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轮:乱世之中岂有太平
“太平轮,中国的泰坦尼克号。”这是导演吴宇森12月2日新上映的影片《太平轮》最引人注目的宣传语之一。 在电影中,太平轮只是故事发生的背景,129分钟的《太平轮(上)》里,一共只出现了5分钟客船镜头。吴宇森让三段爱情,六个人的命运与这艘船交织。而在现实中,太平轮与更多人的命运共沉浮。它的沉没因为发生在一个特殊的历史节点而别具意味。 1949年1月27日,农历除夕的前一夜,再过一个昼夜便是己丑新年了。国共内战即将决出胜负。到处是兵荒马乱,人心惶惶。 那一天,太平轮上挤满了流亡的人们。下午四时许,它驶出上海的黄浦江,前往台湾基隆港,踏上了最后一次航程。八个小时之后,太平轮在舟山群岛附近海域沉没,一千多人随之葬身海底。
条件与泰坦尼克号天差地别
太平轮是主持人蔡康永的父亲蔡天铎当年旗下的一艘船。蔡康永曾写过一篇文章《我家的铁达尼号》:“这群太平轮的‘最后一批乘客’里面,有当时上海最有钱的一些人,也有爸爸最要好的朋友。在离乱的时代里,命运之神似乎拥有它自己也无法控制的戾气。太平轮开到半路,出事沉没。 ” 海难发生四十年后,蔡康永在纽约接到作家白先勇的邀请将其作品《谪仙记》改编成电影。《谪仙记》的女主角李彤是世家女,她的父亲是中国驻美大使,一切本来圆满,直到驻美大使夫妇两人“死于太平轮船难”。 后来拍成的电影,改名为《最后的贵族》。 “在太平轮上遭难的乘客,实在太多有钱有势的达官显贵。”蔡康永写道。这个名单可以列很长:曾在海南岛代表国民政府接受日本投降的王毅将军、袁世凯之孙袁家艺、总统府机要室主任毛庆祥的两个儿子、辽宁省主席徐箴夫妇、山西省主席邱仰浚一家与同行的山西同乡、著名音乐家吴伯超、蒋经国留俄的好友俞季虞等诸多社会名流,还有现刑事鉴定专家李昌钰的父亲李广南,香港已故女首富龚如心的父亲也在船上。 太平轮上坐了这么多名人商贾,这到底是一艘怎样的船呢?它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运输货轮,载重量2050吨。自1948年7月14日起,中联企业股份有限公司以每月7000美元的租金,向太平船坞公司租来,航行于上海、基隆之间。 当时二战结束,台湾重归中华民国政府领土,大陆各商埠与基隆、高雄热络往返,据早年基隆港务资料记载,一天有近五十艘定期航班从上海、舟山群岛、温州等地往返基隆港。主业是律师的蔡天铎和几个朋友合开了中联公司。此前,公司已有两艘船定期往返上海、基隆,分别是华联轮和安联轮。 太平轮分为头等舱、二等舱、三等舱等,初期投入营运是作为交通船,船上旅客大半是来往两岸的商人、眷属、游客、转进台湾的公务人员等。但在那年秋天后,因为国共内战情势紧张,这些固定行驶上海、基隆间的轮船就成了逃难船。 《时与潮》杂志总编辑邓莲溪在太平轮海难中丧生。他14岁的儿子邓平跟着母亲、妹妹坐1948年12月4日的太平轮先去的台湾。邓平坐甲板下的二等船舱,母亲大着肚子快生产了,带着妹妹们坐在甲板上的头等舱。 “我住在甲板下的船舱,卫生条件极差,躺下来,头上是家里的柳条包吊挂在上铺,十二月风大浪大,根本不敢睁开眼睛,一睁开眼睛,天上都在晃,翻过身就想吐。”邓平记得在船上根本没吃东西,偶尔上甲板看母亲,虽然是头等舱,卫生环境还是不好,空气里尽是腐朽酸臭的味道,没有清扫,没有维修。“母亲抱着肚子,熬过三天两夜。” 因此,如果按照船的规模,太平轮跟四万余吨的泰坦尼克号根本不在一个量级上。当时往返上海与台湾的,还有中兴轮船公司、平安轮船公司的数十艘轮船。这些船公司的规模,当年都远超过中联公司。 要论豪华程度,两者更有天壤之别:一艘是王公巨贾度假时的豪华邮轮,一艘则是乱世飘零之际仓皇的逃难船。当时中联公司旗下最豪华的船是华联轮,曾经成了蒋介石的座舰。
向来是超载累犯
不过,要论惨烈程度,太平轮比之泰坦尼克号有过之而无不及。泰坦尼克号上2208名船员和旅客中,生还705人,死亡1500余人。而太平轮全船一千余人仅40人生还。 太平轮原本有效卖出的船票是508张,但是实际上船旅客远超过千人。台北地方法院的判决有这样的记录,“该公司所售客票表面上虽是500余张,实际在船上补票者又有 400多人”,据太平轮生还厨师张顺来的证词,太平轮的船员共120多人。 1948年,国民党军队在东北和华北战场节节败退,蒋介石已作南迁准备。政要富贾、社会名流,一批批踏上东渡的旅程。从当年12月起,故宫国宝、中央银行黄金已经开始秘密运往台湾。乱世飘零之际,流亡的人们挤满了东南港口的码头。 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出版的多本口述史中记载了当时各地公教人员家眷以及随亲朋好友到台湾之人的逃难史实:有人搭着小艇分批到外海上船,上船后大家坐在甲板上,人很多,全部挤坐在一起;如果想上厕所,还得从别人脚与脚的间隙小心插足过去;风浪大,船摇晃得厉害,每个人都吐得七荤八素;有些船舱还会进水,一些人因此得了风寒;也有人在船上生产,小孩一出生就死了,只好用军毯一包便往海里扔。 那时候真是一票难求。据曾经坐太平轮的乘客记述:国共内战后期,所有船票不再是票面价,多用黄金直接换船票。特别是旧台币每天贬值,几万元还不能换一碗面,黄金就是最佳的买票工具了。船上多卖出来的位置,就是船员们的外快,也难怪最后一班太平轮,超载了数百人之多。在上海法院的起诉书中也强调太平轮“向来是超载累犯”。 六十多年来,民间一直有传言称太平轮是艘黄金船,上面有黄金细软,还有故宫古董。浙江海洋学院港台侨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陈玲分析太平轮之所以被称作黄金船,一个原因是当时货币混乱,多用黄金直接换船票,常常坐船的有钱富商身上缠着一圈值钱的金条,外面罩一件大布衫,宽宽大大看不出玄机。另一个传言是,国民党迁台时,有一条运黄金的船在长江口沉没了,据说就是太平轮。 当年的媒体上也有类似的报道。1949年2月3日,上海《大公报》记载,太平轮上最大货物失主是中央银行,除了该行全部卷宗外,还有运厦银洋200多箱,每箱5000元,约100多万元;同月17日,该报再度提出,船上有银元、金条,导致船身失去平衡。 但目前的研究都不认为太平轮是黄金船。舟山市离休干部毛德传写过一篇《大陆国库黄金抢运台湾探秘》,认为太平轮上不可能有黄金,“我想运黄金之事非常重大,以常识推断,也不可能用有1000多位乘客坐的这么拥挤的船运黄金,白银倒可能有一点。”奉蒋介石手谕、运送黄金到台湾的吴嵩庆之子吴兴镛也根据第一手资料推断:“沉在太平轮的,估计只有银元、银砖,而没有黄金。” 舟山市有关单位对太平轮船难事件做的调查报告,也认为“黄金船”的说法是“道听途说,难以为 据”。 那么,故宫文物是否也在太平轮上呢?台湾资深媒体人张典婉在《太平轮一九四九》书中讲到:故宫国宝多半在1948年底,分三大批由海军运输舰中鼎轮、昆仑舰与招商局商船海沪轮等,抢运到台湾。同年11月,中央银行的黄金也已通过军舰和招商局的船分批运往台湾。 不过,即使没有运输国民党的黄金和古董,太平轮上也应该不乏宝物。当年北京城最大、营业额最高的玉器工厂老板常子春的全部家当和十一位家人都在船上。 站在岸上苦等的他等来了噩耗,一夜白头。与亲人相比,黄金、古董又算什么呢? 星云大师在他著作中提及“因缘”,曾以太平轮为比喻。当年他本来也想搭这艘船到台湾,可是时间来不及,没赶上: 如果快了一时,沉没海峡的冤魂或许也有我的一份。想到因为没有赶上的“因缘”,让我与死神擦身而过。在庆幸之余,经常觉得人生在顺、逆“因缘”之中流转不停,如同一股无形的力量,支配着我南北流亡,东西漂泊。 张典婉追踪太平轮事件多年,在历史的见证者一个个凋零之时,她期待能有更多人关注史实本身,而不是电影所渲染的乱世“伟大”爱情。“我关心的是太平轮纪念碑何时能建成,而不是用美国商业片模式来消费真实历史中的情感与许多人的生离死别。”在纽约,李昌钰等遇难者家属也感慨:太平轮的记忆岂是爱情而已呀,是上千个家庭妻离子散的人间苦难,是一个时代悲惨的印记。 (本文参考了张典婉《太平轮一九四九》,三联书店出版;陈玲《太平轮船难史实探讨与台海交流合作契机展望》,《浙江海洋学院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