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商业以及人的自由| 陈翼若

人类迄今“最不坏”的经济体制就是市场经济，而这种体制的滥觞和成熟，来自于“水”。

文｜陈翼若（媒体人）

初中时学地理，通过地图直观发现人类赖以生存的“聚落”——村庄、集镇、城市——都位于水（江、河、湖、海、池、沼）边，即使因为自然原因没有这些“水”，人类也要设法找水，比如凿井。

曾就此询诸须发皤然且行路颤巍的地理老师，老先生对于当时12岁的我的解答很常识，今日看来却显得单薄且浅薄：“居住水边，便于生活、灌溉和航运。”

1988年6月，酷暑中从一部以思想前卫、敏锐、深刻著称的电视政论片中，我第一次听到了这个观点——“（治）水与东方专制主义（的产生）”有着密切的关联。

后来，邮购了一本德裔美籍学者Karl A.Wittfogel所著的《东方专制主义——对集权的比较研究》，找到了Wittfogel在Karl Max关于“东方社会”理论基础上对这种特定地域的社会体制所做的深入研究，启发助益匪浅。

Karl Max和Karl A.Wittfogel认为，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社会”，由于渴“水”而大兴土木“治水”，在构建大规模人工灌溉工程的过程中，因为“治水”的大规模工程管理所必须，同时构建了一种高密度、高强度的中央集权专制制度，“治水”以后，该制度“自然”被延展推广到“国家”对社会管理的所有方面，一直延续到当下的今天。

大禹治水浮雕。禹传为中国第一个世袭制王朝夏朝的开国君主，自他开始中国进入4000年的“家天下”时代。

水，居然与某种社会制度或者体制相关联——这种启发是振聋发聩的。

再后来经过思考发现，在水和人类社会体制之关系上，其实至少有两个向度——除了导致中央集权专制制度的建立外，它同时也催生了人类最宝贵的自由市场经济制度。

人类迄今“最不坏”的经济体制就是市场经济，而这种体制的滥觞和成熟，来自于“水”。

如果说市场经济作为一种经济体制滥觞于商业，那么，西欧历史上的商业和航海业紧密相关，这就是以市场经济体制为核心特征的资本主义作为一种人类社会制度所以诞生于西欧的文化地理原因。

在这里，“商业民族”与“航海文化”和“水”是叠加的，而“农业民族”与“耕作文化”和“土”也是叠加的，前者自由而开放，后者保守而封闭。

水——以“海洋”为其符号——对于商业民族来说，是人员、物资、信息交流的纽带、桥梁和载体，黑格尔在《历史哲学·绪论》中说，“大海邀请人类从事征服，从事掠夺，但是同时也鼓励人类追求利润，从事商业。”

油画《阿姆斯特丹的码头》，作者：［荷兰］鲁道夫·贝克胡森。17世纪荷兰取代西班牙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海上霸主，当时荷兰的商船数目超过欧洲所有国家商船数目的总和，被誉为“海上马车夫”。

而对于农业民族来说，还借黑格尔的话说，大海辽夐的水面是“分隔的元素”，“平凡的土地、平凡的平原流域把人类束缚在土壤上，把他卷入无穷的依赖性里边。”

水是极具灵性的“社会活动家”。

即使从西周以后逐渐形成的“中国”语境文化角度看，从文艺、音乐、舞蹈、商业、民俗、情感、耕作诸因素考察，不难发现，但凡生活在水边的人，总是灵性多于朴拙，自由奔放多于保守内倾。

中国位于亚洲北部，中国的北方和南方的畛域也是以“水”为界。

以地理分，是淮河——秦岭这条横连接线；以降水分，是800毫米等降水量线。

换言之，南方的灵魂是“水”，北方的灵魂是“土”，这迥异的灵魂元素，体现在人的行为、思维、文化、习俗等方面，差异颇大，鲁迅曾总结为：“北人的优点是厚重，南人的优点是机灵。但厚重之弊也愚，机灵之弊也狡。”

说白了，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人，因为“厚重也愚”，不适合经商，而水边的居民，因为“机灵也狡”，每每是商业人才。

泉州市舶司（北宋至明）遗址。泉州古称“刺桐”，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港口城市，宋元盛极一时，马可波罗游记称刺桐港为“东方第一大港”。

揆诸历史，水与商业之关系的确很紧密，无论中外，因为“水”的关系，滨水或者近水的人，其思维、做派、习俗、文化皆有灵性，适合经商，而商业最大的特点就是“货畅其流”，若无人员和货物的自由流动，就没有商业可言，也就是说，在“水”和“商业”的共性灵魂中，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自由”。

在中文古籍中，只要说到“商”，往往以“通”这个词为谓语，如《史记·货殖列传》关于物产的交流，就说“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太史公意，仅有农人辟土殖谷，虞人采集狩猎，工匠作巧成器还不行，还得有行商坐贾把这些物产遵从逐利本能，流通到各地，才能发挥这些物产的作用，“懋迁有无化居”。

“货殖”一词，是“经商发财”的意思。“货殖列传”为汉武帝以前的大商人树碑立传，太史公的睿智在于他从一个以农为本、以农立国的农业社会中，敏锐地发现了商业以及商人是横贯“农、虞、工”三类职业的灵魂，没有商业（商人），一个社会将僵仆无生气。

商业一旦发达，它最显著的特征就是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依照市场法则如水银泻地，无孔不入，它需要一个价值多元、利益多元、方式多元的自由选择社会环境，不允许有凌驾于社会之上的专横暴戾的绝对权力。

换言之，要经商，社会最起码要提供一个比较自由宽松的环境，所以，“自由”和“市场”，往往可以组成一个含义完整不可分裂的词组——自由市场。从自由特性这个角度来定义商业，这个说法大概不荒谬——商业及其从业者是剥夺公民各项人身权利的专横虐政天生的可怕对立面和坚韧反抗者。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米尔顿·弗里德曼才说：“经济自由本身是一个目的，其次，经济自由也是达到政治自由的一个不可缺少的手段。”

米尔顿·弗里德曼（1912?2006），美国当代经济学家，货币学派的代表人物。1976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其著作《资本主义与自由》提倡将政府的角色最小化以让自由市场运作，以此维持政治和社会自由。

从这个角度回观始于1978年底三中全会的改革，它其实是“经济其表，政治其里”的有限改革，就是说，以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的中国农村改革，实质上是恢复农民被无端剥夺的“种地自由”。

而自由，在社会学范畴理解，只能是政治自由，再进一步说，这场改革无非是把“种什么、怎么种、种多少、何时种”这类有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支配的农事活动支配权还给了农民，于是，1979年以后，不到三五年，八九亿中国人就食、衣无忧了，极左时代以“票证”为标志的“短缺经济”瞬息之间无影无踪，迄今，中国人还被这项改革所泽及。

至于说邓氏改革虽是以实现某种自由为鹄的的“政治改革”，却很“有限”，是指，它只是局限“农耕领域”，使民力复苏，旨在“救党保国”，缓解执政危机，在更重要的非经济领域， “自由”宛如某种“切口”，是很忌讳的，甭说施行，就是说说，言者通常在嗫嚅许久之后，还是要顾左右而言他。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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