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伦特;政治的谎言

谎言、真理和政治

——试析阿伦特对“政治中的谎言”的论述

（邹佳俊 2014101366）

作为“20世纪最具原创性的思想家之一”，阿伦特著述颇丰，《极权主义的起源》、《艾希曼在耶鲁撒冷》，《论革命》和《人的境况》等著作都表明了其鲜明的个性和政治主张。本文仅以阿伦特《真理与政治》和《政治中的谎言——反思五角大楼文件》两篇论文为文本，结合前人对阿伦特思想的研究，从理论和现实两个角度分析其对于“政治中的谎言”的论述。

一、真理与政治

政治理论的一个基本任务就是廓清概念，注重概念的区分与辨析是阿伦特著作的显著特点。正如阿伦特所言，在当今政治科学中，概念的混淆已经到了十分严重的地步。①因此，在解读阿伦特政治谎言前，我们有必要对阿伦特关于谎言与真理的一系列概念进行辨析。

在《真理与政治》一文中，阿伦特区分了两种真理和两种谎言：两种真理是指理性真理和事实真理；两种谎言是指传统谎言与现代有组织的谎言。② 1，理性真理、意见与政治的关系

有关真理与政治之间的冲突故事是一个古老的和复杂的故事，任何简单化或道德谴责的做法都无助于增加我们对于这一故事的了解。③尽管是通过莱布尼茨的概念划分得出理性真理与事实真理的区别，但可以判断阿伦特这里所说的“真理”就是指理性真理，或者更具体的说是哲学家的真理。通过苏拉格底之死与柏拉图洞穴寓言，阿伦特解释了理性真理与政治的冲突主要表现在：两种正好相反的生活方式——哲学家的生活方式和公民的生活方式。

与理性真理相联系的一个概念是意见，这一点显然是受到柏拉图关于理念与意见划分的影响。阿伦特指出，与真理对立的是纯粹的意见，公民的意见是不断变化的，这一不断变化意见来源于公民所处的不断变化的人类事物。真理对于意见的贬低使得与政治的冲突变得尖锐，因为正是意见，而不是真理，属于所有权①

② [美]汉娜·阿伦特：《共和的危机》，郑辟瑞译，上海人民出版社，中文译本序言，2013。 何历宇：《论政治与真理的冲突——阿伦特的政治真理观评述》。下文中对于两种真理与两种谎言的比较分析一部分来自该文。通过对《真理与政治》的阅读，发现该文对于阿伦特谎言与真理概念的辨析符合阿伦特的阐述，予以采纳。

③ [美]汉娜·阿伦特：《真理与政治》，参见贺照田主编：《西方现代性的曲折与展开》，302页，吉林人民

力的不可或缺的先决条件。

具体来说，理性真理与意见的对立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A ）理性真理是哲学真理的恰当表达方式；而意见，只是鼓动家说服群众的方式。更确切的说，真理的获得是哲学家与自身的一种无声的“对话”；意见是影响大众的“修辞”。这个区分最先是由柏拉图提出的，我们如果进一步阐述其“理念论”，便能更清晰地发现两者在柏拉图哲学中的对立。这种原始的冲突随着人类的发展逐渐消逝：在霍布斯那里，这种区分被描述为“可靠的理性”与“有力的雄辩”；到了启蒙运动时代，这种痕迹虽然没有完全消失，强调的重点却已经改变。①

B ）真理是个人的追求，因此，对于真理来说，人数是不应该考虑的因素。麦迪逊通过对“人数的问题”来区分哲学家的生活和公民的生活，阿伦特认为这种区分并不具有实践意义——对于柏拉图而言，真理既不能在许多人中间获得也不能在许多人中间交流；而从真理到意见的转移，则意味着从单数的人向复数的人的过渡，作为“所有权力不可或缺的先决条件”，意见形成是通过众多观点的权衡而确定的。

C ）真理的承认是命令式的，强制地排斥其他所有意见，并拒绝进一步说明。真理关注的是持久不变的东西，如“三角形三角之和等于正方形两角之和”、“地球围绕太阳转”等，尽管真理的陈述方式不同，但一旦为民众所证明并接受，它就不再受到意见的压力，更不会因意见而改变；意见从来都不是自明的，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从世界的一部分跑到另一个部分，经历了各种各样的冲突的观点，直到最后它从这些具体性上升到某些没有偏见的普通性。②

作为理性真理讲述者的哲学家如果试图打破这一真理和意见的藩篱——希望真理战胜意见，他就会品尝失败的痛苦。如果说苏格拉底的死亡指出了真理讲述者所面临的危险，那么当真理进入意见的市场时，更为严重的后果是真理本身也会失去。真理讲述者面临着两难的选择：如果他幸运地建立了一种“真理的专制”，这将是和其他专制统治一样暴虐的一种专制；如果他们没有借助暴力而是因为人们的意见偶然地和真理契合，真理的胜利就变成了一种多数人同意的结果，①

② 同上书，306-307页。 [美]汉娜·阿伦特：《真理与政治》，参见贺照田主编：《西方现代性的曲折与展开》，315页，吉林人民出

失去了它的强制性特征，最终屈从于意见。因此，无论如何，哲学真理都只与单数的人有关，在本质上是非政治的。①

尽管理性真理和政治之间有着天生的冲突，但阿伦特指出，在我们今天所生活的这个世界，所谓哲学家的真理和市场中的意见之间的对立已经不复存在了。在现代政治社会中，真正遭到敌视和围攻的是事实真理。

2，实事真理与政治的冲突

事实真理是复数的人之间发生的事情，相对于理性真理而言，实事真理面对的危险要大得多。因为如果要否定“三角形三角之和等于正方形两角之和”这样的公理性陈述，需要将几何书籍通通烧掉——这是很难彻底付诸实施的。而要否定“俄国革命时期有个叫托洛茨基的人”和“在1914年8月4日，德国军队越过了比利时的边界”这两个命题则要简单一些。因为如果失去了他人的观察和传播，这种事实无法通过理性的思考和判断得到证明——他人的在场向我们保证了世界和我们自己的实在性，显现构成着实在。②而一旦说谎者能够毁灭事实真理存在的证据，或者把它们当作机密对待禁止公开讨论，那么这一事实存在就将被湮灭。令阿伦特警惕的是，这种谎言对于实事的围攻，不仅发生在希特勒的德国和斯大林的苏联这样的极权主义国家，甚至在自由国家，不受欢迎的实事也经常有意识或者无意识地变成了意见。

实事真理的危机来源于三个方面：事实真理自身的脆弱性、与政治的直接关联性和非超越性。

A ）实事真理的脆弱性不仅体现在他的偶然性，意见与实事之间模糊的界限同样有将实事变成意见的趋势。在阿伦特看来，实事真理总是与其他人联系在一起的：他关注的是与众人有关的事，它的确立离不开见证和证据，它的存在就是被人们谈论的存在。事实与意见并不是对立的，它们同属于一个世界，甚至相互杂糅在一起，而正是这种模糊的边界使得谎言得以乘虚而入。

B ）由于事实真理涉及直接的政治性的问题，所以它们所引起的冲突比发生在一个共同的和共同承认的框架之内的两种生活方式（哲学家的生活方式和公民的生活方式）之间的也许不可避免的冲突更为危险。③根据阿伦特的论述：一方①

② 同上书，319页。 [美]汉娜·阿伦特：《人的境况》，32页，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9。

③ [美]汉娜·阿伦特：《真理与政治》，参见贺照田主编：《西方现代性的曲折与展开》，310页，吉林人民出

面，实事真理和所有其他真理一样强制性的排除争论——而争论是正是构成政治生活的根本性质的东西；另一方面，实事真理却又明显处于每一个人可以掌握的范围之内——与理性真理（或者说哲学真理）不同，意见拥有者很容易将实事真理当作另一种意见而不予信任。

C ）阿伦特认为，实事真理讲述者之所以有可能比理性真理讲述者（柏拉图式的哲学家）处境更为糟糕，更为重要的原因在于他的真理不具有一个超越的起源，甚至不能与正义、勇敢这些政治原则相抗衡。实事真理并不比意见更为自明，它的证明需要说服不相信者，这也并不比意见所固有的说服性更有力量。

如果说理性真理因为其作为哲学家的逻辑思考尚与政治保持一定的中立性，使得政治权力在一定程度上还能容忍它的话。作为政治领域主要构成的事实，政治权力必然介入其中，使其符合自身的要求。倘若这种事实真理保持了真理的独立性和排除一切意见的强制性，那么战争将不可避免。用霍布斯的话来说，当它（统治势力）攻击理性真理时，它似乎越过了自己的王国的边界，而当它通过谎言和假象来歪曲和掩盖事实真理是，它却是在自己的土地上进行战斗。①

3，谎言与政治的结合

阿伦特指出：实事真理的标志是，它的反面既不是错误，也不是幻觉或是意见，而是有意为之的谎言。谎言明显地试图改变历史，它甚至不需要任何根据就可以具有政治意义。而当撒谎者不能像真理讲述者那样坚持他所说的内容时，他假装这只是他的“意见”，声称意见是他固有的权利。正是借助于事实真理和意见之间的模糊界限，谎言得以趁虚而入，并在那些政治不成熟的公众中形成混乱。

阿伦特对谎言的剖析是独特而有力的，谎言政治既是当代虚假政治的基础，也是其最有力的表现形式之一。谎言始终是政客活动的重要工具。在目前情形下，它具有特别的现代特点，因此需要作一番解释。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谎言在政治生活中的重要程度越来越高；其次，这种谎言所采取的形式：它所关心的事，所针对的人，贯穿其生长过程的那些意图等。②

通过对谎言的特性做出详细的分析，或许可以解释谎言与政治的契合原因。正如上文所说，谎言明显地试图改变历史记录，就此而言，它乃是一种行动，而改变恰恰是政治活动的内在要求。无论是在古希腊或者古代中国去寻找政治的起①

同上书，304页。

源，还是从马克思主义或者西方政治家那里寻求政治的定义，政治总是和人类改变现实的能力联系在一起的。与此相反，真理并不导致任何类型的行动，甚至导致接受事务的现状。正是真理这种强制的自明性，使得真理讲述者并不愿意扮演一种去说服别人的政治角色——倘若他们像这样做，只会陷入一种两难的哲学家式的悲剧。

撒谎者与真理讲述者相比具有一种天生的优势，他总是企图让事物以他所希望的面目出现。这种希望改变世界的野心赋予了撒谎者一种神秘的本领——使其能够在雨水不停地落在猫和狗的身上时声称阳光灿烂。①正是这种通过使人的精神脱离客观存在的能力证实了人类的自由，而自由从来不出现在必然性之中。真理只有在一个每一个人在每一件事都撒谎的世界上才成为行动，投入到政治事业之中，因为唯有在这时他才开始在改变这个世界而不是接受。

对于谎言，不应该停留在讨论其是否应该存在，或者简单的进行道德谴责。因为，社会现实是一个紧张的领域，它居停在真实与可能之间，远不是各种事实和事件的总和。②说谎者改变世界的个性在某种程度上甚至于真理讲述者捍卫真理的个性是一致的，如果仅仅就是否应当存在或者是否符合道德等问题上对其进行谴责，很有可能是以一种“意见”对抗另一种意见。而且，更令人沮丧的是，作为谎言的意见更符合民众的利益和兴趣，可能比作为真理的“意见”更有说服力。因此，合理的做法是为谎言划定界限，并在政治权力逾越这一界限时认识其危害。

在阿伦特看来，有组织的谎言就是越过界限的一种边际现象。我们必须注意当代社会出现了一个令人惊恐的新现象：大规模操纵事实和意见，即大面积的说谎。现代有组织的谎言与传统的谎言的区别表现在：

A ）传统谎言通常受到形式或规模的限制。它要么与真正的机密有关，要么与那些尚未变成事实的意向有关——这种意向很有可能最后被证明是真的。而现代政治谎言显然逾越了这一限制，它大刀阔斧地处理实际上每一个人都知道的事实，在目击者的眼皮底下重新写作当代历史。这样一种意象塑造渗透到所有的人和事之中，每一种人们所知道的和已经确立的事实都可以被忽视或否认，它并不① [美]汉娜·阿伦特：《真理与政治》，参见贺照田主编：《西方现代性的曲折与展开》，325页，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

是对原有事实的美化，而是谎言对事实的替代。这种谎言最显著的表现就是修改教科书、历史资料，比如说托洛茨基的“从未存在”。

B ）传统的撒谎者针对的只是特定的人——主要目标是敌人，因此其对真理的损害可以被限制在一定程度。而在现代有组织的撒谎者看来，对他们产生最大威胁的人来自于群体内部——而不是敌人。事实真理的讲述者被认为比真正的敌人更具有危险性甚至更具有敌意。

c ）传统的撒谎者知道自己在撒谎，他们在私下里仍然知道和可以保存真理的，因此他们只是在隐藏事实，并不会成为自己谎言的牺牲者，这是“可拯救的”；而现代有组织的撒谎者被自己的谎言所欺骗，就像《暴风雨》中的安东尼奥，使其“不得不成为自己记忆的罪人，以便相信自己的谎言”，①从而销毁事实。

阿伦特形象地指出：在我们这样一个多元化的时代，持续的谎言，从我们的脚下抽走了土地，同时却没有提供其他的可供我们站立的基础。②

二、政治中的谎言

《共和的危机》一书写于阿伦特晚年，主要针对时事政治而展开，不仅展示了阿伦特运用政治理论对现实问题的分析，也清晰表明了她在许多问题上的立场。《政治中的谎言——反思五角文件》作为其中的收录的第一篇论文围绕美国越南战争决策的五角大楼文件而展开，提醒人们认真思考“政治中的谎言”这一与人类政治史伴随始终的问题。③通过结合《真理与政治》中对真理、谎言和意见等基本概念的辨析，我们能更好地了解阿伦特对现实政治现象的关怀。

解读一篇针对时事政治而展开的论文，充分了解时代背景是不可或缺的。在二战结束后的近二十多年力，美国综合国力得到了极大提升，通过布雷顿森林体系和马歇尔计划，成为唯一能与苏联抗衡的超级大国。然而在这种繁荣的背后，隐藏着新的危机。冷战的阴影——尤其是古巴导弹危机——使得美国对于来自社会主义阵营的威胁高度警惕；国内保守势力占据权力中枢——麦卡锡主义的恐怖、警察社会的盛行——都体现当时政治环境的恶化；白宫权力的扩张、民权运动的兴起威胁到三权分立的民主制度。正是在这一背景下，阿伦特对美国社会进行了批判和反思，其中越南战争中各政府职能部门之间相互欺骗中展示的“政治谎言”① [美]汉娜·阿伦特：《真理与政治》，参见贺照田主编：《西方现代性的曲折与展开》，328页，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

② 同上书，332页。

成为阿伦特关注的重点。

和在《真理与政治》中一致，阿伦特指出“真实从来就没有被当成一种政治德性，而谎言则总是被看成是政治事务中的正当手段”。①然而，在过去发展出来的各种谎言类型上，现在两类新的说谎者值得我们注意：第一种是来自广告业的政府宣传策划人员，阿伦特把他们称作“公共关系专家”；第二种是负责为白宫和五角大楼进行情报分析的精英团体，阿伦特把他们称为“问题解决者”。“公共关系专家”利用麦迪逊大街的各种技术，为政府进行商业包装——“制造形象”；“问题解决者”们则依据他们专业知识储备——博弈论和系统分析等——来解释和预测政治历史事件，一旦分析模型出现偏差，他们的选择额不是修正自己的决策，而是试图将现实改造成成他们所计算的那样。这些人有组织的政治说谎者，他们企图通过理论或操纵意见来抹煞事实真理。

通过对新型撒谎者的描述，阿伦特指出：五角大楼文件的主要问题是隐瞒、撒谎和有意扮演撒谎者的角色，而不是错觉、错误、误算等等。②他们一手炮制了“多米诺骨牌”理论：向民众宣称失去了越南就相当失去阻挡社会主义阵营扩张的最后一座堡垒，一旦越南失守，社会主义就将席卷太平洋地区，直接威胁美国本土。同时，在战争过程中不断修改目标：从最初“帮助越南反抗共产主义的阴谋”；到“避免屈辱的失败”；直至最后“向全世界显示，在何种程度上，美国会为了朋友两肋插刀和履行诺言”。然而，事实是这些制造出来的理论和目标都只是政府官僚和技术人员为了向民众证明越南战争合法性所捏造出来的谎言。和麦克诺顿对美国目标的罗列——70%为了避免美国屈辱的失利；20%使南越地区摆脱中国的控制；10%是南越人民过上更好更自由的生活——相比较，这些谎言的目标就是形象本身。真正的事实和据以做出决定的理论、假定之间却存在着完全的分歧——这些事实是由美国情报获取的，而且为技术人和决策者、甚至一般有知识的大众所了解。然而，令人惊奇的是，决策者总是试图将这些事实排除，通过谎言来来欺骗民众甚至自欺。

通过对这种有组织谎言的分析，阿伦特指出现代社会的兴起为政治谎言制造了前所未有的滋生条件：传媒技术的发达使得许多商业宣传手段应用到政治生活之中；成熟的社会分工和科层制度使得政治事务的参与者往往远离现实，集体的①

[美]汉娜·阿伦特：《共和的危机》，郑辟瑞译，第4页，上海人民出版社，中文译本序言，2013。

决策导致的是集体的不负责；完备的社会科学——如博弈理论和系统理论——使得决策专家过度依赖复杂的计算和深奥的理论，并以此欺骗不具备这方面知识储备的普通大众。当然，正如在《真理与政治》一文中所指出的，事实真理自身的脆弱性，与意见之间的模糊边界也是谎言得以成功的条件。

然而，更让阿伦特警惕的是，在这些政治谎言背后隐藏着美国共和制度的危机。三权分立的宪政制度随着白宫权力的不断扩大遭到侵蚀，正如艾森豪威尔是最后一个还知道必须要求“国会授权美国军队进入印度支那”的总统。①公民广泛参与政治生活的权利随着官僚主义充斥于政府内部而成为一纸空文，各种决策者、专家和智库更加在意的是预测而不是事实——他们追求的恰恰是去事实化的方式。最为严重的是，“权力的傲慢”和“心灵的傲慢”相结合，使得这个国家“迷信”他们可以通过对现实的精密计算掌控一切。正如阿伦特所说，他们信任大脑的计算能力，而丧失了心灵的经验能力和从经验中学习的能力。②从而使得“这个地球上最强大的国家”逐渐成为“可怜无助的巨人”。

三、谎言与真理

尽管从理论和现实两个角度论述了：真理与政治内在的冲突和谎言——尤其是有组织的谎言——成为政治权力维护其自身的正当手段，但阿伦特不无乐观的表示：自由的媒体、独立的司法、诚实的学术机构以及美国自建国以来成熟的宪政体系与共和传统，都能够及时抑制政治谎言的蔓延。

最为关键的问题在于：一方面，谎言受限于人类行动能力改变事物的根本性质③，一旦超过其能力范围，即谎言扩张到一定程度以后，必将受到真理的反击。另一方面，说谎者也无法将所有人变成他们的同谋，那些沉溺于其中之道的意象制造者，如果他们相信他可以通过在每一个人都希望以某种方式清除的事实方面撒谎，他就犯下了错误。④

真理，虽然是没有权力的和与权力的正面冲突中总是失败的，但却拥有一种特殊的力量：无论那些掌权者如何费尽心机，他们都不能发现或发明一种替代品来代替这种力量。说服和暴力可以毁灭真理，但是它们不能取代真理。⑤ ①

② 同上书，30页。 [美]汉娜·阿伦特：《共和的危机》，郑辟瑞译，第3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中文译本序言，2013。 ③ [美]汉娜·阿伦特：《真理与政治》，参见贺照田主编：《西方现代性的曲折与展开》，332页，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

④ 同上书，33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