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防经济学

7. 国防与工业基础

[177]本章主要研究军事装备市场的供给问题。在武器装备价格昂贵、武器成本不断上升、国防预算日趋紧张的时代，各国都不可避免地要关注自己的国防工业效率和竞争力问题。国防工业基础（DIB ）的成本和收益是什么？人们所批评的问题是：垄断与寡头垄断、合同缺乏竞争性、武器装备“镀金”、成本超支、交货延迟、项目取消、过度利润、劳动生产率低下、劳动力闲置、出口失败。此外，人们还批评欧洲国防工业大量重复高成本的研发项目而造成浪费，以及由于每个国家都只顾支持本国的优势项目而造成的短期生产行为。一般认为，欧洲国防工业是低效的、缺乏竞争性的，与美国国防工业相比更是如此。人们相信，这种状况可以通过更紧密的欧洲合作得到改善（见第9章）。

某些发展中国家（如巴西、中国、印度、韩国、马来西亚）也建立了国防工业基础。对这样的国家来说，国防工业基础是获得新技术的一种手段和实行工业化的一个经济增长点，同时也可以减少进口，可能还会通过军火出口从国外挣得“宝贵”的外汇（见第10章，军火贸易）。评论家们质疑在充满贫穷、饥饿、文盲、疾病和无家可归现象的发展中国家，为建立国防工业基础所做的“牺牲”。

关于一个国家建立自己的国防工业基础的效率、竞争性、收益与成本方面的政策争论，产生了大量的问题，对于这些问题几乎没有什么令人信服的答案。关于世界国防工业及其运行，总体上还缺乏详细的、具有权威性的经济研究。这是微观国防经济学中的一个重要部分。一个国家的国防工业基础及其提供武器装备的效率，是对“国家防卫”的主要投入。况且，削减国防开支的预期将会影响一个国家国防工业基础的规模[178]、结构和组成（即空军、陆军和海军装备供给的组合，另见第11章和第12章）。

本章将考察现有的国防工业研究文献和数据。本章将明确在国防工业基础的研究领域中，我们已经掌握的知识，以及尚需深入研究的课题。本章首先运用预算过程框架分析了装备费用的开支，接下来探讨了国防工业基础的概念及其收益与成本，并试图建立评价其效率的基础。

7.1 国防预算与装备开支

国防预算既是社会对国防偏好的反映，也是军事-工业联合体内各种利益集团之间政治上讨价还价过程的结果（见第2章至第4章）。不管是哪种情况，国防预算都是用以反映国防开支在国防产出所需要的装备、人员、基础设施和其他投入项目上是如何分配的。表7.1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员国的例证，表内显示出人员费用和其他职能项目费用占国防预算的大部分。人员费用比例的差异反映出这样一个事实：英国和美国实行全志愿兵制，而北约其他成员国则实行志愿兵制与征兵制程度不同的混合制度（见第6章）。表7.1所显示的装备费用比例数字并不是恰当地反映一个国家国防工业基础开支的指标。这些数字没有给出装备开支在国内与国外购买的分配情况；也没有反映出来自国防工业购买项目的其他职能开支；同时也没有区分研发与生产开支。

国防预算可以用多种方式表示，这取决于国防部的需要、政府、公共责任、保密、宪法要求等方面的因素。分析预算的一种方法是从“投入”着手，列清国防部和军队每年在人员、资源、文职人员以及各兵种的研发与生产费用等各项开支。然而，投入型预算的缺陷是，它不能作为评价国防资源配置决策效率的手段。除了“国防”这一模糊的标题之外，这种预算不能反映任何产出；而且，它也不可能将投入与产出联系起来，不能反映各种不同的国防力量与相应的产出之间的替代机会。投入型预算的局限性还在于，它只能反映一年预算期的资

源使用情况，只能显示资金的支出而不能反映实际资源成本的情况。换言之，[177]投入型预算并不能传达一种需要评估效率的信息，也就是说，它无法反映武装力量的产品或产出及其生产成本（最理想的是边际成本）。

表7.1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员国的国防预算[179]

国防预算分配的百分比（%）

国 家 —————————————————————————————

装备费用 人员费用 设施费用 其他项目费用

1985-89 1992 1985-891992 1985-89 1992 1985-89 1992

比利时 12.1 8.6 63.4 65.0 4.0 3.6 20.4 22.9

加拿大 19.7 17.6 46.2 49.9 2.8 2.4 31.2 30.0

丹麦 14.0 16.7 56.6 57.8 3.4 4.2 25.8 21.3

德国 19.6 9.3 48.9 57.8 5.9 5.0 25.5 28.0

希腊 18.2 21.5 60.5 65.8 2.2 0.9 18.4 11.8

意大利 19.7 13.8 57.8 67.1 2.6 2.5 19.8 16.6

卢森堡 3.5 4.5 76.9 73.6 7.3 12.3 11.9 9.5

荷兰 19.8 16.9 52.8 54.0 5.2 6.8 22.0 22.4

挪威 21.7 23.6 43.9 44.0 8.2 9.4 26.0 23.0

葡萄牙 7.6 6.4 67.7 79.2 3.7 3.2 19.8 11.2

西班牙 缺 16.6 缺 64.3 缺 0.8 缺 18.3

土耳其 18.2 25.4 37.1 46.5 5.4 3.3 38.4 24.7

英国 24.8 17.6 38.6 44.1 3.9 5.4 32.5 32.9

美国 25.6 22.1 37.0 37.0 1.8 1.4 35.5 39.4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注释：1.a 表示年平均比例数值；

2. 研究与发展开支包含在装备费中。

资源来源：北大西洋公约组织，1993年。

希契、麦基恩（1960）在这一领域中发表了开拓性的文献。他们认为，由于缺乏激励机制，军事（以及其他公共部门）资源的有效使用往往成为一个特殊的问题，而私人部门则具有这一机制，这使它们具有更高的效率。在私人部门，利润动机和竞争提供了效率激励机制。有鉴于此，人们必然会提出疑问：国防预算是否也反映出一种竞争性市场中私人公司运作时通常会自然产生的工作绩效方面的信息？

对投入型国防预算（以及对其他政府部门的预算）的批评导致另一预算方法的出现，这就是“项目”或“产出”型预算。这种预算法强调目标、产出和跨年度的总体项目成本，与投入型预算形成了极其鲜明的对比。规划型预算，或者说“计划、规划、预算系统（PPBS ）”提供了评估国防部门使用资源效率方面的信息。它需要回答下述四个问题：

（1）[180]国防部的目标是什么？是否可能制定出与这些目标相关的一整套项目？举例来说，这里所说的项目包括战略核力量、战术核力量、常规力量、特种部队、预备役部队。

（2）每一项目的现行全寿命周期和预期全寿命周期的资源成本是什么？例如，对战略核力量来说，需要必要装备（如飞机、潜艇、导弹、火箭和炸弹）购置和运行的全寿命周期费用信息，以及服役人力和相关设施（军事基地、通讯系统等）方面的信息。

（3）每一项目的结果或产出是什么？由于以和平、保护、安全和威慑为形式的产出性质，对这一问题进行评估是困难的。况且，虽然可以用模拟方法、军事演习和操练来评估结a a a a

果（例如，战斗性能和效能），但实际上，真正能够检验其产出的唯一时机只有在真实的世界冲突形势下才会出现（如第二次世界大战、海湾战争）。已经发表的数据只能用来反映中间产出而非最终产出。例证中一般含有战斗机、战舰、坦克以及军事人员的数量，但却没有任何关于装备的平均年限及其操作效用的信息，也缺乏军事人力训练和生产力方面的信息。

（4）完成每一项目有无可替代的方法？每一替代方法的成本和产出各是什么？此即，成本-效果分析问题。例如，防空可以使用有人驾驶战斗机或者陆基导弹；反潜能力既可以由战舰提供，也可以由潜艇或陆基海上巡逻机提供；战略核力量可以由轰炸机提供，也可以由陆基和潜基导弹提供。

编制项目预算的设想起源于美国兰德公司，美国国防部把其作为管理革命的一部分。这场管理革命由美国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Rorbert McNamara ）发起，并由查尔斯·希奇（Charles Hitch ）于1961年完成[参见恩克，（Enke ），1967]。它提供了一个使用成本收益或成本效果方法的分析框架，由此对诸如轰炸机中队或战舰（项目要素）之类的各种力量结构和可选择性的力量结构恰当地进行了成本评估，尔后又对每一项力量结构的收益、产出或者效果进行了评估。通过这种方法，项目型预算将注意力吸引到国防选择中的重要平衡问题。

[181]改行项目型预算编制法反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军事技术的革命性发展。“现代武器装备的技术之复杂、开发周期之漫长、战斗力之巨大和成本的昂贵，使大型武器装备系统的正确决策往往会获得超乎寻常的收益。”（希奇，1965, 第23页）同时，选择新的价格昂贵的武器装备，也需要从国防、国家安全的角度，而不是从单一军种的角度思考问题。传统的方法是，每个军种都在追求自身优先发展的目标和使命，为此竭力为建立本单位的新武器系统而争得较大的国防预算份额，有时甚至不惜以牺牲战备工作为代价来保护自身力量的总体规模，所有这些，往往损害了共同目标的实现。

项目型预算编制法也有局限性。虽然它属于计划和评估中的一个信息系统，但是却不能满足各自决策的需要。而且，以项目预算表示的成本并非总能代表“X-效率”的解，该系统也并非一定能激励国防部门和武装部队的人员提供有价值的信息并使用该系统（麦基因，1967）。这种预算法的某些局限性导致了新的国防预算方法的产生。例如，英国即从项目型预算编制法转而改行以管理为基础的国防预算（即“新管理战略”，The New Management Strategy ）。建立新预算的目的在于改进内部效率。其方法是，对具体防务任务（如潜艇和防空）均确定相应的预算持有人，同时明确其预算责任。然而，新的问题又会随之产生：预算拥有人对他们负责的绝大多数投入和经费都没有选择权力，而且其就业合同中也没有激励预算持有人改进预算效率的机制。

项目型预算编制法，尤其是成本-效果分析法，对武器装备选择乃至一个国家的国防工业基础建设都具有极为重大的意义。因为它集中强调了新武器系统的全寿命周期费用，即开发、生产、服役中使用的费用。反过来说，这种预算法形成了一种压力，促使国防部门增进其成本估计技术的准确性，并促使其放弃成本加成合同，因为这种合同鼓励承包商在初期的投标中往往提出“令人乐观的”估算成本（见第5章）。可以肯定地说，新武器系统的开发和采购成本都很高。例如，美国新式的F-22战斗机当时开发、生产的总成本估价约为870亿美元，在采购648架飞机的情况下，每架的单位成本几乎为1.34亿美元[国会研究处（CRS ），1994；国会预算局（CBO ），1993，此数值为1992年的价格。]。耐人寻味的是，主要成本（例如，燃料和寿命周期中技术升级等方面的维护和运行成本）通常发生在飞机采购完成之后。

[182]这一成本数字和事实对国防工业发生了两方面的影响。第一，国防部门更为关注、更加强调减少新武器系统的全寿命周期成本（如通过采购合同，建立与可靠性和可维持性相关

的激励机制）。第二，国防部门更愿意考虑购买现成的和可替代的武器装备系统（进口或使用民用装备）。现代武器装备实际成本的上升意味着一个国家支撑其国防工业基础的成本也在不断增加。那么，什么是国防工业基础的成本和收益？作为研究的起点，需要对国防工业基础的概念进行界定。

7.2国防工业基础概念的界定

在某些国家，国防工业基础政策是国家国防政策的一个核心组成部分。实施这一政策的理由是需要维持一个“强大的”本土化的国防工业基础。然而，国防工业基础这一概念已经湮没在各不相同的定义之中，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解释。仅以下述定义为例：

（1）国防工业基础是由向国防部门和武装力量提供所需装备的、范围广泛的厂商组成（泰勒、海沃德，1989, 第1页）。

（2）国防工业基础的构成是为军事力量和国家安全提供关键要素的工业资产：这类资产要求政府应当给予格外的支持（泰勒、海沃德，1989, 第1页）。

（3）国防工业基础包括含义清晰的生产军品（如火炮、导弹、潜艇）和生产民品的产业部门。国防工业的划定应依据其产业主要产出的目的：如果某一产业的主体产品具有服务于国防市场的特征，则该产业就应当归类于国防工业（托德，1988, 第14~15页）。

（4）国防工业基础是指“一个国家经济体系中那些能够为国家武装力量的最终消费提供产品、服务和技术的产业部门”。一个国家的国防工业基础必须满足两项要求：它必须“在和平时期满足该国军事上的正常物质需求；在战时或紧急状态下，它必须快速扩张以满足骤起的物质需求”（哈格隆德，Haglund ，1989, 第1~2页）。

（5）美国的国防工业基础由那些使用设备设施（公有的或私有的），能够向空军、陆军、海军系统提供装备的主承包商、分承包商、零件供给商组成。此外，在国家遇有紧急情况时，国防工业应能迅速扩张，以确保美国装备自给（甘斯勒，1989a, 第8章）。

（6）进一步确定美国国防工业基础的定义应当遵循以下原则：

a. 在国防部美元购买表中选择那些列入顶级的“n ”类产业；

b. 还须加上表中被认为是对国防生产至关重要的其他产业[拉特纳（Ratner ），托马斯（Thomas ），1990]。

这些不同的定义不可避免地受到批评，人们认为这些定义过于宽泛、过于模糊、过于随意以及过于主观，而且还遗漏了一些重要的企业和部门。有时，不同的定义反映了国防工业基础研究的不同性质和不同目的。但是，这些定义既没有尝试区分研究与发展、生产和服务中的产业能力，也没有根据国防专用程度甄别各产业的能力。例如，就一种极端情况而言，某些国防工业生产具有摧毁、威胁或威慑功能的致命性武器装备（如战斗机、战舰、坦克、导弹）；而另一种极端的情况则是，某些武器装备虽由武装力量购买，但却是由民用生产部门大规模生产的产品（如计算机、食品、汽车；参见泰勒、海沃德，1989, 第2页）。

数据方面的问题也很多。对研究人员来说，要获取世界国防工业规模的准确而可靠的数据通常是很困难的。例如，要获得就业方面的数据，以及获得劳动力的技能构成尤其是从事国防研究与发展工作的合格的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人员的从业数据，就十分困难（联合国，1993；巴克等人，1993）。这些困难反映了国防工业基础的范围和构成方面的保密问题以及这些方面的界定问题。国防研究工作一向为保密的外衣所遮盖，因而这方面发表的数据极为匮乏。显然，如果无法确定国防工业基础中所有企业的身份，也就不可能对其总体就业情况进行估算，这些企业包括分合同承包商和材料、零部件供应商的供给网路（即供给链）。当然，某些供应商可能没有意识到他们从事的是国防生产。比如，轴承制造商不可能知道他们

的产品究竟是用于汽车还是主战坦克。即使在主承包商的层次上，要想获得已发表的、能够反映企业中从事国防生产的劳动力方面的数据，也很困难。军工主承包商通常由一系列军品和民品等不同种类的要素混合而成[通用电气、英国航空航天、麦克唐纳·道格拉斯即属于这类主承包商；参见伍尔夫（Wulf ），1989]。在其他地方，企业也许使用着两用技术[美国技术评估局（OTA ），1989；科学政策支持机构（SPSG ），1991]。除了直接和间接地从事军工生产的公司之外，[184]还存在着一种“引致乘数效应”，它反映了国防部门工人的花费对当地经济的影响[博尔顿（Bolton ），1966；布拉登（Braddon ）等，1992]。

在国防工业基础的问题上，存在着一种误解，即把国防工业基础看作是一个由同类要素组成的统一体。在许多拥有国防工业基础的国家，国防市场的供给方通常由一定数量的大大小小的各类公司组成，这些公司或公有或私有，其国防专业化程度也各不相同。的确，将国防市场与国防工业视为单一体是一种误解。事实上，确实存在着许多由厂商向空军、陆军和海军系统提供装备的相关市场，这些厂商中有一部分在一个部门或在一个子部门（如部件）从事专业化生产，而它们对国防销售的依赖程度又各不相同。例如，英国、法国、德国和美国的航空航天工业拥有生产飞机、直升机、制导武器的部门，该产业部门由提供终端集成线上的装备、电子器件和发动机的厂商组成，而这些装配线既可能用于制造军用飞机，也有可能用于制造民用飞机（哈特利，1993a ）。厂商供给装备的效率决定了武器装备的单位成本，也决定了不断紧缩的国防预算所能购买的装备数量。因此，国防工业是国防的主要组成部分。然而，不进行采购政策的研究是不能评估国防工业的效率的，因为政府已经创建了一个有管理的和有控制的市场，而这一市场实质上是背离经济学家的竞争模型的（见第5章）。由此又引发了政府是否应当干预和支持其国防工业基础的一系列问题。

按照自由市场的理念，国防工业基础的规模与结构应由包括国外竞争力量在内的市场力量决定（泰勒、海沃德，1989, 第7章）。然而，国防部门和武装力量却希望保留关键性的国有资产。例如，他们希望保持核工业、通讯系统的能力和关键性技术的能力，认为这些能力对保持一个国家武器系统（如灵敏雷达、目标识别、纤维光学）的长期质量优势具有实质意义。关于国家通过干预来支持国防工业基础的观点引出了两个相关问题：第一，为满足国家战略目标的需要，国防工业基础应当具备什么特征？研究与发展能力是否至关重要？如果是，那么，这种能力是否适用于所有大型武器系统？或者，战略性金属材料、必需的原材料和某类有技能（哪些种类尚需确定）的工人等某些基本投入是否必要？或者，究竟是部件生产能力还是整个系统装配能力需要自给？只有作战、维持和经济转轨方面的能力才是必须具备的吗？当这些不同能力能否孤立存在以及以什么为代价存在时，又会引起很多问题。第二，通过存货和战略贮存、订立长期合同、实施许可证生产、[185]对民用工业实施补贴以及参加军事联盟等方式，是否可以寻找到实现国防工业基础战略目标的可替代的、成本较低的方法？回答这类问题需要对国防工业基础的成本与收益以及一个国家国防工业基础是否太大的问题进行整体性评估。此外，现代武器成本不断上升和国防预算持续紧缩的前景意味着，这类问题绝不能忽视。如果政府愿意为国防工业基础支付代价，那么，它们认为自己将会买到什么？它们又愿意为此支付多少？

7.3国防工业基础的成本与收益

在这方面，一般认为国防工业基础有各种收益，其中某些收益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可能会有所不同。在通常的情况下，对这些收益并没有进行认真的阐释，更没有作出批评性的评价。经济学家需要研究的是：国家维持国防工业基础究竟谁会获利、谁会受损？在政治市场上哪一个行为主体会力主维持国防工业基础？它们将提出何种理由？认为国防工业基础具有收益的论点主要有以下几种：

（1）维护国家独立、提供安全（自力更生）和应对紧急事态与战争。这一点通常被作

为国家国防工业基础的主要收益。按照这一观点，国防工业基础能够根本改变一个国家的主要军事装备依赖于那些潜在的不可信赖的国外供给者的局面（在危机或冲突时期更是如此）。它还能使一个国家在冲突时期迅速调整自己的装备。然而，某些时候，这些“潜在的不可信赖的”外国供给者却有可能是某一军事联盟成员国（如英国、美国），这样，共同的装备来源将会促进军事联盟装备的标准化并提高其共用性。况且，尽管政府可能会从国家独立和自力更生的角度评价国防工业基础，但这种安全保障政策的代价却是高昂的[霍斯（Hawes ），1989；科沃杰伊（Kolodziej ），1987；泰勒、海沃德，1989]。

（2）可以保持国家认为未来能够获取的能力。这种观点认为，进口高技术军事装备事实上意味着在未来的武器系统开发中丧失高技术创新和生产的能力，因而进口方案成本高，且耗时甚多。不过，这种论点却忽视了技术进步的本质和不确定性。技术过程的突变性革命而非渐进式的演进可以淘汰今天看来是成功的设计团队：今天的成功并不能保证未来的成功。而且，展望未来，从国外购买装备依然是成本较为低廉的方法。

（3）外国供应商往往易使买方痛受垄断价格上涨的煎熬[186]。这种论点认为，一个国家一旦将自身锁定在国外供给商的供给链上，或许购买初始装备的价格是低廉的，但是卖方此后在备件供应上却能够索要垄断价格，因而全寿命周期费用比国内生产的要高。然而，全寿命周期费用应当由国内购买和国外购买两方面承担，而且一个国家同样会产生对那种小规模低效的、垄断的并且只能提供不合适装备的本国国防工业的依赖。

（4）国外供给商提供的装备并不是为满足进口国需要而设计的。实际上，即使本国的国防工业基础也并非总是能够在规定的时间内按可承受的价格提供适用装备。所有的国家都可以举出其国防工业基础不能按规定的时间、预算限额、装备作战性能等要求交付装备的例子，取消某些已确定的项目更是众人皆知的事实（甘斯勒，1980，1989a ，1989b ；哈格隆德，1989；佩克、谢勒，1962）。而且，如果一个国家对装备有特殊的要求，那么就应当确定：它为研制适应本国特殊需要的武器装备究竟愿意付出多少额外成本。

（5）具有杠杆作用。按照这种观点，国防工业基础可以使一个国家成为更明智的购买者，在从国外购买时也可以增进本国与外商讨价还价的能力。国防工业基础的这种杠杆作用的力量将取决于国内开发武器装备的潜在成本。然而，对维持一个庞大的、具有开发三军装备系统所需的高技术能力的国防工业基础而言，这一理由并非恰当。比如，国有或私有的研究与发展机构中一个小的核心机构实际上就能提供足够的信息使国家成为明智的购买者。而且，作为大买主的国家，还可以在世界市场上通过购买其他竞争性供应商的产品来威胁原来的供给商，这种方式也可以实现“杠杆作用”。即使是小国，也可以通过联合组成多国购买团的方式增加自己作为买方的力量，例如，购买F-16型战斗机的欧洲四国联合购买团就采取了这样的方式[多费尔（Dorfer ），1983；哈特利，1983]。

（6）国防工业基础有促进国民经济方面的收益。这类形式的收益是：提供就业、发展技术、改善国际收支、增加国家财源（如增加税收、减少失业救济支出）。某些对英国情况的研究认为，通过购买英国装备与外国装备的比较，人们发现，在购买海外武器时需要多支付25%~40%的费用（英国下院文件，22-I ，1982,p.xlvi ），这样才能获取更为广泛的国民经济收益（国际收支、对国库的作用）。但是，能否运用类似这种影子价格的方法决定于一个国家外汇汇率是否被高估，如果是这样的话，[187]所有的产业都可以应用这种赢利评估法而不仅限于对国防工业基础的评价。此外，要对一个国家国防工业基础进行正确的成本—收益分析，就应当将上述所有收益合为一个整体进行考察而不仅仅分析其经济收益，但目前这种研究还十分罕见。对这一观点还应当这样分析：其他形式的公共开支也有不断产生的收益（如卫生和教育开支所产生的健康、培训收益），以及诸如就业、国际收支、政府财政和技术等方面的间接经济效益。因此，如果将这些更加广泛的经济收益也纳入视野，就会产生这

样的问题：与其他可能的替代性方案所产生的平均净收益相比，这些因维持国防工业基础而产生的间接的净经济收益是大还是小呢？ [科学技术咨询委员会（ACOST ），1989；甘斯勒，1989a ；哈特利、侯赛因（Hussain ）、史密斯，1987；科沃杰伊，1987；泰勒、海沃德，1989]

（7）发展中国家的国防工业基础。某些研究以发展中国家建立国防工业基础为案例，探讨了上述被强调的收益，尽管这些收益的重要性和相关性各有不同。例如，希望减少对军火出口的依赖和对某一国家（如美国）过度的依赖，或许是决定建立和发展本地军事工业的一个重要因素。在这方面，过去的台湾、韩国就是一个例证[诺兰（Nolan ），1986]。与此相似，发展中国家或许会将国防工业基础视为节约和挣得宝贵的外汇的重要来源。而且，许多发展中国家还将国防工业看作是一个能够对其他经济部门产生附带利益的主导经济部门。根据这种观点，军事领域中的研究与发展还被认为是一个有利于发展关键性的高技术产业部门。人们相信，通过由此产生的各种附带利益，将最终增进本国经济在国际上的竞争力[莫拉斯-加拉尔（Molas-Gallart ），1992]。但这里依然存在着这样的问题：与其他产业相比，发展中国家的国防工业作为促进技术现代化的驱动力和能够提供经济和基础设施方面附带利益的源泉，它的功效究竟是多还是少呢？

有关国防工业基础论争的一个特点是普遍缺乏国防工业基础成本与收益的数量证据。争论多是从定性上描述各种收益，有的时候这些描述过于模糊，也没有任何政策决策者制度偏好方面的指标（这是分析许多政策领域问题而不仅仅是分析国防领域问题的一个特点）。但是，在通常的情况下，当分析国防部门和考察主要的采购选择之时也出现了另一种观点。例如，取代购买本国国防工业基础武器装备[188]的方案包括直接通过进口购买现成的武器装备的方法（或有或没有补偿协议，见第9章），或者进行外国装备的许可证生产。在评估这类项目过程中，任何国防工业基础的维持成本都将显现出来，而且也可能会反映出所生产的装备具有更高的价格、更长的交付时间期限，或者提交的是劣质的装备。比较优势这一简单概念表明，不同的国家具有不同的比较优势，它们可能会在专业化和国际贸易中获取利益，因而自力更生的成本是高昂的。例如，1986年英国国务大臣曾经这样评述以购买英国装备的方式支撑本国国防工业基础的成本：“实际上从美利坚合众国不可能买不到更便宜的武器装备，因为在纳税人资助下，美国有巨大的生产批量、巨大的资源、巨大的研究项目”（英国下院文件518，1986,p.xli ；另见第9章）。来自欧盟国家的某些研究数据也表明，通过引入国外竞争力量开放其国防市场，欧盟国家可能平均减少大约25%的军事装备的采购价格（哈特利、考克斯，1992；哈特利，1985）。从下述产业研究中可能会进一步认识国防工业的效率问题。

7.4供给：国防工业

在国防工业方面，有各类研究成果。虽然绝大多数成果为综合性研究，但一般都采用定性方法和描述性统计方法。这就需要更多地开展理论和数量经验方面的研究工作，使用新的产业经济学方法（如博弈论，见第5章），并采用获利能力、生产力、成本曲线、就业、出口绩效方面的估计模型。产业比较研究、厂商和大型项目的案例研究也有可能帮助我们认识国防工业。可以肯定地说，在这方面并不缺少正确的分析框架。产业经济学的结构—行为—绩效范例是分析国防工业的起始点。这一模型认为，产业绩效取决于能够反映厂商规模分布、数量和进入条件的产业结构特征。这种结构特征可用集中率、进入障碍、规模经济的指标来衡量。产业绩效用以反映技术效率以及价格与边际成本、产品多样性、创新和获利能力之间的关系。一个被广泛使用于产业经济学但却较少用于国防工业研究的简单模型由下式表示（蒂罗利，1990）：

Π=f （CR , EB , Z ）， （7.1）

在上式中，Π=产业或公司的获利能力

CR =集中率

EB =进入障碍的度量

Z =其他相关影响

新的研究进展已经改变或者取代了传统的结构绩效方法。这些新方法包括交易成本理论、可竞争性市场理论、博弈论、委托—代理理论和奥地利经济学派的理论（见第5章；拉丰特、蒂罗利，1993；蒂罗利，1990）。例如，可竞争性市场原则强调进入和竞争威胁的重要性：一个可竞争性的市场并不一定需要数量众多的厂商（正如完全竞争那样），是竞争性而不是市场结构决定绩效（鲍莫尔等，1982）。以此为基础，政府通过威胁的方式或者实际向几家外国公司竞争性地开放其国内市场的方法，就能够将国内垄断的国防工业转变为竞争性的。

在考察这一部分文献时必须强调指出，在世界国防工业的研究上，目前从总体上还缺少恰当的、综合的、有深度的和最新的数据。现有的研究都很陈旧，它们通常只勾画出国防工业大致的、有限的总体轮廓，而且往往仅限于几个主要军火生产国。在这一方面，需要考察的信息是：

（1）确立每一个国家的国内军工生产厂商开支占其军事装备总开支中的比重，以此可以作为反映其保护主义程度的指标。

（2）确立以竞争为基础赢得的订单数占订单总数的比重，以此作为衡量市场竞争性的一个指标。

（3）确立国防产业中企业的数量和规模的分布（用以衡量集中程度）。

（4）明确军工承包商在国防工业部门、公司和地区的分布，以及军工经营在各产业、公司和地区中的相对重要性。这一指标可以反映产业和地区对国防开支的依赖程度以及它们受国防开支削减影响的程度。

（5）确立国防部门与民用部门的产业和企业的绩效指标，这样便于在军事和民用部门之间进行比较（如获利能力、出口、劳动生产率）。

在国防工业、学习曲线、成本条件、项目案例的研究方面，美国经济学家再次完成了一些具有开创性的研究（见哈特利、胡珀，1990，参考文献，第500~660页）。在这一领域，应用结构—绩效方法的经典之作是佩克和谢勒撰写的《武器采办过程》（1962）。[190]这一研究成果分析了武器采办的非市场特征、军工产业的结构与动力以及武器项目的完成过程。该研究对20世纪60年代早期的美国武器市场进行了评估，评估内容是：技术变化对国防产业的规模、产品结构、地理位置的影响；几个比较大的企业所承担的主合同的集中度；小企业的相对较小的作用。他们还分析了技术进步对日趋重要的各种生产要素所产生的影响，特别分析了研究与发展资源日益增长的重要性。关于规模经济与规模不经济问题，该书并未给出结论，认为“或许它们存在，或许它们不存在„„”（佩克、谢勒，1962，第188页）。这一成果反映了直至整个60年代早期的现实。它说明，使用成本补偿合同往往会使规模经济变得不再像一般的商业经济那样重要。书中有一章对武器装备工业的进入和退出作了分析，后续的章节还考察了完成武器装备项目的行为和绩效。耐人寻味的是，佩克和谢勒采用项目历史案例的研究方法，用来说明这样一个事实：“关于武器装备工业的统计信息是零散的、不完整的，武器采办过程的所有案例研究都不适宜于作统计分析”（佩克、谢勒，1962，第12页）。

自从1962年以来，有关美国国防工业的研究进一步拓展。有些研究运用了结构—行为—绩效范例方法（福克斯，1974；甘斯勒，1980，1989a ），而另一些研究则注重于军事—工业联合体问题的研究[亚当斯（Adams, K. ）、亚当斯（Adams, W.J. ），1972；加尔布雷思（Galbraith ），1972；梅尔曼（Melman ），1971]。美国国防工业是由主承包商占居支配地位

的，它们在专业化市场中具有较高的集中率（如战斗机、直升机、航空发动机、运输机、加油机、核潜艇）。对垄断力量和绩效效应的担忧促使人们开始思考，有些研究建议，美国政府需要在国防工业创立“有效竞争”的产业战略。还有的研究建议，从美国政府的角度看，在每一个国防工业的主要部门中，都应当有两个或三个强有力的竞争者（甘斯勒，1989a ，第284页）。尽管类似的建议看起来很有魅力，但如果90年代各国继续削减它们的国防开支，就很可能会增加成本；实际上，建立竞争性需要更大程度地将美国市场向国外公司开放（另见第5章）。

除了美国之外，人们还对世界其他国家的国防工业进行了研究。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SIPRI ）出版的世界军工生产的年度报告，包括了欧洲发展与合作组织（OECD ）和

表7.2 1991年最大的20家军工厂商[191]

公 司 国 家 产 业 总销售额 军售占 员工总数 （百万美元） 百分比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麦克唐纳

道格拉斯 美国 飞机、电子、导弹 18448 55 109123 通用动力 美国 飞机、电子、导弹、汽车、造船 9548 80 80600 英国航空航天 英国 飞机、火炮、电子、导弹、军械 18687 40 123200 通用汽车 美国 飞机、发动机、电子、导弹

洛克希德 美国 飞机 9809 70 71300 通用电气 美国 发动机 60236 10 28400 Northrop 美国 飞机 5694 90 36200 雷声公司 美国 电子、导弹 9274 55 71600 波音公司 美国 飞机、电子、导弹 29314 17 159100 汤姆逊SA 法国 电子、导弹 12634 38 105000 马丁公司 美国 导弹 6080 75 60500 罗克威尔国际 美国 飞机、电子、导弹 11927 34 87000 联合技术公司 美国 飞机、电子、导弹 20840 19 185100 GEC 英国 电子 16693 24 104995 戴姆勒 奔驰 德国 飞机、发动机、电子、导弹 57252 7 379252 DCN 法国 造船 3715 100 30000 Aerospatiale 法国 飞机、导弹 8614 40 43287 利顿实业 美国 电子、造船 5219 60 52300 IRI 意大利 飞机、发动机、电子、造船 54794 5 368267 Grumman 美国 飞机、电子 4038 72 23600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注：1. 公司按照军火销售额排序：仅包括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和发展中国家。

2. 资料来源：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1993。

第三世界国家中最大的100家军工生产商的统计数据（SIPRI ，1993）。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还进一步用经验方法研究了世界军火工业的规模，当前存在的问题以及美国、前苏联、西欧、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土耳其、中国、日本、澳大利亚和第三世界国家所追寻的不同的国防工业战略（伍尔夫，1993）。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世界范围内军工产业的就业人数减少至1500万人以下，其中超过80%的就业人数集中在前苏联、中国和美国；在1993—

1998年期间预计世界范围内还将有300万~500万的工人失业（伍尔夫，1993）。表7.2显示了1991年欧洲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中最大的20家军火厂商。在军火工业的前20强中，美国企业占了多数，航空工业的企业为数甚多，而且多为军品和民品都经营的大型联合集团。其中，极度依赖军工产品销售的企业（军品销售占90%以上）在前20强中几乎没有。的确，在1991年前100强中，只有6个公司完全依赖于军工产品的销售（即依赖度为100%的企业，它们是：法国的DCN 和Matra 公司；美国的Newport 和Science Application 公司；英国的VSEL 和Devenport Management公司）。此外，只有三个发展中国家（印度、以色列和南非）总共有6个公司位居1991年前100强。

表7.3 国家与产业分析（前100强公司中的国别与产业分布） [192]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国 家 航空航天业 电子业 造船业 陆军装备 公司总数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美 国 16 23 3 5 47

英 国 5 5 2 1 13

法 国 4 4 1 2 11

德 国 1 1 2 4 8

公司总数 26 33 8 12 79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注释：1. 最大军火厂商系指1991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军火厂商。

2. 由于国防产业（如航空航天、电子等）是一个领域广泛的产业，因而某些产业的划

分只能是大致的。

3. 陆军装备包括火炮、军用车辆、小型装备、军用器械。

4. 资料来源：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1993。

表7.3反映了1991年军工企业前100强的国家分布和产业分类情况。在军工厂商的前100强中，美国几乎占据50%，英国、法国和德国则占整个百分比的32%。就这4个国家而言，最大的军火厂商中大多数分布于电子、航空产业。

从典型意义上说，工业化国家的国防产业一般是由数量较少的大公司占支配地位的，国内市场具有垄断或者寡头卖方垄断的特征。通过企业合并，或者主承包商变为分承包商，或者从该产业中退出，国防产业呈现出越来越向少数大的军工企业集中的长期发展趋势。在裁军和削减国防预算的背景下[193]，这种趋势可能还会继续下去。托德对世界国防工业的状况进行了总体勾画（1988）。他的这本书反映出国家的国防工业是一个受保护的产业部门，政府往往运用买方独家垄断的权力，决定技术进步、合同竞争、盈利性、地理位置、所有权，以及对军火出口实施限制性征税。结果，诸如航空航天、电子、军械、造船等产业以及与当地社会都会对军工合同产生依赖性。因而用公共选择模型更适合对这类产业部门进行分析。这一方法可解释采购选择问题，即阐释强有力的厂商集团（军工承包商）如何在游说政府支持其国防工业基础方面发挥作用。

除了美国的研究之外，还有一些数量有限的研究。这些研究考察了西欧和其他各类欧洲国家的国防工业，也分析了某些像飞机、船舶等特殊的欧洲军工密集型产业[克里西（Creasey ）、梅（May ），1988；德朗（Drown ）等，1990；法尔塔斯，1986；丰塔内尔（Fontanel ），1989；海沃德，1989；科沃杰伊，1987；莫拉斯-加拉尔（Molas-Gallart ），1992；沃克（Walker ）、

格默特（Gummett ），1993；威利特（Willett ），1993]。总体来看，对欧洲国防产业和市场尚缺乏类似佩克、谢勒（1962）对美国那样充分的理论和经验分析。此外，人们还对印度、以色列、日本、南美、韩国和台湾等地区和国家的国防工业进行了研究[布劳尔（Brauer ），1991；金沃思（Chinworth ），1992；哈特利、桑德勒，1990；诺兰，1986；沃德等，1991]。一个有趣的例证是关于日本企业再进入国防市场的情况。其方式是：使用两用技术（如微电子技术），增加商业产品适用于国防部门要求的性能以及推广单一工厂内的军品和民品生产一体化[埃德加（Edgar ）、哈格隆德，1993]。

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前苏联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国防工业基础，仅员工就有近600万人。从30年代起，国家中央计划和非市场经济资源配置系统赋予国防工业最高的发展优先权。该国国防工业具有三大鲜明特征：首先，研究和设计组织与生产设施是分离的（如飞机、导弹、陆军装备），前者通常分布于莫斯科附近，而生产性的工厂则遍布于全国；其次，整个华沙条约集团国家的军事装备具有标准化特征，由此可使前苏联在每一型号武器装备的长期生产上获取一种规模经济效益；最后，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国家的国防工业不同，其竞争性往往被限制在研究与设计机构之间（生产任务分别承担），而且每一型号武器装备的研制都有两套竞争性的机构[如米格和苏霍伊两大系列战斗机（胡珀，1993）]。

7.5成本状况：规模与学习

成本状况方面的问题源于规模经济和学习经济的存在或缺乏。这是一个决定产业结构的主要因素：它们影响着企业的规模和集中率。影响国防工业和装备采购经济的成本状况至少有以下5个特点（另见第5章）：

（1）开发成本的重要性。开发构成了总的固定成本。在像战斗机这样的复杂和高技术的武器系统中，开发成本高意味着很高的进入成本。高开发成本还增加了小批量生产的成本，因而在这种状况下，独立的、自力更生的国防工业体系对国内市场狭小的国家而言成本是高昂的。

（2）成本超支与开发超时。低估开发时间和成本是普遍现象，它影响着所有型号的武器装备研制。由于最终生产出来的武器装备与最初的计划大相径庭，由此而引发了成本超支与超时的问题（拉奇，1974）。

（3）成本趋势。军事装备成本高昂，而且，就实际情况而言，在连续数代武器装备研制过程中，每一单位的生产成本总体趋势是上升的。由此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国防预算的规模难以适应新武器装备成本上升的情况。这样一种结果已经影响到了武装力量的装备数量和提供装备的国防工业的规模和结构。例如，自从1945年以来，在美国和英国这样的国家，空军中的战斗机数量和航空航天产业部门中的企业数量一直呈下降趋势。

（4）规模经济与学习经济。有关规模经济研究的文献已经很多，多数文献主要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但是，直接与国防工业有关的研究文献却极少。相反，关于学习经济的文献则很多（见第5章的第4部分）。由此很难确定所评估的规模经济并不包括学习经济。而且，大型军工企业是有可能获得范围经济的（史密斯，1990）。因此，有关规模经济的一般性研究成果为确定哪些国防产业可能具有鲜明的规模经济特征提供了有益的工具。在开发和生产方面具有大的规模经济[195]的国防产业包括：飞机、汽车、其他机动车辆、办公设备，以及机械、电气和仪表工程。有关这些产业的研究表明，对大规模、高技术的军事项目而言，从1/3的最小有效规模（MES ）到最小有效规模，单位成本节约的范围可能在15%~20%之间[普拉特恩（Pratten ），1988；罗杰森，1991b]。

（5）项目延迟造成的成本上升。由于国防预算的限制，采购项目严重拖后，从而延缓生产的现象并不罕见，这可能是对国防预算不断削减的一种反应。一项关于美国空军和陆军

装备生产系统的研究估计，如果该系统年生产量比设计产量下降50%，实际单位成本就会平均增加20%多一点（美国国会预算局，1987）。

由于既存在规模经济和学习经济，又可以通过大规模生产来分摊研发费用，所以，国防工业具有成本递减的特征。这个特征反映在国防产业的结构——该产业中企业的数量、规模和集中度——之中。国内的垄断、双头垄断或者寡头垄断，是空军、陆军和海军的大型武器装备供应商的典型特征。这样，拥有较小国内军火市场的国家就不可避免地要在企业的规模家就不可避免地要在企业的规模和竞争性两者之间进行选择：较大的公司可以获得规模经济，但又要以形成垄断为代价。

在国防产业中，通过考察欧洲和美国以及其他地方主要军工企业的规模，即可获得企业最优规模的指标（采用存活企业规模测定的方法）。然而，人们已经认识到，在国防工业领域，企业规模是由政府的政策以及政府发展独立的国防工业基础的支付意愿决定的。然而，有证据表明，美国大型军火公司在OECD 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的军火厂商100强中占有优势地位（见表7.2；另见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1993）。美国军工企业的规模反映了这些企业的产出规模，反过来又反映了其单位成本。与欧洲国家相比，美国的状况着实令人吃惊。以战斗机为例，美国为本国军事力量生产的飞机（不含出口）竟然8倍于它为法国和英国空军生产的飞机；在某些装备（如F-16、黑鹰直升机、M1坦克）上，美国年生产量与法英两国的总产量相等。显然，产出规模是决定企业规模和单位成本的主要因素，在这方面，美国与欧洲国家之间差距悬殊（哈特利，1983,1993a ）。

7.6 产业绩效[196]

产业经济学的结构-绩效方法明确了决定一个国家国防工业基础效率的某些主要因素。两个相关因素很重要。第一个因素是竞争程度（即竞争性），第二个因素为产出规模，后者决定了规模经济与学习经济对单位成本、企业规模和集中率的影响。国防产业的最终绩效可以由劳动生产率、单位价格、竞争性、研究与发展、衍生效应和获利性等指标反映。

有关军工企业劳动生产率和就业行为的证据来源于比较产业案例分析和各种就业函数的评估。对美国、英国和欧盟的航天工业的研究力求从较大的产出规模和更具竞争性的市场结构上解释美国为何具有比较高的劳动生产率（哈特利，1993a ）。在这个问题上还存在着一种假定：军工企业执行劳动力保留政策，而这种劳动力储备又是由成本加成合同提供财力支持的（比如，保留有价值的科学家以备下一轮的竞争）。其他实证研究还比较了军工企业和民用部门企业的就业行为，验证了主要国防项目的削减是否会引起装备密集型产业中劳动力大量逸出的问题[阿尔迪蒂（Arditti ）和佩克，1964；哈特利和科克伦（Corcoran ），1975]。就业估计模型的一般形式如下：

L t = L （Q , t , L t-1, DV ） （7.2）

在此式中，L t = 当前就业人数

Q = 产出

t = 反映资本存量和技术的时间趋势

L t-1 = 前一期的统计量（就业人数）

DV =用以反映诸如国防报告公布后的所造成的冲击效应的哑变量（1,0）

在用对数-线性模型进行评估时，产出系数显示出与产出这一变量有关的就业弹性。比较军工企业与民用企业的就业弹性，可以反映出军火厂商劳动力保留与劳动力储备程度。例如，英国的情况表明，军工企业既未对要素价格的变化做出反应，也未对公布国防报告的情况做出反应（林克和哈特利，1985）。采用对数-线性的就业模型对英国航天工业进行的评估例证如下：[197]

L t = 0.94 - 0.005t + 0.20Q + 0.66L t-1 + 0.025DV ,

（0.56）（0.717） （2.29） （2.74） （1.774） （7.3）

在上式中，L t 为英国航天工业的就业，t 为1959—1976年的时间趋势，Q 为产出，L t-1为前一期的就业量，DV 为反映英国国防报告的哑变量（1,0）L , Q 和L t-1经过了对数变换，括号内为t 值，R 2=0.96（哈特利、林克，1983b ）。

产业绩效也受所有制的影响。在法国、印度、意大利、西班牙等许多国家，国防工业企业均为国有制。20世纪80年代，在其他国家特别是在英国，原为国有的军工企业已经实现了私有化（如英国航空航天、皇家军械、罗尔斯罗伊斯、军舰制造商）。英国经验表明，一般的私有化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和总要素生产率方面的绩效。对英国航空航天公司进行相似的经验检验，也证实了在实行国有化之后绩效的下降和私有化之后的绩效提高[邓希雷（Dunsire ）等，1991]。

英国经验可能为分析竞争对军事装备的单位成本和价格的影响提供了一个范例。1983年，英国开始推行竞争性的采购政策，其结果是：国防部成为更加希望使用和推广竞争方法的消费者，愿意在更大程度上使用固定价格合同与激励性合同而非成本加成合同，以将风险转移至产业部门。到80年代，竞争已经拓展到人们更愿意从国外购买武器装备的地步。尔后，又宣布将节约武器装备总预算的10%作为一项新政策所要实现的目标。引入竞争后的某些实际结果令人难忘：节约成本的范围在10%~70%之间——这些都反映了英国国防工业所存在的垄断定价和X 非效率问题（英国《下议院文件》189,1991）。经验检验还表明，英国新的竞争性政策已经导致了国防部采购集中率的大幅下降（史密斯，1990a ）。然而，人们依然担忧投标中的串通舞弊行为，而且长期竞争的结果可能还会形成国内垄断。

支持一个国家发展国防工业基础的人们往往强调这种基础具有一种动态收益：它能够促进高技术的发展，也可以向民用经济部门提供宝贵的衍生效益（如军用飞机对民用飞机发展的促进作用，国防部门使用的激光技术在眼科手术中的应用）。批评国防研究与发展的观点认为：国防工业基础会“挤出”宝贵的民用投资；它还会像一块磁铁一样，将稀缺的科学家“吸引”出民用产业[198]；对民用部门的衍生效益也“太小”。因此，人们认为它在世界市场特别是高技术产品的民用市场上，对产业竞争能力具有相反的效应（巴克等，1993）。有关衍生效益研究的多数文献往往依靠奇闻轶事性的证据进行研究，缺少严密的理论和经验分析。一项关于美国国防和空间开支衍生效益的经验研究并未发现在企业层次上存在这种衍生效益。研究的结论是：这类开支“几乎无助于在技术和经济上提高绩效”[查克拉巴尔蒂（Chakrabarti ）等，1992，第187页]。评估衍生效应和挤出效应的另一种方法包括考察科学家和工程师在国防活动与民用活动之间的流动性。一项采用这种方法的研究发现，最有意义的结果是有关两用产业的：“在国防和民用两种活动大致平衡的产业中，由军用向民用的转移很有可能，但从民用向军用的转移却没有可比较的类型”[勒纳（Lerner ），1992，第238页]。

获利能力是衡量产业绩效的标准指标。然而，在国防采购中，利润通常要服从政府的管理，而且它还可能是国家保护和支持本国国防工业基础的产物（见第5章）。到目前为止，公开发表的现有资料还没有将专门反映军工项目的获利能力从一个公司完整的经营活动范围内的总获利能力中明显区分开来。持批评意见的人认为，军工承包商的获利能力依赖于战争，它反映了受政府特殊优待的程度。另一些人认为，军工企业的利润反映了一种风险型的经营，因而需要通过回报引导企业保留在该产业内以维持本国的国防工业基础。实际上，人们可以将这些不同的主张确定为可检验的假定，这些假定用以考察战争、重整军备、政府管理机构、竞争对获利能力的影响，也可以用以比较军工承包商与民用公司厂商的利润（福克斯，1974；甘斯勒，1980；哈特利、胡珀，1991a ）。这种研究认为，竞争降低了获利能力，

战争（如第二次世界大战、韩战）可以导致较高利润[阿加波斯（Agapos ），1975；邓恩（Dunne ），1993；哈特利、瓦特，1981]。然而，这些研究通常依赖于描述性的统计数据，而这种统计数据是无法用来论证获利能力的相关影响问题的。或者说，在使用估计方程的地方，这种数据往往被特殊对待，但却缺乏像集中率这样规范的经济变量（尽管数据问题通常决定方程的形式）。用这种方法进行一般估计方程分析的例证如下：

Π=Π（D ，W ，R ，t ） （7.4）

在此式中，Π=企业获利能力

D = 国防开支

W = 代表战争的哑变量（1,0）

R = 代表政府利润管制的哑变量（1,0）

t = 时间趋势

大军工承包商能获得比其他公司更大的回报吗？对美国的一项研究表明，在1948—1989年期间，主要的军工承包商财务绩效的平均水平要大大好于民用部门的大公司。事实上，这样的差别并没有反映出军工部门与民用部门之间的风险变化[特雷维尼奥和希格斯，1992；另见施蒂格勒（Stigler ）和弗里德兰（Friedland ），1971；考恩（Kaun ），1988]。

7.7结论

在世界国防工业的研究方面，总体上还缺乏公开发表的、独立的和具有权威性的研究成果。这就需要以比较为基础，对产业进行有益的理论与经验研究。特别需要指出的是，需要更多地获取有关军工承包商行为的知识：公司如何作为以及如何进行竞争？比如，它们对不同类型的合同、对利润管制、对合作项目、对竞争性采购政策和转轨政策是如何应对的？一旦武器装备生产企业成为军民两类不同生产活动的混合体，问题就变得更为复杂性。在这种情况下，谨慎地研究和分析公司报告，或许能提供有益的信息。与此同时，这种公司或许能够为考察国防研发的衍生效益提供有价值的案例。此外，还需要对成本-数量关系以及对主要的空军、陆军、海军装备的最小有效规模进行可靠的评估。理想的做法是，运用长期成本曲线，从最小有效规模开始评估偏离最小有效规模对成本产生什么影响。这种成本估计是国防工业基础的成本-收益分析的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