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概论之翻译有什么作用

翻译有什么作用？

8.1对“译何为”的理论思考

8.1.1“译何为”与翻译目的论

“译何为”即“翻译应该有何作为？”，而更多的是要落在“应该”一词上。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兴起的一些翻译理论流派，其中有尤其是“目的学派”的理论作为对翻译的外部研究弥补了传统翻译的不足，也为思考“译何为”的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

翻译目的论是由德国译论家弗美儿发展起来的翻译模式。他认为“任何形式的翻译行动，包括翻译本身，都可以视为一种行动。任何行动都必须有目的”

狭义角度下的翻译“目的”：

一是“谈翻译过程时，指过程的目标”

二是“谈翻译结果时，指译文的功能”

三是“谈翻译模式时，指模式的意图”

目的论的核心概念：决定翻译过程的最主要的因素是整体翻译行为的目的。翻译的目的是目的论中一个极为重要的概念。这个目的有三种因素：翻译过程中译者的目的（如谋生）；目标与环境中译文的目的(如启发读者)；使用特定翻译策略所要达到的目的（如为体现某种语言结构的特点而采用的直译法）

弗美尔目的论包括三个原则：目的原则，连贯原则，和忠实性原则。根据目的论，无论何种翻译，其最高规则都是“目的原则”。根据目的原则，一种翻译行为由行为的目的决定，“即目的决定手段”。若我们在进一步研究，不难看到，弗美尔所指的“目标”，“功能”与“意图”与“译

何为”的关系是非常紧密的：目的，是翻译应该达到的要求，或者说是实现原文的原动力；制定目标，实际上为翻译应有何为确定一个坐标；而“译文的功能”更是翻译行为最终完成到底能起何种作用的具体体现；至于“模式的意图”的确立，直接影响着翻译策略的采取，涉及到“欲何为”的关键所在。

8.1.2“译何为”与译之“用”——理想与现实之间

如果说“译何为”是对翻译作用的理想期待，那么译之“用”则是对翻译所实际发挥作用的揭示。

首先，翻译之“用”的探讨需以翻译观的确立为前提。翻译观是对翻译本质的认识，它决定着对翻译的理论思考以及翻译的实际操作中的价值取向。

其次，翻译之“用”的探讨需以历史事实为依据。

再次，对翻译之用的探讨不能局限于一时一事，应该有发展的眼光和辩证的观点。

通过对“译何为”和译之“用”的剖析，我们认识到“译何为”是对翻译理想作用的期待，与翻译的目的紧密相连，而译之“用”则是历史翻译在历史中所真正起到的作用。

8.2翻译的历史定位

8.2.1为翻译定位

特贾斯维尼·尼朗贾纳在《为翻译定位：历史、后结构主义和殖民语境》一书中指出，“在后殖民的情境下，翻译的问题系成了引发有关再现、权力以及历史性这诸多问题的一个意义重大的场点。”尼朗贾

纳明确表示，为翻译定位，对翻译进行研究，“完全不是要去解决什么译者的困境，不是要在理论上再给翻译另立一说，以便能够找到一个＇缩小＇不同文化之间＇隔阂＇的更加保险可靠的＇办法＇。相反，它是要对这道隔阂、这种差异作彻底的思考，要探讨如何把对翻译的执迷和欲望加以定位，从此来描述翻译符号流通其间的组织体系。”鉴于此，尼朗贾纳试图通过翻译这一人类实践去认识历史，并从中反思翻译在这一历史中所起的作用。＇＇

8.2.2翻译的历史定位

翻译活动不能不放到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去加以考察，因为人类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翻译产生了，同时由于翻译的产生，又对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所以我们在研究翻译时应该放在历史的进程当中，对其进行一个正确的定位，发现在一定历史时期内翻译所扮演的角色，然后我们才能理性的判断翻译之“用”。引用法国译论家米歇尔，巴拉尔的话说就是“对翻译研究的首要目的，就是要还翻译应有的历史位置，让人们清楚的看到翻译所起的重要的历史作用”。

人类文明的交流与发展的历史，包括着翻译的历史。凯利(Louis G Kelly)曾经说过“西欧的文明多亏了翻译家”。从罗马共和国到共同体，多亏了翻译，国际贸易和管理才有了可能。但历史学家们对人类这一重要的活动却很少提及，所以法国译论家米歇尔·巴拉尔认为，“对翻译研究的首要目的，就是要还翻译应有的历史位置，让人们清楚地看到翻译所起的重要历史作用。”

先来回顾一下奈达对翻译所作的定义。奈达说翻译是“从语义到

语体在译语中用切近而又最自然的对等语再现原语信息”。这个定义揭示出翻译与语言的天然联系和翻译对语言产生影响的必然性。事实上，这种跨语际的人类交流活动，在历史上确实对语言文字，尤其是对译入语在词汇、语法、文体、文学领域的扩大各方面产生过最直接的影响。

唐宋以前，中国曾出现大规模的佛经翻译。梁启超在“佛典之翻译”、“翻译文学与佛典”等文章中就着重指出：“(1)由于佛典的翻译，引起了国语实质之扩大(创立新词、引入新概念达35 000多条);(2)语法、文字之变化(归纳出不用“之乎者也矣焉哉”、倒装句法极多等10条)；

(3)在文学领域，也促进了中国文学情趣的发展；认为近代纯文学如小说、歌曲都与佛典翻译文学有密切关系”。

再以鸦片战争以后，西方文学的译介为例。可以看到，翻译小说改变了中国向来的写作技巧。比如说西方小说注重心理描写和刻画以及细腻的景色描写，就对中国文学产生了很大影响。

放眼世界，西方的语言文字的发展也受益于翻译。例如在德国，路德翻译5圣经6的过程，也可以说是德意志语言形成的过程。路德认为翻译好比一面镜子，可以反映出本族语的不足之处。但路德也持有这样的观点，一门语言，哪怕并不完善，也可以用来进行翻译。在这一认识下，路德的德语翻译既不脱离、背弃这种大众语言，又力图将它提到一定的高度，即以“土生土长”的地方性语言为出发点，在翻译过程中进行提炼，使其成为规范语言。事实证明，新版圣经确实“扫清了中世纪德意志语言的积秽，成为其后几百年德国语法的典范”。

到了现代，世界语言融合的趋势进一步加强，各民族语中外来语的比例提高，而这不能不归功于翻译。据统计，日本人日常使用的人文和社会方面的名词术语，除直接来自英语的外来语外，有70%来自日本人对西方相应词语的汉译字。

从以上例证可以看出，翻译对民族语言，尤其是对译入语产生了具体直接的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说，翻译的历史也就是一个国家的民族语言发展史。

接下来要将翻译置于更大的文化视野中进行考察，因为翻译不仅仅是文人雅士的书斋中的文字游戏，更是一种跨文化的交流活动，具有很强的社会性。彼得·纽马克将文化定义为，专属于一个言语社团的生活方式及其表现形式，具体可分为(1)生态(动植物，山脉，水域，平原等)；(2)物质文化(食物，衣饰，衣食住行等)；(3)社会文化(工作与休闲)；(4)机构，风俗，观念(政治，社会，法律，宗教艺术)；(5)手势，习惯。

翻译对译入语文化的各个层面都可以有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从最初的与“五方之民”以译介为媒介的交流开始，汉民族通过翻译，了解到少数民族的生活习惯、物产资源，其中一些物产资源被引进中原，丰富了汉民族的生态圈。如汉武帝时期，从西域引进了大宛马、核桃、琵琶、苜蓿(生态和物质文化)；唐朝以前的佛经翻译不仅对中国语言文字产生了直接的影响(语言文字)，随译经而移植过来的佛教思想，也丰富了中国哲学(宗教)。同时，云岗、龙门、敦煌的石刻，龟兹乐、胡旋舞，也是随着佛经译介进入中国的艺术形式(艺术)。1840年鸦片

战争后，官方倡办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以及后来对西方文学的译界，让物理、化学、生物、天文、地理学科，西方的政治法律体系，以及西方文学作品等都进入了中国人的视野。最直接的影响就是中国人接受了有关知识，由西方政治思想催生了政治革命运动，中国人伦理观也变化了，家庭、社会，人与人的关系都发生了变革。

在历史上，翻译在传播人类文明成果，沟通世界各民族文化视野方面起到了媒介作用。在当今全球化的背景下，以保持各国文化独立性为前提，进一步实现了以翻译为媒介的有效的对话，使文化的多元一体化的实现成为可能。例如，在东西方文明发展史上有着深远影响的儒家文化、佛教文化和基督教文化如能实现以互相译介典籍及最新研究成果为途径的对话，对东西方文化的沟通，不啻为一件益事。

总之，作为一种跨语际、跨文化的活动，翻译在历史上对语言的发展、文化的交流起到了直接的促进作用，翻译史也是文化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同时，在历史上，翻译活动作用的发挥也受到了来自各种文化因素的干扰。作为译者，应该具有这样的认识：他的翻译活动不是简单的文字转换工作，而是具有社会文化意义的历史活动。

8.3在文化视角之下的翻译之用

翻译是跨语言、跨文化的交际活动，是各民族间进行文化交流不可或缺的重要桥梁。从人类开始翻译实践直到十九世纪，中西方的的翻译理论研究仅限于对翻译操作经验的总结。从二十世纪开始部分翻译理论家把翻译特别是文学翻译列入艺术范畴，用美学理论加以研究。在我们探讨民族文化的发展与翻译的互动关系中，我们出现了“文

化翻译”的概念，可见翻译在全世界文化发展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8.3.1翻译之“用”与文化的差异性

自20世纪后半叶起，翻译从技术层面逐渐转向了学术方面。随着受到更多其他领域的学者的关注，翻译的话题不再仅仅是翻译家们的事。更多的学者认为，翻译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一种求真的过程。而翻译也绝不仅仅是应该字面层次的语言转换，而是思想的转渡，是文化的移植。一种语言代表这一个民族自己独特的民族特征，而这些特征都是在文化环境中形成的。从广义的角度去探索翻译时，我们就不难发现文化因素不仅仅对翻译的理解、翻译的取向和翻译的具体方式发挥着制约和调节作用，也对翻译的接受和传播构成了深刻的影响。 翻译延续了文化以来，促进了不同文化的交流。翻译对于文化的重要性，季羡林先生的一段话很有代表性，他认为“倘若拿河流来作比，中华文化这一条河流，有水满的时候，也有水少的时候，但从未枯竭。原因就是有新水注入。注入的次数大大小小是颇多的。最大的有两次，一次是从印度来的水，一次是从西方来的水。而这两次的大注入依靠的都是翻译。中华文化之所以能长葆青春，万应灵药就是翻译。翻译之为用大矣哉！”（④季羡林.我看翻译［a］.许钧.翻译思考录［c］.湖北教育出版社，1998）

什么是文化？据国外有些学者估计，迄今为止世界各国学术界所下的定义不下二百个。有的定义偏重于人类的物质生产成果，有的定义则偏重于人类创造的精神财富。文化的经典定义，是1871年由英国人类学家泰勒(edward tylor)提出的：文化是“一个复合的整体，其中包

括知识、信仰、艺术、法律、道德、风俗以及人作为社会成员而获得的任何其他的能力和习惯”。

总之，文化是一定社会中人们通过长期的共同生活而形成的基本信仰、价值判断，以及由此产生的思想和行为的规范体系，同时包括由这些思想和行为而生成的结果。

直至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西方翻译理论研究才突破了传统美学和语言学模式而趋于多元化，上升为一种对文化的反思。八十年代以来，

其特点是：

1、翻译理论研究的重点是文化研究，而非语言转换；2、翻译的性质和原理是原作的改写和处理，是跨文化转换，而非语符转换；3、翻译理论的研究重点是译作功能，而非对原作的描述。评价译作的标准，重点是在译入文化系统中所起的作用，有别于传统的纯文学标准。（赵家进.当代翻译学派研究［j］.中国翻译，1996，(五).）

劳伦斯·韦努蒂在《翻译文化身份的塑造》中这样认为：任何翻译活动都以“交流”为目的，但只有异域文化不再是天书般的外异，而是能够在鲜明的本土形式里得到理解时，交流的目的才能达到。也就是她说的“翻译的生产、流通和接受的每一个工程，一方面要打上本土特定群体易于理解的语言和文化价值的印记，另一方面又产生着不同的文化和政治影响”。翻译是一种跨文化的交流活动，因此翻译的双向性必然决定着它将对影响它的所有因素产生反作用。因此，翻译所起的作用是多方面的，但是其中最重要的作用是“对文化身份的塑造”。而在对文化身份的塑造中的最基本问题是差异性问题。韦努蒂认为这

一问题的理解涉及到三方面的重要因素：一，翻译以其对异域文化的再现、对异域形象的制造，使异域文本脱离赋予其意义的文学传统；二是翻译以文本和策略的选择作为切入点，对异域文本加以改造，甚至改写，使其符合目的语文化的主潮；三是通过对异域文本的改造，使目的语文化形成一种对异域文化的基本态度：基于我族中心主义、种族歧视或者爱国主义之上的尊重或蔑视，甚至仇恨。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在翻译活动凸现的文化与政治间的紧密关系的同时，文化的民族性与文化的差异性又无法避免的摆在我们面前。对文化的民族性与文化的差异性的不同态度与处理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翻译所起的作用。

文化差异是实现翻译的障碍。如果能成功地处理文化差异，那么就能极大地促进文化的交流。因此文化翻译研究就是译者在翻译中如何对待文化问题、如何处理具体的文化形态表现、如何转换具体的文化信息的一门次学科。文化翻译的任务不是翻译文化，而是翻译原文容载或含蕴的文化信息，是解读文化差异，实现跨文化交际。而孟华以一个比较文学学者的角度出发，认为翻译的重大作用，在于通过“归化”的策略，将相异性因素植入目的语文化体系中，使之被认同，以目的语文化的“认同性”来激活“相异性”，从而达到更新目的语文化传统、丰富目的语文化的目的。

8.3.2从文化的高度把握翻译的作用

文化既是人类创造的价值，不同的文化又有不同的地域性或者人文性特征，因此，不同的文化间需要翻译来进行沟通，不同的语言文

化需要不同的载体来进行沟通。可以说，文化及其交流是翻译发生的源泉，而翻译是文化交流的产物，翻译活动是绝对离不开文化的。 在《文化翻译与百年文化精神谱系》中，杨义说过这样一句话，“翻译是中国人看世界的一双眼睛，同时又随之借得一双异样的眼睛看世界。”这一形象的说明了翻译在文化交流中的双向作用：一方面，通过文化，我们了解到不同的文化与文学，另一方面，在与“异”的冲突与内华中，我们找到了另一个视角，另一种视野来反映本族的文化与文学。

从文化交流的角度上去看中国翻译史的一些翻译现象，我们就会有深刻的理解。我们不会再以“直译”与“意译”的无谓争论对鲁迅的“硬译”主张作反面的理解；不会以“忠实”的唯一标准对任何翻译作品做主观的否认。在这一角度上，人们才能清楚地认识到翻译与文化的关系。 对于中国民族文化的构建，在《翻译与中华民族文化之构建》一文中（费小平，贵州民族研究，2003，第三期），费小平这样认为：翻译与中华民族的构建方面的粘连体现在几个方面：

（1） 翻译可为本民族催生一场新的文化——文学运动（闻一多，从

人手蛇身像谈到龙与图腾，[J]1942，371）中国五四运动前后对于易卜生的翻译和介绍都推动了中国的新文化运动。1918年6月《新青年》发表了胡适译的《易卜生主义》，此后又相继出现了罗家，陶履恭等人所译的易卜生的作品。他们通过易氏的译介来达到批判社会、废置旧剧、倡导纪实文学、提倡妇女解放的目的。而这些，无一例外的促进了新文化运动的蓬勃发展。

（2） 翻译有助于支持雄心勃勃的民族文化建设。（闻一多，从人手蛇

身像谈到龙与图腾，[J]1942，372）。中国从晚清开始至“五四”以及20世纪30年代的译界情况就可以作为这方面的佐证。当时的很多作家就译了大量的作品来冲击原本封闭的本土文化，以便建立新的文学系统。

（3） 翻译可以为中华民族文化带来主导性的意识形态，从而形成某

种价值观念、信仰。(曹顺庆，比教文学论[M]2002)上世纪初，出于中国共产党的建党需要，我国的一批学者翻译了大量马列注意的著作，一直持续至今，并且不断地被引用，论证，构成了我国民族文化构架中不可或缺的意识形态话语，成为国人的观念，信仰。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从文化的高度来说，翻译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它能够融合与沟通不同文化之间的共通点，也能够吸收和异化不同文化中不同点。在中国，翻译这种跨语际的实践已经远远超过了忠实，顺畅这些层面，而是深入的和其他语言进行碰撞和交融。

8.4翻译价值面面观

8.4.1翻译的社会价值

翻译的社会价值，是由翻译活动的社会性所决定的，主要体现在它对社会交流与发展的强大推动作用。考察翻译对社会发展的推动力，我们不能不从源头开始。在廖七一等编著的《当代英国翻译理论》一书引论的开头，我们看到了这样的一段论述:

翻译是人类社会历史最悠久的活动之一，几乎与语言同时诞生。从原始部落

的亲善交往，文艺复兴时代古代典籍的发现和传播，直至今天世界各国之间文学、艺术、哲学、科学技术、政治、经济的频繁交流与往来，维护世界的稳定和持久和平，翻译都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廖七一等，2001:1)

以这样一段结论性的论述，来作为《当代英国翻译理论》一书的开篇，在我们看来，作者是经过精心考虑的。翻译活动历史之悠久，领域之广泛，形式之丰富，无疑为翻译作用的发挥提供了客观的基础。从源头上讲，翻译所起的最为本质的作用之一，便是其基于交际的人类心灵的沟通。翻译因人类的交际需要而生。在克服阻碍交流的语言差异的同时，翻译为交流打开了通道。多亏翻译，人类社会从相互阻隔走向相互交往，从封闭走向开放，从狭隘走向开阔。借助翻译，人类社会不断交流其创造的文明成果，互通有无，彼此促进。应该说，没有旨在沟通人类心灵的跨文化交际活动，即我们所说的翻译活动，人类社会便不可能有今天的发展。邹振环所著的《影响中国近代社会的一百种译作》一书，可以为我们在此探讨的论点提供具体的例证，从中可以看到翻译是如何以及在哪些方面影响了中国近代社会，对其发展起到推动作用的。邹振环以译本的社会影响为标准，选择了一百种译作。他认为，这些译作“使近代中国人超越了本民族、本世纪、本文化的生活，给他们带来了新的见闻、激动、感悟、灵智与启迪，使他们开始了从狭窄的地域史走向辽阔的世界史的心路历程”(邹振环，1996:Ⅴ)。邹振环的这段论述与我们在上文中所阐述的观点不谋而合。

翻译之于社会的推动力，首先在于其交际性，翻译开启心灵，打

开思想的疆界，交流是理解的基础，而理解是世界各民族“从狭窄的地域史走向辽阔的心路历程”的原动力之一。

翻译对社会的推动力，还在于对民族精神和国人思维的影响。鲁迅的翻译实践和追求可为我们理解这一问题提供某种答案。王彬彬在《作为翻译家的鲁迅》一文中谈道:“启蒙，是鲁迅毕生的事业;而启蒙的重要方式，便是把异域的新的思想观念，把异域的精神生活，介绍到中国来。在20世纪的中国，可以说鲁迅是对翻译事业最重要者之

一。而且，在翻译上，他有两个独特的方面。一是注意介绍弱小民族的精神生活，思想行动。与只把眼睛盯着西方强国者不同，鲁迅早年在日本时，便留心搜求被压迫民族的作品，并把它们译介给中国读者。因为他觉得弱小民族、被压迫民族与中国境遇相同，因而对中国读者更具有现实针对性，更能促使中华民族反省和觉醒，更能激发中华民族的血性、热情和斗志。另一方面，是他希望通过翻译，改造汉语，从而最终改造中国人的思维方式。”(王彬彬，《为批评正名》，时代文艺出版社，2000:146)对作为翻译家的鲁迅的这两点评价，应该说翻译界已经基本达成共识。就王彬彬所说的鲁迅的两个独特的方面而言，我们认为这两个方面是互为一体的。一是翻译对于精神塑造的作用，二是翻译对于改造语言最终达到改造国人思维方式的作用，这两者在本质上是相通的。思维的改造与精神的塑造是推动社会变革的基本力量，而翻译对于这两者所起的作用往往是直接而深刻的。

翻译之于社会的推动力，还在于对社会重大政治运动和变革实践的直接影响。且不谈在整体上翻译对于近代社会的变革所起的先锋作

用，就拿易卜生的《玩偶之家》这部小小的剧本为例，便可清楚地看到这部书的翻译对于中国社会特别是对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巨大影响力。邹振环对这部戏剧的翻译情况及其对中国社会的影响作了较为全面的介绍。茅盾认为易卜生和“新文化运动”“有一种非同等闲的关系”。萧乾认为易卜生在《玩偶之家》中的娜拉形象“对我们的影响之大是西方人难以想象的，起自黄帝时代的社会习俗受到了挑战，个人开始维护他们独立思考与行动的权力，中国，这个在亘古未变的山谷中沉睡着的巨人突然从一个使人苦闷的梦魇中惊醒了。”邹振环认为“娜拉在‘娜拉热’中也演变成一种符号，即成为我们心目中的‘革命之天使’、‘社会之警钟’、‘将来社会之先导’和‘妇女解放运动的先驱’。”（邹振环，《影响中国近代社会的一百种译作》，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6：257--263）这个符号所揭示的《玩偶之家》的思想深度和广度由此可见一斑，而该剧在中国社会所产生的全面的影响力为翻译的作用作了有力的诠释。

8.4.2翻译的文化价值

翻译在世界文明进程中扮演着重要而独特的角色。社会的发展、文化的积累和丰富与文明的进步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所以当我们在上文中探讨翻译之于社会的作用时，实际上已经涉及了翻译与文化发展的关系。就我们对翻译本质的认识而言，近30年来，随着翻译研究的不断发展，翻译文化意识的日益觉醒，人们对翻译的认识与理解也不断深入与提高。当翻译界渐渐达成共识，以“跨文化的交流活动”来对翻译进行定义时，这也就意识到我们应该从文化的高度去认识翻

译，去理解翻译。季羡林在为《中国翻译词典》所写的序言中明确指出:“只要语言文字不同，不管是在一个国家或民族(中华民族包括很多民族)内，还是在众多的国家或民族间，翻译都是必要的。否则思想就无法沟通，文化就难以交流，人类社会也就难以前进。”(季羡林，1997:1)基于这一认识，我们可以说，翻译是因人类相互交流的需要而生，从这个意义上说，寻求思想沟通，促进文化交流，便是翻译的目的或任务之所在。如果说翻译以克服语言的障碍、变更语言的形式为手段，以传达意义、达到理解、促进交流为目的，那么把翻译理解为一种人类跨文化的交流活动，应该说是一个正确的定位。从这一定位出发，我们便不难理解翻译在人类文化发展进程中所起的作用了。季羡林先生在谈到翻译的作用时，曾以中华文明的发展为例，作了如下精辟的阐述:“英国的汤因比说没有任何文明是能永存的。我本人把文化(文明)的发展分为五个阶段:诞生，成长，繁荣，衰竭，消逝。问题是，既然任何文化都不能永存，都是一个发展过程，那为什么中华文化竟能成为例外呢?为什么中华文化竟延续不断一直存在到今天呢?我想，这里面是因为翻译在起作用。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说过，若拿河流来作比较，中华文化这一条长河，有水满的时候，也有水少的时候，但却从未枯竭。原因就是有新水注入。注入的次数大大小小是颇多的，最大的有两次，一次是从印度来的水，一次是从西方来的水。而这两次的大注入依靠的都是翻译。中华文化之所以能长葆青春，万应灵药就是翻译。翻译之为用大矣哉!”(季羡林，1998:210)季羡林的这段话，对我们从文化的高度来认识与评价翻译的作用，无疑具有理论的指导

意义。在他的这一观点的启迪之下，笔者在《绕不过去的翻译问题》一文中，曾根据布拉格学派的创始人之一雅各布森对翻译活动的类型区分，谈到“一个民族的文化是不断创造、不断积累的结果。而翻译，在某种意义上，则是在不断促进文化的积累与创新。一个民族的文化的发展，不能没有传统，而不同时代对传统的阐释与理解，会赋予传统新的意义与内涵。想一想不同时代对《四书》、《五经》的不断‘翻译’，不断阐释，我们便可理解，语内翻译是对文化传统的一种丰富;是民族文化得以在时间上不断延续的一种保证”，而“不同民族语言文化之间的交流，是一种需要。任何一个民族想发展，必须走出封闭的自我，不管你的文化有多么辉煌，多么伟大，都不可避免地要与其他文化进行交流，在不断碰撞中，甚至冲突中，渐渐相互理解，相互交融。在这个意义上，翻译又是民族文化在空间上的一种拓展，在内涵上的一种丰富”。

从文化交流与建设的这个角度再去审视，我们对中国近现代史中的一些翻译现象便会有更深刻的理解。我们不会再以“忠实”的惟一尺度去对林纾的小说翻译加以根本的否认;也不会以“直译”与“意译”的无谓争论，对鲁迅的“硬译”主张作反面的理解。正是站在文化交流与建设这个高度，人们便有可能更清楚地看到这样一个客观事实:“翻译与民族的交往共生，与文化的互动同在。一部翻译史就是一部活生生的接受史。从佛经北传到西风东渐，从中国革命到改革开放，翻译既开始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启蒙，也参与了中国社会的全面改造。”

从世界的范围内来考察翻译之于文化的重要作用，是一个复杂而

庞大的课题。从近20年来的研究情况看，各国翻译界和文化界已经开始从翻译的性质、翻译选择、文化立场、翻译影响、价值重构等各个角度切入，对翻译史上的一些重大的事件和现象进行文化层面的审视，探讨一个民族文化的发展与翻译的互动关系，出现了“文化翻译”的概念。像美国的安德烈·勒菲弗尔，英国的苏珊·巴斯奈特，法国的安托瓦纳·贝尔曼，德国的弗美尔，奥地利的玛丽·斯内尔、霍恩比、以色列的吉迪恩·图里等翻译理论家的“研究表明，翻译在全世界文化的发展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许钧，2002:219-226)。在国内，王克非的《翻译文化史论》是这方面研究的一部开山之作，在这部书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国内重要学者对翻译与文化关系的深刻思考，有助于认识“翻译对于文化(尤其是译入语文化)的意义和影响，它在文化史上的作用，以及文化对于翻译的制约，特别是在通过翻译摄取外域文化精华时，翻译起到什么样的作用，达到什么样的目的，发生什么样的变异”。王克非在强调与论述翻译与文化的互动关系时，一连提出的三个“什么样”，既为我们认识翻译的文化价值提供了研究路径，又为我们全面把握翻译目的、翻译过程和翻译结果之间的关系开拓了批评的疆界。王克非认为，“翻译文化”，应该是21世纪译学研究最为重要的课题之一，“发掘翻译的文化意义、从文化的角度理解和解释译品等工作有待今后开展”。可以说，随着这方面研究的不断展开和深入，翻译的文化价值将得到全面深刻的展现，我们对翻译的认识将不断提高。

8.4.3翻译的语言价值

在以往的研究中，人们很少就此问题展开深入的思考和讨论。我们应该树立一定的翻译语言价值观，而翻译语言价值观从根本上来说，就是如何认识翻译活动对语言产生的作用和影响问题。就形式而言，翻译是一种语言转换活动。在这里，我们所说的语言不仅仅限于狭义的语言，还包括雅各布林的符际翻译的符号系统。所以我们也可以说翻译就其形式而言是一种符号转换活动。如果说雅各布森所区分的语内翻译、语际翻译和符际翻译这三种翻译类型涵盖了人类一切翻译活动，那么我们就不能不承认这样一个事实的存在:任何翻译活动的完成都要经过符号的转换这个过程。符号的转换性由此而成为了翻译活动的特性之一。而我们讨论翻译的语言价值，必然要涉及到符号转换活动所带来的一些基本问题。为了使我们的讨论更为集中，我们暂且把目光投向语言符号系统的转换，看一看不同语言的转换，到底会给语言本身带来何种影响，产生何种作用？

梁启超是对翻译问题有着深刻思考的学者之一，在《翻译文学与佛典》一文中，他从词语的吸收与创造、语法、文化之变化等方面，讨论了佛经翻译文学对汉语的直接影响，并提出了许多重要观点。梁启超认为:“初期译家，除固有名词对音转译外，其抽象语多袭旧名。吾命之曰‘支谦流’之用字法。盖对于所谓术语者，未甚经意，此在启蒙草创时，固应然也。及所研治日益深入，则觉旧语与新义，断不能适相吻合，而袭用之必不免于笼统失真。于是共努力从事于新语之创造。”(梁启超，1984:63)梁启超在此所论，涉及到语言转换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出发语中表达新事物、新观念的名词，若目的语中不存

在相应的词语，译家有可能采取两种方法:一是袭用旧名，二是创造新语。而袭用旧名，有可能笼统失真，旧语与新义不相吻合，起不到翻译之用，于是创造新语便成了译家努力之方向。正是靠了翻译，汉语在不断的创新中得到了丰富与发展。据梁启超介绍，当时日本人编了一部《佛教大辞典》，其中收录“三万五千余语”，而“此诸语者非他，实汉晋迄唐八百年间诸师所创造，加入吾国语系统中而变为新成分者也。夫语也者所以表观念也;增加三万五千语，即增加三万五千个观念也。由此观之，则自译业勃兴后，我国语实质之扩大，其程度为何如者?”(梁启超，1984:63)梁启超提出的这一问号，在我们看来有“惊叹号”之用。暂不论“三万五千语”是否完全进入汉语系统，但就词语带来的新观念而言，其价值不仅仅在于汉语词汇的丰富，汉语实质的扩大，更是思想观念的革新，这种直接与间接的作用是需要我们认真关注的。梁启超还以唐玄奘重译苻秦译过的《阿毗昙八犍度论》中的一些译例为分析对象，指出了翻译的特殊功用:“盖我国自汉以后，学者唯古是崇。不敢有所创作，虽值一新观念发生，亦必印嵌以古字，而此新观念遂没于囫囵变质之中，一切学术，俱带灰色，职此之由佛学既昌，新语杂陈;学者对于梵义，不肯囫囵放过;搜寻语源，力求真是。其势不得不出于大胆的创造。创造之途既开，则益为分析的进化。此国语内容所以日趋于扩大也。”(梁启超，1984:64)梁启超在此指出了一个值得深刻思考的问题，即以旧语译新观念，新观念必变质，而在对佛经的翻译中，面对大量的新观念，新事物，若固守旧语，翻译的可能性必大打折扣，且又违背了翻译的初衷，故“不得不出于大胆的创

造”，创造新语译新观念，既扩大了语言的实质内容，又引进了新观念，新思路。如果以此观点去考察一下我国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与白话文运动之间的关系，再去审视“白话文为维新之本”，“开民智莫如改革文言”等等观点，便不难领会白话文运动之于新文化运动的重要性，而翻译则又在很大程度上为白话文运动起到了强大的推动和促进作用，更不难理解为何五四运动前后的几乎所有进步报刊都登载翻译作品，且鲁迅、刘半农、沈雁冰、郑振铎、瞿秋白等为何会热衷于翻译。客观地看，在五四文学革命所进行的诸如反对文言、提倡白话、建立新诗、改革旧剧这些重要的运动中，翻译在某种意义上都起了重要的先锋作用。

如果说梁启越十分清醒地看到了佛经翻译对于“汉语实质之扩大”所起的重要作用，那么鲁迅则是无论是在认识上，还是在实践中，都把翻译当作改造语言、革新思维的重要事业去对待的。“在鲁迅那里，翻译并不仅仅是一种手段，而且本身便是目的。把外国语译成汉语，不仅仅是把外国人的思想、情感介绍给中国人，同时本身便是汉语自身的一种实验。或者说，翻译，不仅仅是把外国人的思想、情感介绍给中国人，同时也把外国人的语言方式，也就是产生这种思想、情感的方式，一并介绍给中国。”(王彬彬，2000:147)鉴于此，鲁迅极力主张“直译”、“硬译”、“宁信而不顺”，要借此使汉语得到改造，使汉语更细致精密，更富有表现力，更具有逻辑性。

当我们把目光从中国移开，投向西方语言的发展史，我们发现历史具有惊人的相似，翻译对于语言改造的特别作用在历史的进程中得

以不断凸现。路德翻译《圣经》的例子具有深刻的历史内涵。从路德所处的历史环境看，路德翻译《圣经》具有两个重大意义:一是对德国宗教的改革的实质性推动，二是对德国语言统一与发展的开拓性作用。安托瓦纳·贝尔曼在《异的考验———德国浪漫主义时代文化与翻译》对此有详细的论述与分析(Antoine Berman，1984:45-48)。为了推动宗教改革，路德用德国大众的语言来翻译《圣经》，这一革命性的尝试以“土生土长”的地方性语言为出发点，在翻译的过程中进行提炼，使其成为规范语言。在我们看来，“这种具有广泛大众意义的翻译语言的创立，不仅使新版《圣经》成为德国宗教改革的基石，更是扫清了中世纪的德意志语言的积秽，成为其后几百年里书面德语的典范”(许钧，袁筱一，《当代法国翻译理论》.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254)。在欧洲，不仅仅在德国，而且在法国、西班牙、意大利等国，翻译都起到了培育现代语言的作用，使与拉丁语这种公认的“文明语言”相对而言的“俗语言”，如德语、法语、西班牙语等，在翻译过程中不断丰富自身，在种种“异”的考验中最终显示了自身的生命力，确立了自我。

当我们在强调翻译的语言价值，论述翻译对目的语所起到的种种积极的作用时，我们也清醒地意识到，在历史上，由于翻译方法或策略运用不当，翻译的过分“异化”对目的语造成的负面影响也不容忽视，如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翻译中所出现的对“欧化语言”的过分推崇现象，值得反思。

8.4.4翻译的创造价值

对翻译的创造性，我们已经作了简要的论述，特别强调指出，把翻译视作机械的语言转换和纯粹的摹仿的传统翻译观遮蔽了翻译的创造性。在上文讨论翻译的社会、文化和语言价值时，实际上已经涉及到了翻译在上述层面所表现出的创造功能。从社会的角度看，任何社会活动都必须以交流为基础，交流有利于思想疆界的拓展，而思想的解放，又构成了创造的基础。从文化角度看，翻译中导入的任何“异质”因素，都是激活目的语文化的因子，具有创新的作用。从语言角度看，为了真正导入新的事物，新的观念，新的思路，翻译中就不可避免地要像梁启超所说，进行大胆的创造。如果说文学是语言的艺术，那么在翻译活动中，语言符号的转换更是具有创造的特征，“好的文学翻译不是原作的翻版，而是原作的再生。它赋予原作以新的面貌、新的活力、新的生命，使其以新的形式与姿态面对新的文化与读者”。（引自《翻译百思》，张泽乾，《翻译思考录》，许钧主编，湖北教育出版社，1998:470）张泽乾所用的六个“新”字在一定程度上为翻译艺术的创造性作了最为精辟的注解。

探讨翻译的创造价值，我们注意到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那就是在“创造”两字之前，有一个限定词“再”。这一个“再”字，连接着出发语文化与目的语文化，也连接着具体翻译过程中所涉及的出发语与目的语，原作与译作，它提醒我们不要割断两者的血脉关系，也告诉了我们这样一个道理，任何创造都不可能是凭空的创造，它应该是一个继承与创新的过程。当“本我”意欲打破封闭的自我世界，向“他者”开放，寻求交流，打开新的疆界时，自我向他者的敞开，本身就孕育着一种

求新求异的创造精神。这种敢于打开封闭的自我，在与“异”的交流、碰撞与融合中丰富自身的求新的创造精神，我们可视为一种翻译精神。我们认为，这种翻译精神构成了翻译的创造功能之源泉。

我们探讨翻译的创造价值，既要从这一形而上的高度去把握，又要善于在形而下的层面去进行分析。实际上，翻译的创造性寓于翻译活动本身，又体现在翻译活动的整个过程之中。而翻译打开的新的世界，更是为人们进行新的创造起到间接但却广泛的作用。不少当代作家在论及翻译与自己的创作之关系时，都谈到翻译的创造性以及翻译的创造性对于他们自身创作所产生的推动作用。如梁晓声在讨论翻译界争论不休的“翻译文体”时，谈了自己这样的认识:“所谓‘翻译文体’，当然是指有水平而又严肃认真的翻译家们之精神劳动，乃是一种人类文学语言的再创造。必自成美学品格。它既有别于原著的母语文字，也不同于译者所运用的客体文字。它必是二者的结合。它在语音的抑扬顿挫、句式的节奏、通篇整体的气韵等等方面，必是十分讲究的。它必不至于忽视母语文字风格的优长，也须着意于发挥客体文字表述的特点。一部上乘的翻译作品，如同两类美果成功杂交后的果子。若精当若此，当然便是创造!”(引自《译之美》，梁晓声，载《作家谈译文》，上海译文出版社编，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275-276)而正是王道乾“不仅翻译了杜拉的短句子，还翻译了她的灵魂”的创造性劳动，开启了王小波的创造之门(参见《我的师承》，《王小波文集》第四卷，王小波著，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302)，也为赵玫的创造提供了丰富的养分。（参见《怎样拥有杜拉》，赵枚，《出版广角》，2000年第

5期：52--54）

8.4.5翻译的历史价值

树立翻译的历史价值观，包括两个重大方面的内容。首先，我们要充分认识翻译对于人类历史的发展所作的实际贡献，在上文中，季羡林就翻译在中华文明发展中所作的贡献所说的那段话，是深刻而精辟的。考察人类文明发展史，我们发现历史的每一次重大进步与发展，都离不开翻译。每一次重大的文化复兴，都伴随着翻译的高潮，如古希腊、古罗马文化的复兴，往往以翻译为先锋。像发生在9世纪的加洛林王朝的古典文化的复兴，发生在12世纪的所谓的原始文化复兴，以及15至16世纪的文艺复兴，翻译起着不可替代的推动作用。其次，我们要从历史的角度来看翻译的可能性。翻译作为跨文化的人类交际的活动，有着不可避免的历史局限性。就具体的翻译活动而言，无论是对原文的理解还是阐释，都不是一个译者一次就能彻底完成的。尤其是艺术个性强的原作，往往有相对来说比较大的阐释空间，需要一代又一代译者不断去挖掘。在这个意义上，当我们认识到翻译活动的历史局限性，实际上也就是为树立翻译的历史价值发展观奠定了某种基础。换言之，我们既要清醒地意识到翻译活动的历史局限性，又要以发展的眼光来看待这种局限性。正如乔治·穆南在《翻译的理论问题》一书中所坚持的，我们要对翻译活动始终持发展的观点:“翻译活动的成就是相对的，它所能达到的交流思想的水平是变化发展的。”(Mounin，1963:278)我们知道，翻译活动在很大程度上要受到人类知识水平和世界的认识水平等诸方面因素的限制。但这种限制，会

随着人类历史的发展而不断减少，为翻译活动的可能性开启越来越开阔的空间。持翻译的历史价值观，也就意味着:一方面，我们可以从人类的翻译活动去考察人类历史的发展，另一方面，我们可以从历史的发展来看翻译活动不断丰富的内涵和不断扩大的可能性。

在上文中，我们以我们对翻译本质的认识为基础，从五个方面对如何认识翻译的价值进行了初步的探讨。“翻译之为用大矣哉”，季羡林的这句话为我们认识翻译的作用提供一个启发性的答案。翻译的作用是广泛而深刻的，上文的探讨只是提供了某种认识的角度。在结束讨论之前，我们有必要指出:从本质上看，翻译的社会性重交流，翻译的文化性重传承，翻译的符号转换性重沟通，翻译的创造性重创造，而翻译的历史性重发展。交流、传承、沟通、创造与发展，这五个方面也恰好构成了翻译的本质价值所在，从某种意义上，它们也是翻译精神之体现。

附录：

翻译的三种类型及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