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体系之三)国家机器与有机构成[分配模式]

潘维《比较政治学理论与方法》： 阿拉伯的政治总是在无政府与独裁政府之间徘徊（泰国、乌克兰亦复如是），是有社会构成原因的。2011年到2013年仅仅两年间，埃及人从狂热反对军政府、支持民选，骤变为狂热支持以军事政变推翻民选政府。法国大革命时期也曾发生类似的事情。忘记了政治以社会为基础的道理，就无视政府与社会的关联。

康德《永久和评论》：这种权利是属于人人都有的，即由于共同占有地球表面的权利而可以参加社会，地球表面作为一个球面是不可能无限地驱散他们的，而是终于必须使他们彼此互相容忍；而且本来就没有任何人比别人有更多的权利可以在地球上的一块地方生存。

国家机器

柄谷行人《世界史的构造》：马克斯韦伯说，国家的本质在于暴力的垄断。在国家，掠夺是先于再分配的。正是为了持续的掠夺，才实行再分配。由国家所实施的再分配在历史上采用了推行灌溉、社会福利和维持治安等公共政策的形式。结果看上去国家似乎是“公共的”权力一般。在此（《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马克思并没有忽视国家机构（官僚工具）作为一个阶级而存在的事实。而且，也没有忘记无法归入资本、工资劳动和地租等概念中去的各阶级，特别是小农（自耕农）所发挥的作用。他在《资本论》中完全无视这一切，意味着他有意识地将这些打上引号予以悬置，而试图纯粹地把握商品交换所带来的体系。

查尔斯@蒂利《强制、资本和欧洲国家》：法国统治体制在革命岁月里发生了什么变化？在1789年以前，法国国家像几乎所有其他国家一样，在地方层面上间接地统治，特别是依靠牧师和贵族来中间协调。从美国战争结束时起，政府筹集资金偿还战争债务的努力明确了一个反政府联盟，这联盟一开始包括国会和其他掌权者，但是随着政权和反对者之间的冲突的加剧，它朝着一个更加流行的组成转化。1789年的农村起义不成比例地发生在有着大城镇、商业化的农业和许多道路的地区……随着军人们纷纷背叛皇室和献身于大众事业的民兵的形成，反对派获得了自己的力量。法国把自己的新体制作为重建其他国家的模板。当革命的和帝国的军队被打败后，其他国家也试图在欧洲的其他地方建立起那种直接统治体制的复制品。拿破仑政府巩固了这种体制并把它变成了可靠的统治工具。柄谷行人《交换样式论》    国家装置并非建立在经济的生产关系之上。皇帝、国王以及官僚阶层与被统治者的政治关系本身，乃是一种经济的关系。在此，不存在经济结构与政治结构问题的区别。古典时代（希腊、罗马）也是一样。我们用奴隶制生产方式是无法说明古典时代所固有的、与亚细亚国家不同的、与亚细亚国家不同的政治体系的。因为，要确保市民的自由和平等，奴隶的存在不可或缺。

经济基础

“社会经济形态是社会的质的规定”。然而正如人是社会的人一样，民族、社会构成只有放到世界史的整体性范畴之中，才能规定自身。同样的，社会的发展，社会经济形态的进化，也是在具体民族、社会形态的经济构成的相互作用中形成的。后来社会的经济形态必然包含着周边的、先前的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成果，并在其相互作用的历史有机构成之中确定自身。佩里·安德森在《绝对主义国家的谱系》中提到马克思的经典分析：“一种生产方式的起源应该总是不同于它的结构”，“构成性因素”可以通过重新组合从原有的生产方式中生成新的系统；作者还列举了拉丁-日耳曼综合体，以及既没有“奴隶制”也没有“部落制”历史的日本通过“中国化的帝国体系”完成封建化的案例。历时性的“社会五阶段”仍然共时性地分布于当代世界之中。原始社会形态如：非洲的部落国家，毛利人、印度安人、中国的少数民族自治区；封建社会形态如：以阿拉伯酋长国为代表的沙漠、草原地区国家。这部分是自然条件的限制，但就世界范围的南北问题来说，是以殖民体系为基础的近代资本主义的产物。沃勒斯坦在其《现代世界体系》中提到：边缘区是奴隶制和封建制，中心区是雇佣劳动和自我雇佣，……半边缘区是分成制……世界经济体正是建立在下述的居高临下地位之上，即当时存在三个不同区域，每个区域确实有不同的劳动控制方式。如果情况不是这样的话，就不可能确保剩余产品流入西欧以保障其资本主义制度的生存”。

科耶夫：

“社会主义，或者苏维埃社会主义是指这样的体制，即国内的剩余价值在国内被生产出来，就像在资本主义体制中一样，只是社会主义体制中剩余价值来自于国家的再投资。最后，“殖民主义”像资本主义体制一样，剩余价值不是来自于国家的投资而是个人投资，但是剩余价值不是在国内产生，而是来自国外。……欠发达国家生活欠佳的民众完全无法理解，为什么产自中东的石油在价格上比产自德州的石油要低一半多。”——《施米特与政治现代性》，科耶夫与施密特的通信

上层建筑

意识（人作为生态的自觉）产生于她所来自的生态环境，这正是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辩证关系的历史及自然根源。某种思想、理论的特殊性来源于其对自然及其有机构成的时空差异及变迁的正反馈，而绝没有某种固定不变的意识形态如“上帝”或“上天”之永恒，历史是必然和偶然的相互生成。具体到中国的大一统我们首先应该看到，中国的统一之轴心，特别是首都从未离开过中央大平原的范围，特别是大运河沟通以后。中原跟北方的草原、江南的丘陵、西北高原、东南的岛屿发生一种螺旋式的聚合反应，人作为生态的自觉正是促成或缓解了生态的有机构成（如运河）及矛盾（如长城）。    我们可以发现历史的人类构成，首先是村寨，然后是城镇，从城墙到长城，人们因为中国而往往忽略罗马帝国时代也存在阻挡日耳曼游牧的北方“边墙”，这实际上是自然经济时代的文明边疆。中国到明代实际上已把这种范围扩展到东南沿海（卫所、烽燧），而西欧则因为他们半岛、岛屿的天然边界，转而向海洋发展（地中海、北海、北大西洋），然而仍是以东方为依归的（以东西印度公司为标志）。很难想像欧洲是为了跟南部非洲或未知的印第安人贸易而去挑战海洋（陆地的边界），文明是历史和生态的累积，正如化石能源的缘起一样，至于奴隶贸易（战争则是狩猎经济）只有在亚非拉的三角贸易中才具有现代意义（马克思的信及列宁的侧击）。    欧洲的兴起源于这种世界的综合，然而，中国因为他在欧亚大陆（世界岛的中央平原）的天然生态及人口有机构成，必然在世界性的大一统中重新展现其历史及现实的简单多数民主的地位，而美国因为他的分裂型本质正步上苏联的后尘。从本质上说美苏是英国（岛屿）与蒙元（绿洲）的后裔，是世界体系的走廊地带，正如中国历史上的海陆丝绸之路。如果世界不能实现以中国为轴心（五服联盟）、欧亚大陆为本位的统一，世界将如欧洲的千年史一样长期处于战国时代，直至生态及版块的有机重构或地球之毁灭。 to be or not，世界的无政府状态仍然是人类乃至生态的觉醒之灰色边际......

顾准《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

列宁的《帝国主义论》的结尾——结论部分，不知道罗马史是不易读懂的。为此，插入一段这方面的叙述，也许是必要的。

罗马是一个直接民主的城邦国家，它的统帅由执政官兼，执政官是民选的。公元前500年左右，经过多次作战，人家打它的危险没有了，由是开始了连续四五百年的征服。先征服意大利全境，然后和迦太基苦战，灭亡了迦太基，把西班牙、法国、不列颠、多瑙河以南的中欧和巴尔干、小亚西亚、北非、埃及、叙利亚、伊拉克先后都征服了。征服中造成了大量的奴隶主。不过，原来的罗马公民，仍是有选举权的公民。这些公民不可能全部成为地主和奴隶主，而在共和国的中期和末期，罗马也曾有过轰轰烈烈的民主运动，为这些贫苦的公民“礼所应得的权利”。开始，争取的目标在于合理分配土地，不过当奴隶愈来愈多，而被征服的土地（都分别建成了行省）的廉价的粮食涌到罗马的意大利的时候，粮食农业变得存在不了，自耕农也变得存在不了了。分配给贫苦公民的土地转售给大地主，而地主庄园也日益用于生产橄榄油、果品和畜牧业（奴隶种植只能干这个；西罗马灭亡，意大利又要粮食自给的时候，奴隶的后代逐渐变成有自己的经济，生产粮食的自耕农或佃耕的依附农了）。但是“民主运动”没有停止，不过，目标逐渐转向由国家给“公民”廉价粮食，最后是免费发给粮食，还加上节日观剧津贴之类的现金补助。

公民们的权利不止于此。共和国末期，即恺撒和恺撒以前的短时期内，执政官候选人是统帅。统帅，按照罗马法，有权把战争中的虏获据为私有财产。既然候选人是豪富，而“民主原则”还存在，于是竞争的候选人大规模的“贿选”买选民——不是抬轿子式的贿选，硬是凡有选举权的公民都有好处可得——这是一种群众性的贿买。    到这一步，“民主”不得不寿终正寝。共和国完了，继起的皇帝不要选民投票了，公民也成了驯顺的臣民。    不过，“无产阶级”这个词倒确实是共和罗马传下来的：Proletariat是个拉丁字，意指无财产的公民。

（最后，在阶级斗争接近决战的时期，统治阶级内部的、整个旧社会内部的瓦解过程，就达到非常强烈、非常尖锐的程度，甚至使得统治阶级中的一小部分人脱离统治阶级而归附于革命的阶级，即掌握着未来的阶级。所以，正像过去贵族中有一部分人转到资产阶级方面一样——  《共产党宣言》）自抗援朝以来、随着第一次朝鲜核爆与“金大中-卢武铉新政”已经造成一次驻日韩军的关岛大撤退（亚洲殖民军）。朝鲜对《停战协议》的解除，首先是核爆所宣示的美国在太平洋以军工“强迫交易”为基础的狩猎经济的破产，暴利？暴力，朝鲜的导弹将催化由卢武铉之死所暗示的国内路线斗争的攻守异位，李明博所代表的买办势力（50%政府）所宣示的“7-4-7”纲领已在美圆金融泡沫下已成负值，（数十万韩国人含泪送别卢武铉，卢武铉葬礼 李明博献花遭议员指责，前总统金大中再次呼吁民族统一（与独立））。第二次的美帝殖民势力大撤退将会实现毛、周时期 “西太平洋人的西太平洋” 的亚洲独立宣言？随着“人民币互换协议”的推行，一个美@欧（非）亚三足鼎立的格局，将促使亚非拉世界性大开发的全面启动……

汤因比在《人类与大地母亲》中的《中华、贵霜、安息与罗马》提到：“汉朝儒家文官机构，在当时仍然是最好的。如同长城远远胜于建在德意志和不列颠的罗马帝国的小土墙一样，汉朝文官机构也大大优于奥古斯都建立的罗马文官机构。和公元前后一千年地中海地区大多数城邦一样，罗马是由每年选出的一小批非职业政府官员统治的。……罗马政府补救这一行政管理不足的主要手段，就是让公民的私人团体承包军需品和征集赋税”。布罗代尔《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很能说明他们的总体特征：这些文明把它们无数的岛屿散布在外国的水域里。如果这些小岛互相接触，整个局势就会完全改观。……但是，即使是这种辉煌的成就也取决于总的经济形势。以16世纪的土耳其为题进行著述的历史学家已经指出犹太商人当时在土耳其取得的成就。正是犹太商人不久以后就同希腊人一起承包了国家的财政收入甚至富有的地主的收入。他们的商业网撒布、延伸到整个神圣罗马帝国。同样，在三十年战争之后，如果没有奥格斯堡和约缔结之后的和平安定年代和为德意志犹太人以后进行报复铺平道路的财富积累，德意志犹太金融家，亦即这些“宫廷犹太人”的财富是不可想象的。在同样的情况下，在16世纪末，控制着糖和香料贸易，拥有巨额资金的葡萄牙犹太人的网，促成了阿姆斯特丹的繁荣兴旺。也在类似的情况下，整个（当然不是印第安人时代的）美洲被纳入犹太人的贸易网中……“

那个国家的历史不仅是在威尼斯的历史和俄罗斯的历史之间，（是）在强制密集国家和资本密集国家之间的一个折衷（甚至综合）。”我们可以查尔斯·蒂利《强制、资本和欧洲国家》的这段话加以推演，世界体系的构成是欧洲体系的历史和中华体系的历史的一个综合。

佩里·安德森在《绝对主义国家的谱系》的结论部分提到欧亚交界带的情况：自文艺复兴起，绝对主义时代的欧洲政治思想家们就一再地用如此贴切而又极其疏远的土耳其秩序作为对照来界定自己所处世界的性质；他们谁也不曾把这种距离完全或基本上简化为一种宗教距离。……在西欧、西班牙、英国和法国君主国被自下而上的资产阶级革命所击败或推翻；意大利和德意志的诸公国则北姗姗来迟的自上而下的资产阶级革命所消灭。在东欧，俄罗斯帝国最终被无产阶级革命所摧毁。由这些先后发生的但性质相反的大变动所体现的大陆分裂的后果，至今还影响着我们。这与马克思的《中国革命与欧洲革命》相呼应：“‘对立统一’是否就是这样一个万应的原则，这一点可以从中国革命对文明世界很可能发生的影响中得到明显的例证。欧洲各国人民下一次的起义，他们下一阶段争取共和自由和争取比较廉洁的政体的斗争，在更大的程度上恐怕要取决于天朝帝国（欧洲的直接对立面）目前所发生的事件，而不是取决于现时的其他任何政治原因，甚至不是取决于俄国的威胁及其后果——可能发生的全欧洲的战争。”

阿瑞吉等《现代世界体系的混沌与治理》：

1857年的大起义促使英国放弃了引进新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政策，转而诉诸当地原有的制度。正如同时代的太平天国起义促使英国倚重持续复苏的清王朝和地主阶级的力量，1857年大起义之后，英国着手在自己的印度帝国内恢复地主和王公的力量，让他们自治。总体看来，英国在亚洲的主宰地位更多是与社会下层阶级、而非上层阶级的利益发生冲撞。一旦亚洲旧政权的统治集团被驯服——就像在中国那样，或是被征服——像在印度那样，他们会成为有用的盟友，再次建立起英国对下层阶级的主宰权，但是这种主宰并没有赢得下层阶级本身的忠诚。英国和西方对亚洲社会下层阶级的主宰缺乏根本的合法性，19世界早期和中期之后发生的民族主义运动能够动员起广大群众的支持，共同反对西方。领导这些运动的是“现代化了的”本土精英，他们的主要目标就是民族自决——即，成为现代欧洲中心的国家间体系中的一个主权民族国家。正如古哈所说，在支持西方价值观和理想方面，殖民者和被殖民者的角色发挥发生了奇怪的倒置：殖民统治把权利和自由的观念带给臣民，但在自己的治理中，却从原则和实践上对这些观念全部或部分加以否认，被剥夺公民权的臣民不断要求统治者的行政管理应与理想相符。因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英国统治印度期间，大部分政治抗议，尤其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带头的政治抗议，都暴露出英国统治的“非英国”特征。     英（帝）国（联邦）的领土遍布全球，在其地域、人口和资源也堪与多个民族国家相比。但是，这些领土没有构成彼此毗连、合而为一的整体。各殖民领土分散全球，相互之间缺乏整合，不论在政治还是经济方面，都与20世纪地域集中、整合程度很高的美国相反。这才是两个霸权国家空间格局最重大的差异。英国日不落帝国是19世纪英国世界秩序形成和巩固的关键因素，但是，一旦在运输革命和战争工业化影响下各国为争夺“生存空间”的竞赛激化，英国本土和海外领地的保护费用飞涨，全球帝国就由资产变成了债务。同时，运输革命和战争工业化克服了空间的藩篱，美国横跨大陆、连接两洋、领土紧凑而又独处一隅，都成为不断升级的国家间力量斗争中的优势。

在1921年列宁把苏俄转向他的新经济政策以后……（认为）西方资本主义正在利用亚洲的落后国家，作为获得利润的源泉，以支持资本主义体系。如果没有帝国主义对亚洲的剥削，使西方工人仍能得到较高工资，资本主义就会垮得更快。亚洲的民族主义革命会夺去帝国主义列强的有利市场和原料供应，从而在西方资本主义最脆弱之处对其发动“侧攻”。……从1922年到1927年期间，共产国际选中中国作为它对外斗争的主要地区，并把英帝国主义作为主要的攻击目标。（费正清《美国与中国》）（二战后扩展到柏林墙和38线）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由世界大战到冷战，是社会国对资本国的一种胜利与制衡；而中国的第三世界理论，则是世界范围内的农村包围城市。    “所以法西斯也罢，国社党也罢，苏维埃更逃不了，所谓五年计划、四年计划，都是一种农业文化的表现，这不是一定说农业文化的优越，可是商业文化的破产，是决定的了。英国人听见法西斯国社党苏维埃都有些头痛，其实许多事情，还是他自身先进国家开辟出来的。消费合作社在英国最先创办，成绩也最好，这不是废商的先声？基尔特明明是古时代手工组织的遗产，英国就首创所谓基尔特社会主义，这就可见我所谓“演变”。大陆农业统制精神，乃孕育于商业自由的海国，这是因为商业顶发达的国家，感受痛苦最早，因为商业扩充同当年地中海文明一样，受了天然的限制！”（蒋百里《国防论》）

这种体系看来同时在“向前”和“向后”运动。这种双向运动一直是现代世界体系的一大特征。……

当轮到那个曾经取代旧体制的霸权自己被一个新霸权所替代时，“旧体制”立即不断重新起用。因此，英国霸权通过以新的和更复杂的形式恢复曾经在荷兰霸权下已经被替代的帝国统治的一些方面，在扩大了的空间及社会基础上重建了现代统治体系。同样，美国霸权又恢复曾经在英国霸权下已经被替代的公司资本主义的一些方面……与以前霸权过渡时期的不同之处在于，现代世界体系的规模和复杂性都已经大得没有多少进一步增加的余地了。因此这种双向运动以及伴随而来的动荡可能产生的，不是现代统治体系在扩大的基础上新的重建，而是它彻底蜕变成一种完全不同的、恢复早期现代或前现代统治模式的这个或那个方面的体系。 （阿瑞吉《漫长的20世纪》）

3、社会有机时代

佩里·安德森在《绝对主义国家的谱系》中提到马克思的经典分析：“一种生产方式的起源应该总是不同于它的结构”，“构成性因素”可以通过重新组合从原有的生产方式中生成新的系统；作者还列举了拉丁-日耳曼综合体，以及既没有“奴隶制”也没有“部落制”历史的日本通过“中国化的帝国体系”完成封建化的案例。陈其人的《东西方经济发展比较研究》也指出，中国在封建地主经济晚期土地和劳动力的商品化已形成了一个内部市场，这在西方是到了近代破除领主经济以后才有的事情。作者总结道：“不列颠对中国，就不像对爱尔兰那样，即摧毁当地的生产关系；也不像对北美那样，即将土著赶走和剿灭；而是利用中国原有的封建地主经济的生产关系”。推及地区市场，阿瑞吉在《漫长的20世纪》中比较布罗代尔和韦伯的观点时提到，即在商品经济发达的古代文明地区（对应东印度公司）与几乎没有商品经济及人烟稀少的地区（对应西印度公司）对于资本主义商业扩张的基础性作用的区别。在另一个层面，即中国的封建地主经济相对于西欧封建领主经济的进步性的历史意义上，陈其人主要受其老师王亚南的见解的影响，认为“我们在吃西欧各国资本主义进步的亏，我们同时又在吃中国封建经济进步的亏”。这是就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近代史，以及官僚资本及其买办化而言的。但是陈氏也提到日耳曼（公社制）与罗马（奴隶制）的封建综合体，“他们以马克公社形式保存了一部分真正的氏族制度”，从而使被压迫阶级“具有了能够形成地方性的团结及进行抵抗的手段”。就作者所期许的“跨越卡夫丁峡谷”而言，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近代变体”也是现代无产者的“武器”（费孝通所谓“血缘”与“地缘”），这不也是当代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根源吗？关于此种从“亚细亚生产方式”中发展起来的“中国模式”现代化，费孝通的“江村经济”模式以及温铁军的“三农问题”研究在田野调查方面有更细致深入的分析。

相对于西方的殖民-生化能源式现代化（资本有机构成）的特点，乔万尼·阿瑞吉在《从长时段看中国市场经济》一文中做了比较：在总结中国相对于南非而言的发展优势的时候，吉利恩·哈特同样强调了乡镇企业在当地范围内进行利润再投资和再分配，以及将之用于学校、诊所和其他形式的集体消费等方面的贡献。此外，在家庭之间相对平等主义的土地分配，使许多乡镇企业的当地员工能够通过在极小的地块上精耕细作以及做工业的和其他形式的活计来谋得生计。

皮尔·弗里斯则在《从北京回望曼彻斯特》里总结道：大幅度的无产化是工业机械化崛起的有利环境，否则大规模、社会范围的工业化将更加难以实现。中国的家庭生产模式是实现国家工业化的羁绊。……在许多重要的工业分支领域，例如纺织品、瓷器和漆器的生产中，中国的技术水平并不落后。而且在这些方面，18世纪的英国还赶不上中国。然而从另一方面上看，当论及制造机器、钟表和大炮，以及采矿和煤炭的使用时，英国在这时具有明显的优势。这可以比较中、苏发展的成败，即马克思关于“跨越卡夫丁峡谷”的条件问题，实行现代意义的农业（农工）集体化需利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矛盾，从西方输入所需的民用技术。我们可以参考杉原熏在《东亚经济发展之路》中的观点，西方道路是一个“生产奇迹”，东亚道路是一个“分配奇迹”；前者是资本密集、能源消耗型的工业革命，后者是劳动密集、能源节约型的勤劳革命。从生态和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说，西方道路是以化石能源和殖民体系为基础的，因而不可能成为普世价值。只有促使“生产奇迹”向“分配奇迹”的趋同，才能实现全球化的共同富裕和集体民主。工人自己的合作工厂，是在旧形式内对旧形式打开的第一个缺口，虽然它在自己的实际组织中，当然到处都再生产出并且必然再生产出现存制度的一切缺点。但是，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对立在这种场内已经被扬弃，虽然起初只是在下述形式上被扬弃，即工人作为联合体是他们自己的资本家，也就是说，他们利用生产资料来使他们自己的劳动增殖。我们以《资本论》中的这段话，作为对陈其人先生重提“农村公社”（亚细亚生产方式）以及跨越“卡夫丁峡谷”的呼应。原始经济是“一个社会事务，相关的是一个相互连锁的整体中一定数量的人”。财富、工作和交换都同样如此。“原始财富的性质并不是经济的，而是社会的”。劳动能够产生“有效率的工作”，因为它“被各种社会力量整合到一个有组织的努力之中”。“货物和服务的交换通常发生在持续的伙伴关系之间，或者与明确的社会纽带，或者与多种多样的非经济事务相伴”。（图恩瓦尔德《原始社会经济学》）

萨米尔·阿明《全球化时代的资本主义----对当代社会的管理》：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替代方案一方面要克服欧洲-北美中心国家的约束，另一方面则要加强集体协商能力，并通过它们的区域组织（非洲、阿拉伯、拉美和东南亚）来巩固第三世界区域。如果做不到这点，世界就会重返过去，现实和想象的共同体就会充满冲突。

历史周期律与民主的辩证：家族、党国、天人

在上升阶段考虑下降阶段的问题是宏观调控和可持续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关于历史周期率，就经济周期来说是一个长时段理论，当前西方较为流行的是康德拉捷夫周期。而在《全球化：500年还是5000年？》一书中的分期则接近于中国历史上的朝代更替，所谓久合必分、久分必合，但正如老马所说关键在于“改造世界”。

家与国

封建时代的国家模式是一个家族联盟的金字塔结构，若干超脱的大家族组成一个统治联盟与其他小型家族形成均衡之势。当大家族发生兼并而形成一超局面的时候【从异姓王（商）到同姓王（周）的转变】，政治的癌症就演化为结构重组，这是战国到秦汉的情况，于是出现了世王（儒道）与竞官（法墨）的对立统一格局。刘邦、朱元璋、毛泽东是三个大变革的时代，在历史模型上是硬着陆；而刘秀、李世民、赵匡胤则是软着陆，他们是对之前朝代的继承与转化，或者说是家族轮替。当然有两个世代达到了五族共和的局面，那就是武则天与（孝庄）康熙，一个通过家族斗争与科举制度、一个通过领土扩张与物种改造。（国际上譬如是布什家族与拉登家族）

一党与一国

一党是指中国共产党，一国是指美利坚合众国。中国的一党与多党恰如世界的一超与多强，这类似于太阳系的结构，中国的国旗比较接近于这一模型。然而不是机械的，中国的一党强于一超的单一党派，而一超的存在又依赖于党派的轮替；进而，中国的多党又使得一党不至于沦为超党，于是国内民主与国际民主达到了辩证统一，而世界也不至于形成一超独霸的局面。第三次世界大战之所以没有发生，在国际关系上，是在于中国在世界体系内造成了一个三足鼎立的局面。一是军事上中、苏、美，二是经济上的中、欧、美，未来是否会出现复合型的中、欧、美呢？还是现在这样的辩证三角比较具有立体化的效应？

天人之际

历代转圜之关键在于代际之传承，恰如脉搏间的传导，而历史信息之损耗程度，是一文明是否能维持其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指标。文明的断续、朝代之更替，或者因为自然变迁超出了社会可控的均衡能力（天灾），或者因为经济发展与社会结构应变力的破缺（人祸）。就人祸而言，近前的一个例子就是布什家族与拉登家族的国际互动。布什家族是把家族利益建立于国内、国际剥削之上的一个例子，纨绔子弟的色厉内荏让人想起了隋炀帝和天宝时期的唐明皇。而本@拉登则让人想起切@格瓦拉和青年张良一类的人物，他们是统治集团内部的反叛者、是旧时代的自我救赎，他们是社会机体的疫苗。太阳与核弹是个绝妙的隐喻，生态及人类世界是因着太阳系行星的合理距离而产生的一个均衡体系。然而人造的仿真太阳（核弹与核电）则把宇宙规则和人类道德更紧密的捆绑在了一起。日本的大地震是对人类命运的直接警示。太阳的周期波动所引起的地球效应是相对的波动，但核（日本核泄漏及朝鲜核爆炸）则是超自然的对称性破缺。（近日新闻披露的美国的改良核武器计划，更是有着希特勒式的迷狂！还扬言不惜以核武器打击“疑似核武器”国家，重温其老祖宗爱因斯坦的话颇有一番滋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