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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基本精神

来源：《人民日报》　　主编：张锡勤 　　发布时间：2009-12-23 00:44

中国传统伦理道德源远流长，历史悠久，条目繁多，内容丰富而庞杂。其中，尚公、重礼、贵和对中华文明、民族精神和民族性格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可将其视为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基本精神。

尚公

尚公是中国传统伦理道德最基本的价值取向。从某种意义上说，重礼、贵和也是由尚公派生出来的。

中国古代尚公，首先是由中国古代特殊的社会结构所决定的。中国是在没有彻底破坏氏族血缘关系的情况下由野蛮进入文明、建立国家的。中国古代社会结构是一种家族本位的社会结构。在这种社会结构中，家是国的基础，国是家的扩大。这便是孟子说的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因此，有学者说，中国古代的“国家组织，一如家族”，是“君与父无异”、“家与国无分”的。由家族本位引发的势必是整体主义。这是因为，家族的整体利益直接关系每个家庭成员的切身利益，个人的社会地位是由家族的地位所决定的。这样，人们自然会把家族的整体利益置于首位。

中国古代重整体的观念又产生于先哲对人的社会性的深刻认识。荀子早就说过，人“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人之所以高于和优于万物且主宰万物，就在于人能组成群体，从而形成巨大的合力。荀子又从社会分工来说明个人对社会群体的依赖。由于任何人都“不能兼技”，人类只能通过分工协作而共谋生存。所以，他一再强调：“人生不能无群。”只有群体“和一”，个人才能安乐；若群体因争而乱，由乱而离、而弱，个人便无法安生。这就突出了个人利益与群体利益的一致性。在其他古籍中也有类似议论，如《汉书》中说人“不能群则不胜物，不胜物则养不足”。在这种古老的社会学理论影响下，家族整体主义发展扩大为重群的社会整体观念。于是，整体重于个体，整体利益高于个体利益，就成为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基本价值取向。在中国古代，群体、整体通常是用“公”来表述的，因而“尚公”便成为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基本精神。

尚公是贯穿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一条主线。首先，在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中，仁是四德、五常之首。而仁的根本精神就是爱人利他，其着手处是“克己”，即克服自己的私心、私欲。到后来，宋儒直接以公释仁，如“公而无私便是仁”，以去私作为为仁之方。其次，从先秦起，中国古人就特别重视义利之辨，将它看做是应事接物、处理关系、实践道德的头等大事。在义利这对范畴中，义即公，利即私。正如宋明儒者所说，“义与利，只是个公与私也”，“义也者，天下之公也；利也者，一己之私也”。这就是说，明义利即别公私，正确处理义利关系即正确处理公私关系，重义即尚公。古人所说的“见利思义”、“义以导利”，实际上是教导人们在重视整体利益的前提下谋求个人利益的满足。“去人欲，存天理”是宋明理学各派的共同宗旨。在这里，天理为公、人欲为私，所以这一宗旨的基本精神依然是尚公去私。直到1906年清朝学部颁布五项教育宗旨，其中一项还是“尚公”。可见，尚公是贯穿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一条主线。

重礼

中国古代重整体的观念以及对人的社会性的深刻认识，势必引出重秩序的观念。这是因为，一定的秩序是群体赖以存在、稳定的前提和保证。在中国古代等级制社会，社会秩序就是等级秩序，而维护等级秩序的则是礼。因此，重礼是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又一基本精神。

中国自古号称礼义之邦，礼在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中占有重要地位。孔子在尚仁的同时又重礼，认为仁应以礼为表现形式。在孔子的思想体系中，仁与礼互为表里。孟子将仁义礼智并列，荀子则主张“隆礼”。在儒家的伦理道德中，仁虽然始终居于首位，但儒家的仁爱是以“爱有差等”为原则的，而规定、反映这种差等的就是礼。儒家重礼，是为了维护、稳定等级秩序。这是因为，礼的根本精神和原则是“分”、“别”、“序”，礼的功能作用在于辨明等级区分、严格等级界限、规定等级权益与责任，使等级关系森然而有序。

在中国传统社会里，礼笼罩一切、规定一切，可谓无所不在。用荀子的话说便是：“衣服有制，宫室有度，人徒有数，丧祭械用皆有等宜。”它要求人们从饮食、衣服、居室、器用、车马直到待人接物、举手投足，均要符合礼的规定。于是，法度称为“礼法”，治理称为“礼治”，教化称为“礼化”，习俗称为“礼俗”。由于“礼者，人之规范”，是社会秩序的总称，因而它又往往具有法的含义。在一些方面，违礼与违法是同义的。在中国古代，循礼与否不仅是判别文明与野蛮、文雅与粗俗、君子与小人、有德与无德的标准，而且是判别人是否安分守法的标准。

中国传统伦理道德源远流长，历史悠久，条目繁多，内容丰富而庞杂。其中，尚公、重礼、贵和对中华文明、民族精神和民族性格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可将其视为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基本精神。

尚公

尚公是中国传统伦理道德最基本的价值取向。从某种意义上说，重礼、贵和也是由尚公派生出来的。

中国古代尚公，首先是由中国古代特殊的社会结构所决定的。中国是在没有彻底破坏氏族血缘关系的情况下由野蛮进入文明、建立国家的。中国古代社会结构是一种家族本位的社会结构。在这种社会结构中，家是国的基础，国是家的扩大。这便是孟子说的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因此，有学者说，中国古代的“国家组织，一如家族”，是“君与父无异”、“家与国无分”的。由家族本位引发的势必是整体主义。这是因为，家族的整体利益直接关系每个家庭成员的切身利益，个人的社会地位是由家族的地位所决定的。这样，人们自然会把家族的整体利益置于首位。

中国古代重整体的观念又产生于先哲对人的社会性的深刻认识。荀子早就说过，人“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人之所以高于和优于万物且主宰万物，就在于人能组成群体，从而形成巨大的合力。荀子又从社会分工来说明个人对社会群体的依赖。由于任何人都“不能兼技”，人类只能通过分工协作而共谋生存。所以，他一再强调：“人生不能无群。”只有群体“和一”，个人才能安乐；若群体因争而乱，由乱而离、而弱，个人便无法安生。这就突出了个人利益与群体利益的一致性。在其他古籍中也有类似议论，如《汉书》中说人“不能群则不胜物，不胜物则养不足”。在这种古老的社会学理论影响下，家族整体主义发展扩大为重群的社会整体观念。于是，整体重于个体，整体利益高于个体利益，就成为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基本价值取向。在中国古代，群体、整体通常是用“公”来表述的，因而“尚公”便成为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基本精神。

尚公是贯穿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一条主线。首先，在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中，仁是四德、五常之首。而仁的根本精神就是爱人利他，其着手处是“克己”，即克服自己的私心、私欲。到后来，宋儒直接以公释仁，如“公而无私便是仁”，以去私作为为仁之方。其次，从先秦起，中国古人就特别重视义利之辨，将它看做是应事接物、处理关系、实践道德的头等大事。在义利这对范畴中，义即公，利即私。正如宋明儒者所说，“义与利，只是个公与私也”，“义也者，天下之公也；利也者，一己之私也”。这就是说，明义利即别公私，正确处理义利关系即正确处理公私关系，重义即尚公。古人所说的“见利思义”、“义以导利”，实际上是教导人们在重视整体利益的前提下谋求个人利益的满足。“去人欲，存天理”是宋明理学各派的共同宗旨。在这里，天理为公、人欲为私，所以这一宗旨的基本精神依然是尚公去私。直到1906年清朝学部颁布五项教育宗旨，其中一项还是“尚公”。可见，尚公是贯穿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一条主线。

重礼

中国古代重整体的观念以及对人的社会性的深刻认识，势必引出重秩序的观念。这是因为，一定的秩序是群体赖以存在、稳定的前提和保证。在中国古代等级制社会，社会秩序就是等级秩序，而维护等级秩序的则是礼。因此，重礼是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又一基本精神。

中国自古号称礼义之邦，礼在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中占有重要地位。孔子在尚仁的同时又重礼，认为仁应以礼为表现形式。在孔子的思想体系中，仁与礼互为表里。孟子将仁义礼智并列，荀子则主张“隆礼”。在儒家的伦理道德中，仁虽然始终居于首位，但儒家的仁爱是以“爱有差等”为原则的，而规定、反映这种差等的就是礼。儒家重礼，是为了维护、稳定等级秩序。这是因为，礼的根本精神和原则是“分”、“别”、“序”，礼的功能作用在于辨明等级区分、严格等级界限、规定等级权益与责任，使等级关系森然而有序。

在中国传统社会里，礼笼罩一切、规定一切，可谓无所不在。用荀子的话说便是：“衣服有制，宫室有度，人徒有数，丧祭械用皆有等宜。”它要求人们从饮食、衣服、居室、器用、车马直到待人接物、举手投足，均要符合礼的规定。于是，法度称为“礼法”，治理称为“礼治”，教化称为“礼化”，习俗称为“礼俗”。由于“礼者，人之规范”，是社会秩序的总称，因而它又往往具有法的含义。在一些方面，违礼与违法是同义的。在中国古代，循礼与否不仅是判别文明与野蛮、文雅与粗俗、君子与小人、有德与无德的标准，而且是判别人是否安分守法的标准。

从上古起，中国文化就是一种礼乐文化。礼被看做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内在规定性，是区分人禽的标准。经由长期的浸润熏陶，礼从外在强制逐渐成为人们普遍的内在自觉，被社会广泛认同。这种源远流长且根深蒂固的重礼传统，确实收到了使“人人纳于轨范之中”的效果。

贵和

中国古代的整体主义又极为重视整体内部的和谐，试图通过人际关系的和谐、个人与整体的协调来实现整体的和谐。古人深知，群体赖以存在和发展的除了秩序，还有协调与和谐。对社会整体而言，秩序与和谐是相互促进的。一方面，建立秩序是为了保证协调和谐；另一方面，协调和谐的实现自然会促进社会秩序的稳定与安宁。中国上古文化是礼乐文化，不仅重礼而且重乐。所谓“礼主分，乐主和”，就是要通过礼乐来追求国家与社会的和谐有序。先哲也一再申言，“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德莫大于和”。因此，贵和是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又一重要精神。

中国传统的贵和精神表现在诸多方面。就国际关系而言，它主张“协和万邦”；就国家治理而言，它期望“政通人和”；就人际关系而言，它要求和睦相亲、和衷共济，强调“和气致祥”；就家庭关系而言，它告诫人们“家和万事兴”；就经营之道而言，它提醒人们“和气生财”。中国人始终认为，祥和之气是最可贵、最美好的。

为了维护和谐、稳定、均衡，中国古人始终对失和、失度、失衡保持警惕，这就促使中国人形成了中庸的民族性格。由于古代先哲从一开始论和就重视和同之辨，所追求的乃是一种多样统一的理想状态，这又养成了中国人较为包容的民族性格。这种民族性格，不仅使中国人对外来文化能够兼容并包，而且对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也产生了积极影响。在中国，以和为贵不仅是一种普遍共识，而且业已成为一种民族心理。这种民族心理又促使中国人形成了和解、礼让的处事原则，与人为善、宽厚待人的交往原则。由于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就使中国自古重视生态伦理，自觉维护生态环境；由于强调个人自身的和谐，就使人们重视“和心”、“和性”，养成一种平和的心态，深知“心必平和然后乐”的道理。概而言之，在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中，贵和精神随处可见，对民族性格、民族精神和民族习俗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中的尚公、重礼、贵和精神，既有鲜明的时代性，又有一定的超越性，它在中国历史上所造成的影响是长期的、深远的、复杂的。一方面，尚公、重礼、贵和对于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绵延不绝发挥了重要作用。尚公、重整体的观念，对于维护中华民族的团结、统一、稳定，无疑起了巨大作用。由尚公精神派生的国家、民族、公众利益高于个人利益的观念，以及重社会责任、克己奉公的观念，在中国历史上曾产生过持久深远的影响。从《左传》的“苟利社稷，死生以之”到林则徐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从贾谊的“国耳忘家，公耳忘私”到诸葛亮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都是中国历代志士仁人的座右铭和人生信条，并对一般民众产生了重要影响。重礼、重秩序的观念也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安宁，保证社会有序地正常运转。礼所要求的恭敬、谦让、文明礼貌，对于协调人际关系，增进社会公德、提高社会文明和道德水准，均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而贵和精神对于调节人际关系，缓解社会矛盾，避免社会发生过多动荡，维护社会正常秩序，都有积极作用。由贵和精神而引出的相亲相睦、同心同德的团结精神，又形成了中华民族强大的向心力、凝聚力。另一方面，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尚公、重礼、贵和的历史局限性和消极影响。尚公、重礼、贵和，均是要求广大的底层民众安于自己低下的等级地位，自觉牺牲自己的利益。在整体至上的观念下，个体的存在价值、个性的多样化发展、个人的正当权益一直未能得到应有的确认。由于轻个人权益，最终势必因抑制个体活力而抑制社会群体的活力，造成社会的停滞和思想的僵化等等。因此，要全面认识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基本精神，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之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保持民族性，体现时代性。这也是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一项重要任务。

（作者为黑龙江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