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藻清:俞敏,我的心里仍然充满了你

俞敏，我的心里仍然充满了你

文 / 杨藻清

原载于《文教资料》1996年2月

俞敏（1916-1995），中国著名语言学家。1936年入北京大学国文系，抗战爆发后，转入辅仁大学国文系，1940年毕业。1946年赴台湾从事国语推行工作，先任台湾省国语推行委员会方言调查研究组组长，后兼任编辑审查组组长。1947年秋回国后，先后在燕京大学和北京大学任教。1953年起任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夫人杨藻清女士。俞敏先生在语言学方面贡献甚多，概括起来，主要有三：1.开创了用汉文献讲藏文献、用藏文献讲汉文献的科学途径；2.用汉译经梵文和译音对比得出古音轮廓，进而整理出一个科学、准确的古音体系；3.为开创“方言区域横向联合”的“方言际科学”做了大量的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参邹晓丽《俞敏先生学术成果述要》）

天南地北相识在台湾

我是湖南人，1946年和重庆国立女子师范学院国语专修科的老师及同学追随教授魏建功先生，接受当时国民政府教育部的征调，从重庆出发，到台北市国语推行委员会去做国语推行工作。那时候我刚虚岁20岁。

比我稍早一点儿，俞敏先生接受魏建功先生的邀请，从山东与安徽交界的一个小县出发也到了台北。我们就这样通过魏建功先生这同一线索，从不同的地方到同一个机关工作了。当时俞敏先生是方言调查组的组长。我被分配在编辑审查组作干事。刚开始时，编审组的组长是陈世骏先生。陈先生是魏建功先生在西南联大时的学生；俞敏则是魏先生在北大时的学生。刚到国语会那会儿，就感觉到俞敏先生是一个活跃的人物。每开联欢会必有他的节目：或者用德文朗诵歌德的诗；或者用不同的语言唱各种外国名歌。现在还有印象的是当时美国黑人歌手罗伯逊常唱的有“Song song ago”，“far far away”这类词儿的一首歌曲，还有一首“rose of summer”（夏日的玫瑰）。当时我听着他唱这些歌曲时，心里总泛起莫明其妙的忧伤。那时我的一位同班同学，姓刘，名绪静，也是湖南人，比我大一两岁。她被分在秘书组工作，和俞敏在一间房子里办公。我们编审组和宣传组同在他们后面一间房子里工作。我的同学中有四位在秘书组工作，只我一人坐在她们后面（隔一层木板拉门），每天都听见她们嘻嘻哈哈地说笑，显得十分热闹。而只我一人寂然无声。有时看稿子，更多的时候看书。很快便从同学中传出流言，说刘绪静经常和俞敏一起唱歌。工间休息时，他们跑到隔壁实验小学的音乐室去，俞敏弹琴，刘绪静唱歌。我和刘绪静住在一间宿舍里，同学们常把我拉到她们的屋子里去，嘻嘻哈哈说一些逗乐的话。还一起商量出许多主意，要把他们俩撮合在一起。当然，这些主意只是说说而已，其实一个也没去实现。不过当时在一起笑得挺开心。这其中也包括了我的欢笑。

就在这个时候，俞敏先生常把他的文稿拿来，说是请我替他抄写。他的稿子写得整整齐齐，一点儿也不乱。既然交给了我，我便很认真地抄写。其实我很喜欢这项工作，因为我爱看他写的文章。他总把分析语音、研究语法这类枯燥的话题写得十分生动有趣儿。深人浅出说得头头是道，使我受到极大教益。虽然也有人劝过我说：“他不是我们组的，没有权力支使你为他干这个。这应该是秘书组的活儿。”我并不在乎，我喜欢做这项工作。我喜欢他的博学，欣赏他的文采，无形之中便对他产生了一种崇敬的心理。一个年青人为什么不该多做些与人方便而对自己有益的工作呢？

每当下班以后，从俞敏先生宿舍门前走过，准能听到里面传出的嘹亮歌声，一群年青人在他那儿聚集，最经常的有林良先生（后来成为国语日报的主编）。还有林泽万先生，当时他只有十六岁，只上过小学，他从小失掉了父亲，所以失学，在码头上干过活。俞敏大概由于自己也是父亲早丧、家境贫寒的缘故吧，把小林（泽万）当作自己的兄弟来疼，在生活上很照顾他。更难得的是在业余时间很辛苦地给他补习各种功课。他对他要求极严，经常整得小林一边哭鼻子抹眼泪，一边感激这位既不同姓、又非同乡的大哥哥。我们离开台北后，听说他很争气地考上了台北师范学院，后来还听说他在台南当了电台台长。80年代初听说他得肝病早逝，临终前还念叨这位“大哥哥”。

俞敏经常到桃源、新竹一带去作客家方言调查。他曾制作过不少台湾省方言地图，不幸在文化革命中被当作“反革命证物”抄走了。他还编过学习“客家话”和“闽南话”的教材。他认为一个国语推行工作者只有掌握对方的语言，才能真正做好这项工作。他自己身体力行，在台湾一年，他能很流利地说客家话，或者闽南话。他编这些教材，目的是要教会所有从内地去的国语推行工作者都能作到这一点。在这项工作上，我也和其他人一样，曾经是他的学生，受到他的教益。

在送走死者的归途上，生者的影子从我心头飘过。台湾这个地方，对健康的人来说实在是个好地方。四季花常开，树常绿，水长流。冬天不冷，夏天也不热。只是穿短袖衣服的时间长一点罢了。然而对于病弱者来说，就不一定挺好。因为一年四季雨水很多，比较潮湿。有时候还有雾气，还会刮台风。早就听说陈世骏先生身体不太好，可不知道他有肺病。也许是气候的影响，也许工作太累，生活不那么规律。总之陈先生犯病了，一下子病得很严重。听说吐血了，被送进了医院。有一次刘绪静拉我一起去医院看望陈先生。走进病房，我们俩便愣住了。陈先生原来的一头秀发全剃掉了，顶着一个光头。脸色越发苍白，两只眼睛瞪得老大老大，里面空空洞洞。当他用眼睛看我们时，我不由得想起在老家时，我得肺病的叔父临死前的那付模样儿，眼泪不由夺眶而出，拉着刘绪静赶紧出来了。刘绪静眼中也含满了眼泪。才这么几天，怎么变化就这么大呢？谁知道这次去看陈先生就成了永诀。几天以后，陈先生就离开了他的事业，离开了他的部下，离开了国语会的全体同事，一去不复返了。

国语会的工作人员大部分来自内地。离开家乡来到台湾，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推行国语而走到一起来了。大家工作上互相合作，感情很融洽。说深刻了，那时我们所干的工作是抗日斗争的继续。当时的台湾如果不推行国语，那就只有任日本话永远通行。我们队伍中，忽然少了一位，心情都很沉重。记得送走陈先生的那一天，天气特别阴暗。大家很忧郁地送陈先生上墓地。哭得最伤心的是宣传组的一位中年妇女——瘦弱的秦志学先生，物伤其类。

年高的齐铁恨先生老泪纵横。小林和林良两位年青朋友，曾和陈先生同住一个宿舍。两人牵手顿足而哭。在国语会工作的几位台籍妇女高婢、静子、秋季都抱头痛泣不已……当陈先生的棺木落入墓穴时，我的心跟着下沉，并且紧缩在一起，很疼，很疼。陈先生正当壮年，死在这远方，他家里有父母吗？我知道他还没结婚，他为什么不结婚呢？在归途中，哀怜陈先生的心思一直在折磨着我。不知道为什么，这时俞敏先生的影子忽然从我心头飘过。俞敏先生不是也没结婚吗？为什么呢？是不是因为用功的缘故呢？

电打雷击的一瞬间，决定了我一生的命运

陈先生故去以后，由俞敏先生兼任编审组组长。国语会在台湾新生日报上开辟了两版“国语周刊”。每周由我上报社去校一次稿。有一次俞敏先生和我说：近两期周刊的错误较多，这次我和你一起去一趟吧。我心里很不安，工作没做好很是惭愧。幸亏俞先生一路上高谈阔论，大谈孟德斯鸿、卢梭什么的，这正是当时年青人有兴趣的热门话题。我听得人了神，全然忘掉了心头不愉快的阴影。

归途中路过咖啡馆，俞先生请我进去喝一杯咖啡。两人面对面地坐在咖啡桌前，爱说话的俞先生忽然沉寂，低着头一个劲儿不停地搅拌着咖啡。过了一会儿，当他抬起头来时，我惊呆了，好像有一个魔术师突然改变了他的面容。

我永远也忘不了那双燃烧的眼睛，像一盏乌黑陈旧的油灯，嗖地一下点着，洋溢着生命、散发着热情、透露着仁慈与智慧、焦灼不安地闪烁着……啊，原来他那么年青，我的心在颤动。“听着，姑娘，别害怕！”他改了平日的称呼，终于开口了，完全是一种不同的语气。“我是一个穷鬼，房无一间，地无一亩，还有一个母亲和妹妹需要照顾。三十了，还没娶媳妇儿。我一直觉着你是一个善良的好姑娘。我也和你的老师王玉老谈起过你，王玉老说了你一堆儿好话，所以我现在鼓起勇气来冒昧地向你提出要求，请你作我的妻子。你这么善良，如果失掉了这个机会，我怕我要打一辈子光棍儿……”这么直截了当的语言，如此突然的袭击。加上那诚挚灼热的目光，像电打雷击一样，使我麻木。“别为难，好姑娘。”呆了一会儿他又说：“我不要求你马上回答，回去好好想想。把我刚才的话，照直的写封信给你的父母，你有父母吧？”我赶紧点头儿。“等你的父母回信来了，你再把你自己的决定告诉我好吗？”我只有点头的份儿。“你这么善良，如桌失掉了这个机会，我怕我要打一辈子光棍儿了。”

这几句话，直打进我的心灵深处。其实，就在这雷打电击的一瞬间，我不由自主地决定了自己的命运。我恐怕逃脱不了嫁给这个房无一间、地无一亩的穷鬼的命运了。他这整个人，在我脑子里不断放光。

传奇式的婚姻

不久，家里有了回信。父母劝我慎重，最好多看看，找自己的老师们商量商量。千万不要马上决定什么。我把父亲的信拿给最关心我的老师王玉川先生看。王玉老说，俞敏选择你，并不是随随便便的。为这事他找过我几次。我很敬重俞先生，也挺喜欢你，我以为你和他都属于有理想的人，并不那么重视物质生活。我以为你们很合适。王玉老很认真地说：“孩子，至于婚期我认为越快越好，俞先生很快将回北京工作，你们也到了该回校复学的时候了，机会一错过，各自东西，事情就不好办了。你要考虑他的年龄。孩子，世界虽大，要找一桩合适的婚姻并不那么容易……”说着说着王玉老有些伤感，眼圈也红了。我很久以前就知道王玉老在许多年前就和他的夫人苏罗冰心离婚了。我似乎能够领会他的言外之意，也感激他的语重心长。我拿定了自己的主意。

当俞敏先生知道我的答复后，露出了他那特有的灿烂的笑容。紧握我的双手，摇曳我的双肩。接下来的便是俞敏先生的独断专行，很快地在新生日报登出了两人旅行结婚的广告，并且不由分说地带着我到北投、草山一带去转了几天。回台北市后在鞠水轩饭庄宴请了国语会的同事们，宣告我们已结成了夫妇。

事情虽然进行得顺理成章。但国语会的大多数人对我们的婚姻，都有些意外。那时和我同宿舍、现在也在师大中文系工作的李少明老师，就说过：“藻清，我根本就没见你和俞先生有什么个人交往，怎么一下子就结婚了？真是传奇式的婚姻。”

是传奇式的婚姻吗？我也说不清楚。我们只在一起去听了两次交响乐。贝多芬的“田园交响乐”和“第九交响乐（英雄交响乐）”。俞先生一向爱好音乐，耳音极好。我对音乐一窍不通，生长在民族灾难中，根本没有机会接触“交响乐”。我听过最好的音乐是在女师学院时，听音乐系张权老师唱“阿维玛利呀……”，那确是一种洗礼，或者是心灵的享受。这是第一次去听交响乐，真担心自己听不懂，心里七上八下。但当乐声开始时，音乐这个奇妙的幽灵，便慢慢地浸入你的心灵。仿佛不只是听觉，连视觉、嗅觉，甚至于浑身的细胞都受到它的影响。它不仅使你听到了美妙的声音，而且闻到了香味，看见了光明的图像……有时还浑身颤抖……这是我这个初听交响乐的外行人的感受。那内行人呢？他怎么样？我偷偷地看了一眼俞先生，只见他两眼烨烨生光，全神专注。不知在什么时候拉住了我手，仿佛要把我带到他的境界中去。后来我们的儿子俞达，从小就显示出对音乐的爱好与才分，大概是接受了父亲的遗传基因吧！

四十几年风雨共度

婚后我们很快地离开了台北，到了北京，定居在燕京大学校园内。这时我对俞先生的称呼一直没变。因为他在我心中的地位没变。1948年年底，我们的头生女儿出世后，生活的关系发生了变化，便很自然地改了称呼。“俞先生”在我和他之间这才成了历史。

1950年10月，我们有了第二个男孩。那年开始了三反五反运动。高等院校开展思想改造运动，接着来的便是院系调整。俞敏被调进城里语专执教，我们的家搬到了景山东街。

1955年我们的第三个男孩子出生时，正赶上了肃反运动。那时我在中央戏剧学院任台词助教，俞敏已调到师大中文系。

下面便是1957的整风运动、1958年的反右斗争，然后是大跃进、经济困难时期，再接着便是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在风风雨雨的不断撞击中，我们之间由于年龄和认识的不同，也曾发生过一些矛盾与冲突，但我对他学术上的崇敬、人品上的敬重始终不变。恨只恨他政治上太湖涂，太不懂得趋吉避凶。他对我信任，那怕是在动乱中也依然如故。他曾经说过：当他从牛棚放回到中文系六楼上打扫厕所时，日日复日日，看不见家人，望不到前途。有一次他站在六楼窗口，眼前一片漆黑，对生活完全丧失了信心，下决心要从窗口往下跳，来个一了百了。当他正要这么做的时候，多少年前坐在台北市咖啡馆里、那个目瞪口呆的傻姑娘忽然出现在眼前，动摇了他的决心，阻止了他的懦弱。

1969年我去了河南干校。1970年又奔赴湖北十堰市102工地。心里无时无刻不在挂念家中的一老一小（两个大孩子已去山西插队）。可真是应了“天无绝人之路”这句话，连我自己也想不到，我竟能出乎意料地回到北京。当老头子俞敏在师大校园图书馆前浇麦子时，我走过去帮助他；但那堆又粗又长的橡皮管子太重太重，我使尽了力气纹丝也动不了它，实在无能为力，我只好坐在旁边，眼睁睁地看着我亲爱的老头子低头弯腰当那难以胜任的苦力。但生活使我坚信：只要两人互相信任，坚决依靠，任何磨难也能经受，任何恶运也能闯过去。黑夜过去，便是黎明。佛劝人们忍耐。忍辱波罗密是一种很难的修行。

经过种种艰难困苦以后，我们的意志更坚定，心里更少尘世的欲望。

俞敏的许多著作是在他60岁以后、在条件很差的情况下完成的。比方《梵汉对音》就是他在1974年得过心肌梗塞以后，每天溜到图书馆去读“大正藏”（当时他的工作是在资料室刻钢板），读了大量佛经以后，作出来的研究成果，可以说是呕心沥血。这些著作当时在国内找不到出版的地方。感谢日本朋友牛岛德次先生帮助他在日本出版了。出版这书并不是为稿费，这书并没有稿费，我知道当时在师大有一些流言。现在我要向世人郑重宣告，俞敏当时急着想出版这些文章，是因为自己得过“心肌梗塞”、血压高、心脏常常疼痛，他要把一生辛苦研究所得，早日奉献给学术界，这是俞敏的心愿和志向。他除了这个志向，对其它已经毫不在乎了。

俞敏的右派帽子久久不摘，这是无可奈何的事，但各人的命运掌握在各人手上，为了照顾俞敏，为了孩子，我毅然提前退休。他的身体已经不好了，我要照顾他的饮食，给他安慰，条件越不好，越需要互助，不是吗？1977年外孙子出世，就跟着我们住在西北楼那间没有阳光的房子里。怕俞敏晚上休息不好，我们就和住在对面房间的厨工郭师傅商量：郭师傅晚上上夜班时，就让俞敏睡在郭师傅床上。每天临睡前，我给他换好床单和被褥。我们就是这样在逆境中忍耐着、坚持着，艰难地朝着自己的目标步步前进。至于工资、级别，这不是靠我们自己力量争取得来的，我们从不计较。

我们两个人：一个穷，一个傻。就是这样相扶相搀着在艰苦的人生道路上行走了49年。

无可奈何的一刻终于来了。

衰竭终止于死亡，而圆满则终止于无穷。——泰戈尔

1995年7月2日晚9时，我尊敬的导师、挚爱的朋友和丈夫——俞敏终止了他的生命，死于心力衰竭。

他一直工作到最后，尽职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他拼着自己的全部心力完成了预定的课业。学生请他作序，他一一照办，并且寄出。

心中惦记的在京老友，也叮嘱回国办事的儿子俞宁一一前去代致敬意（实际上就是和他们告别）。

最后的一瞬间，我的老伴儿俞敏连一句话也来不及说便停止了呼吸，安详地合上了双眼。我跪在他旁边，轻轻地抚摸着他的胳膊。我们两个人在一切劳动中互相支持，一切悲哀中互相依靠，一切痛苦中互相安慰，就在这最后永诀的一刻，在静默中，已经互相溶合成一体，还有什么比这更美好呢！

我们就像天上的两片浮云，不知道是什么力量使我们飘到了一起。

现在你已悠然飘走，可我空虚的心灵里依然充满着你。总有一天，我也会追随你圆融于神秘的永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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