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土司衙门:明代汉藏佛教文化大发现

　　从2007年开始，位于甘肃省永登连城的鲁土司衙门就一而再再而三地走入公众的视野：申报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拍摄《黄石的孩子》，汉藏佛教文化的最新发现……林林总总，大大小小的事，显示出这块地方的不同寻常。

　　

　　鲁土司是何许人？一个名不见经传的鲁土司衙门为何有众多的惊世发现呢？

　　走进永登连城，才能解开隐藏在一座明代建筑群落背后的如烟往事。

　　

　　意外的惊喜

　　 “这是一次没有预料到的发现。”

　　“近千个各不相同的坛城！多数是明代的，非常罕见！”

　　“明代的一套完整的汉藏合璧佛传图！补充了中国美术史的缺环！”

　　“新发现五世土司鲁麟画像是惟一能看到的明代鲁土司画像！”

　　“大智法王所传画稿画的《六道轮回图》是极其罕见的明代轮回图！”

　　从2008年8月开始，隐藏在永登境内的汉藏佛教文化就源源不断地呈现在人们的面前。随着研究的深入，还将会有更多的发现！

　　“本来这是一次平常的佛教美术史考察，没有想到竟然成了重大发现之旅！”说起这次在永登藏传佛教文化的考察发现，首都师范大学谢继胜博士有些意外。

　　谢继胜的意外发现是从四年前就开始的。2004年，谢继胜孤身一人背着大包出现在永登连城鲁土司衙门时，似乎就注定了今天的发现。只不过他没有想到来得这么猛烈。

　　鲁土司衙门是西北现存最大最完整的土司衙门，占地13500平方米，也是558年间鲁土司的兴衰败亡见证。

　　在一个春日，我们走进了鲁土司衙门，领略这块地方一脉相传的土司文化，感受汉藏蒙文化之间的碰撞和交流。

　　鲁土司衙门始建于明初，在数百年间的风吹雨淋下，虽然有些苍老，但仍然巍峨庄严，透着威震四方的气象。

　　我们最先看见的是照壁和牌楼。照壁高耸，牌楼突兀，一股气势逼人而来。作为明、清、民国三朝管理甘青交界处之地的最高首府，鲁土司衙门在许多人眼中自然有着其独特的威严。

　　

　　这是一种近600年间、持续不断累积下的威严，也是汉藏蒙三种文化熏陶下产生的敬畏。

　　鲁土司衙门是世代鲁土司办公居住的地方，也是西北地区保存下来的为数不多的土司衙门。

　　永登鲁土司本来不姓鲁。其一世祖先名叫脱欢，为元世祖忽必烈之孙子，封为武定王，兼平章政事。在元朝末年的大动乱中，脱欢在跟随元顺帝北逃途中掉队，最后流落到河西一带。明太祖洪武初年，常遇春邓愈等率明军平定河西走廊，四年（1371年），脱欢率诸子部落投诚，被安置在连城。后来，明太祖授脱欢之子巩卜失加为百夫长，被封为甘肃庄浪卫连城土司，统领所属部众世代居庄浪（今永登西）卫，一直到1929年改土归流，民国政府废除甘肃各地的大部分土司。

　　鲁土司共传19世，22任土司。据史料记载，鲁土司的管辖范围以连城为中心“东至庄浪之野狐岭为界，路长140里；南至皋兰县张家河湾、河州至思家台、青海至碾伯县川口，路长150余里；西至碾伯县冰沟坪山为界长为30里；北至平番县（今永登）黄泥岗喜鹊岭为界，路长140里。”

　　明清两朝出于巩固西北地区的需要，大力扶持鲁土司，使鲁土司成为名副其实的“土皇帝”。保留下来的永登连城鲁土司衙门就是近600年间鲁土司统治连城地区的见证。

　　如今鲁土司衙门作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已经成为游人参观的场所，但许多不为人知的秘密依旧隐藏在这座气势不凡的建筑中。

　　鲁土司衙门博物馆的何馆长给我们介绍了土司衙门的建筑布局：鲁土司衙门一进数院，人们沿着中轴线往里面走，依次能看见大照壁、六扇门、大堂、燕喜堂、祖先堂等建筑。

　　鲁土司衙门的大照壁长20米，高6.8米，用砖制成，耸立大门前，异常雄伟。在照壁后面就是牌坊，牌坊宽14.5米，三槛四柱，每楹有庑殿顶，彩绘斗拱，左右配以小牌坊，甚为精巧，牌坊内原有钟鼓，后被拆毁。牌坊上悬挂着一个匾，上写“世笃忠诚”，最早这个匾是明政府所赐，写的是“世笃忠贞”。

　　走过牌坊之后是大门，这个大门宽12.3米，三楹，门六扇，每扇门上绘早期的门神：神荼和郁垒，中挂纵匾蓝底金字“世袭指挥使府”，门前有石狮一对，已损坏。进入提督军门后，就是大堂，面宽三间，进深4间，面积356平方米，悬山顶，有红底金字“报国家声”匾额，大梁上书“大清嘉庆二十三年岁次戊寅已未月辛卯日乙未时重建”字样。大堂内原有木制台墀，上摆案桌、刑签等物，为鲁土司迎诏接旨，举行重大庆典活动和里堂审案的地方。

　　

　　大堂院东西各有5间厢房，进深3间。东面进入住宅区，西门可以进入中军院。经大堂，进如意门，即为燕喜堂，是鲁土司接待客人的地方，西房为议事厅，东房为中军。燕喜堂后是祖先堂，堂内供奉历代土司画像。

　　从总体上来看，鲁土司衙门所有建筑大体分为五个四合院。为防火灾，各院之间并不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里高外低，不仅利于排水，而且还能让人感觉出等级的森严。

　　数百年间，连城地区的汉、藏、蒙、土各族对鲁土司衙门的修缮付出了大量的心血。无数能工巧匠在这里留下他们的作品。可惜数百年间，这些瑰宝无人能识，2008年夏天，终于来了一伙识宝人。

　　 从2008年8月1日开始，首都师范大学的谢继胜博士、故宫博物院的罗文华研究员带着他们的学生来到永登鲁土司衙门博物馆，进行汉藏佛教艺术遗迹考察。这个考察项目由故宫博物院、首都师范大学、鲁土司衙门博物馆三方共同实施，参加人数大约20人。目前，仅仅完成了前期的调查，大量的研究工作才刚刚开始。

　　

　　土司传说

　　历代鲁土司都以军功起家。然而军功并不能掩盖他们作为一个没落贵族的心态，一方面，他们拼命向中央政府表现自己，惟恐出现差错；另一方面大量修建寺院，祈求内心的宁静。

　　鲁土司管理的人口最多时达到2500人，历代土司从属民中抽调民壮，组建士兵，追随政府军队转战各地。明成祖永乐八年（1410年），蒙古骑兵大举内犯，京师告急，朝廷征调各地部队增援，第二任土司巩卜世杰率军在哈拉哈同蒙古贵族发生大战，巩卜世杰被乱刃分尸而死。后来明成祖借用周公旦平息变乱而授封鲁地的典故，给巩卜世杰之子失伽，赐姓鲁氏，署理庄浪卫指挥同知。其后失伽儿子鲁鉴及其后人鲁麟、鲁经，都是一代名将。

　　崇祯末年，鲁经曾孙鲁印昌任西宁副总兵。此时李自成部将贺锦率军进犯河西，鲁印昌将家中的钱拿出来分给士卒，提兵至西大通，遇贺锦，挥兵奋战，部卒殆尽，遂殁于阵。顺治十六年（1659年），鲁印昌子鲁宏归附清政府，袭指挥使。

　　

　　据记载，在清朝，鲁土司们多次为朝廷出力，吴三桂叛乱时，他们捐出军粮四百石；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撒拉回民起义围攻兰州，他们率吐蕃兵三百人赴援，结果在乱古堆坪（今兰工坪）同起义军发生战斗，兵卒全部阵亡，土司鲁负重伤，裹创力战，竟突围归营，朝廷知道后加一等职衔、花翎。后来鲁领吐蕃兵再次防守兰州城；道光六年（1826年），张格尔犯边，扬威将军长龄进讨，鲁土司们奉命购办驼只、运军粮。咸丰七年（1857年），省城兰州修建钱局，鲁土司捐献木料万株等有功，加二品顶戴、花翎等。

　　鲁土司实力强大，仅仅所属的寺院就有八座。永登鲁土司衙门博物馆的何克勤馆长介绍说：“历代土司在辖区修建了不少寺院，其中规模比较大的有妙因寺、感恩寺、海德寺、东大寺、西大寺、显教寺等八座。”

　　位于永登红城的大佛寺就是其中之一。“红城大佛寺又名感恩寺，这是五世土司鲁麟修建的。”红城大佛寺管委会哈先生介绍说。

　　红城大佛寺一进五院，有牌坊、碑亭、护法殿、大佛殿、菩萨殿、天王殿等建筑。菩萨殿是偏殿，比较小，然而就在这个不起眼的小殿，却藏着这样一个巨大秘密。

　　

　　“我们在菩萨殿一幅壁画的左下角发现了供养人的画像，确切地说也不能叫新发现，只不过以前没有人注意过，我们做美术考察，看壁画就比别人仔细一点。”对于红城大佛寺的考察发现，谢继胜这样认为。

　　菩萨殿正中供着三大佛像，左右两面是弟子，发现的供养人图案就在一尊佛像的背后，那里不为人注意。

　　 供养人图案由三人组成：最为显眼的是一个身着红色官服的男子，这个男子面皮白净，留着胡须，头戴明代的官帽。明代官员常常戴帽子，前低后高，靠后脑的地方左右各有一片长椭圆形的帽翅。这个男子旁边则是一个身着红色衣服的女子，女子后面是一个侍女模样的女子。

　　何克勤馆长认为，红城大佛寺发现的供养人的图案中的男子，应该是五世土司鲁麟。

　　“红城大佛寺是五世土司鲁麟出资修建的，把他认做寺院的供养人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因此我们初步判断，感恩寺中新发现的明代官员画像，应该是五世土司鲁麟的。”

　　鲁麟为四世土司鲁鉴长子，明成化十九年被授予百户，管束庄浪。成化二十二年蒙古人占据了虎豹岭，出没在黑马圈河一带，来往的商旅经常遭劫，庄浪卫安全大受影响，鲁麟和参将田广率精兵和蒙古兵在青石峡大战，获得胜利。弘治二年（1490年）鲁麟升为都指挥同知，守备红城。

　　鲁麟在守备红城期间，不仅加强红城周边地区防务，而且在红城修建了感恩寺。

　　在文革以前，历代鲁土司的画像保存得比较完整，文革中历代土司的画像被调到兰州作为阶级斗争教育的展品向市民展出。后来，画像就不知所踪了，有人说在博物馆，有人说在档案馆，但都说不清楚了。

　　“永登县博物馆保存了十八世、十九世土司的照片，除此之外没有其他土司的照片。”何克勤说

　　这个供养人的画像应该是现在看到的惟一的明代鲁土司的画像。

　　

　　法王遗珍

　　相对于供养人画像来说，《六道轮回图》的发现就更具有喜剧意义了。

　　“六道轮回图在一个人们熟视无睹的地方。”在红城大佛寺哼哈殿内门口一侧的墙壁上，里面是一幅比较破旧的壁画，在壁画的右上角，则是一块暗红色的墙壁，远处看上面没有任何东西。

　　这块不起眼的墙壁上写的东西就是这次发现的墨书题记。墨书题记主要内容是唐玄奘所翻译经文的一部分，在题记的最后，写了六道轮回图样的来龙去脉。

　　

　　依照题记的内容来看，感恩寺六道轮回图画稿来自明代著名的大智法王班丹扎西。

　　“题记上写着班丹扎西，西天佛子、大国师等字样，落款的时间是弘治六年岁在癸丑孟秋上吉日，最后注明‘京板印图画录’。”谢继胜介绍说。

　　班丹扎西是甘南藏族高僧，永乐初年，应诏入朝，并先后5次奉旨赴乌思藏地区招谕安抚地方僧众，深受朝廷信任。曾被封为“西天佛子、大国师”，“大智法王”则是后来的封号。

　　六道轮回是佛教人生观的一种表现，表示人生的生死大轮转，可以说是人生的示意图。

　　“六道轮回图是一幅比较常见的佛教图画，但是现在我们看到的基本上都是十七、十八世纪的，像十四、十五世纪的就非常少见，而流传有序，有明确纪年的就更是罕见！”谢继胜说。

　　最为难得的是，感恩寺的六道轮回图带着明显的汉藏佛教交融的色彩。它的整个六道轮回图的样式是汉传佛教的，而里面一些具体的内容则是藏传佛教的，在它的墨书题记上也是汉藏文同时出现。

　　“班丹扎西大师印版是怎样从京城流传到西北来的，这是一个怎样的流传过程？研究起来也是非常有意思的。”

　　六道轮回图也为寻找最原始的印版提供有利的线索，对于寻找更早的印版，有极大的帮助。

　　“除了进行考察，他们更多是抱着一种抢救的意识进行考察的。”有关人士说。

　　

　　汉藏佛传图

　　 从这次发现来看，将改写人们对鲁土司衙门的认识，可以这样说，鲁土司衙门不仅是明清土司制度的见证，也是明代汉藏文化交流的见证。

　　何克勤介绍说：“位于永登连城的鲁土司衙门是西北现存最大的土司衙门。鲁土司始祖为脱欢次子，明初随元顺帝北逃未成，遂投降明朝，后封为连城土司。算起到1932年结束，鲁土司共传19世，长达500余年。”

　　严格来说，这里应该是藏、汉、蒙古三种文化的交会之地，这里的居民主要是汉族和藏族，而管辖这个地方的鲁土司却是蒙古族。因而，妙因寺作为鲁土司的家寺，保存了大量的明初汉蒙藏文化的遗存。

　　在大经堂发现大量明代坛城后，考察组又分成了多个考察小组，对妙因寺内的多吉羌殿、科拉殿、万岁殿、塔尔殿等建筑，进行逐一考察。果然，又有了更多的发现。

　　这个发现就是万岁殿暗廊上的佛传图。

　　佛传故事画是描写释迦牟尼一生教化事迹的壁画，最早出现在建筑于公元前1世纪的印度桑志大塔门廓的石雕上。它所展示的内容不是佛陀一生中真实地发生过的事，而是一些神奇的传闻。

　　有的画有佛陀“诞生、成道、说法、涅”四件事，有的画着佛陀“受胎、诞生、出游、逾城、降魔、成道、说法、涅”八件事；还有画十二件事、三十二件事的。

　　谢继胜、罗文华他们看到后表示，“我们当时非常震撼！佛传图常有，像万岁殿内这样的佛传图则非常少见。”

　　在热心土司文化发掘的崔山恒先生的指点下我们见到了万岁殿的佛传图。

　　万岁殿的佛传图在门口大体上呈对称状分布，一面是汉传佛教的，一面是藏传佛教的。

　　

　　藏传佛教的佛传图被画成一个个的小方块，如同人们看到的连环画的一个个页面分开贴在墙上一般。而汉传佛传图，则呈现为一个大图案上分布被各种建筑山石隔开成为一个个小空间，画师就在这些小空间中表现人物和故事。

　　壁画上面的人物栩栩如生，做出各种各样的动作。藏传佛传图的人表现勇武粗，汉传佛传图的人物则表现的儒雅而风度翩翩。

　　鲁土司衙门博物馆的何克勤馆长介绍说，妙因寺是鲁土司供奉皇帝牌位的地方，因而叫万岁殿。

　　这个暗廊平常鲜有人知，因为它是大殿的外围，一个类似夹层的建筑。

　　“当学生们用鸡毛掸子小心掸去壁画上的灰尘后，一幅精美绝伦的壁画就出现在我们的面前了！”

　　这个暗廊墙与墙之间的距离只有五十公分左右，仅仅能容一个人站立，我们只好把墙面分割成一个个的小方格，进行临摹定位。

　　万岁殿始建于明宣德二年（1427年），数百年来一直保持着当时修建时的样子。万岁殿佛传图完整地保存了明初永乐宣德年间的模样，几乎没有人动过。

　　“妙因寺传承有序，有着完整流传谱系，因此这里的佛传图壁画、大部分坛城基本上完整地保留了明代初期的样子。”谢继胜说。

　　“从这些壁画的描金、线条来看，不是民间画师所画。”

　　“这些佛传图是中国美术史上难得的研究材料。永乐宣德的图画保存下来的早期作品非常少，尤其有明确年代的更是罕见，这些佛传图补充了中国美术史的缺环。”谢继胜说。

　　对藏传佛教来说，藏式佛传图更为罕见，现存比较早的藏式佛传图是十四世纪的，是国外保存的一幅唐卡。而完整的、有明确纪年的则是第一次发现。

　　宣德初年，此时距离朱元璋建立明政权仅仅过去了五十多年。宗喀巴创立格鲁派不久，在藏传佛教中的主导地位没有最终确立。随着格鲁派的兴起，藏传佛教的其他教派逐渐衰落，反映他们情况的材料，很难保存下来。西藏等地人们大约百年左右就要把寺院翻修一下，这样以前的壁画很难保存下来。

　　“万岁殿藏传佛传图可以说绝无仅有，在西藏的大昭寺根本看不到这样的壁画。”谢继胜说。

　　“除了进行考察，他们更多是抱着一种抢救的意识进行考察的。”

　　谢继胜介绍说，考察队采用绘图和摄影相结合的方法，共绘线图200余张、拍摄照片10000多幅，对现存的所有图像资料进行了全面采集和系统整理。所有图像均详细而准确地标明方位，以备将来研究和出版需要。

　　从这次发现来看，将改写人们对鲁土司衙门的认识。可以这样说，鲁土司衙门不仅是明清土司制度的见证，而且是明代汉藏文化交流的见证。

　　这里是农业区和游牧民族区的交会之地，也是汉藏文化的相互交融和碰撞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