略者竟然轻而易举地制造“柳条湖事件”，一夜之间占领沈阳城，一日之内攻城２０余座、略地千余里，并在随后的４个月零１８天占领东北四省区，一口气吞下相当于日本本土三倍的中国国土。可以说这其中的原因除了日本关东军在事变前的周密计划、事变中所采取的不宣而战、突然袭击的作法之外，主要的原因还是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而在“事变”之后，又是“不抵抗政策”断送了东北的大好河山。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一方面是日本人的咄咄逼人，另一方面却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开门揖盗”。这样东北的命运也就可想而知了。

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第一期作战计划，就是要侵占以沈阳为中心的南满铁路和安（丹东）奉（沈阳）铁路沿线的重要城市，以牢固地控制南满。这个计划分为以下四个步骤实施：

第一步，制造柳条湖事件；

第二步，攻占奉天城；

第三步，在攻占奉天的同对，占领安东（今丹东）、营口。这一步主要是为了对付来自锦州方向的中国军队，以保证关东军和来自朝鲜的日军迅速达成既定作战目的。由于日军事先即作了周密的准备，因而日本独立守备第３、第４大队，分别于１９日上午５时３０分和８时３０分，侵占了安东和营口。

第四步，就是占领长春。长春既是东北南满铁路的终点，又是吉林的门户和吉东、吉北的咽喉。占领了长春，就可以东取吉林，北攻哈尔滨，西图洮南，进攻齐齐哈尔。在奉天事变发生的同时攻占长春，是“九・一八”事变策划者的既定方针。所以，当长春日军１９日凌晨３时５分得知已迅速占领奉天的消息后，立即于３时５０分开始了对长春的攻击。４时开始炮轰，４时３０分，进攻驻二道沟的中国军队中东路护路军步兵第２３旅６６３团２营，４时５０分，日军又将特警长春分署包围缴械。上午１１时，占领二道沟。下午５时３０分攻占南岭。至晚上１０时３０分左右，占领长春市内各主要机构。不到一天，长春即沦入日军之手。

日军在占领沈阳、长春等地之后，即将其军事指挥机关和军队主力转移到作战前线。关东军司令部移驻奉天，第２师团集结长春，为下一步侵占吉

林、哈尔滨作准备。此外，驻朝鲜日军也在“越境将军”林铣十郎的指挥下，于９月１９日上午派出飞行队和混成第３９旅团至奉天支援关东军。

长春得手之后，日军按照其“根本解决满蒙问题”的战略方针和“不失时机地主动进攻”、“防患于未然”的战略进攻思想，决定以东取吉林、北攻哈尔滨为第二期作战的主要目标。

日军侵占吉林省，也是首先制造出兵借口，然后开始进攻，实行军事占领，按照原定计划，由日本宪兵甘粕正彦大尉和日本吉林特务机关长大迫通贞中佐，于２０日夜秘密投弹炸毁一日本侨民的房屋，诬称是吉林守城中国军队所为。然后由关东军司令本庄繁于２１日凌晨３时，以“保护日侨”的名义，下达出兵吉林的命令。侵占长春的第２师团接到命令后，立即向吉林进犯。２１日上午９时５０分，从长春乘装甲车开始进犯吉林。由于吉林省代主席、吉林边防署司令熙治的叛变，中国军队早于２０日下午１时至２１日上午１１时４０分日军到来之前就全部撤出城；接着熙治又派密使与日军第２师团长多门中将在桦皮厂车站的装甲列车上会见，达成了无条件投降、迎接日军进（吉林）城的卖国协议。于是，日军先头部队于９月２１日１８时３０分进抵吉林车站；２０时，第２师团主力全部集结于吉林。到２２日早晨８时左右，吉林全城被日军占领。一夜之间，吉林城又沦入敌手。

哈尔滨当时是东三省特别行政区官署所在地，既是华洋杂处的国际市场，又是中苏共管的中东铁路的总枢纽。“九・一八”事变后，日本顾及到对苏关系，暂时没有对哈尔滨直接动手。而是利用与日本早有勾结的东三省特别行政长官张景惠，建立了傀儡政权，取名为“东省特区治安维持会”。但因当时哈尔滨群众反日情绪高涨，再加上吉林边防军代理副司令李振声、东路护路总司令兼第２８旅旅长丁超、第２６旅旅长邢占清等部表示抗日，所以张景惠暂时还不敢公开当汉奸。

日军为了侵占哈尔滨，同样也是依照侵占沈阳、吉林的惯例先制造战争借口，然后实行军事占领。９月２１日夜，哈尔滨日日新闻社、日本总领事馆和日本特务机关突然发生爆炸。哈尔滨总领事先后４次电请关东军司令官派兵保护日本侨民。但后来因日本军部方面担心引起苏联的强烈反应，被迫下令制止。但军部对关东军的这一限制，并不是终止关东军的军事行动，而是为了下一步更好地占领全东北。所谓的限制，也只不过是时间的早晚而已。

这样，日军在侵占吉林后，就暂绕过哈尔滨，向北进犯黑龙江。这是日军的第三期作战目标。当时黑龙江省省长兼东北边防军副司令万福麟正在北平未归，代行的参谋长由于资历太浅，指挥不力，所以防务相当松懈。

由于黑龙江当时处于日本的势力范围之外，而且与苏联接壤，日军直接出兵尚且有一定的顾虑，便想先利用原洮南镇守使张海鹏的叛军进犯黑龙江。张海鹏原是张作霖的结义兄弟、奉系军阀元老之一，因向张学良谋取黑龙江省长一职未成，便愤愤不平，与日军早有勾结。“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人即投其所好，许以黑龙江省主席之职，支持他进攻黑龙江。１０月１日，

张海鹏宣布就任伪边境保安司令，脱离张学良，并答应日本人立即北上进攻黑龙江的要求。１０月４日，关东军第１次令张海鹏进攻黑龙江中国驻军，并密派第２师团的独立飞行队第８中队助战。可是，由于张海鹏犹豫不决，未马上出兵，另外日方的飞机也因天气原因无法起飞，以致于第１次进攻计划胎死腹中。１０月１３日，张海鹏第２次奉日军命令进攻黑龙江，又在驻黑龙江中国军队的顽强抗击下宣告失败。

日军在对张海鹏利用不成的情况下，又操起了早已运用娴熟的老把戏：制造借口，出兵占领。日军先以中国军队破坏嫩江桥为口实，向中国黑龙江当局提出洮昂路嫩江大桥的修复问题。１０月２０日，日军在未经中国方面同意的情况下，擅自派洮昂铁路技师竹村胜清等５人到该桥作近距离侦察。２１日又派飞机到大兴一带进行空中侦察。２２日驻齐齐哈尔领事清水正一即向黑龙江省政府提出抗议，诬称日本侦察时遭到中国军队的射击，是一种敌意行为。为此，关东军为进行该事件的交涉和出兵齐齐哈尔，新设置了齐齐哈尔特务机关。１０月２６日，齐齐哈尔日本特务机关新任机关长林义秀到任，２７日，开始与黑龙江省政府的有关交涉。因为日本人的所谓交涉，根本就不想解决，只是为了给自己出兵占领争取更充足的准备时间而已。所以，就在双方交涉的同时，关东军就决定由第２师团第１６联队的步、炮兵各１个大队和１个工兵中队，组成嫩江支队，由独立飞行第８中队主力协助，寻机占领齐齐哈尔及附近地区。１０月３０日，关东军又制定了“修理嫩江桥要领”和“掩护修理嫩江桥要领”两项作战方案，规定日军强行渡江后，即占领桥头阵地，掩护架桥；如遭到中国军队攻击，即占领齐齐哈尔。该嫩江支队于１１月１日分别从长春、吉林出发，２日夜即抵达嫩江桥附近并派人前往侦察。在一切准备就绪后，即毫无顾忌地向中国守军发起攻击，经两日激战，日军在夺取嫩江桥后，继续向纵深推进。从１７日开始了全面攻击，中国军队被迫撤退，黑龙江省城——齐齐哈尔遂于１１月１９日上午９时落入日军之手。从此，黑龙江省的大部分地区也沦于敌手。

日军在占领齐齐哈尔之后，已无后顾之忧，便立即调转枪口直指锦州，以图侵占辽西地区。这是日军的第四期作战目标。

锦州乃辽西重镇，是北（平）宁（沈阳）、锦（州）朝（阳）两铁路的交汇点，通往关内的咽喉要道，战略地位十分的重要。“九・一八”事变后，奉天的东北军大部撤退到锦州和辽西地区。９月２３日，张学良通电在锦州设立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及辽宁省政府公署，这时在锦州的中国军队兵力约２万余人。日军夺取锦州和辽西地区，不仅能巩固日本对中国东北的占领，也为其进一步侵占热河和入侵关内取得重要的前进基地。早在１９３１年１０月７日，关东军司令本庄繁就下令轰炸锦州。１１月间，为了制造借口，土肥原又遵关东军的训令，在天津先后制造了两起暴乱事件。１１月２７日，本庄繁命令第２师团主力、混成第３９旅团向奉天附近集结。１２月初，关东军为了能够一举攻占锦州和辽西地区，还作了多方面的准备工作，并一再要求增加

兵力。１２月１３日，关东军司令部专门制定了《进攻锦州方略》，决定集中兵力从北向南直指锦州。这一方案经天皇御批后，１２月１５日，日军参谋本部即下达侵占锦州的命令，并于１２月１７日，增派混成第８旅团。２７日派遣第２０师团司令部和３８旅团，以及坦克、野战炮兵等部队至东北参战。１２月２８日，日军第２师团、第２０师团、混成第３８旅、第８旅团以及飞行队向锦州发起攻击。１９３２年１月１日，从三面包围了锦州。锦州守军在国民党政府不抵抗政策影响下，由于既得不到必要的援助，将领又缺乏抗战守土的决心，从１２月２９日起即开始撤退；至１月３日晨，全部撤出锦州。因此，日军便于１９３２年１月３日下午，几乎是兵不血刃地占领了锦州。锦州的失陷，为日军下一步向华北扩张打开了大门。日军占领锦州后，随后迅速占领了山海关外的全部辽西地区。至此，辽宁省全部被日军所占领。关东军侵占东三省的轻而易举，使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狂热达到了极点。

１９３２年１月２８日凌晨，本庄繁借口在哈尔滨傅家甸有４个日籍人被丁超部队所杀，应哈尔滨日本侨民会会长请求，下令出兵哈尔滨。２８日上午，驻长春的关东军第３旅团在旅团长长谷部少将的率领下，紧急开赴哈尔滨。２９日，本庄繁又令第２师团主力和第２９联队到长春集结待命，驻奉天的独立飞行第９中队也调到长春。３０日，中东铁路南段落入日军之手。２月３日，日军开始总攻，于２月５日进占哈尔滨。至此，历时４个月零１８天，东北三省及１个特区全部沦陷。

七、伪满洲国的建立

　　

日本帝国主义在发动“九・一八”事变之前，即提出了对中国东北地区如何实行殖民统治的种种设想，在１９３１年４月制定的日军参谋本部形势判断中，曾提出了三个阶段即三种形式：一是扶植卖国集团，成立亲日政权；二是建立脱离中国本土的“独立国”，也就是扶植傀儡政权；三是吞并中国东北，划入日本版图。事变发生后，日本内阁在对以上三个方案反复讨论后，最终确定了以第二种形式为基础的“满洲问题解决方案”。这个方案的主要内容：

“第一：方针

建立由我国支持，领土包括东北四省及蒙古，以宣统皇帝为元首的中国政权，成为满蒙各民族的乐土。

第二：要领

（１）根据新政权的委托，国防和外交由日本帝国掌管，交通、通信的主要部分也由日本管理。

关于其它内政，由新政权自行处理。

（２）关于元首及我帝国在国防和外交等方面所需要的经费，由新政权负担。

（３）为负责维持地方治安，大致起用下列人员为镇守使：

熙治（吉林地区）

张海鹏（洮索地区）

汤玉麟（热河地区）

张景惠（哈尔滨地区）

（以上这些人原属于宣统帝一派，与本军有联络关系）

（４）地方行政，由省政府任命新政权的县长。

这个方案是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中国东北的一个基本方案，也是后来建立伪满洲国的一个草图。该方案的实质，正如关东军司令本庄繁所说的建立新政权的三原则：①使满蒙完全脱离中国本土。②一手统一满蒙。③表面上由中国人统治，但实质上要掌握在我方手里”。

《满蒙问题解决方案》出笼后，关东军板垣、花谷正等人即电召满洲青年联盟和“大雄峰会”的极右翼分子，分赴各地，协助关东军，策动满洲各地的“独立”运动。首先宣布“独立”的是吉林省的熙治。熙治是溥仪的远支宗室，是搞清朝复辟运动的宗社党一派的巨头之一，一个典型的复辟狂。他曾发誓说：“……为恢复清朝的统治，就是肝脑涂地亦在所不惜。”“九・一八”事变后，他一枪不放，将吉林拱手让于日本人。９月２６日，在板垣的策动下，熙治把吉林省原有的军、政两个机关合二为一，改称伪吉林省长官公署，自任长官，统辖吉林省的军民两政。９月２８日，熙治在日本关东军的指导与监督下，召集吉林省各机关团体大会，宣布伪吉林省长官公署组织大纲，

并发表声明：同南京政府与张学良政权脱离关系，宣告“独立”。随着吉林的“独立”，１１月１０日辽宁省伪政权正式组成，以袁金铠为伪省长，并从１１月２０日起，将辽宁省改为奉天省。后来，关东军认为袁金铠这个傀儡效命不力，１２月１３日，决定用被软禁的前省政府主席藏式毅代替袁金铠。１２月１５日，伪奉天省政府成立，１６日，藏式毅通电声称，不承认张学良政府。另外，在日本人的积极策划下，吉林洮南镇守使张海鹏、辽宁东边道镇守使于芷山，也分别于１９３１年１０月１日和１７日宣布“独立”。

黑龙江省的伪政权则由于马占山在１１月１９日日军占领齐齐哈尔后，率部退至海伦一带继续抗日，建立的稍晚一些。１９３２年１月１日，张景惠发表“独立宣言”，组织伪黑龙江省政府。当时，鉴于马占山的部队在海伦一带活动，张景惠不愿到齐齐哈尔就职，只好在哈尔滨宣布就任伪黑龙江省长。１月６日，张景惠才赶赴齐齐哈尔，第２天发表就任伪黑龙江省主席的宣言。至此，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的伪政权都已建立起来。

日本侵略者在积极策划建立东北傀儡政权的同时，还采取种种阴谋手段，把早已内定的伪政权的首领溥仪挟持到东北。

溥仪是清朝的末代皇帝，１９１１年辛亥革命爆发后被迫退位。１９２４年１１月５日，溥仪被冯玉祥的国民军赶出北京紫禁城后逃入日本公使馆。１９２５年２月，溥仪被送到天津日租界居住。日本用各种方法拉拢和控制溥仪，而溥仪则“一心专作恢复满清的美梦”，因此他就成了日本统治东北的一个理想的傀儡人物。

１９３１年１１月１０日，按照计划，日本人把溥仪秘密挟持至东北。尔后，即紧锣密鼓地开始了建立“满洲国”的进程。１９３１年１１月２１日，国联大会决定组成代表团，赴中国东北调查“九・一八”事变。日本为了造成既成事实，即决定在调查团到达之前，抢先建立伪满洲国。１９３１年１２月１２日，以日本政友会头子犬养毅为首相组成了新的内阁。新内阁对军部和关东军关于在中国东北建立傀儡政权的计划和行动完全支持。

１９３２年１月３日，日本占领锦州后，本庄繁认为，利用“中国人自己从内部分离出来”，成立一个脱离中国主权的傀儡政府——独立国的时机已经成熟。于是便让板垣带着自己关于建立包括辽宁、吉林、黑龙江、热河４省以及内蒙古在内的“满蒙中央政府”的具体设想，前往东京汇报。根据板垣的汇报，１月６日，日本陆军省、海军省和外务省共同制定了一个所谓的《中国问题处理方针纲要》，这个文件规定：“应使处于日本帝国威力之下的满蒙，在政治、经济、国防、交通通讯等方面，成为日本帝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重要因素。……满蒙应当从中国主权下分离出来，作为一个独立政权统治的地区，并逐渐形成一个国家……。为了加强我国在满蒙的政治势力，应当在该地的政治机构中扶植日本人势力，由日本人参与其中央和地方行政。”“满蒙的治安和国防，由日本帝国承担。”并规定，要使中国政府放弃对“满蒙”的一切权力。

１月１３日，板垣带着这份“最新指示”回沈阳后，关东军更加紧了拼凑东北傀儡政权的活动。１月２２日，关东军参谋长三宅主持召开了所谓的“建国幕僚会议”。１月２９日，板垣奉本庄繁之命到旅顺去探询溥仪的意图，溥仪虽然同意当“新国家”的元首，但却主张恢复帝制并保留皇帝的称号。２月间，关东军连续召开所谓的“建国幕僚会议”，进行紧张的具体策划。从２月５日到２５日前后共召开了１０次会议。经过“建国幕僚会议”的具体策划，２月１６日在沈阳召开了伪“建国会议”，拉开了“傀儡戏”的序幕。出席这次会议的主要有张景惠、熙治、藏式毅、马占山４人，所以又称“四巨头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板垣强迫“四巨头接受他事先拟好的建立伪满洲国的具体计划，并限于３月１日前成立“新国家”。会议还决定建立伪“东北行政委员会”，发表宣言，并指定专人起草“建国宣言”。２月１７日１４时，伪“建国会议”举行第２次会议，成立伪“东北行政委员会”，张景惠为委员长，藏式毅、熙治、马占山、汤玉麟、齐王（哲里木盟的齐默特色木丕勤）、凌升（呼伦贝尔盟）等为委员。１８日，日本帝国主义即利用这个伪组织的名义，发表了一个“宣言”，宣布“东北四省和一个特别行政区及蒙古各王公组成一个机关，名曰东北行政委员会。本会成立的同时，通电国内外，从此与国民党政府脱离关系，东北省区完全独立”。在这个宣言的签名者中，汤玉麟、齐王、凌升并未参加会议，马占山也托病返回海伦没有签字，由此可见日本侵略者欺世盗名的把戏是何等地荒唐。

１９３２年３月１日，日本侵略者假借伪满洲国政府名义，发表了一个所谓的“建国宣言”。正式宣布伪满洲国的成立。３月９日，举行了溥仪任伪满洲国“执政”的“就职典礼”。第２天，溥仪根据关东军司令部所提出的名单，任命了伪满洲国的官吏。主要是：伪国务总理郑孝胥，民政部总长兼奉天省长臧式毅，军政部总长兼黑龙江省长马占山，财政部部长兼吉林省长熙治，外交部总长谢介石，司法部总长冯涵清，实业部总长张燕卿，交通部总长丁鉴修，此外还有立法院长赵欣伯，监察院长于冲汉，参议府议长兼北满特区长官张景惠，参议府副议长汤玉麟（未到任）。此后，日本侵略者为使自己所一手扶植的这一“独立国家”具有“民意”的招牌，遂开始在沈阳、长春、哈尔滨等各地大搞精心组织的“民意”活动。可正当日本侵略者大肆宣传它在刺刀下扶植的伪满洲国代表的“民意”时，一度曾经动摇，被诱逼参加伪政权的马占山，通过自己的所见所闻，认识到受了骗，遂于４月１日率部反正，重新举起抗日义旗，并揭露了伪满洲国成立的内幕。这无疑给了日本侵略者的丑恶表演以当头一棒。

１９３２年３月１０日，也就是在溥仪举行“就职大典”的第２天，日本人又逼迫溥仪签订了一个几乎是“卖身契”的条约，主要内容是：（１）伪满洲国关于今后的国防及维持治安由日本国负责，而其所需经费则均由伪满洲国负担；（２）伪满洲国承认，日本关东军今后有关国防上的一切需要，将已修铁路、港湾、水路、航空等的管理及新的交通设施的规划设计，均委托日本

国或日本国所指定之机关负责；（３）伪满洲国对于日本国军队认为必要之各种设施竭力援助；（４）伪满洲国参议府将在日本国人之中，选有达识名望者任伪参议，其他中央及地方官署之官吏亦可任用日本国人，而其人员的选定完全委托关东军司令官之保荐，其解职亦应征得关东军司令官之同意。此外，若日本国今后根据需要有新建议可随时予以增减。可以说，这纸文件的签署，彻头彻尾地表现出了伪满洲国的傀儡性质。

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加强对伪满洲国的统治和殖民化，以及准备下一步侵略，大大扩充了关东军的编制和权力。采取军事、行政、外交三位一体的形式，并于８月８日，由日本天皇钦命武藤信义接替本庄繁任关东军司令官兼任特命全权大使和关东厅长官，并将原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于翌年任命为天皇近侧的侍从武官长，以奖励他在侵占中国东北中的突出贡献。从此，日本关东军司令官实际上便成了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东北的总代表和伪满洲国的太上皇。１９３４年，日本帝国主义为了把这个所谓的“满洲国”，打扮得更像个“王道国家”，又把它改名为“满洲帝国”，溥仪由“执政”当了“皇帝”，年号为“康德”。但都是换汤不换药，无论是“执政”也好还是“皇帝”也好，都不过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傀儡，关东军手下的一个儿皇帝而已！

八、“事变”之后

　　

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九・一八”事变，发动侵华战争，妄图变中国为它的独占殖民地。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首次发生的用武力重新瓜分世界的重大行动，引起了国际上的巨大反响。各国人民强烈谴责日本的侵略，支持中国人民的正义斗争。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当时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出于对被压迫民族的同情和自身安全的考虑，在道义上始终是同情和支持中国的。而日本侵占中国东北后，虽然是对英美在亚洲势力的最严重挑战，是对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的猛烈冲击。但由于当时他们正处于严重的国内经济危机之中，而且日本的侵略范围暂时还局限于东北三省，又打着反苏反共的旗号，所以，英美等西方国家仍对其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他们曾经希望日本，假道中国东北，北上进攻苏联，从而使自己坐收渔人之利。因而，在“事变”爆发后，就采取了绥靖态度，这使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气焰更加嚣张。以致日本侵略者在占领锦州并控制整个东北后，立即把侵略矛头指向中国的华北地区。

就中国来说，日本帝国主义之所以能通过“九・一八”事变，迅速占领整个东北地区，主要是蒋介石国民党政府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推行了绝对不抵抗政策。这早已经是历史的事实。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正在受反革命军事“围剿”重压之下的非执政党，从全民族利益出发，对中国人民抗日的号召和领导是坚强有力的。它深刻地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要变中国为独占殖民地的野心，反复地批判了蒋介石国民党政府不抵抗政策的卖国投降实质，积极号召全国人民起来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救国图存，并且直接领导了救亡运动和东北人民的抗日游击战争。因此，“九・一八”之后，处于国破家亡境地的东北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影响与直接领导下，对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展开了不屈不挠的艰苦斗争。白山黑水之间燃起了民族自卫的抗日烽火，从城镇到乡村到处发出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怒吼，在日军铁蹄践踏下的东北大地，义勇军、游击队等各种抗日武装如雨后春笋般纷纷出现。从此，在中国东北大地开始了长达１４年之久的抗日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