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银行体系稳定性实证研究

作者：楚文慧孙宁华

中国证券期货 2012年04期

　　一、引言

　　银行体系作为金融中介，在资金融通、促进储蓄转化为投资从而发展经济等方面有着重要的作用。但是，由于银行体系“借短贷长”的内在脆弱性和外部经济、政治冲击，银行危机不断爆发。从金融发展史来看，银行危机大多是由不稳定的银行体系积聚风险到一定程度后爆发的。我国的银行改革选择了渐进式制度变迁的道路，由国家信用为担保的银行体系似乎很难发生银行危机。但是，中国的银行业改革以牺牲效率为代价获得了暂时的稳定，一旦积累的风险被某些不稳定机制触发，便可能酿成严重的后果。

　　现有文献对导致银行体系不稳定因素的研究从宏观经济视角开始，逐渐转向微观视角。早期研究认为金融脆弱性与宏观经济周期密切相关，尤其是与债务的清偿紧密相关(Fisher,1933; Kindleberger,1978)。在中观层面，Minsky(1982)提出了“金融脆弱性假说”，他以经济周期理论为基础，从企业角度研究信贷市场的脆弱性，认为银行内在脆弱性是银行业的本性。最新的研究从信息经济学角度对银行不稳定的原因进行探讨，Diamond & Dybvig(1983)提出了著名的银行挤兑模型。Krugman(1998)认为政府对金融中介的隐性担保导致了投资不是建立在预期回报的基础上，而是一种过分乐观的预期，道德风险与过度投资交织在一起是导致脆弱性的主要原因。Mckinnon & Pill(1998)认为过度借贷，特别是银行部门盲目乐观，会出现信贷膨胀导致宏观经济进一步过热，从而引致银行体系的不稳定性。

　　中国正处于经济转型时期，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投资拉动，并且以间接融资为主。由于银行体系发展并不完备，我国银行体系内积聚了大量的风险。影响我国银行稳定性的因素归结起来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由银行预算软约束导致的道德风险。科尔内(1986)首先在其专著《短缺经济学》中提出预算软约束的概念①。预算软约束是指“当一个经济组织遇到财务困境时，借助外部组织的救助而得以继续生存的经济现象”。

　　预算软约束造成银行体系信贷扭曲膨胀。这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信贷规模超过最优规模，二是信贷结构不合理。信贷资金一部分进入实体经济，一旦过度投资则会引发产能过剩或是通货膨胀预期，加剧银行体系的系统性风险。当信贷资金进入房地产市场和资本市场，则推高资产价格。资产价格的快速上涨往往会掩盖大量的信用风险和操作风险。信贷结构的不合理表现为信贷资金并没有真正流向急需资金的中小企业，国有企业和政府投资项目仍然是最行信贷剧增的最大受益者。而国有企业的预算软约束可能造成效率低下，从而导致银行不良贷款概率的增加。而信贷进入政府投资项目暴露的是当前我国银行体系存在的制度性缺陷——以国有经济为导向的金融制度安排始终没有改观。

　　预算软约束的存在还降低了银行抵抗风险的能力。第一，预算软约束会降低银行资本充足率。银行资本金决定了银行的实力和支付清偿能力，用来抵御非预期损失。商业银行预算软约束导致了非理性的信贷扩张。由于中央银行通过对存款施以准备金率的管理来控制银行的信贷水平，而银行监管部门则对资本施以资本充足率的管理措施来控制由银行信贷扩张带来的金融风险。因此，在银行信贷扩张受到央行存款准备金率的硬性约束下，信贷扩张又会进一步会导致资本充足率下降，抵御风险的能力将会降低。第二，预算软约束会刺激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资产的增加。预算软约束强化了国有商业银行的道德风险。国有商业银行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而选择高风险项目，这就加大了产生不良资产的概率；而国有企业和银行的双重预算软约束使得不良贷款具有自我膨胀和累积的内在动力和机制。当不良贷款积累到一定程度使得银行经营困难的时候，中央银行为了避免发生银行体系的危机，不得不采取救助措施，如通过再贷款给银行注入资金或是剥离不良贷款，从而提高银行的支付能力。这提高了货币供给，引起物价水平的上升，最终造成整个经济体系的不稳定性。

　　第二，宏观经济波动。经济和信贷的周期性波动影响银行体系的稳定性。在经济繁荣阶段，物价持续上涨会导致宏观经济过热，使银行的系统性风险不断积聚。为了赢得竞争、增加利息收入，银行会降低放贷条件，造成信贷质量和盈利能力的下降。如果企业将借来的资金不是用于生产而是大量地投入房地产与证券市场，则会推高资产价格。而当经济周期处于下行阶段时，实体经济的下滑会增加企业资产价值的不确定性，银行为规避风险将收缩信贷，因而影响企业的间接融资需求，进而加速经济下行。经济衰退到一定程度，贷款企业破产，则银行的不良贷款增加。同时，处于高位的资产价格必然迅速下跌，泡沫的破灭一方面导致银行的不良贷款进一步增加，另一方面也加大了整个金融体系的不稳定性。

　　第三，经济政策变动。在转轨过程中，宏观经济政策的实施还存在较多的行政干预。逆经济周期的宏观经济政策有利于改善银行经营的宏观环境，但是不稳定的宏观政策环境则加大了经济主体决策和预期的不确定性，银行体系面临较大的政策风险。

　　财政政策主要通过财政支出的变动对经济金融体系产生影响。首先，积极的财政政策会促进大批基础设施项目的上马，由于经济增长对投资的过度依赖，投资与消费的比例容易发生失衡现象。投资过度造成产能过剩将导致企业亏损、诱发企业违约率增大，加大银行信贷损失的发生概率。其次，当高投资无法持续并明显向下调整时，根据加速原理，经济下行的速度会更快，这就会引起宏观经济的剧烈波动，最终将影响到银行体系的稳定性。此外，税收制度也会通过作用于金融交易而影响银行体系的盈利能力和流动性，从而最终影响银行体系的稳定性。

　　紧缩性货币政策往往会对银行体系立即产生负面影响，银根突然抽紧可能引发流动性危机。同时紧缩的货币政策也降低了银行的业务规模，尤其是贷款规模，减少了银行的收入来源。在目前中国的商业银行收入结构单一、主要依靠利息收入的背景下，紧缩的政策对银行的冲击更大。而过分宽松的政策又会给银行体系的稳定性造成威胁。信贷增长过快将导致对高风险部门贷款的增加，增加银行体系内不良贷款的概率，从而提高了信贷风险；若信贷增长率超过实际货币需求的增长，将会造成大量资金流向股市等虚拟经济领域，推动能源、原材料以及房地产等资产价格快速上涨，加剧通货膨胀的风险。

　　本文试图将银行体系不稳定性的定性分析、银行体系稳定性的定量评估、影响因素和治理对策等方面内容综合考察，并构建出一个完整的理论框架。本文结构安排如下：第一节是引言；第二节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选择2000年-2009年季度数据采用因子分析方法对我国银行体系稳定性进行量化评估；第三节运用时间序列分析方法，包括协整分析、Granger因果检验和脉冲响应函数等方法对宏观经济变量、政策变量和制度变量与我国银行体系稳定性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最后是结论和政策建议。

　　二、中国银行体系稳定性定量评估

　　本文根据银行体系稳定性的涵义，选择银行体系的相关指标对银行稳定程度进行量化分析。我们采用因子分析法，这样可以避免变量赋权的主观性和对变量所处区间进行赋值的不准确性。

　　(一)指标和数据的选择

　　X1：国外资产与信贷之比，反映银行面临的汇率风险。

　　X2：M2增长率，反映了银行体系内的流动性。

　　X3：信贷增长率，反映银行体系内的流动性和信贷风险。信贷增长率采用金融机构贷款增长率。

　　X4：不良贷款率，反映银行体系的资产质量和信贷风险。

　　X5：居民储蓄存款增长率，存款是银行资金的主要来源，如果存款来源减少，则银行的贷款发放能力受到限制，银行的盈利性受到影响。

　　X6：资本充足率，资本充足率反映了银行自身防范风险的能力。由于我国银行体系资本充足率的季度数据不可得，本文用金融机构所有者权益/金融机构贷款来代替。

　　X7：存贷比，反映了银行的流动性和盈利水平。采用金融机构贷款与金融机构存款之比来代替。

　　本文采用2000年一2009年的季度数据，原始数据来自《中国金融年鉴》和中国人民银行网站。由于是季度数据，需要对原始数据进行季节调整。采用SPSS13.0软件

　　(二)因子分析法构建银行稳定指数

　　

　　原始指标通过KMO和Bartlett球形检验和变量共同度检验，可以做因子分析。根据特征值大于1的规则，我们选取2个公共因子，它们的方差累积贡献率达到87.525％。因子1中系数绝对值大的有国外资产与信贷之比、存贷比、不良贷款率和资本充足率，这4个变量反映了银行经营的安全性，包括银行面临的汇率风险、盈利水平、资产质量和资本充足情况，可以将其命名为银行安全性因子(F1)。因子2中系数绝对值较大的有信贷增长率、M2增长率、居民储蓄增长率，这3个变量主要反映了银行体系流动性，可以将其命名为银行流动性因子(F2)。综上，我们认为对银行体系稳定性的评估主要关注两个方面，银行经营的安全性和流动性，从F1的贡献率为50.34％可以看出银行安全性的因素更加重要。在使用回归法计算出因子得分后，以各因子的方差贡献率与累计方差贡献率的比值作为权重进行加权汇总，得出各年度银行体系稳定性的综合得分：

　　根据计算得出的历年各因子得分画出因子得分图，判断因子变动的趋势(见图1)。

　　综合银行体系安全性和流动性的影响，我们得到银行稳定指数的趋势图(见图2)。

　　(三)我国银行体系稳定性实证结果分析

　　图2是2000-2009年我国银行体系稳定性状况的趋势。我国银行体系的稳定性是波动的，2005年后总体处于上升态势，直到此次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才导致稳定性的急速下降。为界定银行体系是否处于稳定状态，需要建立银行体系稳定与否的警戒线。本文借鉴万晓莉(2008)的做法，通过计算银行稳定指数数的平均值与标准差计算警戒线，平均值为0，一个标准差为0.715。但是，和以往文献不同的是，本文对银行体系的稳定性评估并不是简单的定性为稳定和不稳定，而是分为四个层次，很不稳定、较不稳定、较为稳定和非常稳定。小于-0.715是很不稳定，-0.715至0是较不稳定，0至0.715是较为稳定，大于0.715是非常稳定。用0-4对银行稳定的程度进行赋值，0代表很不稳定，1代表较不稳定，2代表较为稳定，3代表非常稳定。则近十年来银行稳定程度见表1。

　　2000年-2003年，这一阶段银行稳定指数比较平稳，主要是由于宏观环境较为稳定，银行体系由于政府注资和不良贷款剥离经营水平逐渐提高，银行的安全性因子小幅上升和流动性因子的下降相互抵消了作用。从2004年开始，由于积极的财政政策的滞后效应，投资增长率在持续攀高，投资过热导致部分行业产能过剩。由投资引发的信贷需求增加了银行的信贷风险。同时，波动的政策也给银行稳定带来了一定的冲击。银行安全性因子下降和过剩的流动性导致的流动性因子下降的双重力量加剧了银行的不稳定性，银行稳定指数下滑。

　　

　　2004年-2007年，银行稳定指数开始上升。2005年是个关键点，对银行体系整体安全性有重大影响的国有银行的资产充足情况和公司治理能力逐渐增强，银行安全性因子的上升带动了银行稳定指数的上升。从2005年之后到2008年第3季度前，银行稳定指数均高于均线，且不断上升直到2008年第1季度又急速回落。在这—上升阶段是银行安全因子在起主要作用，流动性因子的缓慢上升也促进了这一效应。

　　2008年-2009年，银行安全性因子下降幅度不大，但是速度很快，这对银行稳定指数有一定负面影响。为了刺激经济复苏，2008年采取了一系列宏观刺激政策。这导致了银行信贷激增，之前紧缩政策造成的紧缩的流动性—下子放开。流动性因子的急速下降导致了2008年第1季度后银行稳定指数不断下滑，直至2009年第2季度才小幅回升。

　　三、影响中国银行体系稳定性因素的实证分析

　　本文在考察银行体系稳定性影响因素时采用时间序列模型，根据前文分析的结论，制度因素是我国银行体系不稳定的根源，而宏观经济和政策的冲击加重了银行体系不稳定的程度。本文根据上一节理论分析的结论并结合专家学者在选取指标过程中的共同经验和研究成果，采用VAR模型将银行稳定和宏观经济因素、政策因素和制度因素纳入到一个系统中，分析宏观经济波动、政策和制度因素对银行稳定的影响。数据来源于《中国金融年鉴》、中国人民银行网站、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网站和WIND数据库。采用Eviews 5.0软件。

　　(一)指标的选择

　　1.宏观经济变量

　　GDP：经济增长率，说明宏观经济波动对银行体系稳定性的影响。

　　CPI：代指通货膨胀率，持续的物价上涨将增加银行的系统性风险，同时也会导致贷款抵押品价值的变动，增加银行的信贷风险。

　　INV：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投资加快会增加对信贷资金的需求，从而会影响银行的盈利水平和不良贷款的情况。

　　PE：市盈率，反映资产价格变动对银行稳定的影响。市盈率根据证券市场平均市盈率的月度数据调整而得。

　　HP：房屋价格增长率，反房地产销售市场的繁荣或萧条或一方面会影响宏观房地产信贷的规模，另一方面影响通货膨胀预期。采用房屋价格销售指数表示。

　　2.政策变量

　　FINGDP：财政赤字与GDP之比，反映了财政政策的力度。

　　M2：表示货币供应量M2的增长率，反映货币政策力度。

　　3.制度变量

　　CENCRE：货币当局对银行债权与信贷之比，反映央行对银行体系的救助。

　　CRE：信贷增长率。通过对预算软约束的理论分析，银行体系的预算软约束会造成信贷的扭曲膨胀，因此，可以用信贷增长率来代表预算软约束。

　　STOCRE：融资结构，反映直接融资率对银行稳定的影响，也间接反映了我国间接融资为主导的制度安排。采用证券市场总市值与金融机构信贷之比表示。

　　BS：银行体系稳定性，采用上一节因子分析法得到的银行稳定指数。同时，由于是季度数据，因此要对各个变量做季节调整。采用Census 12季节调整方法，季节调整后变量的命名不变。

　　(二)宏观经济变量与银行稳定的关系

　　经单位根(ADF)检验可知，各变量是一阶单整的。Johansen协整检验结果表明，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BS和GDP、CPI、INV、PE、HP存在5个协整关系。说明在银行稳定指数和宏观经济变量在长期中是均衡的。

　　

　　括号中的是各变量的标准差。正的常数项表明银行体系自身有一定的稳定性，同时也代表了除宏观经济变量以外的因素对银行稳定的影响；经济增长率、通货膨胀率和投资增长率的系数是正的，说明在长期，实体经济的繁荣对银行稳定的影响是正向的；证券市场平均市盈率和房屋销售价格增长率的系数是负的表明资产价格上升会加剧银行体系的不稳定性。

　　协整检验只能说明五个变量之间具有长期均衡稳定的关系，但这并不能说明它们之间是否存在先后的顺序，因此还需要进一步验证。由于Granger因果检验对滞后阶数敏感度很高，在考虑样本容量的基础上，经过多次验证确定了各变量的最优滞后阶数。滞后2阶的HP是BS的Granger原因，滞后3阶的PE是BS的Granger原因，见表2，这说明了的资产价格和银行危机之间存在联系的根本原因是银行信贷的过度扩张助长了资产价格的节节攀升，从而提高了银行的信贷风险。而GDP、CPI和INV都不是BS的Granger原因，这说明宏观经济变量对银行稳定的影响不如资产价格对银行稳定的影响那么直接，加入宏观经济变量的滞后项并不能对银行稳定进行更好的预测。当然也可能是因为样本量比较少，更长时期内的关系还有待进一步检验。

　　

　　

　　(三)政策变量与银行稳定的关系

　　由理论分析可知，宏观经济政策通过作用于银行体系信贷规模和抗风险能力使得银行体系的稳定性遭受政策冲击。由Granger因果检验可知，滞后2阶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银行稳定的Granger原因。从F统计量的值来判断，货币政策对银行稳定的影响更大。这说明宏观经济政策是银行体系稳定性的影响因素，值得注意的是，滞后2阶的银行稳定也是货币政策的Granger原因，这也证明了银行体系的稳定性在货币政策传导中的作用，见表3。

　　由政策冲击对银行稳定的脉冲响应分析可知，当期财政赤字与GDP之比的一个正的冲击对银行稳定有较小的正效应，这是因为财政赤字与GDP之比的值越来越大，表示财政政策是收缩的，紧缩的财政政策将减少银行信贷的运用，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不良贷款发生的概率，并且在4期趋于零。而货币政策对银行体系的负向的影响很剧烈，在第5期达到最大，扩张的货币政策一方面增加了银行体系的流动性，但是过剩的流动性会增加银行体系的风险，同时信贷的过度膨胀也会导致银行体系内不良贷款的增加和资本充足率的下降，第5期后货币政策冲击的正向影响慢慢减弱，到第9期时为零，之后变为负效应，见图3和图4。

　　(四)制度变量与银行稳定的关系

　　首先进行协整检验。ADF检验说明三个制度变量是一阶差分平稳的，由于制度因素对银行稳定的影响是长期的，因此，我们用协整分析来检验变量制度变量和银行稳定之间是否存在长期均衡的关系。选择滞后3阶、无截距有趋势项的协整方程的形式。由协整检验结果可知，银行体系稳定性与政府救助、预算软约束和融资结构之间存在4个协整关系。表明它们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协整方程为：

　　

　　由式(2)可知，货币当局对银行的债权与信贷之比与银行稳定是正相关的关系，表明政府救助可以增加银行体系的稳定性。由于货币当局对银行的债权是市场化的政府救助，这和理论分析中政府救助会强化银行的预算软约束从而引发银行的“机会主义”行为的结论并不矛盾。而信贷增长率与银行稳定负向关，这证明了预算软约束造成的信贷扭曲膨胀会增加银行信贷风险，从而降低银行体系稳定性。而证券市场总市值与金融机构信贷之比的系数是正的，这说明促进直接融资率的提高会提高银行体系的稳定性。

　　Granger因果检验(见表4)表明滞后2期的信贷增长率(CEE)和直接融资率(STOCRE)是银行稳定的Granger原因，对银行体系的稳定性有一定的预测作用。此外，从F统计值的大小可以看出，直接融资率的影响更大，这和协整方程的结果一致。而货币当局对银行的债权与信贷之比不是银行稳定的Granger原因。因此，硬化银行预算约束、提高直接融资率可以降低银行体系的风险积聚程度，提高银行体系的稳定性。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1)宏观经济变量与银行稳定存在长期协整关系，实体经济指标与银行稳定正相关；资产价格指标与银行稳定负相关。房屋销售价格增长率和证券市场市盈率是银行稳定指数的Granger原因。

　　(2)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银行稳定的Granger原因，且货币政策对银行稳定的影响更大。同时，银行体系的稳定性对于货币政策的传导也有影响。

　　(3)在制度因素方面，政府救助和提高直接融资率会增加银行体系的稳定性，而软预算约束则会增加银行信贷风险。

　　在我国目前隐性担保的体制下，银行体系是比较稳定的，但是，在稳定中蕴藏着风险。一旦开放资本项目、利率完全市场化，银行经营环境出现较大的不确定因素时，中国银行体系稳定性将面临巨大的考验。因此，我们必须从完善监管当局行为、加强银行体系制度建设着手，降低银行体系的政策风险和制度风险，从根本上提高我国银行体系的稳定性。

　　首先，完善监管当局调控行为。中央银行在制定执行货币政策过程中，需要考虑对银行体系运行的影响。同时，政府应该减少行政干预，增加宏观经济政策的有效性和稳定性。在资本项目开放的问题上，应该遵循适度和渐进的原则，防止货币投机给银行体系带来的不稳定因素。

　　其次，加强银行体系制度建设。第一，硬化银行体系预算约束。加快银行市场化进程、分散银行体系有利于硬化银行的预算约束，减少银行对高风险项目的贷款，并增加对贷款的监督。应减少政府对于银行信贷行为的干预，剥离国有银行的政策性贷款。第二，规范政府救助。必须引入市场化手段，增加银行道德风险的成本。通过市场竞争实现金融机构的优胜劣汰，还可以开辟多样化的政府救助渠道，包括发行次级债券、中央银行采取再贴现、有担保的再贷款间接提供救助资金等手段。

　　注释：

　　① 科尔内，《短缺经济学》，经济科学出版社，1986年。

作者介绍：楚文慧，孙宁华，南京大学经济学院经济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